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刀會起義軍重創法國侵略軍及清軍的戰鬥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北門之戰
- 進攻時間：1855年（鹹豐四年）1月6日
英、法、美侵略者取得上海租界行政權與上海海關管理權後，公開支持清地方政權，由法軍出面對小刀會起義軍宣戰。法軍艦隊司令辣厄爾（Admiral Laguerre）聯合清軍向上海縣城進攻。清軍紛紛滾下城牆，多重傷至死。這次戰鬥，法軍死傷軍官四名，士兵約六十名，清軍死一千二百名，重傷一千名左右。
法國海軍與上海小刀會起義的失敗——以法方新檔案史料為中心的研究
法蘭西第二帝國建立後，迅速加快了向東方擴張的步伐。1853—1855年小刀會占領上海期間，以“貞德”號艦長辣厄爾為首的法國海軍以保護租界為名與清軍結成臨時同盟，對起義軍實施武力鎮壓，這是近代法國軍事干預中國政局的開始。1855年1月6日，法軍配合清軍發動“北門之戰”，這是法國海軍在近代中國的第一場熱戰。戰後雙方的照會往來，亦可視為清廷與西方列強的高級軍官間首次旨在謀求“合作”而非“對抗”的直接記錄，而這一“合作”成為日後清廷大規模“借師助剿”的前奏。在法國新發現的法方原始檔案史料，生動地反映了華洋初交之際畸形的中法關係，同時有力地證明了法國這次軍事行動對其遠東戰略和上海法租界擴張的深遠影響。
北門之戰
1855年初，法國海軍配合清軍鎮壓了上海小刀會起義。值得注意的是，鹹豐皇帝在看了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報功”的奏摺後，特別言及“佛蘭西國提督辣呃爾首先助順”、“夷官杜龍等傷亡，酌給卹賞”。《上諭》中所提及法國海軍準將，一般譯作“辣厄爾”，清代官方文書中或寫作“辣呃爾”。《上諭》中此般罕有的表態，以最高統治者的層級明確承認了清廷因國內變局所迫，向駐紮在遠東的法國艦隊求以軍援的事實。更為重要的是，相比此前對西方列強的蔑視和敵對，清廷在面對小刀會起義時，卻破天荒地向列強表示出了“合作平叛”的意願。這一自鴉片戰爭以來重要的外交轉向，也可視為此後太平天國運動中清廷大規模“借師助剿”的前奏。
關於“借師助剿”這一中外關係史研究中的熱點問題，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如方詩銘的《上海小刀會起義》、郭豫明的《上海小刀會起義史》等專著和華強的論文《上海小刀會與英美法三強的“中立政策”》，都分析了清廷得以勾結列強尤其是法軍鎮壓小刀會起義的各方面因素。目前，國內學界的普遍看法是，英、美兩國雖比法國更早提議武力干涉，但因索要權益過多，清廷最終選擇與“開價”相對較低、急於維護上海租界和天主教勢力的法方合作實施“會剿”。然而，具體到法國之於小刀會起義的影響,仍有不少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譬如，自1853年起義成功始，小刀會首領劉麗川在與列強的通信中，便多有“本帥與各國和好，斷無相參之心”云云，最終又為何與之反目，竟至與法軍兵戎相見？再者，從法國自身的角度看，其在上海的經濟利益和海軍實力都不及英國，為何法國艦隊卻不惜付出很大代價獨力協助清廷鎮壓小刀會？在拿破崙三世的遠東戰略和對華政策中，這次武裝干涉又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對上述問題的考察與解讀，尚待進一步豐富和完善。
