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江稻耕文化深藏著許多富有價值的成分。背夫山戰國墓出土的銅質鐮、鋸、鑿、刀、斧與《管子》擬出的農工工具名錄接近。南朝設定廣熙郡意味著進一步開發農業資源，從此在生產文化上凸顯有特色的技術和知識。唐代放養鯇魚來開荒是水田種養的“齊民上術”。進至明清，稻耕生產文化張揚，耕作方式和品種門類多樣性明顯，地力和地面空間利用最大化。在精神文化上，表現出吸納進取，尚健習武，精忠孝友，敬奉農神的取向，這些都值得發掘、研究，進而開發利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南江稻耕文化
- 分布區域：嶺南南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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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物
背夫山戰國墓出土的鐮鋸鑿斧刀與《管子》擬出的農工工具標準名錄接近
該墓在1983年發現並清理出土文物116件，其中銅器104件，曾作為廣東重大考古發現而入載1984年《中國考古學年鑑》。銅器中有斧、鑿、篾刀，連同鐮、鋸與農業、手工業都有關係。而斧、鐮、鋸、鑿、篾刀作為明器，並不見見載於《儀禮》規範的名器名錄中，都足以引起注意。
按《儀禮·既夕禮》，臨葬陳列的明器包括用噐；樂器；役器；甲冑乾笮；燕器；杖笠，即燕居安體之器。其中“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鄭玄註：“此皆常用之器也。”其中的用器一項，屬於工、農、織工具的只有耒和耜兩種。而《管子·輕重乙》說“(齊)恆公曰：‘衡謂寡人曰：“農之事，必有耜、銚、鐮、鎒、椎、銍，然後成為農；車必有斤、鋸、釭、鑽、鑿、銶、軻，然後成為車；女必有刀、錐、箴、鉥，然後成為女’’’’。衡的標準也就是齊國政府的規範。以這份名錄與背夫山戰國墓出土的銅器對照，鐮、鋸、鑿、斧後者有。後者另有篾刀，如果省略其中功能的微小區分，也可視為刀，銍，漢劉熙《釋名》：“銍，獲禾鐵也”。清·孫詒鑲引《急就篇》顏窪：“銍，刈黍短鐮。”這也就可以統稱為鐮或短鐮。這樣，就有鐮(含銍)、鋸、鑿、刀、斧在《管子》開列的規範家具、工具和女工工具之中出現。《管子》一書，就齊國的社會的各項制度提出整傷、改進、創新的理論和措施、辦法。聯繫到背夫山古墓出土的銅質工具，有必要加以深思。特別是其中的鐮是齒刀鐮比無齒鐮先進，出示齒刃鐮，凸顯對收穫成果的最終關注。
南朝至唐
進入南朝以後，龍鄉縣在各朝的州郡志有所記載，清洪亮吉《東晉疆域志》認定龍鄉縣在晉末設定，從《宋書·州郡志》註明《永初郡國(志)》所記“治龍鄉”觀察，南朝宋的第一個年號永初期間，龍鄉縣不但已經設立，而且是治所所在地，是首縣，後來因故才回遷端溪縣。到齊代末，增設廣熙郡，就以龍鄉為首縣，郡的治所設此。原因可能是由於 開發的需要，將晉康郡分出廣熙郡，一度撤銷，後來恢復設定，顯示進一步開發這一地區的格局已經確定。
而且《南齊書·州郡志上》開頭有一段重要的小序：“廣州，鎮南海。濱際海隅，委輸交部，雖民戶不多，而俚僚猥雜，皆樓居山險，不肯賓服。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別署督護，專征討之。捲握之資，富兼十世。尉他(佗)余基，亦有霸跡。江左以其遼遠，蕃戚未有居者，唯宋隨王誕為刺史。”
