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吳羹梅
- 別名：吳鼎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日期：1906
- 逝世日期：1990
- 性別：男
- 籍貫：江蘇武進
文獻報導,人物生平,
文獻報導
年輕時的吳羹梅也不曾想過，自己日後會和鉛筆打一輩子的交道。在同濟大學就讀時，這個熱血青年一直秉持著“用暴力革命來改造社會”的想法，他組織學生運動，抗議段祺瑞政府向學生開槍，遂被校方開除。
隨後，在日本留學期間，他進入一家鉛筆公司實習。雖然工作努力，但日本老闆依然瞧不起這箇中國人，還曾不屑地當面說道，即使到你下輩子，“中國人也製造不出鉛筆。”
日本人的挑釁，反倒成了吳羹梅創辦中國人自己的鉛筆工業最大的動力。他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潛伏”，從日本人那兒學會了一整套鉛筆製造工藝。1934年，回國後的吳羹梅變賣家中房產，創辦了中國標準國貨鉛筆廠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終於有了自己的鉛筆工廠。
為了尋找國產原料，經過多方調查，他在蘇州找到了黏土，從湖南尋到了石墨礦，又在雲南採購了紫膠（蟲膠），還採用胡桃木、柏木、銀杏和椴木經過多次試驗，終於製成了“完全國貨”的鉛筆。
此時，正值抗日愛國運動如火如荼，吳羹梅請書法家、時任上海教育局局長潘公展手書“中國人用中國鉛筆”，然後用特殊技術，將墨寶影印在每支鉛筆上；鉛筆的品牌，也多與當時的時代熱潮遙相呼應，如“500號航空救國”。
中鉛公司生產的鉛筆，比同檔次的外國鉛筆，價格上要便宜10%~15%，利用價格戰，吳羹梅成功地把自己的鉛筆擺上了當時上海灘著名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4大百貨公司的文具櫃檯，到了1936年，教育部甚至通令全國各級教育管理部門和學校，推薦採用中鉛公司的鉛筆，這也為其帶來了大量訂單。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吳羹梅將其嘔心瀝血創建的鉛筆廠遷移於大後方，首遷武漢，再遷宜昌，三遷重慶，遷徙數千里，機器大半沉於江底，卻不改其抗日之志。在重慶期間，鉛筆廠兩次被日機轟炸，在車間監督生產的吳羹梅也因骨折住院，這個大老闆卻吊著繃帶回到廠里，指揮搶修與生產。
在8年抗戰期間，中鉛總共生產了5000餘萬支鉛筆，它的用戶從重慶到延安、從城市到窯洞、從戰場到教室，從將軍、士兵，到正在一筆一畫學漢字的孩童。這家中國大後方唯一的鉛筆廠，承擔起維持中國文教事業的重任。
戰爭結束後，這個江蘇人依舊在現代化的戰場上抵抗著外國人。
在1954年之前，中國從來就沒有品質過硬的國產繪圖鉛筆，專業人員大量使用的，還是價格昂貴的美國“維納斯”牌鉛筆。經過吳與同仁們數百次的試驗，1954年3月,中鉛終於製造出“中華”牌繪圖鉛筆，其質量與舶來品不相上下，這成為中國鉛筆工業史上劃時代的一筆，外國繪圖鉛筆就此在中國市場上絕跡。。
最有趣的“抵抗”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已經年逾七旬的吳羹梅前去日本訪問，他點名要去當年實習的那家日本鉛筆公司，在接待宴會上，這個老人掏出兩支用新技術生產的中華牌細槓鉛筆，對日方說道：“我為我們的新產品做宣傳來了，請大家賞光！”
人物生平
1.蹣跚學步，中國人有了自己的鉛筆廠 吳羹梅，又名吳鼎，曾用名吳一羽，1906年生，江蘇武進人。其父是清末選拔的貢生，家境富裕。他5歲入私塾讀書，後轉縣立國小，7歲移居濟南，就讀於南新街第一國小，畢業後進入正誼中學。1918年隨父舉家遷至北京，就讀正志中學。1922年秋，考入上海同濟大學。在校期間，他是學生會的負責人之一，1926年夏因參加抗議段祺瑞執政府製造“三一八”慘案的學生運動，吳羹梅等20多位同學被開除。吳回北京，先入中華匯業銀行任文書職，後入清華大學補習英語，接觸進步學生。經北大學生胡曲園等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改名吳一羽。1928年，北平中共組織遭破壞，與組織失去聯繫。他東渡日本，考入橫濱高等工業學校攻讀套用化學。1932年3月畢業，他進入日本真崎大和鉛筆株式會社（後為三菱鉛筆株式會社）神奈川顏色鉛筆工場實習，學習製造鉛筆工藝技術。