國外學者的研究中，美國學者約翰·弗蘭克·加迪的《法蘭西帝國主義在遠東的根源》一書重點梳理了法蘭西第二帝國遠東戰略的演進過程，認為第二帝國對遠東的重視和介入程度大幅增強。法國人梅朋、傅立德合著的《上海法租界史》充分利用當時法租界公董局、法國外交部和領事館提供的原始檔案，細緻入微地描繪了法國如何借小刀會起義之機助推法租界擴張的歷史進程。葡萄牙人狄支沙的名作《上海史話》、英國人蘭寧、柯靈合著的《上海史》中，都有對小刀會起義期間當地民眾恐慌情緒的描寫。法國來華傳教士高龍鞶和史式徽分別撰寫的兩部《江南傳教史》，保留了小刀會起義期間，法國海軍、駐滬領事、教會勢力和上海地方當局密切交往、相互利用的記錄。法國學者皮埃爾·雷努凡的《遠東問題：1840—1940》和愛德華·德里奧的《遠東問題》對法軍參與“借師助剿”發表了各自的見解，前書主要強調此舉旨在對法國商業利益和“遠東秩序”進行維護，後書認為清政府與列強的聯盟是雙方的權宜之計。以上學術成果為本研究的深入開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015年冬，小刀會起義失敗160周年之際，筆者在位於法國萬塞訥城堡（Chateau de Vincennes）的法國國家軍事歷史檔案館（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 SHD）所藏《法國國家海軍檔案》（Archives Nationales de la Marine）中，發現了大量關於小刀會起義的原始案卷，主要涵蓋法國駐滬海軍的活動情況，與清軍、起義軍及中外各界人士的通聯記錄，還包括個人日記、作戰計畫、作戰地圖等。其中，法國海軍部每年一冊的艦隊調動年度彙編中，存有1853—1855年於中國海域游弋的每一艘法國艦船的航行、停泊、交戰的詳細記錄；經歷過小刀會起義的法國“賈西義”號（le Cassini）艦長卜拉（Robinet de Plas）中校、“科爾貝爾”號（le Colbert）艦長鮑德安（de Baudéan）中校都有通信記錄存世。法國政府1854年專門派往中國海域馳援的“貞德”號（la Jeanne d’Arc）艦長辣厄爾（Adolphe Laguerre）準將在回國後，還特別將其1855年1月6日指揮攻打上海城前後的重要通信、報告等彙編成集出版。這些幾乎未被前人所利用的原始史料是本研究得以開展的基礎。
對上述史料加以認真整理、解讀，比照清廷中樞、洋務部門、地方督撫和江浙文人分別存世的相關漢語文獻，有助於我們詳細考察法蘭西第二帝國政府對待清政府與小刀會交戰雙方態度的區別和演變，重新審視法國最終單獨出兵鎮壓小刀會的動機和實際結果，深入分析“助順”名義下中法雙方基於各自利益的不同考量和選擇，並由此深入探討法國干預因素對於小刀會起義失敗所起的作用。
一、 從“武裝中立”到全面交火：法國海軍決策的轉變
法國海軍準將辣厄爾當時擔任駐留尼旺和印度支那分艦隊司令（le commendant en chef de la Station de l’Ile de la Réunion et de l’Indo-Chine）。在清軍與列強對小刀會的聯合鎮壓行動中，這名法軍將領無疑是極其關鍵的人物。其親率巡航艦“貞德”號來滬助陣，使法國擁有了得以與英、美分庭抗禮的軍事資本。辣厄爾決意撇開英國，直接與清軍統帥吉爾杭阿進行軍事合作，既是法國“炮艦政策”的體現，又被視為日後“華洋會剿”的源頭。1855年初的那場“北門之戰”，實屬近代以來法國武力干涉中國內政的第一次高潮。辣厄爾率領的法國海軍在此役中折戟而退，並付出了慘重的傷亡代價；但此役也使小刀會遭受重創，一個多月後最終宣告起義失敗。清廷與以辣厄爾為代表的“夷酋”之間的“合作”關係，則在法人“首先助順”的官方辭令下悄無聲息地移宮易羽。
事實上，在小刀會起義後不久，法國海軍部就對遠東的形勢表示了密切關注。1853年12月24日，法國海軍部致信身在留尼旺島聖德尼（Saint-Denis）的辣厄爾，密令其做好赴華增援的準備。
海軍準將先生：
鑒於中國目前日益嚴峻的形勢，我只得增加我國在中國海域的海軍力量，並將這些軍隊迅速置於您的統轄之下。我因而決定將您的旗艦“貞德”號派往大清帝國的領海。