當時的廣熙郡及其治所龍鄉縣就是西南二江間的“川源深遠”地區。正是在齊梁兩朝活躍於政壇的陳法念，其祖先南遷到來出任官職，定居於南江上游龍鄉縣，即後來的瀧州、瀧水縣、開陽郡。曾任梁朝驃騎將軍、西江都督。至其子佛智，“承累世之資，藏(贓)鏹鉅萬，部曲數十。”其孫龍樹、曾孫集原、玄孫仁謙都在唐朝任高官顯貴。從陳法念、陳佛智世代累積財富以萬金計，部曲擁有數十，至其子孫陳龍樹、陳集原時，仍然擁有“資財田宅，僮僕三十餘人”。陳法念還曾任西江都督，這與“專征討之，捲握之資，富兼十世”即使不是全同，也是約略近似。
而宋、齊、梁、陳四朝都分別實施鼓勵農業的政策，採取促進生產的措施。《文館詞林》收有宋文帝、宋孝武帝躬耕千畝，齊武帝籍田，梁武帝勸農等詔書，儘管大都是照章循例的動作，但重農、勸農的願望是實在的。在《梁武帝開恩詔》中，對犯法違紀而應查封、沒收財產者，認定“其田宅車牛是其生生之具，不得悉以沒入，皆優量分留，使得自止”。這些人擁有“田宅車牛”，應是相當規模的農業經營者，儘管受到“封籍”的執法，但財產不得全部沒收，而要從優保留，也就是依然保持其經營。同時一些詔書宣示，官員督導農事得力者有獎，加級進階。《梁武帝恩赥詔》三首之二宣示：“在位群臣，宿衛文武”，“孝悌力田，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在這種社會背景之下，陳法念、陳佛智家族擁有的“部曲數十”，積累的巨額財富的來源，除了軍事、政治手段取得之外，也會有經營農業所得。他們傳承到子孫時，仍然擁有田宅，就如上述詔書所說的“田宅牛車”一樣擁有相當規模的農庒。當時傳承東漢以來廣州都督府地區農業獲得較大發展的成果，加上南朝四個朝廷的鼓勵、督導，大批從嶺北南下的漢族人，把先進的耕作技術、工具帶來，從而使農業出現新的局面。
在北魏(398～533)末年成書的《齊民要術》卷二述說糧食作物，將稻分為水稻和旱稻，其中水稻在南方一般是二熟制，其中“蓋下白稻，正月種，五月獲，獲訖，其莖根復生，九月熱”，又是近代還出現的“撐稿。”與《齊民要術》面世差不多同時的陳法念，“其先自鄢陵徙居開陽”。鄢陵在今河南省中部，距北魏都城洛陽不遠，他的先輩是否也把《齊民要術》講述的先進技術和經驗引入南江地區還有待發掘。
進至隋唐，南江地區的建制逐漸清晰，文獻記載也有所增加，農耕文化的亮點在載籍中不時湧現。
文化特點
(一)自然花葯，花開蓮井
《龍龕道場銘並序》描述該道場“花葯奇卉，實仙聖之安憩。”“無假梁棟，自然花葯。”“雲起山窗，花開蓮井。”兩處出現的花葯，中國古代特指芍藥，但在佛教名物中有花葯欄，設定在寺院的環境內，種植芍藥和牡丹。而蓮井在佛教名物中查不到，從與“自然花葯”作對句來觀察，蓮井也應是道場以外的自然境界。因而井是指面積一百畝，大致等於50市畝。這樣的蓮井可以算是大蓮塘。在這樣的大蓮塘上荷花爭艷，與花葯欄中的芍藥、牡丹映襯，在出家人心中是“蕭爾閒曠，悠然虛靜。“但在世俗的眼中即使不是“接天蓮葉無窮碧，”也會象是置身於奼紫嫣紅的花海中。可見當時在糧食生產之外，種植已經多樣化，甚至種植花卉。
(二)放養鯇魚來開荒造田
《嶺表錄異》卷上：“新瀧等州山田，揀荒平處以鋤鍬開為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先買鯇魚子散於田內。一二年後，魚兒長大，食草根並盡。既為熟田，又收魚利，及種植且無稗草，乃齊民之上術也。”體現了當時農民相當高的巧思。
三、明清時期南江稻耕生產文化的張揚
唐代以後從南漢至宋元，瀧水縣的文獻資料沉寂。進到明代，特別在萬曆年間升格為直隸州，由於上級的督導加強，大批移民到來定居，大幅度地展開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的建設，社會面貌發生明顯變化，農耕生產文化隨之得到張揚。
(一)作物門類和品種上注重多樣性
