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其浚

吳其濬(1789—1847)，字季深，一字瀹齋，別號吉蘭，號雩婁農。吳其濬不同於清代一般官吏，他對植物學與礦產學有深厚的造詣，著有《植物名實圖考》、《植物名實圖考長篇》、《滇南礦廠圖略》和《滇行紀程集》等書，這些書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吳其浚
• 別名：吳其濬
• 出生地：河南固始
• 出生日期：1789年
• 逝世日期：1847年
• 職業：植物學家，礦物學家
• 信仰：道教
• 代表作品：《植物名實圖考》

簡介

清代植物學家（1789-1847年）。字瀹齋，又字季深、吉蘭。河南固始縣人。清嘉慶二十二年狀元。先後任翰林院修纂，江西、湖北學政，兵部侍郎，並官至湖南、湖北、雲南、貴州、福建、山西等省總督或巡撫。宦遊各地，酷愛植物，每至一處，必蒐集標本，繪製圖形，並於庭院中培植野生植物，歷時七年，將其實地考察及經歷所得之真知，寫成《植物名實圖考》一書，計三十八卷，其中所收之植物共一千七百一十四種，並有附圖一千八百多幅。書中有甚多糾正前人舛誤之處，於古代中藥本草學之發展，亦具有重要之地位。此書著成之前，先已從其所閱覽之各種有關書籍中輯錄出植物草本，亦有繪成圖形，成《植物名實圖考長編》。此二書在我國植物學發展史上有重要作用。深受中外學者之重視。

濬字拼音Jùn，音同郡。“濬”字常被簡化作“浚”。而吳其濬有一堂兄名吳其浚，後人多將其混淆。

吳其濬在寫文作賦時常自稱“雩婁農”，但據學者考證，這並非其名號，而是“謙恭之詞”。

吳其濬，出身於官僚家庭。父親吳烜，兄吳其彥曾任翰林、侍郎、順天府(今北京)學政等官職。道光元年(1821)其父卒，道光五年(1825)母歿。他家的住宅稱“宮保第”。吳姓氏族是前清固始縣“四大家族”之一。

吳其濬從小好學，21歲時(1810)考中舉人，28歲時(1817)考中狀元，先後任翰林院修撰、禮部尚書、兵部侍郎等職。以後又出任湖北、江西學政、湖南、湖北、甘肅、浙江、廣東、雲南、貴州、福建、山西等省的巡撫或總督，還兼任過鹽政等高級官員，所以說他“宦跡半天下”。

吳其濬不同於清代一般官吏，他對植物學與礦產學有深厚的造詣，著有《植物名實圖考》、《植物名實圖考長篇》、《滇南礦廠圖略》和《滇行紀程集》等書，這些書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植物學成就

他首先編著的是《植物名實圖考長篇》，全書22卷。約89萬字。著錄植物838種。分穀類、蔬類、山草、石革、濕草、蔓草、水草、毒草、呆類、木類等10餘類，每類植物中又分許多種。吳其濬輯錄歷代古籍中有關植物的資料時，重點收錄各種植物的形態、產地、。藥性及用途等。書中著錄或節錄了一些花卉、果樹用材植物的專譜，如《芍藥譜》、《桐譜》、《菊譜》、《打棗譜》、《蠶書》、《茶經》、《牡丹譜》等。還輯錄了中國南方、北方，包括國外引進的果樹60多種。保存了大量植物學文獻，其數量超過歷代任何一種本草和植物學著作。它是研究植物學、生藥學的重要文獻。