在密信中，巴黎方面還提醒辣厄爾到中國海域後須與外交部門在中國的代表密切合作，及時匯報談判進展，確保法國在華特權。並且相信他一定會尊重布爾布隆（Alphonse de Bourboulon）公使的建議，處理好雙方的關係。由於巴黎與聖德尼間路途遙遠，加之防務交接和準備給養需要時間，直到1854年4月29日，辣厄爾才率“貞德”號取道模里西斯逶迤東進。
阿道夫·辣厄爾（Adolphe Laguerre），1792年10月8日出生於法國洛里昂（Lorient），1811年12月開始在海軍服役，擔任一等準尉。1817年1月、1825年5月、1835年1月和1840年10月，他先後被授予海軍中尉、上尉、少校和上校軍銜，期間於1831年和1833年兩次獲榮譽勳章。1849年5月1日，辣厄爾晉升為海軍準將。1852年1月2日，拿破崙三世簽署命令，任命其為法國駐留尼旺和印度支那分艦隊司令，常駐聖德尼。
1854年7月29日，“貞德”號自澳門出發，經香港前往上海，並在香港與英國遠東艦隊司令賜德齡（James Stirling）艦長會面。8月12日，“貞德”號駛入上海前在長江口擱淺，法國駐上海領事愛棠（Benoît Edan）立即請求鮑德安艦長率“科爾貝爾”號的水手前往救援，希望想盡一切辦法，以最快速度恢復“貞德”號的戰鬥力。8月21日，“貞德”號被拖回上海維修，艦上的四百多名官兵則寄住在法租界顛地洋行（la maison Dent）的大班比爾（T.C.Beale）家中。
辣厄爾增兵上海前不久，清廷也對前線的要員做出重大調整，力主強硬鎮壓的江蘇按察使吉爾杭阿成為新的江蘇巡撫。起初，時任蘇松太道的吳健彰也曾試圖將西方列強拖入戰局，以助清政府剿滅起義軍。但是1854年4月，英、法、美三國領事在當地報紙上刊載了一份旨在維持所謂“中立”的共同聲明，聲稱“在本埠進行內戰的局面下，凡我僑民，均不得參加任何一方，為其服役”，否則即被剝奪五口通商情況下享有的一切僑民權利。同月，清軍甚至還在上海跑馬廳附近與英、美軍隊擦槍走火，發生“泥城之戰”（la Bataille de Muddy Flat），但最後以清軍敗退告終。
辣厄爾來滬後，法國軍事實力明顯增強。儘管“貞德”號暫時無法行動，吉爾杭阿仍急欲一改其前任“日久無功，處處為英夷所挾制”的被動局面，轉而力勸法國人介入軍事爭端。吉爾杭阿為何單獨選中法軍作為“會剿”的合作對象？或許可從以下幾個角度思考。
首先，從當時國家間的外交層面看，法國雖然於1844年逼清政府簽訂了《黃埔條約》，但兩國尚未發生嚴重的外交衝突。在當時華夷觀念十分濃厚的情況下，清廷對法國做出了“該夷尚稱恭順”的評價，向法國艦隊而非曾讓自己首嘗敗績的英國艦隊求助，多少能保全一些“天朝上國”的顏面。
其次，從上海面臨的時局層面看，清軍急需打破同時被起義軍和列強挾制的不利局面。鹹豐皇帝在《上諭》中明確點出：“上海逆匪大抵藉夷人為藏身之固，而該夷即以逆匪為挾制之端”，可謂鞭辟入裡。法國在上海遠不如英、美商賈輻輳，與小刀會間的各種秘密商業交易也非常稀少，其所在意者，主要是毗鄰戰場的法租界的安全和對天主教教產的保障。除此之外，清政府也意識到“貞德”號的戰鬥力，甚至還分析了當時法國在歐陸的軍事優勢：“佛夷貿易無多，兵力甚強，凡外夷用兵，無不藉資其力。”吉爾杭阿在給北京的奏報中稱，法方派哥士耆（Michel Alexandre Kleczkowski）前來交涉，“請為清理松江府天主堂舊基，並求陝西釋放傳教人百姓，此外別無所求”。以此觀之，法方的出兵條件沒有英、美那般苛刻，對急於剿滅起義軍的清廷而言，雖非心甘情願，但尚可勉為接受。