出於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需要，在以水稻為主糧的前提下，儘可能地實施多項目、多品種。水稻分早造、晚造，每造又分早熟、大造，大造之中，谷種特別多。此外，糧食作物不只有五穀，連九穀也超過。雜糧之中，紅薯最為大宗，品種也多色多樣，在種植上分五月種、八月收的正造薯和秋收後即接種的冬薯。豆類中有黃豆、黑豆、綠豆、紅豆、赤小豆、眉豆、豌豆、蠶豆，等等。有意思的是，眉豆在本地稱為飯豆，竟是見於《齊民要術》的名稱。黃豆最被重視，與油料作物花生同居重要位置，因為當時都是在生活中不可或缺。花生是食油的來源，黃豆是制豆腐的原料。逢年過節必須用來磨製豆腐，平時也需要作食料。此外麻、茶、果、菸葉、木薯、桑、果和瓜菜等等，都是常見作物，收益較大。
(二)地力和地面空間上注重利用的最大化
在耕作制度主要的四熟、三熟、兩熟的基礎上，實行連種、輪種和複種。複種從同一地面、同一時段內進行來說，方式又分間種、混種、套種，等等，立體種植常見，典型的是在芋地上種姜、瓜、菜、高粱、玉米之類，高低、四面全部利用。
(三)種養同田，“飯稻羮魚”
代表方式是稻田養魚。由於稻田一般分布在低丘和谷地，田基蓄水比較穩定。加上傳統上的水稻插植習慣深水疏植，預留空間較大，施放的是農家肥料，不但對魚無害，反而有益，因而向來有稻田養魚的習慣。早造插秧後，適時放養鯉魚，個別還加放鯇魚或其他魚種，所養的魚種必須不吃稻株。到早造收割後、晚造插秧前收捕，也有留下一部分繼續飼養。每造畝產一般有10～20市斤，多者達三四十市斤。這樣的自養自捕，是當地農家一年中的魚肉最豐盛的來源。這種在自然生態環境下養大的鯉魚，儘管個體不大，但肉質肥腴甘美，骨骼較軟，人們津津樂道，稱為“田鯉”，以區別於河鯉、塘鯉。在耙田水濁中集中捕捉時，大人小孩齊動手，魚罩竹箕同施，衣濕身髒在所不顧，這可算是稻耕文化的一道歡快景象，體現了《史記·貨殖列傳》所說的“飯稻羹魚”佳興，在今天可以提升到全球農業文化遺產的層面來考量。浙江省青田稻魚共生、貴州從江侗鄉稻魚鴨系統已相繼躋身全球17個GIAIIS保護試點，這一信息值得注意，當前可以考量將它開發成稻田養魚養鴨的自然生態飲食文化設施，加以利用。
(四)山田並作，農林多珍
耕田與種山，或者種地與採摘山野土特產，或者取來原料加工製作，羅定歷來有名品面世。紫石英、紅飛鼠(紅蝙蝠)、秦吉了(八哥)、畫眉鳥、果下馬、冶鐵鑄鑊、藍靛、茶葉，等等，不下百十種。共中豆鼓和醬油，從清代以來一直蜚聲在外。作為配料，在廣州、香港都有標明採用羅定豆豉的名菜。甚至北京的國宴、美國唐人街酒樓，也都有名為羅定豆豉雞的一道名菜。在清同治光緒年間任羅定直隸州知州的杜鳳治在日記中寫到：“自到羅定，醬油實為廣東第一”。年中他作為禮物向廣州的總督、巡撫、布政使和其他官員、親朋好友贈送不少。他還寫道：“此地頗富庶”。“路無乞丐，有上古風”。“民安耕鑿，地利桑麻，竹木扶蘇(疏)，山水如畫，孰謂瘴煙蠻雨無佳境哉!”。“產量大宗，產值大額，在市場上舉足輕重，至今不衰的要數桂皮、桂油及其連屬的產品。經過長期的栽培和利用，已積累了一套技術和經營管理的經驗，可作文化層面的觀照。
(五)大型提水筒車
筒車、水碓、水磨這些利用水力驅動的農業機具在中國的歷史悠久，在羅定長期使用，甚中筒車最有特色，以圍底河沿岸設定的規模最大、效率最高。古模村安設有了3架，其中兩架並列，共用一道攔水陂、一條車巷，當地稱之為孖車。單個轉輪直徑約有二三十米，輪上葉片上端安裝吸筒10多個，兩輪共達30個左右，日夜提水不息。灌溉範圍約有2平方公里，同時保障村民自流的生活用水。對照《天工開物》、《三才圖會》和當前的中國農史書籍所展示的筒車圖像，這“孖車”的規模和效率比較大型和高檔，車巷的開闢和陂中浮閘通船上下的設定，體現出設計的細緻。當中的歷史記憶值得發掘、保存。
