中國印產生
民間神話傳說
關於中國印的起源,我們現今能見到的文字記載是在漢代編寫的緯書《春秋運斗樞》和《春秋合誠圖》。《春秋運斗樞》說:“黃帝時,黃龍負圖,中有璽者,文曰‘天王符璽’。”《春秋合誠圖》描繪的更是繪聲繪色:“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為匣,長三尺八寸,厚三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
上述兩種說法,顯然把中國印的起源歸之於神靈的創造與賜予了,今天看來當然是十分幼稚和荒謬的,但在我國古代,由於社會和文明發展還處於初級階段,人們對於許多問題都不可能作出科學的解釋,所以這樣的說法大家還是篤信不移。
此外,還有把中國印說成是起源於殷墟甲骨的契書和青銅鑄造的銘文,這就比較現實一些。把中國印與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的刻制聯繫起來加以分析,是不無道理的,因為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和中國印三者之間的關係是密切的,從材料的製作、鐫刻一直到書法藝術的表現,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可以這樣說,沒有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就沒有中國印。但這僅表明它們之間的聯繫,卻沒有闡明作為一種獨立形式出現的中國印究竟是怎樣產生的。此外,還有諸如中國印起源於“徵識圖騰”,起源於“宗教”,起源於“生殖崇拜”和“勞動工具”等諸說,它們都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此問題。
產生年代
考古證明,中國陶器產生於新石器時代早期,距今有八千多年歷史,而最原始的制陶即模製法,就是在模子裡置竹籃條或繩子,接著用泥塗在模子裡,待半乾後取出,陶坯的表面就留下清晰的籃或繩的印紋。受如此印紋的啟示,先民們後來直接在陶拍上刻紋飾。陶拍原先是以拍打方式彌合泥坯裂縫的簡單工具,其上雕紋飾之後,就成為我國裝飾圖案和中國印藝術的淵源,陶經即由此脫胎而出。陶璽應該有兩種涵義。其一指璽印的質地為陶,由粘土的混合物經成型、乾燥、燒結而成;其二指用以戳壓泥陶上文字或徽記的經印。這些文字或徽記往往是器物主人或家族的名稱或標記。
最早的中國印是印璽,是私有制出現以後的產物,印璽的形成與貨物、與屬於私有財產的奴隸密切相關。《後漢書·祭祀志》指出:“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奸萌,然猶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王。“詐偽”、“奸萌”顯然是私有制出現後的詐欺、冒認、偷盜、侵奪等不正當的行為。因此,能在器物上戳壓記號,以證明物歸誰主的中國印便應運而生。殷商時代的經印就僅僅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到了西周,隨著“工商食宮”為特徵的商品經濟(即工匠和商賈都是貴族的奴僕,他們主要為封建領土貴族的政治或生活需要而從事工商活動。由於商品經濟不發展,當時獨立經營的手工業和商業極少)的出現,璽印躋身於符節一類行列,才有了憑信的作用。
中國名印
天安門廣場旁邊的兩家博物館,藏著兩方最珍貴的印章,一方是新中國的開國大印,一方是清王朝的御璽。
新中國開國大印
新中國的開國大印“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珍藏在廣場東側的中國革命博物館。與金鑄玉制、炫耀家天下威權的封建王朝的御璽相比,這方材質普通的印章彰顯了共和國權力歸於人民的現代國家信念,其設計、鍥刻者是當時名震京城的篆刻大師
張樾丞。
張樾丞在北京琉璃廠開設一家圖章墨盒店“同古堂”,名聞遐邇,京津地區的名人都以能擁有張氏刻印為榮。北京大學授學位用的章、中央銀行發行的紙幣上面的“中央銀行總裁印鑑”,均為張樾丞所刻。新中國建立初期,實行集體元首制,即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對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內領導國家政權”。刻制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印是籌建新中國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工作。在周恩來的主持下,設計、鍥刻國印的工作最後交給了具有傳奇色彩的張樾丞。