最後，從合作者的個人層面看，吉爾杭阿察覺並利用了法國艦隊司令辣厄爾對起義軍強烈的敵意。從辣厄爾日後一系列的通信和表態看，其與英國艦隊司令賜德齡反覆宣示的“中立”相比，確實對小刀會更無好感。或許如馬士所分析的那樣：“天主教教士對於太平天國的偽基督教所採取的新教形式有一種特殊的反感，而上海的三合會卻又自稱是和太平天國有聯繫的。”辣厄爾未抵上海便遇到“貞德”號擱淺的意外，但即使在軍艦不能使用的情況下，這位海軍準將仍然被徐家匯的神職人員奉為上賓。他還在抵達當月的最後一個主日帶著他的參謀人員，齊赴董家渡大堂參加謝天主大禮彌撒，“感謝天主把‘貞德’號從可能遭到完全破壞的危險中救了出來”，足見其對天主教的篤信。
對此，當時在上海多次扮演列強與起義軍之間所謂“調停人”的英國人約翰·斯嘉茲在其回憶錄《在華十二年》中嘲諷道：“由於種種原因——或是由於法國租界接近叛黨所在的縣城，或是由於為保護中國天主教徒的權利而引起的細微波折，或是由於法國兵艦停泊在上海所遭受的總數達十萬元損失的意外事件，或是由於混亂的局面等——這位法國海軍司令早已打定主意要向叛黨借端尋釁。”除此之外，更不能忽視其“借端尋釁”的目的，即倚仗“貞德”號短暫泊滬時的軍力優勢，改變原先“武裝中立”的策略，撇開英國獨力“助剿”，從而鞏固法租界的“自治權利”。並在“保衛天主教”的幌子下，在上海乃至長江流域與英美競逐，以彰顯法蘭西第二帝國在遠東的影響力。
9月25日，法國駐華公使布爾布隆再次抵達上海。其在滬兩個多月間，吉爾杭阿一面正式請求法軍派兵鎮壓小刀會，一面加緊整軍備戰。加之經過整修的“貞德”號於11月7日已重新下水，辣厄爾也開始更積極地做武裝干預的準備，伺機尋找“開釁”之名。最終，清軍在法租界的“築牆事件”成為全面軍事衝突的導火線。
關於“築牆事件”的緣起，吉爾杭阿在給朝廷的奏報中做了清楚的說明。他指出：“上海逆匪之負隅不下，皆由城外自東北洋涇浜迆南起至西北三茅閣橋一帶，有各國夷商錯雜寄居”，由此造成“奸民”藉此蔭蔽、暗中接濟城內所致。9—10月間，吉爾杭阿命翰林院庶吉士張廷學、嘉定縣知縣吳煦會同在洋涇浜開設“泰記”洋行的買辦商人、候選同知楊坊與列強溝通，企圖在上海縣城北門外沿河修築一道長五百餘丈、寬三尺的石牆，以圖切斷起義軍的補給和撤退通道。至10月中旬，吉爾杭阿已決意與法軍先行合作，並向法方支付費用。築牆行動開始後，英、法、美三國中，唯有辣厄爾明確承諾保障築牆工人的安全，派法國水兵在牆的附近站崗守衛。11月4日，起義軍採取反封鎖的行動，欲強抓四個築牆工人至城內，由此與法軍發生了首次正面衝突，一名起義軍將領在交火中被法國水兵打死。次日，愛棠致信劉麗川稱：“現已派軍人築牆，定要告厥成功。如再有人擾亂工人及本國之人，定即開炮轟擊，絕不寬容。”
時人毛祥麟在《會匪紀略》中，也有“楊坊本洋行伙，因以致富，素與西人聲氣相通，乃商之法蘭西提督辣呃爾、英吉利領事阿利國，允讓馬路，聽憑官兵築堵紮營”的記錄。毛祥麟將並非常駐上海的法國海軍將領與常駐上海的英國領事同列，更將“法夷”置於“英夷”之前，看似有悖慣例，實則反映了當時辣厄爾在上海強大的發言權。辣厄爾和愛棠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始終相處甚篤，且表現得“同仇敵愾”。英、美海軍對武裝干預的反對，更使辣厄爾堅定了“單邊行動”的念頭。
北門之戰
二、 北門之戰：法國海軍在近代中國的第一場熱戰
1854年12月4日，法國駐華公使布爾布隆離開上海，辣厄爾由此獲得了更強的臨機決斷權。由於此前在“築牆事件”中，法軍與小刀會已經發生了正面衝突，雙方並無緩和之意，吉爾杭阿又加緊圍城，上海的氣氛已經愈加緊張。