精神文化
(一)吸納進取
與外界接觸、交流，從中吸納先進的文化成分，這在境內出土的歷代古墓中已有物證。南朝至唐階段，本地人在外活動並與外界接觸、交流增多。到中國江南地區求佛法的交趾郡僧人寶聰，獲悉瀧州龍龕道場佛事後，欣然南來“頂禮”，“共成勝因”。明清時期，大批移民到來落籍，把原有的文化成分隨同帶來。清朝乾嘉以後，本地農民又開始外出發展，由到省內的廣州、佛山和珠江三角其他城鎮，到香港和南洋，擴展至湖南、廣西，遠至貴州、雲南。“走雲南”、“走廣西”，從事販運、行銷，或者有利可圖的其他營生。在上世紀三十、四十年代出現高潮。其中在抗日戰爭期間，僅在廣西柳州經商的就有成千人，所聚集的大南路有“羅定街”之稱。昆明的金碧路也有類似的情況。加上廣西桂林、南寧、梧州、貴州貴陽及其他城鎮，人數應以萬計。這些經貿活動，對活躍抗戰大後方市場，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同時也把大後方的信息向家鄉反饋。一個顯例是製作火柴，1938年後珠三角滄陷，火柴的來源中斷。有高中文化的梁清泉把在外地掌握的火柴製作技術帶回素龍榃井老家，辦起火柴廠。將繁瑣的插技手工分發給附近的農家完成，因質量過關，銷路大開。幾年間火柴廠競起，從縣城到素龍的公路兩旁，火柴廠的廣告觸目可見。火柴的產品不但保證本縣的供應，而且銷往鄰縣和廣西，也為本地的農民開闢一條收入門路。
(二)尚健習武
農事餘暇習武，這是中國農耕文化的一項優良傳統，對維繫民族的持續發展起著有力的作用。羅定尚健習武的風氣相當普遍。一般的聚落，特別是較大村莊，都設有練功學武的場所和器械，逢風雨天不能開工和可利用的夜晚，有志者往往投身於其中。在這一廣泛的群體性基礎上，在清代就陸續湧現武進士8人，武舉人47人，其中官至總兵的7人，副將以下至守備的幾十人，武功能手、武術名家、擂台俊傑一大批。德、功、醫兼備的梁方伍、彭俠，都飲譽省內外、國內外。當中有武術世家，祖孫尚武。抗日驍將區壽年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中，率領十九路軍七十八師堅守閘北、虹口一線，與侵華日軍血戰30多天，戰後獲授青天白日勳章。1938年8-11月，又以四十八軍一七六師長身份參加淞滬會戰，再一次予侵華日軍以重創。其後多次參戰，屢立戰功。晉升軍長、集團軍副總司令。抗戰勝利後任兵團司令，年青時區壽年參加北伐，在進攻武昌城時，擔任前衛連連長，領隊強行爬城，參加巷戰，勇於衝殺。平時治軍喜歡運動、游泳、射擊、跑馬，所領部隊喜好運動成風。知情者認為這來自他的家風。原來他家世代習武，祖父區龍光是清光緒十五年武進士，曾任三水守備，回鄉後授徒，指導武術，影響孫輩。
(三)精忠孝友
對父母孝順，對兄弟友愛，這樣的孝友行為在中國傳統的倫理上是通則，在社會實踐上也相當普遍。清代張輝三代入州學，講求德行。他任教幾十年，“教人先孝友而後論文藝”，著作《孝經釋義》一書。另一位履歷相近的譚虞琛，“授徒不問束修厚薄，入塾先講《孝經》”。對母親孝順敬謹。再上溯南朝至唐代，更有四代被史書列為“精忠大節”而記載的陳法念一家。明·郭琹《粵大記》獻征類精忠大節把晉·冼勁排第一，陳·陳法念排在第二，唐 ·陳元光第三，其下宋明各18人。記述陳法念稱：“以孝義訓溪峒，所至鎮俗戢奸，盜賊屏息，封宋平郡公，世襲。子佛智為羅州剌史，陳·光大初授南靖太守，太建中除西衡州剌史，封安靖郡公。陳亡，與馮盎力戰，奮戈厲聲曰：‘戰陣無勇，非孝也，遂為盎所殺，時稱其忠。”還稱其孫龍樹仕唐任剌史，封鄱陽開國勇。從這段記載看來，之所以“時人稱其忠”，是因為陳佛智奮力抵抗，並且揮戈厲聲誓言。而在陳法念身上卻看不到忠的事跡。但是把“戰陣無勇，非孝也”的認識視為得自父親陳法念的教導和灌輸，那就與陳法念有關係，就可以視為父子精忠大節。
