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長孺文集（全八冊）

《唐長孺文集（全八冊）》是一本於2012年11月19日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唐長孺 。

基本介紹

• 書名：唐長孺文集（全八冊）
• 作者：唐長孺 
• ISBN：9787101057409
• 定價：580元
• 出版時間：2012-11-19
• 裝幀：精裝
• 開本：32開
• 字數：2800000
• 版式：繁體豎排

內容簡介

《唐長孺文集》各卷所收專著或大致篇目如次：

第一卷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第二卷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

第三卷 《山居存稿》

第四卷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

第五卷 《唐書兵志箋正》（外二種：《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所有制的發展》、《魏晉南北朝史籍舉要》）

第六卷 《山居存稿續編》

第七卷 《山居存稿三編》

第八卷 《講義三種》（《秦漢史講義》、《魏晉南北朝史三章》、《魏晉南北朝隋唐史》。附《唐長孺先生生平及學術編年》）

作者簡介

一、唐長孺簡介

唐長孺先生（1911年7月4日～1994年10月14日），江蘇吳江人，我國著名歷史學家。1932年畢業於上海大同大學文科，後於浙江南潯中學、上海聖瑪麗亞女子中學等多所學校任教，講授中國史地、國文、政治制度等課程。1940年任上海光華大學歷史系講師，1942年春轉任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史地系副教授，1944年受聘為遷至四川樂山之國立武漢大學歷史系副教授，1946年晉升為教授，此後長期執教於武漢大學。歷任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歷史系主任、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暨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主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湖北省中國史學會會長，湖北省考古學會理事長、六朝史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顧問等學術職務，亦曾擔任武漢市人民政府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暨武漢分社副主委等職。他學識淵博，精通文、史，於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古籍點校、敦煌吐魯番文書整理與研究等領域皆有卓越貢獻，被海內外學術界公認為20世紀傑出的史學大家之一。

二、主要學術貢獻

唐長孺先生的學術貢獻主要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古籍點校、敦煌吐魯番文書整理與研究等方面。

1，魏晉南北朝隨唐史研究

受聘藍田國師，特別是於武漢大學執教期間，唐先生由於教學和科研工作的需要，在兼治遼金元史的同時，研究重心轉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諸領域。自20世紀40年代初至50年代初，於《燕京學報》、《學原》、《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歷史研究》等發表《論金代契丹文字之興廢及政治影響》、《蒙元前期漢文人進用之途徑及其中樞組織》、《敦煌所出郡姓殘葉題記》、《論五朝素族之解釋》、《清淡與清議》、《唐代軍事制度之演變》、《白衣天子試釋》、《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占領》、《范長生與巴氐據蜀的關係》等篇章。

1955年，唐先生所撰《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由三聯書店出版，對這一歷史時期許多前人未及或懸而未決的重大問題進行了研究，獲得了一系列富於啟迪性的結論或見解，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重要反響。 陳寅恪先生曾致函稱賞，謂“寅恪於時賢論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獨誦尊作，輒為心折。”《論叢》之問世，可視為1949年以來我國史學界在充分占有諸種史料的基礎上，運用科學的歷史觀和方法論，融會貫通，將考據學與理論探討匯為一體，對這一歷史時期的田制和賦役制度、生產關係、階級結構、政治制度、兵制、民族問題、宗教及學術文化諸論題展開深入剖析的史學名著之一，也由此奠定了唐先生在中國中古史諸領域的學術地位。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唐先生又相繼撰著出版《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唐書兵制箋正》（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三聯書店1959年版）、《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版）和《山居存稿》（中華書局1989年版）等著作。並於《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物》、《中華文史論叢》、《武漢大學學報》、《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及日本《東方學》、《東方學報》、《東洋史研究》等刊物發表《均田制度的產生及其破壞》、《門閥的形成及其衰落》、《關於武則天統治末年的浮逃戶》、《唐代宦官籍貫與南口進獻》、《漢末學術中心的南移與荊州學派》、《﹤太平經﹥與太平道》、《論南朝文學的北傳》、《錢塘杜治與三吳天師道的演變》、《魏晉南北朝の客と部曲》、《唐代の部曲と客》等學術論文數十篇。特別是在其晚年目疾加重、身患癌症的情況下，以驚人的毅力撰著《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一書，對其長期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歷史做出理論性概括。他在東西方歷史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對兩漢時期的社會性質進行了探討，提出了“亞洲型”封建社會的的論斷；從依附關係的發展歷程即“客的卑微化與普遍化”入手，論證了“魏晉封建論”之重大問題；探討了南北朝時期南北方由於歷史條件的不同從而在社會經濟、政治制度、門閥體制、學術文化等方面產生的諸般差異；對唐代的變化逐一剖析，對唐代“南朝化”傾向之問題進行了系統論述，進而對中國封建社會前期階段性發展之特質及演變趨勢等做出了新的詮釋。

