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回憶秋瑾
- 創作年代:現代
- 作品出處:中國女報
- 文學體裁:回憶錄
九十五年前的今天??1907年1月14日,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厚德里91號,女革命家秋瑾創辦的《中國女報》正式出版了。秋瑾親自撰寫了發刊詞,闡明辦這份刊物的目的是為把“中國女界之黑暗”、“女界前途之危險”、“奔走呼號於我同胞諸姊妹之前”,“使我女界生機活潑,精神奮飛,絕塵而奔,以速進大光明世界”。《中國女報》為月刊,32開本,每期約60頁,設有論說、演壇、譯編、傳記、小說、文苑、新聞和調查等欄目。主要撰稿人為陳伯平、呂碧城、陳志群、鈍夫、黃公、黃斌等,但大部分稿件都出自秋瑾之手。 《中國女報》在同年3月出版第二期後,因秋瑾等忙於準備武裝起義,不得不中輟。但秋瑾在浙江奔走聯絡的同時,並未停止編輯工作。同年6月17日,她從紹興寫信給朋友,說該刊第三期已編好,“約於此月,必行付印”。可惜,沒多久她就被清軍逮捕遭殺害。《中國女報》雖僅出版兩期,卻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並在中國婦女運動史中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曾在紹興走街過巷,從軒亭口、大通學堂直到和暢堂,一路追蹤、尋覓秋瑾的遺蹟。當街而立的秋瑾烈士紀念碑,學堂中秋瑾開槍拒捕的圖畫,故居小屋裡焚燒秘密檔案的說明,在加固著秋瑾作為革命先烈留在我心目中的光輝形象。 那是真實的秋瑾,只是並不完全。 15年後,我試圖回到歷史現場,考察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進而追索秋瑾思想演進的歷程。我從塵封的舊報刊中發覆拾遺,在同時代人的回憶中體味辨析,與秋瑾的作品相互比照,先前被革命光影籠罩的單色的秋瑾人生,在我的眼裡於是變得豐富多彩。其人於可敬之外,又多了一份可親。 女詩人抓住新機遇 讀秋瑾湖南家居時期的詩詞,傷春惜花、思親懷友的傳統閨怨主題一再呈現。秋瑾為此贏得的“女才子”之名,也使我很難將那時的她與古代的才媛淑女區別開來。我認定,假如秋瑾始終閉居湘潭,她很可能只是一位被掩埋在歷史深處的普通家庭主婦,最好的情況也不過是有詩文傳世的才女,一如宋代的李清照與朱淑真。 幸而1902年,秋瑾有機會隨丈夫北上京華。此時“天子腳下”的北京雖仍為清王朝政治統治的中心,無孔不入的新思潮卻也開始源源不斷地湧入。新環境所提供的契機改塑了秋瑾的人生,或者可以說,敏感的女詩人及時抓住了新機遇。秋瑾獲讀新書新報,結識新學之士,原先受壓抑潛藏的渴望與個性,迅速被激活並得到放大。如魚得水的秋瑾在北京新學界的脫穎而出,已是指日可待。 於是,在1904年2月1日的天津《大公報》上,我讀到了目前所知最早的關於秋瑾事跡的報導。那則《創設女學》的通訊,提及一所即將在北京南城繩匠胡同(今名菜市口胡同)開辦的女學堂,已“延浙江秋女士為教習”。記者興奮的是“北京女學此為權輿”,我感興趣的卻是秋瑾的女教習身份。 1904年2月,京城的知識女性結成了一個以“昌明女學、廣開風氣”為宗旨的小團體,取名為“中國婦女啟明社”。那應該是近代北京歷史上第一個婦女社團。秋瑾很快成為其中的一員。京師大學堂日本人教習服部宇之吉的夫人繁子,應邀作為該社的名譽社員,在定期的聚會中“演說普通女學”。她記述的秋瑾形象,也與我們熟悉的那個身穿和服、手持短刀的革命標準照迥異: 高高的個頭,蓬鬆的黑髮梳成西洋式髮型,藍色的鴨舌帽蓋住了半隻耳朵,藍色的舊西服穿在身上很不合體,袖頭長得幾乎全部蓋住了她那白嫩的手。手中提一根細手杖,肥大的褲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胸前繫著一條綠色的領帶,臉色白得發青,大眼睛,高鼻樑,薄嘴唇(《回憶秋瑾女士》)。現有一張笑容可掬的秋瑾照片可為證明。而在秋瑾所有存世的遺像中,這張留影給我的印象尤其深刻。 與舊我決裂 從北京時期的喜穿男式西裝,到就義時仍身著玄色紗長衫,男裝已先入為主地成為秋瑾在國內與世人相見、最具性格特徵的常服。而我從中讀出的是秋瑾對傳統“男尊女卑”社會定位的抗爭,以及與舊我決裂的女權意識的覺醒。