從那時起，他開始關注鉛筆生產和經營狀況，開始收集國內外有關鉛筆貿易的資料，對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覺得鉛筆這個幾銅板就能買的小東西，竟然如此微妙，學生習字畫畫離不開它，建築繪圖離不開它，裁縫師傅也離不開它……，他把小小鉛筆和實業強國宏大願望聯繫在一起。1933年11月，吳羹梅抵達上海。在一次演講中，他說：“鉛筆在各種文具品中占重要之位置，而與小學生關係又切。查海關貿易報告，去年（1932）年鉛筆輸入我國者，達150萬金單位之巨，區區鉛筆一物，每年亦竟耗我國人之財富達數百萬元之巨。吾人所惕者在此，覺有從速創辦此種工業之必要者亦在此”。此時的吳羹梅已經為創辦鉛筆廠做宣傳了。1934年7月他與郭子春、章偉士一起籌建鉛筆廠。他變賣家鄉房屋所得4500元作為資金，並發動親友、同學認股投資，艱難地籌得資金5萬元，創設中國鉛筆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由潘公展等7人組成，章偉士兼經理，吳羹梅任協理兼廠長。工廠設在斜徐路，並從北京、武進等地招來技術人員及工人。1935年10月正式投產，月產量二萬羅（每羅144支）。次年，經實業部批准工廠定名為“中國標準國貨鉛筆廠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鉛筆廠猶如幼兒蹣跚學步，研製鉛芯、研製筆桿，生產鉛筆。從此，中國人有了自己的鉛筆廠。
2. 中國人用中國鉛筆 吳羹梅在日本真崎大和鉛筆株式會社實習的時候，有一個叫數原三郎的日本人看到他處處留意鉛筆的製造技術，對他嚴厲訓斥道：“即使到你吳鼎(當時使用的名字)二世，中國也不會製造鉛筆芯，辦不成鉛筆工業。”數原三郎原本希望他學成後能負責真崎大和鉛筆株式會社在中國的銷售業務。不過，吳羹梅已經決定要自己創業，所以，他沒有放棄、沒有停止對技術的研究。一有機會，他就會和工人們套近乎，多方面了解，留意企業的管理方法和經驗，經常細心揣摩，破解了日本人在彩色鉛芯及制桿、油漆等方面的加工工藝和技術。
沒等到日本人嘲諷的“吳鼎二世”，吳羹梅就辦起了中國的鉛筆生產廠。這家工廠具備製造鉛芯、鉛筆板、筆桿及外觀加工的能力，是一家全能鉛筆製造工廠。鉛筆生產出來，需要銷售，在上世紀30年代，國外品牌的鉛筆幾乎占領了全部市場，國產鉛筆想擠進這個市場，談何容易。天時地利人和，那時正值如火如荼的抗日愛國運動，提倡愛國，抵制日貨，使用國貨的輿論鋪天蓋地。吳羹梅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在產品推廣上，竭力宣傳“中國技師、中國原料、中國資本”，並在每一支筆上，都印著上海教育局長潘公展書寫的“中國人用中國鉛筆”，還把潘公展的墨寶做成廣告，廣為傳送、宣傳。
在品牌設計上，吳羹梅用一個“鼎”牌作為高級繪圖鉛筆的商標。“鼎”字有多層意思。一層意思是他名字上有“鼎”字；另一層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向來以“鼎”作為尊貴、或權力的象徵，表示上等品；第三層意思是當時洋貨鉛筆中有一款“三堡壘”牌。為了與“三堡壘”牌相抗衡，使用“鼎”牌，因為古代“鼎”也是三足，“三足鼎”與“三堡壘”媲美。在中檔商品上，推出“500號航空救國”鉛筆呼應“航空救國”愛國熱浪。在普及型產品上，為迎合中小學生，生產價廉物美的“200號好學生”、“300號小朋友”鉛筆。
經過吳羹梅的努力，中國標準國貨鉛筆廠站住了腳跟，成功地把鉛筆打進了上海灘最繁華的南京路，擺放在著名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百貨公司的文具櫃檯中。上海各個文具店在銷售鉛筆的時候，十有八九都有中鉛公司的鉛筆。而交通部下屬的郵電局，鐵道部下屬的各鐵路局，也紛紛向中鉛公司定製鉛筆，為中鉛公司帶來了大量的訂單。到1936年，教育部甚至通令全國各級教育管理部門和各所學校，推薦採用中鉛公司的產品。由於中鉛公司的鉛筆價錢便宜，又是國產的，各所學校的學生也樂於購用，還接受各個文具店的定製，完全滿足各種個性化的要求，逐步銷售到雲南、陝西、新疆等邊遠地區，甚至在東南亞都可以和日本鉛筆一較高下。