1949年6月,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期間,籌備會副秘書長齊燕銘拜會了張樾丞。之後,張忙著翻閱資料,找印譜。幾天后,他畫出了四張隸、宋、漢篆、秦篆四種字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的樣本,送到了北京飯店。周恩來親自策劃審定,毛澤東確定了印鑑的字型。後經參加籌備會的代表們討論、常委會最後研究確定用宋體字的印樣。張樾丞知道這一訊息,很是激動,說:“毛澤東這個人了不起,歷朝歷代的國印都是篆書體,他卻定為宋體。宋體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認。共產黨的心裡果真是念著老百姓的。”
兩天后,國印鍥刻好了。這方新中國的第一方國印是普通的銅印,印面方形,方9厘米,厚2.5厘米,圓柄長10.9厘米,比政務院、中央軍委、高檢、高法等印都要大。按照特殊規定,不許打樣留底,而且印章的四個角都留有高台,待正式使用時磨平,即開封。國印的印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之印”,背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之印,1949年11月1日第一號”。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國印與其他數百枚國家機關、地方政府印章一起,按規定上交了新的中央政府—國務院,並於1959年成為新落成的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館藏文物。第一屆人代會之後,國務院及其他國家部委、人大、政協的章統一改採中間帶國徽的圓形章。
革命博物館保管部副主任季如迅介紹說,第一方國印以銅為材,新中國這股樸素之風由來已久。1933年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政府的章,就是用當時江西出產的普通白銀刻制,印章把還是木製的,外面覆著一層銀皮。長征時毛澤東把這枚印帶在身邊,為了行軍方便,把木頭把也給撅了。
清宮御璽
象徵著當年清廷帝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威儀與氣勢的御璽,陳列在故宮博物院珍寶館,珍寶館原名皇極殿,位於由乾清門廣場出發的故宮內廷外東路景區。參觀珍寶館在故宮門票40元之外還要單獨買10元門票,並穿上泡沫鞋以免磨損地面。
與一般人的想像大相逕庭,御璽並不是一方,而是由25方印章組成的25寶璽。25方寶璽中,有23方是玉制,包括青玉、白玉、碧玉、墨玉,另兩方一為檀香木,一為金制。歷經百年歲月,寶璽不失尊貴厚重。只是上面繫著的黃色絲絛已不復當年尊貴的明黃,甚至有些破損。
秦代實現大一統之後,“書同文,車同軌”,規定“天子之印獨稱璽,又獨以玉制,其餘皆用銅稱印”。漢武帝時才規定了官印的等級制度,諸侯王用金印駝鈕,稱璽;列侯用金印龜鈕,稱印;丞相、大將軍金印龜鈕,稱章。到武則天時,這位聰明的女皇認為“璽”諧音“息”,從此改稱寶。清代的25寶璽是乾隆11年時欽定的,其中只有用於文教的“欽文之璽”稱“璽”,其餘都稱“寶”,所以號稱25寶璽。方斌介紹說,“25寶”是中國歷代王朝遺存下來的惟一一朝代表皇權的御寶,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
25寶之中,“大清受命之寶”、“皇帝奉天之寶”等4方是入關前皇太極時期所制,其餘是定都北京之後所制。印章材質不一,其鈕制也不一樣,有交龍鈕、盤龍鈕,蹲龍鈕。璽文左滿文右漢文,玉箸篆書體莊嚴肅穆,這種字型每個字起筆末筆都是平齊的,像筷子頭一樣。當時這些印章並不經常使用,而是保存在故宮內廷中路的交泰殿內,交泰殿西南不遠就是皇帝居住和處理朝政的養心殿。
25寶的用途是政務文告,其中實際使用最多的一方是跟隨皇帝出行“以肅法駕”的“皇帝之寶”。這方檀香木質的寶璽,璽面邊長15.5×15.5厘米,通高16.6厘米,有一個專門的掌璽太監背上跟著皇帝跑。墨玉制的“廣運之寶” 形體最為碩大,璽面邊長19×19厘米,通高15.6厘米。金制的“大清嗣天子寶” 形制最為小巧,7.9厘米見方,高7.2厘米,最為精緻,卻幾乎是最閒的。康熙末年,因爭奪皇權,皇太子被廢黜,自雍正以後採取秘密建儲的方式,即將選定的皇位繼承人名封存在建儲匣內,置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的後面,待先皇駕崩後,取下匣子由秘密指定的皇子即位。所以這方入關前鍥刻“以章繼繩”的金印基本上是一方閒章,意在保持皇權的完整性。
在故宮所藏2萬多方各式印章中,有一方外表不很起眼,卻見證甚至影響了中國近半個世紀國運的印章,地位不輸國印,那就是“同道堂”璽。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鹹豐皇帝攜皇后鈕祜祿氏、懿貴妃葉赫那拉氏及皇子載淳等逃往熱河行宮。次年7月,鹹豐病逝於熱河,臨終前遺詔立6歲的載淳為皇太子,同時將“同道堂”、“御賞”兩方平時使用的閒章分別賜給載淳和皇后紐祜祿氏,作為即位後下達聖諭的符信。由於載淳年幼,通高8cm、印面2×2cm、青田石質的“同道堂”璽便被其生母慈禧控制在自己手中,代子鈐印,從而取得了干預朝政的權力。慈禧從一方小小的印章,開始了其長達48年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