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愛國主義”是一種由當代貨幣哲學主導的愛國主義。這種愛國主義打著愛國主義的旗幟，以行使對自己有利的經濟行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商業愛國主義
- 釋義：由當代貨幣哲學主導的愛國主義
- 評價：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實為經濟利益
- 代表作品：建國大業
背景介紹,商業技法,評論,
背景介紹
建國大業
“紅色經典”的稱謂最初出現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作為一種後文革時代的話語，它起初只是用來指代文革時期的革命樣板戲。九十年代以後，這一概念的內涵獲得了擴張，泛化推廣到用於指稱在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精神指導下創作的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政治運動和普通工農兵生活的典範性作品。因此，廣義上的紅色經典包括了建國前的解放區文藝、建國後的“十七年文藝”（1949-1966）和文革時期的革命樣板戲。
作為一種文化事實，“紅色經典”在特定時期成為中國人的“絕對文藝”。八十年代之後，在搖滾樂和“新時期文學”的顛覆下，“紅色經典”開始退燒。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紅色經典”與“商業話語”相互排斥，是“紅色經典”在中國市場社會中退出“絕對文藝”地位的結構性因素。然而弔詭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紅色經典在中國市場社會中開始出現復興跡象。進入零年代（2000-2010）以後，這種復興呈蓬勃態勢。僅從2002到2004兩年間，就有40部“紅色經典”電視劇列入規劃批准立項，共約850集。
但是在九十年代和零年代的商業語境下，最初意義上的“紅色經典”已時過境遷。作為一種歷史資源和文化遺產，它只有被納入消費與再生產的社會程式中，才有可能在這個時代再次隆重登場。我們不妨將“紅色經典”所經歷的這個歷史時段稱為“後紅色經典”時代。“後紅色經典”時代的“紅色”已成一種記憶，不可能是一種現實。我們也不可能活在“紅色經典”時代，充其量只能用“紅色經典”的記憶遺產來修飾我們的現實。與這種歷史變遷相對應的是，“紅色”的象徵意義也發生了從“革命主義”到“愛國主義”的轉變。
商業技法 商業與愛國主義的情投意合正是“後紅色經典”時代的核心秘密。2009年，以《建國大業》為代表的一批“後紅色經典”影視作品的扎堆式上映，前所未有地顯示了商業愛國主義的巨大能量。《建國大業》在內地上演三天半，其票房便已衝破億元。 <建國大業>的大口吸金引發了全民的貨幣尖叫，也刺激了導演韓三平的神經。於是，《建黨偉業》如法炮製，同樣獲得了成功。
商業技法
“主旋律+好萊塢技法”開啟了中國愛國主義電影的新紀元。媒體人士說得好，《建國大業》“注定要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非同凡響的一筆”。這並不是偏頗的判斷。從《建國大業》到《建黨偉業》，它們票房業績預示著一種新的愛國主義電影運作模式在中國試驗成功了。
商業愛國主義電影在好萊塢大片中是一種相當成熟的產品，在好萊塢的許多經典大片中隨處發現美式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碎片。這些碎片鑲嵌在被商業美學包裝過的個人主義英雄敘事中，輕鬆地調解著觀眾的愉悅情懷。但好萊塢的電影大鱷們卻很難有韓三平如此巨大的能量：以區區3000萬元的投資集聚了一百七十多名一線藝人，製造出兩部預期票房收入分別為4.5億元和8億元的商業愛國主義大片。
似乎只有在中國的愛國主義語境中才能看見如此神來之筆。媒體報導，參演《建國大業》的170多位明星都是“零片酬”加盟，《建黨偉業》雖然按天付給演員片酬，卻遠低於演員的市價。這是一種怎樣的愛國主義情懷？這裡面的邏輯很清晰：這是一部愛國主義電影，演員是義務參演並因此獲得愛國主義的殊榮。在這裡可以窺見“後紅色經典”的核心秘密。商業通過“後紅色經典”攀上了愛國主義的枝頭，不僅贏得了消費者的叫座，而且獲得了國家意識形態的褒獎。
零年代以來，“後紅色經典”的秘密不脛而走，在各個文化產業領域成為一種屢試不爽的商業手法。最活躍的地帶發生在出版領域，囊括了圖書、影像、遊戲、動漫等等“後紅色經典”文化產品。其次是發生在休閒旅遊業，各地都雄心勃勃地推出紅色旅遊產品。有媒體報導，合肥曾用4千米長綢緞包裹樹木打造紅色主題街，這種極端例子正是“後紅色經典”時代的一個有趣細節。
評論 影片《建國大業》拉了一百七十多位明星參演，其中不少都是已經入了外國籍的非中國公民。就電影本身論電影，片斷躍進式的濃縮敘事方式，大概就是行家們所謂表現“商業愛國主義”的“好萊塢式”技法吧。其實這種敘事方式，完全依靠導演心目中的“互文性”，說得直白點，就是依靠無數其他“主旋律”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的內容，將觀眾對於片斷前後左右發生的事件已有足夠了解視作當然，不必勞神交代，自己要做的就只剩拉上明星露個臉，亮個相來賺錢了。
評論
在商言商，商業愛國主義電影獲得巨額票房收入不應成為妒忌的理由。但是來自媒體的尖叫聲提醒我們，《建國大業》的商業愛國主義還難以自圓其說。它假“愛國主義”之名行“商業”之實，讓“商業”與“愛國主義”成了兩張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