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特徵
南朝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由648塊長方形青磚拼鑲而成,分為兩幅左右兩部分對稱安置於墓室兩壁。南墓壁描繪的是嵇康、阮籍、山濤、王戎的畫像,高78厘米,長242.5厘米;北墓壁描繪的則是向秀、劉伶、阮鹹、榮啟期的畫像,高78厘米,長241.5厘米,8個人席地而坐,以不同姿態體現了每個人的不同特點。
流傳歷史
1960年4月,位於南京西善橋宮山北麓的西善橋鋼鐵廠,在取土施工過程中發現了一座古墓,隨即報告給了江蘇省南京考古隊。經考古隊勘查,發現這是一座南朝時期中等規模的單室墓,早年曾被嚴重盜掘過,在墓室的南北兩壁,分布著青磚拼嵌而成的磚畫,畫面上是“竹林七賢”和“榮啟期”的歡宴圖,這幅人物磚畫便被命名為《南朝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現藏於南京博物院。
磚畫內容
南朝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共有八人,皆席地而坐,各具神態,每個人物身旁均標明姓名,彼此之間以銀杏、松樹、槐樹、垂柳等樹木相隔,是一組既各自獨立又和諧統一的大型畫像磚組畫。
嵇康
嵇康頭梳雙髻,與王戎、劉伶三人均露髻無巾飾,雙手彈琴,赤足坐於豹皮褥上。《世說新語·容止篇》說他:“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繪畫作者正是據此來塑造了嵇康的形象,據《歷代名畫記》卷五載,顧愷之曾畫過嵇康的四言詩,並深有體會地說:“‘手揮五弦’易,‘目送飛鴻’難。”壁畫正是按照這兩句詩來表達嵇康的精神狀態,畫面表現了嵇康的傲慢,敢於“非湯、武而薄周、孔”的氣概;同時又表現了他內心充滿著矛盾的精神狀態。
阮籍
阮籍頭戴幘,側身而坐,口作長嘯狀,一手支皮褥,一手置膝上,赤足。其旁置帶把酒器一具。器下有盤,器內浮小鴨一隻,可能為玩賞之物。畫阮籍則著重他“作嘯人似人嘯”。《晉書·阮籍傳》記籍“嗜酒能嘯”,《世說新語》記:“阮步兵嘯聞數百步,韻響寥亮”。世傳“嵇琴阮嘯”。
山濤
山濤頭裹巾,赤足曲膝坐於皮褥上,一手挽袖,一手執耳杯欲飲,身前置一瓢尊。作飲酒神態,描繪山濤的嗜酒性格。山濤極飲酒,《晉書·輿服志》:“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溢其酒,濤極本量而止。”
王戎
王戎頭露髻,斜身靠幾,手舞一玉如意。仰首、曲膝、赤足坐皮褥上。其前置瓢尊一具,耳杯一隻,瓢尊中亦浮一小鴨。《晉書·王戎傳》記:“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庾信《樂府·對酒歌》中有:“山簡竹籬倒,王戎如意舞”之句,這幅畫面正好是“王戎如意舞”的寫照,亦表現了他表面清高而骨子裡天天在籌劃做生意賺錢的精神狀態。他一邊靠在巾箱上,一手耍著玉如意,蹺起左腿擱在右腿上,是那種既做了高官又發了大財,怡然自得的神氣。
向秀
向秀頭戴垂帶幘,一肩袒露,赤足盤膝坐的皮褥上,閉目倚樹,作沉思狀。《晉書·向秀傳》記:“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可見向秀在道學、玄學方面的功底深厚以及善於思辨。此畫表現出向秀閉目沉思莊子真義的神態。
劉伶
劉伶露髻,曲一膝,赤足坐於皮褥上,雙目凝視手中酒杯,另一手蘸酒品嘗。細膩地表現注視杯中的動作。《晉書·劉伶傳》:“止則操卮執觚,動則契盍提壺。”畫中劉伶,含笑似在算酒量,充分刻畫了他嗜酒成性的神態。
阮鹹
阮鹹垂帶飄於腦後,挽袖持撥,彈一四弦樂器。注目凝神,赤足盤膝坐於皮褥上。《晉書·阮鹹傳》:“鹹通韻律,善彈琵琶。”畫中阮鹹所彈樂器名直項琵琶,又名阮鹹,據傳為阮鹹所發明。沈從文云:“阮鹹手中的樂器,是目下所有同式樂器形象最早的一具。用竹籤子彈撥,也是過去不知道的”。此種樂器以前僅見於唐畫,也有唐代實物存在,藏於日本正倉院。如今,在許多地方劇種的演出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樂器。