2，古籍點校

唐先生在古籍整理和研究方面同樣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唐書兵制箋正》一書，對舊史記載做了一系列去偽存真的鑑別工作，條分縷析，糾正了兵志記載中的許多疏漏和錯誤。1957年，他被聘為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1960年底，參加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工作，承擔其中“北朝四史” (《魏書》、《周書》、《北齊書》、《北史》)的點校，出任武漢大學歷史系“北朝四史”點校小組組長。1963年，赴京主持點校 “北朝四史”。前後歷時十載，終告完成。這一點校本，既充分參考前人成果，又多發前人之所未發。唐先生不僅根據《冊府元龜》、《通典》等增補傳本《魏書》禮、刑二志中之脫葉、脫文，同時所撰寫的“校勘記”， 廣徵博引，按斷精審，將校勘與考訂有機結合，融古籍整理與歷史研究於一爐，被海內外學術界視為古籍整理的“優秀成果和範本”。

3，敦煌吐魯番文書整理與研究

唐先生歷來重視出土文物、文獻資料。早在20世紀40年末即對新興的敦煌學多所關注。1957年4月至9月，他在北京參加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活動期間，於科學院圖書館閱讀敦煌文書縮微膠捲，抄錄大量卡片；曾向歷史研究所所長尹達先生提出成立敦煌學研究室之建議，因故未果。20世紀50年代末至1974年前後，新疆博物館文物考古隊及吐魯番地區文物保管所曾發掘清理吐魯番晉-唐古墓葬近四百座，出土大量古代官私文書。唐先生敏銳地意識到這批文書重要的學術價值，遂於1974年建議國家組織專門力量對之進行系統整理，並於1975年與國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長、復旦大學譚其驤教授一道親赴新疆考察，在庫車古道上，唐先生因路途顛波，右眼視網膜脫落，竟致失明。同年，因唐先生之倡議，經國務院批准，受命主持成立“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 他不顧眼疾，全身心投入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帶領一批中青年學者，對近萬枚文書殘片逐一識讀，通過紙質、書體加以掇合、錄文，並在悉心考訂的基礎上予以“斷代”和“定名”，十易寒暑，終將吐魯番古墓葬所出此批十六國至唐代的官、私文書，古籍殘卷、佛、道文獻等整理完畢。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釋文本1至10冊；圖文本1至4冊，先後於文物出版社出版，使沉睡千年的古冢遺文公諸中外學人，並總結出一套科學的文書整理的規範和方法。唐先生又結合出土文書的整理，將之與中國中古史研究有機結合，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他所撰寫的《從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的高昌郡縣行政制度》、《唐肅代期間的伊西北庭節度使及留後》、《跋吐魯番所出唐代西州差兵文書》、《吐魯番文書中所見高昌郡軍事制度》、《唐貞觀十四年手買中的受田制度和丁中問題》、《唐西州諸鄉戶口帳試釋》、《吐魯番文書所見絲織手工業技術在西域各地的傳播》、《敦煌吐魯番文書所見的西州府兵》等一系列有關出土文書與十六國至唐代歷史的重要專論，與新出文書之整理一道，將我國敦煌吐魯番學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