吳其濬在完成《植物名實圖考長篇》的基礎上，利用去各地巡視的機會，深入調查，廣泛採集植物標本，繪製成圖，並結合曆代的有關文獻進行研究，寫出了著名的《植物名實圖考》(1848)。本書是在他死後第二年由山西巡撫陸應谷校刊的。全書38卷，記載植物1714種，分谷、蔬、山草、隰草、石草(包括苔蘚)、水草(包括藻)、蔓草、芳草、毒草、群芳(包括寄生於一些木類的擔子菌)、果、木等12類。這是一部專門記載植物，又集中反映其生物學特性的植物學專著，為吳其濬在植物學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植物名實圖考》記載的植物，多數是吳其濬親自觀察和訪問所得，因此這些描述都能反映該植物的形態及生態習性，使讀者能辨認植物的種類。例如，他在九頭獅子草下寫道：“九頭獅子草產湖南激越山坡間，江西廬山亦有之。叢生，數十本為二簇。附莖對葉，如鳳仙花葉稍闊，色濃綠無齒。莖有節如牛膝。細根長須，秋時梢頭一節間先發兩片綠苞，宛如榆錢，大如指甲，攢簇極密，旋從苞中吐出兩瓣粉紅花……摘其莖插之即活。”準確描述了九頭獅子草具有根細長須狀，莖深綠色，有膨起的節，葉對生，花開於枝梢的葉腋，多數為聚傘狀花序，花呈淡紅紫色的形態，以及它的習性、繁殖方法。他又指出野芝麻叢生，方莖，四棱，對節生葉，繞節開花(輪傘花序)、唇形花冠的特點，而且對花菩，雄蕊著生方式，都有形象的描述。《植物名實圖考》首次記載了蕨類植物生殖器官孢子囊，如卷十六石草類記劍丹葉“面綠背淡亦有金星如骨牌點”。“金星”(即孢子囊群)是蕨類植物共同的特徵。又對鵝掌金星草、金交翦、飛刀劍、鐵角鳳尾草等蕨類植物的孢子囊也作了形象的描述。而且其附圖都將“金星”繪出。說明對蕨類植物孢子囊的形態已有深入的觀察和認識。由於吳其濬的細緻認真觀察，考證分析，發現了本草著作或有關記載植物文獻中的錯誤，以及經常出現同名異物、同物異名的混淆現象。並給予了糾正和補充。如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將五加科的通脫木與木通科的木通混為一種，同列入蔓草類，吳其濬就把通脫木從蔓草中分出，列入山草類，糾正了李時珍的這一錯誤。他還在冬葵條中批評李時珍將當時人們已不喜食用的冬葵從菜部移入隰草類是錯誤的，並指出冬葵為百菜之主，直至清代在江西、湖南民間仍栽培供食用，湖南稱冬寒菜，江西稱蘄菜，因而他又將冬葵列入菜部。以上數例表明，吳其濬已突破歷代本草學僅限於性味用途的描述。而著重於植物的形態、生態習性、產地及繁殖方式的描述，大大豐富了植物學的內容。

《植物名實圖考》所附的1800多幅圖，比歷代本草著作中的圖都要精確。我國本草書中有附圖，開始於唐顯慶四年(公元659年)成書的唐《新修本草》，原書在北宋間已散失。光緒十五年(1889)傅雲龍在日本所影印的傳抄自唐代的殘存“卷子本”亦無圖。以後蘇頌的《本草圖經》，今也不存。現存最早有附圖的本草著作是宋唐慎微撰、曹孝忠校勘的《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北京圖書館藏金泰和甲子(1204)晦明軒刻本)。蘇頌《本草圖經》所載的植物附圖，是由全國各路、府、州、監、縣上呈朝廷的，圖出於眾人之手，文字說明由蘇頌整理，有時誤將同名異物的藥用植物混為一種。唐慎微《證類本草》將《本草圖經》的圖全部照繪，並未核對實物。所以蘇頌的舛誤，並未得到訂正。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也附圖有1110多幅，但李時珍足跡所至，僅有北京、湖南、江西、江蘇、安徽等地，與吳其濬足履大江南北十餘省的情況是無法相比的。《植物名實圖考》中大部分圖都是根據植物新鮮狀態時繪製的，很多都能反映該植物的特徵。如二十四卷毒草類，天南星、磨芋、由跋、半夏都是天南星科植物，外形十分相似，很易混淆。吳其濬不僅用文字闡明彼此之間的差異；同時用了7幅插圖，繪出各種植物的根、莖、葉、花、果實的異同。這些圖把天南星科的特徵，即肉穗花序外圍以佛焰苞繪得十分逼真，人們很易識別。由於《植物名實圖考》所繪的圖精確，增補和訂正了本草著作中的闕略和謬誤，如藿香圖突出了藿香葉對生，葉片卵形或三角形，基部圓形，頂端長尖，邊具初鋸齒，花序頂生等形態特點，而《本草綱目》中所繪的圖，差異很大，令人難以識別。又《本草綱目》記載仙人掌草是風尾草，但其附圖並不準確，不像是鳳尾草。而《植物名實圖考》所繪的風尾草圖，清晰可辨，與文字相符。書中有的圖是按照植株生長時的自然狀態繪製的。如半夏有兩幅圖，一圖未開花，另一圖已開花，就是通過觀察繪製的。吳其濬重視圖形在辨認植物種類時的重要作用。因而所繪的圖精細、準確，對於研究植物鑑別種名具有較大的科學價值。