為了打破清軍築牆後的被動局面，起義軍決定在洋涇浜鄭家木橋以南、靠近法租界圍牆約100米的地方修築高達10米左右的炮台，希望利用制高點壓制進攻方的火力。此舉徹底激怒了辣厄爾，他於12月6日通過愛棠向起義軍發去了一封措辭強硬的公函，其中第2條“責令其將正在建築于洋涇浜南岸之炮台拆除，並停止他們從北門及東門進行的出擊”；第4條更明確宣示“艦隊司令已決定採取武力以達到這個目的”。起義軍不但未予回復，還於12月8日至9日夜間推倒了圍牆的一部分。9日早晨，辣厄爾派“科爾貝爾”號的一隊水兵前往拆毀建設中的炮台，與城內出擊的起義軍發生交火，雙方互有傷亡，法軍兩人受傷，其中一名水兵傷重不治。正如狄支沙所說：“辣厄爾將軍現在找到了渴望已久的宣戰理由了。”他當即通過愛棠致函吉爾杭阿稱，鑒於起義軍不顧他的警告而對法軍發動襲擊，他“已決定對這膽大妄為的罪惡行徑做出回擊，以告慰血灑疆場的法國士兵”。當天下午二時，“科爾貝爾”號開始炮轟上海縣城。炮擊大約持續了兩個小時，法艦向城牆、小東門炮台共發射一百四十餘枚炮彈，埋伏在界牆後的法國水兵也同時向城牆上探出頭的起義軍射擊。在叫囂了一年多以後，法國軍艦真正第一次向起義軍開炮了。
對於法軍的第一次炮擊行動，吉爾杭阿在給朝廷的奏報中，強調了其所發揮的加劇雙方矛盾的作用。他還繪聲繪色地描寫了辣厄爾受到挑撥後的反應：“該提督勃然怒曰：‘非蒙提醒，幾為逆賊所算’”，因而論定此番起義軍“傷及夷兵，更觸眾怒，釁端遂成，達到了其所盼望的激怒法軍、打破“中立”的效果。
12月11日，愛棠代表辣厄爾向劉麗川發出“最後通牒”：“本國水師提督定要報復凌辱之仇，以免日後再有此等凌辱之事。本領事府示知劉、陳二位，本水師提督立意一定，爾等宜逃走出門，遠離上海縣城，不然使城中玉石俱焚其無悔。”劉麗川也一改此前相對溫和的態度，他在次日的回函中列數了法軍暴行，並於函末痛斥：“因思向與貴國並無相失信義，況本帥素以仁義待人……因何與貴國有仇哉。”
如果說劉麗川的表態還留有一線“和合”的餘地，此時城內的起義軍官兵對辣厄爾、法國軍艦乃至“法國”這個稱號，卻已然充滿敵意。據入城勸降的約翰·斯嘉茲記載，他於法軍第一次轟城當天走近城壕時，就有起義軍士兵大聲質問他是否為法國人，並說“法國人壞透了”，“法國兵準備什麼時候進來？他們為什麼還不攻進城來……與其對法軍讓步，毋寧作戰而死！”當他試圖勸降時，劉麗川態度稍顯猶豫，但他身旁的一位高級將領極力反對，稱“法國人不過是小國之民”，而且“定要把停泊在上海的法國兵艦盡數沉到水底”。至此，法軍與起義軍的矛盾已經難以調和，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層面的談判均已崩解，也預示著更大規模的戰鬥或一觸即發。
12月13日清晨，辣厄爾再次採取軍事行動。“貞德”號和“科爾貝爾”號上共150名水兵登入分隊趁著天色微亮，依靠水流推動小帆船前行，登入後即對小東門炮台發動偷襲，致小刀會守軍17人陣亡，法軍則有1人受傷。12月14日，辣厄爾致函愛棠，向小刀會正式發布了宣戰聲明，愛棠旋將其轉寄英、美兩國駐滬領事。辣厄爾聲明如下：
領事先生：
在若干業已喪失本國領事當局保護資格的外僑支持下，城內叛軍仍然執迷不悟,繼續負隅頑抗，這種情形迫使我們單獨以武力來保護外國租界。請即轉告英美兩國領事，本人宣布自今日起，法軍對叛軍進入包圍戰爭的狀態，俾各該國領事警告其本國人民，如果與圍城中叛軍繼續發生關係，即將遭受危險。
法國艦隊司令、海軍準將辣厄爾（簽名）
1854年12月14日於上海
法軍加緊封鎖的同時，吉爾杭阿又指揮清軍用地雷攻城。12月30日，為配合清軍的進攻，辣厄爾又下令第三次炮轟上海城。據《上海法租界史》記載，此次攻擊的目標是起義軍將領陳阿林的住所，造成其中17人死亡。據辣厄爾12月31日給法國海軍部的通信，法軍並無人員傷亡。
1855年1月6日是天主教徒的“三王來朝”瞻禮日，辣厄爾和吉爾杭阿選定於當日對上海縣城發動總攻，史稱“北門之戰”。清晨，“貞德”號和“科爾貝爾”號第四次炮轟縣城，在北門附近炸出一個缺口，兩艘法艦上約250名水兵隨即在炮火掩護下試圖從缺口處爬上城牆。根據法軍與清軍的協定，法軍負責占領城牆缺口，之後分成兩支縱隊為清軍打開北門和東門，約1500名清軍則要在法軍奪門後沖入城內並占領縣城，同時還負責給法軍提供架橋、運送泥袋等後勤工作。