其《滿江紅》詞中語,“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已將這一心事吐露無遺。 令我關注的還有秋瑾的“行”。一反北方官紳女眷乘車的垂簾深坐,此時穿行街市的秋瑾,乃是“首髻而足靴,青布之袍,略無脂粉,雇乘街車,跨車轅坐,與車夫並,手一卷書”,令世人驚怪。世交陶在東謂之“名士派”(《秋瑾遺聞》),我更願意相信,那是秋瑾蔑視禮教大防的有意“犯規”。 創辦《中國女報》 秋瑾赴日留學的目的,最初見諸報端,亦稱說其因“未經身親文明教育”,不敢冒昧擔任女學堂教習,“故極意游東瀛,以覘學務”(《女士壯志》,1904年3月1日《大公報》)。則小而言之,此行是為個人取得辦好女學堂的合格資歷;大而言之,研究日本女子教育、為中國女學取法也在意中。 那以後秋瑾走向革命的經歷,人們已耳熟能詳。不過,於策划起義之外,秋瑾另一面的活動同樣值得關註:歸國之初的執教浙江湖州潯溪女學,遠赴爪哇興辦女子教育的計議,均堅持了其此前推進女學以謀求女權的理想。創刊於1907年1月14日的《中國女報》,明白宣布的宗旨,也首標“開通風氣,提倡女學”(《創辦中國女報之草章及意旨廣告》)。第二期刊登的秋瑾自撰詞曲的《勉女權》,更高唱: 我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權天賦就,豈甘居牛後?願奮然自拔,一洗從前羞恥垢。若安(按:即法國的聖女貞德)作同儔,恢復江山勞素手。 舊習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獨立佔頭籌。願奴隸根除,智識學問歷練舊。責任上肩頭,國民女傑期無負。 除“恢復江山”與“奴隸根除”隱約透出民族革命的意味,全首歌唱的主旋律,仍在實行女學、振興女權。因此,如果將秋瑾的人生經歷概括為從女性解放到民族解放、從家庭革命到社會革命,我想補充的一點是,二者乃相輔相成,而決非舍此取彼。 我還應該坦白地承認,如此閱讀與理解秋瑾,自然是因為多了一重女性主義的眼光。正如秋瑾思想的變遷可以作為測試晚清思潮風雲變幻的晴雨表,我們原無法自外於時代。 堪為巾幗英雄 回到晚清,對秋瑾之死意義的爭論,也許早已超越了當初特殊的語境,延續成為一個世紀的話題。 1907年,國內輿論界為了抗議清朝官方的殘暴專制,異口同聲地認定,秋瑾所倡之“革命”,乃是“男女革命”、“家庭革命”,而絕非“種族革命”;秋瑾的社會身份只是新學堂女教習,而絕非起事暴動的革命黨。據此,秋瑾遭虐殺便成為十足的“冤案”。小說、戲曲之以《六月霜》為題演述秋瑾故事,更將這層意思發揮到極致,作者取譬的對象,明顯是關漢卿筆下那位冤屈而死的弱女子竇娥。如此言說雖不免走樣,明眼人卻不難看出其用心良苦。秋瑾之死也因此在關乎學界前途與女界未來的意義層面上,得到極力張揚。 遠在海外的革命同志無所顧忌,當然可以直言不諱地表彰,“(秋)瑾之素志,惟在革命”,並特彆強調“其所昌革命,則種族革命也,不得以男女革命相飾”。論述秋瑾赴死的意義,也正是“所謂求仁得仁”,“復因一人之死,以激發數千百人之革命”,其作用豈不偉哉!諸人以革命先烈推崇秋瑾,乃是以革命為天經地義、名正言順的神聖事業。故國內報刊的曲意辯護,落在急於伸張革命之道的同志眼中,便被指為“以非革命誣(秋)瑾,乃瑾之大冤”。他們生怕秋瑾之“革命事跡”遂“將湮沒不傳”,極而言之,則國內的回護適成“秋瑾之奇冤”(志達《秋瑾死後之冤》)。 辛亥革命以後,塵埃落定,孫中山一幅“巾幗英雄”的題詞,使“秋瑾革命傳”(借用秋女燦芝所著“革命歷史長篇小說”之名)成為大半個世紀論述的主線;秋瑾之為女界先進的光榮不免一時黯淡,這倒為今日的重新發現留下餘地。 其實,在我看來,對於秋瑾最合適的稱呼與概括,還是那個創造於晚清卻未能通行的“新名詞”??英雌。那也是秋瑾在影寫心事的彈詞《精衛石》中所用的稱謂。一批負有“掃盡胡氛”、“男女平權”兩大重任的女界先知降臨人間,而敘述這節緣起的回目,正題作“覺天炯炯英雌齊下白雲鄉”。 英雌秋瑾,魂兮歸來! 注釋:英雌:創造於1903年至1904年間的新名詞,是相對英雄一詞而言的。英雄多指男性,創造此詞是為形容女性。秋瑾在她的彈詞《精衛石》中用了這個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