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是繼《南方草木狀》之後的一部大型區域植物志。全書收載的植物1714種，比《南方草木狀》多1600餘種，也超過了歷代本草著作，是歷史上記載植物種類最多的著作。它涉及面廣，有白蒿、地黃、麥門冬、茺蔚、何首烏、柴胡、紫參等藥用植物；胡麻、稻、粱、黍、大豆、稷等糧食作物；林檎、橙、椰子、無花果、柑、梅、柿、柏、樟、白楊、桋樹、樺木等果樹和用材植物等。從植物生態角度看，有水生、陸生、隰生、石生等植物。從地理分布來看，這些植物遍及19個省，對江西、湖南、雲南、山西、貴州等省植物的採集尤其豐富，雲南等邊遠地區的植物資源首次得以記載，其中收錄江西植物約400種，雲南植物約370餘種，湖南植物280種。

從植物學的發展來說，可以劃分為若干階段，從整體上看，其途徑主要是由實用向純科學方面發展。第一階段即實用階段，其歷史較長，可以說從上古直到明清之際部屬於這一階段。植物學知識主要見於歷代本草學著作、農學、園藝及疏菜等著作中。隨著人們對各種植物的認識愈來愈深刻，到明清時期已開始向第二階段即科學研究的方向發展。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的出現，正標誌著這一重要階段的開始，即從本草學的附庸，逐步走向獨立的階段，因而它在中國植物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著作價值

優點

《植物名實圖考》的版本初次刊刻是在吳其濬去世後的第二年，即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山西巡撫陸應谷作序刊印的。以後翻刻的版本有清光緒六年(1880)山西浚文書局版本，1915年雲南圖書館重印本，1919年山西官書局重印本，1919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1957年商務印書館校勘本和1963年中華書局重印本等。

《植物名實圖考》的問世，推動了植物學、本草學的研究和發展。學術界對此書作了高度評價。德國人E．畢施奈德(Brelschneider)在所著《中國植物學評論》(1870)中說其附圖“刻繪極為精審”，“其精確者往可以鑑定科和目”，有些還可以鑑定到“種”。“歐美植物學者研究中國植物學必須一讀《植物名實圖考》”。所以畢施奈德還選了其中蜀黍、梁、薯預、苘麻、商陸、佛手柑、鐵果樹、椰子等8幅圖重雕，用連史紙拓印，附在《中國植物學文獻評論》一書末。並參照新鮮植株將根、莖、葉、花、果描繪出來，使人清楚地觀察出該植物的形態特點。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雖然提倡學習西方科學，但對具有科學價值的《植物名實圖考》，仍然十分重視。明治十七年(1884)，日本初次重刻，伊藤圭介評論為“辨論精博，綜古今眾說，析異同，糾紕繆，皆鑿鑿有據。圖寫亦甚備，至其疑似難辨者，尤極詳細精密”。以後日人松村任三編著《植物名匯》和牧野太郎著《日本植物圖鑑》時，多數植物的中名是以《植物名實圖考》一書為依據的。1919年商務印書館在鉛印《植物名實圖考》時，西歐學者競相爭購。美國B．勞弗(Laufer，)、F．D．米瑞(Merrill)和E．H．沃克(Walker)等人的著作對《植物名實圖考》也有所援用和推重。世界上許多國家圖書館收藏此書。以上足以說明《植物名實圖考》對世界學術界的影響。在國內，不但為藥用植物、生藥學研究打下了基礎，對中國植物分類學的研究也有重要意義，許多現代植物分類學者考慮植物中名時，往往要參考它。如植物學家裴鑒、周太炎編著《中國藥用植物志》時，引用了《植物名實圖考》中的植物70多種。除根據該書的附圖鑑別一些植物的科屬乃至種名外，不少植物的中文定名也是以此書為依據的。現在我國植物分類研究中，以《植物名實圖考》中名稱為科名、屬名的很多，如八角楓科(A1angiaceae)、水龍骨科(PolyPodiaceae)、金蓮花科(Tropaeo1aceae)、瓶爾小草科(Ophioglo ssaceae)、粟米草科(Mo11uginaceae)、大血藤科(Sargentodoxaceae)，以及千張紙屬(Orozylonvent.)、馬甲子屬(Paliurus Mill)、畫眉草屬(Eragrostisbeauv)、山梅花屬(Philadelphus L.)、小二仙草屬(Haloragis forst)、千日紅屬(Qomphrena L.)等等。