3.艱難遷川 開拓內地鉛筆生產鏈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上海也爆發了“八一三”淞滬會戰，中鉛公司直接受到炮火的威脅。為了保存企業，吳羹梅決定內遷。溯長江而上，隨局勢變化幾行幾停，先遷漢口生產4個月，再遷宜昌借地開工半年多。1938年11月再由宜昌至重慶，在長江北岸菜園壩正街15號建廠，才結束了顛沛流離日子。 吳羹梅的企業是大後方唯一的鉛筆廠。這個時候，鉛筆廠的作用也顯得格外重要，為了維持後方的文教事業，儘管工廠兩次被日機轟炸，車間和倉庫被損毀，吳也受傷住院。此時他仍囑託職工奮力搶修，堅持生產。電力供應嚴重不足，生產時停時輟，他設法在渝郊30公里南溫泉增設分廠自行發電生產。1940年為製造成套鉛筆機械和日常維修，建立了機修車間。同時，他陸續在重慶、貴陽、昆明、西安、衡陽、蘭州等地設立發行所。這些發行所即使遭劫遇毀，他也毫不氣餒，易址重建。其間，企業曾重組，改名為中國標準鉛筆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為潘安廬，吳任常務董事兼總經理。為擴展產業鏈，他投資興建重慶光華油漆廠，後集資創辦中和化工公司，生產鉛筆用的噴漆。1944年2月，日軍侵占貴州，震驚重慶，他為防不測，創辦蘭州鉛筆分廠。 抗戰八年中，吳羹梅的企業製造了5141.4萬支鉛筆，下屬的中國標準鋸木廠製造了大量抗敵前線急需的軍用木箱，附屬的中和化工廠生產了大量軍工所需的化工產品。吳羹梅是遷川工廠聯合會的骨幹，他曾回憶在重慶的日子裡，“幾乎每個星期都在冠生園或章乃器的家中聚餐。席間，大家交流一下各廠的情況和有關信息，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遷川工廠聯合會的工作，以及為碰到困難的廠家出主意想辦法。”
4. 回滬復廠，率先將企業公私合營 1945年11月，吳羹梅抵滬，主持復廠事宜。次年2月成立總廠籌備處。4月以110兩黃金租賃丹徒路一座石庫門樓房，將蘭州分廠設備運滬安裝，先行開工。5月購得敵產臨平北路上海膠粉廠的房產，作為生產車間。7月再購敵產東漢陽路296號上海制箱廠的房產作為中鉛公司上海製造廠。重新部署後，到年底全面開工。那時重慶的廠改稱“重慶製造廠”。
在滬復廠期間，正值民建會組建，吳羹梅仍被推選為常務理事。民建總部遷滬後，他又投身於進步活動。1947年底民建被迫轉入地下，受章乃器之託，他同孫曉村、黃玠然、何萼梅等以董事身份代管中國工業研究所，利用經營範圍的合法性，編制《上海工廠名錄》、《上海工業概況》、《上海燃料動力供應情況》，為上海解放後的接管工作準備資料．和胡子嬰、孫曉村等起草了關於解放後公私關係和勞資關係問題致中共中央的建議書，以表達對新中國建設事業的關切。
1948年底，吳羹梅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列入黑名單。在中共上海市委負責人劉少文同志的安排下，他攜眷離滬，於次年3月抵達北平。6月他隨黃炎培一行返滬，為上海恢復工業生產，慰勞人民解放軍獻計出力。9月21日他作為工商界代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0月1日登上天安門城樓光榮出席開國大典。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被任命為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和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吳羹梅是最早提出公私合營的企業界人士之一，1950年7月輕工業部、華東工業部批准中國標準鉛筆廠股份有限公司公私合營，總部設北京。董事長是輕工業部副部長王新元，他任總經理。1954年3月，中鉛公司成功研製了中華牌101繪圖鉛筆。上市後的鉛筆深受消費者歡迎，此前還流行的美、德、日等國的繪圖鉛筆，從此在中國銷聲匿跡。直至現在，中華牌鉛筆還是中國人首選的繪圖、考試填塗工具。中華牌101繪圖鉛筆的發明，甚至被稱之為中國鉛筆製造業的里程碑。同年10月吳任公私合營中國鉛筆公司經理．1955年6月被任命為上海制筆工業公司經理。1958年2月回調北京民建總部工作。
文革期間，他遭受迫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吳羹梅精神煥發，積極參政議政，為發展我國的制筆工獻計獻策。1982年5月他參加全國政協訪日代表團重遊了當年實習的真崎大和筆株式會社。1983年輕工業部任命吳羹梅為中國制筆協會名譽會長。1990年6月1日，吳羹梅因病逝世，走完了他人生征程中的最後一站。小小的鉛筆，讓吳羹梅在中國民族企業發展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