同時，這裡稱陳佛智被馮盎殺死，與《資治通覽·隋紀》開皇十年(590)所記“馮盎出討賊將佛智，斬之”相同。但是《永樂大典》引《晉康志》的記載並沒有被殺的事，說：陳佛智“以孝義訓蠻俗”。“後隱晦不出，至煬帝大業十三年(617)終，年七十三歲。”這一死年比開皇十年晚27年，因而使陳佛智被殺死出現疑點。(1)開皇十年王仲宣起兵造反時，“嶺南首領多應之”。但是並不見有其他首領被殺的記載，洗夫人的親子馮暄也只被囚系。當時陳佛智被加上的“賊將”一名，理應是指“廣州南有賊曰俚”而言，不見得是含有政治性的惡稱。隋文帝《安邊詔》二首之一針對在統一全國的進軍過程中的對抗行動宣稱：“如或愚蔽，敢相抗拒，軍鋒所及，止在逆者一身，自余家口，並亦撫慰，務在安全，一豪勿犯。”不得肆將士之情，極干戈之用。“他的《大赦詔》二首之二又宣布：“自開皇十九年正月七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已發露未發露繫囚見(現)徒，悉從願放。”並無嚴懲不貸的峻刻。加上當時馮盎所奉的命令只是執行阻遏，並未發生激烈的戰鬥，而且陳佛智是馮盎叔輩馮暄的摯友，在情勢上也不一定對其非立斬不可。可見其中的疑點還需要破解。
陳法念家孝友的事跡最突出的是陳集原被入載《舊唐書》《新唐書》的孝友傳稱他“幼有孝行，父才有疾，終日不食。”“喪父，嘔血數升，枕服苫廬，悲感行路。資財田宅及僮僕三十餘人，並以讓兄弟。”在這兩書的《孝友傳》中，籍屬嶺南的，別無他人。而且其後的官修類書《太平御覽》、《古今圖書集成》等都加以轉載。他的“悲感行路”的深情，特別是自份的田宅讓給兄弟，在今天仍具有感染力。
直到明末，還發生黃世臣獲悉北京被清軍占領後哀痛萬分，說：“國亡與亡，人臣之分也。吾嘗食朝朝廷祿，今雖致仕，其可苟活乎？”決然在家自縊以為殉。
(四)敬奉農神
正式的宗教場所歷來較少，奉祀各種神祇的廟宇分布就廣，信眾到來除了進行一般的祈福、祝福、酬報以外，還常常夾雜著對農事、農功、風雨、天時的祈求、報恩。除通行的節誕以外，祝禱農功、敬奉農事色彩濃厚，到建國前甚至在近年仍然奉行的，有幾項活動：
1、拜地神。對地神、社稷、先農壇各級政府都定例拜祭，羅定的民俗把它置在僅次於祖宗的地位，拜祠堂後隨即拜地神、社壇。2、四月八優待耕牛。四月八日本是佛教的浴佛節，民間又衍生為牛王誕。羅定的農村一般沒有牛王誕的儀節，但對耕牛有優待的舉措。通常是打掃牛欄，在牛欄上香，當天不役使，在牛食中添加優質料，甚至加上酒。3、嘗新。這也是歷代從帝王以下慶農功的活動。因為還沒有新谷登場，無新米可嘗，只有將待熟的稻穗紮成一束，連同祭品奉神。當天有一項別致的活動就是夏收夏種期間請幫工的，包括全期的“做六月”和散工，在這一天必須落實，落實了的就被請到主家會餐，因此當天的村莊氣氛濃厚，與端午節不相上下。4、完工。夏收夏種持續時間一個多月，是一年中最勞苦的時段，完工了要備辦豐盛的一餐，全家並邀幫工共宴，主家照例酬神。5、做醮。由醮會主辦，由巫士主持，但內容夾雜著中國傳統的祭拜地神、農神的儀式和佛教的名色。而且日子必定選在入冬後，這時秋收告竣，可以為農事報功。醮期一般持續三天，除了祭拜、奏樂的儀式以外，還有舞獅、展覽畫屏、吹奏廣東音樂，甚至有“馬上色”巡遊。“馬上色”即是珠三角的“秋色”的簡化，因為扮相者都坐上馬背而得名。扮相者按傳統文學作品中的故事編排，畫屏的內容也類似。這樣的做醮，儘管有迷信活動，但深入觀眾心目中的，還是文藝和知識的成分，而且親戚聚會，熱鬧幾天，是鄉村中難得的興高采烈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