不足

《植物名實圖考》也存在一些缺點和不足之處。由於受時代條件限制，吳其濬的思想沒有脫離封建士大夫階層的範疇，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在描述植物形態、性味、用途時，往往加入一些陳腐議論，借題發揮他的政治見解以及修身處事的道理，這些又與植物本身毫無關係。對有些植物的認識也有錯誤，如把衛矛科的雷公藤誤認為木蘭科植物的莽草；將蓼科的虎丈誤認為毛莨科的黃藥子。又有的為一種植物而他卻將之分為兩類；甚至名稱相同的條目前後重複。雖然據本書的大部分圖可以鑑定植物，但也有一部分圖轉繪自《證類本草》、《救荒本草》及《本草綱目》等書，都未加考證。在植物種類上，也有一些常見的植物種類如竹葉、翹根、屈草、蘋果未收錄入書。這為當時科學水平所限，以及作者早逝而由不懂植物學的人進行校刊有關。然瑕不掩瑜，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在植物學上所取得的成就仍是主要的，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響的專著。

礦物學成就

簡介

除植物學方面的貢獻外，吳其濬還對礦產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和研究，並著有採礦方面的專著《滇南礦廠圖略》。此書由他編纂，徐金生(東川府知府)繪輯。根據嚴中平《清代雲南銅政考》序推測，此書成書於道光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844—1845)間。主要介紹雲南東川銅礦和其他礦產的一部著作。全書分上、下卷。上卷為《雲南礦廠工器圖略》。包括工器圖20幅、次滇礦圖略、下引第一、硐第二、硐之器第三、礦第四、爐第五、爐之器第六、罩第七、用第八等。書後附宋應星《天工開物》(節錄五金第十四卷)、王崧《礦廠采煉篇》、倪慎樞《采銅煉鋼記》、《銅政全書·諮詢各廠對》。下卷名《滇南礦廠輿程圖略》，有全省圖1幅，以及府、州廳圖21幅，下為滇礦圖略，其下再分各種礦產、運輸等。

記述雲南礦廠的書，比吳其濬早的有成書於嘉慶四年(1799)由檀萃撰著的《滇海虞衡志·金石篇》和不知成書年代和撰著人的《銅政便覽》八卷。在《滇南礦廠圖略》成書100年之後，又有1948年嚴中平著的《雲南銅政考》和1948年周鐘岳總纂的《新修雲南通志稿》。檀萃和周鐘岳的著作僅記載銅礦。檀萃雖涉及其他礦種，但較簡略。《新修雲南通志稿》中礦產、礦物兩類所記學名，與當時當地稱謂不盡符合。所以詳細記載清康熙至道光朝雲南銅、銀、金、錫、鉛、鐵等礦產的產地、產狀、找礦、採礦、洗選以及開鑿窿道所用的工具，礦井中的主要設備等，以吳其濬的《滇南礦廠圖略》最全面。當然是以介紹銅礦為主。吳其濬在《滇南礦廠圖略》中詳細記錄了雲南銅礦的分布、銅礦床的情況和找礦、採礦技術。

關於銅礦的分布 從易門縣的萬寶廠到元江縣的青龍廠，共33個廠。其中以湯丹、碌碌、寧台3個銅廠最大，產量又高。湯丹廠自明代開採，乾隆初產銅最多。有九龍箐廠、觀音山廠、聚寶山廠等子廠。現在我國正在開採的六大銅礦山之一的雲南東川銅礦，就仍以湯丹老窿為中心，進行深井開採。碌碌銅廠，在會澤縣西，距郡160里，一名落雪山，亦屬東川知府管轄。舊屬四川，雍正四年(1726)改屬雲南時開採。有龍寶山廠、興隆廠、多寶廠等子

