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系類型學是考古學中的一個術語，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學,是建立在考古地層學與考古類型學基礎上的,巨觀的,更深一步研究考古學時空框架的理論方法,是考古學研究的基礎。
區是表示橫的關係，是空間的分布，是塊塊，系則是縱的關係，是時間的垂直關係，是條條。類型是分支
區、系、類型的內容：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是指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包含一部分青銅文化）橫縱兩個方面的關係，即文化的空間分布和在時間上的延續及各種複雜的相互關係。
蘇秉琦在20世紀70-80年代提出區系類型觀點時，將中國主要區域劃分為六大區系：
1、陝豫晉鄰黃地區 ；
2、山東以及鄰省一部分地區 ；
3、湖北和鄰近地區（漢水中游區、鄂西區、鄂東區）；
4、長江中下游地區（寧鎮區、太湖區、寧紹區）；
6、以長城地帶為中心的北方地區（昭盟中心區、河套區和隴東中心區）
關於類型學的再探討
類型學的理論和實踐一直是中國考古學界最富爭議的話題之一，一想到要在這個所謂科普的講座里繼續探討這個問題，不免有些頭大，因為再往下說，便不是客觀中立的講述，多多少少就有些自己的意思和取捨在裡面，晉侯之臣見了。
其實，類型學本質上是分析歸納的認識方法，其作用是為更深層次的研究提供初級產品，也就是說，使用類型學方法不僅僅可以區別物質文化表象的差異，更重要的還在於運用它可以把握住文化內在的有機聯繫，使考古學文化、類型這樣的概念成為具有確切意義的實體。當然，作為一種方法，它有著自身的局限性，正確地認識這一點也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考古學的方法和理論分為兩大塊，一是獲取資料並進行分析整理的方法論，一是對分析結果進行闡述的理論，類型學本質上屬於前者範疇，決不可能完成考古學的全部任務。例如，運用類型學，我們可以獲得仰韶文化人面魚盆的演變序列，但卻無法就此說明它們是否與某種崇拜和信仰有關，為了前進這一步，通常會引用大量文獻、民族學資料進行論證。這種論證是否有效另當別論，但顯然已不屬於類型學範疇。同樣，對於古人的審美觀念、道德規範、行為準則、社會制度等，盡憑類型學方法，也是不能解決的。在復原社會組織方面，通常研究者會把通過類型學把握住的物質文化遺存的層次性和不同層次的人類共同體直接聯繫，這種置換正確與否，也不是類型學能解決的。
其次，類型學只是提取考古資料所包含信息的方法之一，要儘量開發這些信息，還有很多其他手段，如實驗考古學、自然科學分析、綴合作業法等等。綜合運用這些方法，儘可能提取更多的信息，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前提。
再次，前文已有提及，類型學實際上是一種形式邏輯式的研究，它的結果是說明遺存的演變趨勢，或者說是一個由若干相對時間概念構成的邏輯過程，而不是具體的歷史過程。所以說，在實際操作時，正確理解邏輯過程與歷史過程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這樣才能正確把握一些看似令人費解的現象。
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類型學方法因其本身的特點，對考古學研究來說也有很多極重要的作用，除了前文提到的之外，還有，正因為它並不十分關注孤立存在的單個器物，而是集中精力尋求最普遍存在的文化因素中具有一般意義的信息，這種普遍存在的文化因素是當下劃分考古學文化範圍的重要標準，也是討論考古學文化層次結構的標準。當然，這種從類型學把握住的一般性引申出文化、類型等概念的研究，還需要其他理論的支撐，但是能把問題進展到這一步，正是類型學。
關於歷史時期類型學方法的運用和有效性問題，我想，還需結合上述提到的類型學本身的特點和局限性進行深入地思考，在利用其建立時空框架作為研究基礎的同時，也要考慮到如何修正它的局限帶來的偏誤，歷史時期不同史前的最大的特點就是可以參考大量的文獻記錄，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參照，如何運用得當，是需要自己不斷體會和摸索的。關於如何就壁畫等題材進行類型學研究，我想也須從類型學最拿手的地方著手，進行外部形態的分析，也就是對整個圖像系統進行排比分析，比如主體形象特徵、主體與隨侍附屬物象的關係、畫面的結構布局乃至一些物象的細微變化（我曾對漢畫圖像作過一些類似分析，觀察到其中神話題材中的羽人姿態十分有趣，除了常見的上升、俯衝等，還有一些明顯違反重力學原理姿態，按照一般的解釋，羽人的空間姿態多以飛鳥的形象刻畫，而這些奇特的姿態明顯突破了常規的思維，如果能有足夠多的資料建議一個突破的序列，也許可以作為追究古人思維變化的一個線索）。當然，進行細緻的類型學分析的前提之一，必須擁有數量達到統計分析意義的標本，否則整個序列的演化將令人無法信服。