榮啟期
榮啟期披髮於後脊,長須,腰繫繩索,凝思而彈五弦琴,琴置膝上,盤膝坐於皮褥上。表達了《高士傳》中的描寫“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及陶潛詩“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的詩意。
文物鑑賞
南朝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不僅表現了士族代表——“七賢”的共同特點,也塑造了各人不同的個性。人物的刻畫也非常契合史書所描述的各自的特點。
從畫的風格看,南朝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雖然是模印磚畫,但它改變了漢畫像磚剪影式的風格。畫中線條“長線繚繞,秀骨清朗”,吸收了印度佛教畫中線條流暢、用筆柔軟但又柔中見剛的風格。而散點透視的方法,則是繼承了古代繪畫的傳統。採用的漢代以來壁畫中常見的對稱分列的構圖方式,簡潔緊湊,畫面精心設計,給每人一個恰當的場面,使畫面生動,情調統一。同時,又線上雕的人物底上,填繪色彩,有機地把繪畫、雕刻、設色三者結合起來,給人以立體感。磚畫注重“寫神”,人物清瘦秀麗,頗具“陸(探微)得其骨,顧(愷之)得其神”的畫風,恰如其分地把八個人獨特性格和空虛、頹廢的精神面貌生動地刻畫出來,體現了南北朝時期的繪畫藝術特點。
在繪畫方面,傳統人物畫始終與倫理借鑑保持密切關係。南朝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超越了傳統人物畫的意義範疇,畫家選題不再以“成教化、助人倫、明勸誡、著升沉”為目的,而是為表達自己內心的嚮往之情而創作。不是某種規範、禮制的象徵,而是洋溢著內心詩情的表述,繪畫形象以其內在的氣韻,釋放出自由人性的活力,這是人的自覺精神的強烈反映。李澤厚先生的《美的歷程》中寫到“人們並不是要學那种放浪形骸,飲酒享樂,而是被那種內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風神吸引著,感召著。人在這裡不再和兩漢那種以外在的功業、節操、學問,而主要以其內在的思辨風神和精神狀態,受到了尊敬和頂禮。”這樣的一種文化與人格的洗禮,完全可以從磚面中感受得到。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結合了內在畫意與外在詩情,反映了魏晉時期的思想文化風貌。
文物價值
南朝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的出土,填補了六朝繪畫稀有傳世真跡的空白,在中國繪畫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02年,國家文物局將其列為“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之一”。
文物爭議
魯力先生從磚畫背景的樹木樣式銀杏樹與垂柳與《洛神賦圖》大致相同為由認為其壁畫作者為
顧愷之的可能性最大。而林樹中先生指出同時期的幾套磚畫可能所用的是同一套粉本,作者是
陸探微的可能性最大。
名畫背景
南朝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所處時期是南北朝時期,這一時期多戰亂,國土長期分裂,朝代頻繁更迭,處在紛爭不息、動盪不安的社會之中的士人階層,由於對現實世界普遍感到絕望,不得不尋求各種精神寄託,其中有一部分人喜歡沉湎於藝術的創作、鑑賞和品評等活動。在南京西善橋附近齊、宋後期的大墓、丹陽建山齊廢帝陵、丹陽胡橋齊景帝陵墓內均出土有《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其人物形象、構圖、風格基本相同,只是人物排列順序和某些細節與題字略有差異,其中,西善橋出土的磚畫在所有這些磚畫中是藝術水平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