廠。湯丹廠與碌碌廠的銅，當時都是運送北京的。寧台廠，在順寧東北520里，初為小廠，繼獲小泄廠、蘆塘廠，發脈於永昌府的寶台山，產礦豐富，仍稱寧台廠。上述湯丹、碌碌、寧台3個銅廠，在乾隆年間(1736—1795)所規定的年產額，都在100萬斤以上，為當時其他各廠所不及。雲南不僅產銅，也產銀、金、錫、鉛、鐵等礦產。雲南金銀礦的開採，多數在乾隆四年(1739)以後，少數礦廠是開採銅礦時發現金、銀而附帶開採的。這些在其他書中不載或很簡略，而《滇南礦廠圖略》卻作了詳細記錄，所記載的有金廠四、錫廠一、鉛廠四、銀廠二十五等。

著作地位

關於銅礦床的性狀 《滇南礦廠圖略》記載的滇銅。屬“康滇地軸”銅礦區，此區銅礦分布廣，規模大，礦床類型有多種。雲南東川銅礦屬於層狀型銅礦，通常稱為“東川式”，它是和海相沉積有關的銅礦床。書中記載湯丹銅礦是明代設廠的老礦，以乾隆時開採最盛。湯丹銅礦床的特點是：礦體呈扁豆體狀，大的長達4000米。最厚處達450米；小的長數十米，厚約數米。湯丹礦區內圍岩普遍破碎，整個扁豆體全部礦化，大礦體最大厚度超過百米，這就是倪慎樞、吳大雅所說的“堂礦”或“塘礦”。礦石構造以網狀細脈為主，並有塊狀斑銅礦(即紫金錫箔)出現。

東川銅礦的礦石成分以輝銅礦(綠錫錫)、斑銅礦(紫金錫錫)和黃銅礦(鍮石、黃金箔)為主。因黃鐵礦含量少，一般不容易產生強烈的氧化作用。加上圍岩是碳酸鹽岩石，氯化後的硫酸銅溶液易與碳酸鹽作用產生孔雀石(綠礦)及藍銅礦(曾青)，這是對次生富集作用不利的因素。儘管如此，東川銅礦通過漫長的地質時期，還是形成了深度很大而富集程度較差的次生硫化帶。湯丹銅礦由於構造條件極有利於氧化作用，加上圍岩破碎程度劇烈的特點。因此，形成了深達600米的氧化帶。銅礦床中氧化富集帶或次生硫化富集帶中的礦石品位很高。具有重要的工業價值。如東川銅礦中的氧化帶和次生硫化富集帶的富集程度雖不高，但有的深達數百米，古代大量開採墨綠(孔雀石等)和錫錫(次生輝銅礦和次生斑同礦等)等兩種高品位礦石，就分別產生於氧化帶和次生硫化富集帶中，這就是“東川式”銅礦在中國礦業開發史上曾經極盛一時的主要原因。

《滇南礦廠圖略》中有關於雲南銅礦石的記載，如說最好的礦石叫做“自來銅”，成分十溜(含銅量100%)的天然金屬銅。其次是有待煎煉的礦砂，最上品是滇人稱為“徹礦”即是“淨礦”，又叫“火藥酥”。顏色深黑，組織鬆脆，成分可達九溜以上(含銅量90%以上)，它是名貴不易多得的礦石。屬於“錫鑞”類的礦石種類很多，其中的“白銀鑞”、“紫錫鑞”等含銅量都很高。書中還記載有“油錫鑞”、“綠錫鑞”、“爛頭錫鑞”等等含銅量較低的礦石。屬於“綠礦”的礦石有“墨綠”、“黃胖綠”、“豆青綠”等各種名稱，含銅量也較高。基本上反映了雲南某些大銅礦的礦石分類和產狀的實際情況。