類型學的理論和實踐一直是中國考古學界最富爭議的話題之一，一想到要在這個所謂科普的講座里繼續探討這個問題，不免有些頭大，因為再往下說，便不是客觀中立的講述，多多少少就有些自己的意思和取捨在裡面，晉侯之臣見了。
其實，類型學本質上是分析歸納的認識方法，其作用是為更深層次的研究提供初級產品，也就是說，使用類型學方法不僅僅可以區別物質文化表象的差異，更重要的還在於運用它可以把握住文化內在的有機聯繫，使考古學文化、類型這樣的概念成為具有確切意義的實體。當然，作為一種方法，它有著自身的局限性，正確地認識這一點也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考古學的方法和理論分為兩大塊，一是獲取資料並進行分析整理的方法論，一是對分析結果進行闡述的理論，類型學本質上屬於前者範疇，決不可能完成考古學的全部任務。例如，運用類型學，我們可以獲得仰韶文化人面魚盆的演變序列，但卻無法就此說明它們是否與某種崇拜和信仰有關，為了前進這一步，通常會引用大量文獻、民族學資料進行論證。這種論證是否有效另當別論，但顯然已不屬於類型學範疇。同樣，對於古人的審美觀念、道德規範、行為準則、社會制度等，盡憑類型學方法，也是不能解決的。在復原社會組織方面，通常研究者會把通過類型學把握住的物質文化遺存的層次性和不同層次的人類共同體直接聯繫，這種置換正確與否，也不是類型學能解決的。
其次，類型學只是提取考古資料所包含信息的方法之一，要儘量開發這些信息，還有很多其他手段，如實驗考古學、自然科學分析、綴合作業法等等。綜合運用這些方法，儘可能提取更多的信息，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前提。
再次，前文已有提及，類型學實際上是一種形式邏輯式的研究，它的結果是說明遺存的演變趨勢，或者說是一個由若干相對時間概念構成的邏輯過程，而不是具體的歷史過程。所以說，在實際操作時，正確理解邏輯過程與歷史過程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這樣才能正確把握一些看似令人費解的現象。
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類型學方法因其本身的特點，對考古學研究來說也有很多極重要的作用，除了前文提到的之外，還有，正因為它並不十分關注孤立存在的單個器物，而是集中精力尋求最普遍存在的文化因素中具有一般意義的信息，這種普遍存在的文化因素是當下劃分考古學文化範圍的重要標準，也是討論考古學文化層次結構的標準。當然，這種從類型學把握住的一般性引申出文化、類型等概念的研究，還需要其他理論的支撐，但是能把問題進展到這一步，正是類型學。
關於歷史時期類型學方法的運用和有效性問題，我想，還需結合上述提到的類型學本身的特點和局限性進行深入地思考，在利用其建立時空框架作為研究基礎的同時，也要考慮到如何修正它的局限帶來的偏誤，歷史時期不同史前的最大的特點就是可以參考大量的文獻記錄，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參照，如何運用得當，是需要自己不斷體會和摸索的。關於如何就壁畫等題材進行類型學研究，我想也須從類型學最拿手的地方著手，進行外部形態的分析，也就是對整個圖像系統進行排比分析，比如主體形象特徵、主體與隨侍附屬物象的關係、畫面的結構布局乃至一些物象的細微變化（我曾對漢畫圖像作過一些類似分析，觀察到其中神話題材中的羽人姿態十分有趣，除了常見的上升、俯衝等，還有一些明顯違反重力學原理姿態，按照一般的解釋，羽人的空間姿態多以飛鳥的形象刻畫，而這些奇特的姿態明顯突破了常規的思維，如果能有足夠多的資料建議一個突破的序列，也許可以作為追究古人思維變化的一個線索）。當然，進行細緻的類型學分析的前提之一，必須擁有數量達到統計分析意義的標本，否則整個序列的演化將令人無法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