關於清代雲南銅礦的採礦技術，在《滇南礦廠圖略》中有較詳細的記載。在地殼淺部的礦石，可以露天採掘；深部礦石，必須開鑿窿道，進行系統的山地工程。吳其濬引倪慎樞《采銅煉銅記》說，鏟草掘地深數尺，便獲得礦砂一片的叫“草皮礦”(又叫雞爪礦)。另一種易采如草皮而礦砂成窠，每穴不過數升數合的稱“雞窩礦”。“草皮礦”和“雞窩礦”都是些風化殘留礦石，只需露天採掘，就可全部采出。書中又說：凡臨江外行的叫“奔江礦”，內行人出的叫“進山礦”。凡盤旋曲沂，其勢趨下的叫“磨盤礦”，其礦可采，但數年之後必有水患。上面說的奔江礦、進山礦、磨盤礦等都是埋藏較深的銅礦體，只是根據它們賦成形態和空間位置有所不同，從而給予不同的名稱。都必須經過開鑿窿道，才能采出礦石。開鑿窿道和洗選所用的工具有篷、座、風箱、風櫃、擺夷樓梯、銀爐罩子、扯風爐、斧、藤柄、鑿子、木糙、木柄、鐵糙、燈、竹龍、小風箱、門檻、簸箕、箝子、木拔條、鐵拔條、鐵撞等，均附有圖。礦並中的主要設備、照明、通風、排水餃前代無顯著進步。

科學思想及研究方法

吳其濬的科學思想，主要表現在他的科學研究方法中，如果對他讀書、作學問的思想方法進行一些分析，不難看出吳其濬所以取得偉大成就決不是偶然的。

重視實踐

吳其濬十分重視實踐，如他在編著《植物名實圖考》的過程中，充分利用去各地巡視的條件，深入實地觀察各種植物，採集標本，並繪出圖譜，描述其形態和生長情況。有時因季節關係，某種標本末能來到，多年以後，他還耿耿於懷。例如卷六油頭菜條下，他說：“余屢至，皆以深冬，山燒田菜，搜采少所得，至今耿耿。”卷二十二地不容條記載吳其濬在湘中沒來到它，後來到雲南地區才找到。吳其濬還將一些野生草本植物移栽盆中，觀察其形態和生活習性等。他這種從實際出發的認真態度，在當時的學者中是難得的。吳其濬通過實踐充分認識到科學知識的來源，也認識到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如“牧豎”、“老圃”、“老農”、“與台”(差役)等在科學實踐中的作用。他的代表著述《植物名實圖考》中記錄了不少勞動人民的經驗和豐富的植物知識。例如，他從“牧豎”那裡了解到“蔽”有結實和不結實兩種。結實的豆可食，不結實的莖葉可食；同屬十字花科的蕪菁、蘿蔔在《名醫別錄》為一類，以後有人以根葉強別。吳其濬說，《兼明書》不知其錯誤，為何不請教“老圃”?

重視前人經驗

吳其濬也很重視前人經驗，善於向書本學習。從1817年考取進士之後，憑藉他曾擔任各種官職的關係而閱讀了大量藏書。在《植物名實圖考》中，就引用了從古代到當時人的書中有關植物的文獻800多種。另一方面，他在吸取前人知識時，態度又是審慎的。一是體現在注意對文獻的考訂、辨偽，不輕信盲從；二是不局限於文獻記載，而重視實地調查的研究方法，他通過自己調查研究，對古書中不足之處，都給予糾正和補充，使書本知識與實際聯繫起來，如在甘草條中，指出郭景純在注《爾雅》中所記甘草蔓生，葉似荷，似地黃的錯誤。並說其草不蔓生，不似荷，也與地黃不同類，有關錯誤都是傳聞，或傳寫的訛誤。

對於經過實地觀察、訪問，根據文獻記載加以研究，仍然不清楚的問題，決不主觀推測妄下結論。所以《植物名實圖考》中出現了有圖無文或無名，或只有圖既無名又無文。或一物數圖未加訂注釋的情況。這也是他“存信存疑”不逞臆見的思想反映。另外作者在轉引文獻時，不割裂原書文義，忠實於古文獻原文。全部照錄，註明出處。這些都反映了吳其濬治學方法的嚴謹。總之，吳其濬在植物學、採礦學方面取得了較大成就，是與他的科學態度分不開的。吳其濬作為19世紀的著名科學家是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