戰役之初，法國軍隊進軍順利，“沒多少時候就登上了缺口，插上法國國旗，高聲歡呼：‘皇帝陛下萬歲！’”。但登上缺口後，法軍立即遭到起義軍的火力打擊，兩支縱隊在行動過程中也受阻，加上清軍後援不濟，紀律渙散，根本無法形成有效配合。在傷亡數字不斷上升的情況下，辣厄爾於11時許宣布撤軍，退回法租界。
此役法軍共有迪倫（Durin）上尉、珀蒂（Petit）少尉和迪斯克里（Discry）少尉三名軍官和10名水兵死亡，三十餘人受傷；清軍死傷在千人左右。清、法軍隊攻城不克，除了起義軍的頑強抵抗外，還有兩個因素不可忽視。其一是守城者中很可能存在開小差的英、美逃兵，人數多達幾十名。其二是清軍戰鬥力低下，散漫無紀。香港的新聞月報《遐邇貫珍》則更明確地將戰敗之因歸咎於清軍：“是役也，有佛朗西為之相助，官兵千餘人已登城而進，奈不踴躍攻打，專恃擄掠，以致兵無紀律，又兼接應乏人，城池卒未能破，生靈傷害無數，誠可惜哉！”
法軍在“北門之戰”中損兵折將的訊息在上海不脛而走，在各國駐華艦隊中也產生了強烈震撼。1月7日，法方在靠近法國領事館的小教堂為前一天死亡的海軍士官和水兵舉行葬禮，英國駐滬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和副領事威妥瑪（Thomas Wade）以及英、美在滬艦隊軍官都前往法國領事館弔唁。在滬的英國“恩康脫”號（Encounter）艦長奧加拉漢（George William Douglas O'Callaghan）和美國“凡達利亞”號（Vandalia）艦長卜撲（John Pope）還分别致函辣厄爾以表達慰問，兩封信函都見於辣厄爾日後整理的資料彙編中。天主教在華勢力也很快做出反應。除趙方濟主教外，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孟振生（Joseph-Martial Mouly）也專門致信辣厄爾，盛讚法國海軍的“英勇壯舉”：“比起在塞瓦斯托波爾前線的法軍官兵，他們看似沒有那么光彩奪目；但他們在上海城牆下的犧牲何其英勇，何其光榮，絲毫不遜於塞瓦斯托波爾……他們，同樣是為我們共同的祖國的榮耀而死的。”
當然，辣厄爾的軍事行動以及造成的大量傷亡也遭到了一些外國僑民的批評。《北華捷報》在1月23日發表了名為《為壯士們鳴鐘，他們已不在人間》的評論文章。文章在開篇先表達了對死去的法軍官兵的同情，稱“法軍衝上城牆的缺口，他們勇敢的表現無愧於本色，以視死如歸的風度，證明了法國古代的騎士精神”；繼而迅速將筆鋒轉向檢討與問責，並沿襲了此前對辣厄爾充滿揶揄的語氣：“經過詳細考慮，我們不得不承認，法國艦隊司令辣厄爾將軍要負起全部責任”，“對於他推行的（助剿）政策而導致那天的悽慘結果，他不會無動於衷。我們不必多加評論，讓他自己增加他應受的痛苦吧”。
對於上述指控，辣厄爾完全不予認同。在他去世前不久，1862年3月19日，辣厄爾從家鄉洛里昂（Lorient）向法國海軍大臣發出了一封信函，隨信呈上其退休後整理的一套《1855年1月6日北門之戰相關資料彙編》“彙編”全稱為《1855年1月6日辣厄爾準將指揮下的“貞德”號和“科爾貝爾”號登入分隊參加北門之戰相關資料彙編》（“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prise de Shang-haÏ, le 6 janvier 1855）。在這套“彙編”中，辣厄爾遴選了“北門之戰”後記錄清廷和列強反應的通聯記錄共十餘則——當然，其中不乏對他的溢美之詞——以證明自己當初的決策是正確的。辣厄爾在函末寫道：
這場重要行動（北門之戰）的直接結果，就是叛軍的潰退和官軍對縣城的收復……“上海”這個名字，真應該鐫刻在“貞德”號登入分隊所屬的海軍步兵第三團（3ème régiment d'infanterie de marine）的旗幟上！
他還在“彙編”中專門收錄了後來成為上海耶穌會會長的梅德爾（R.P. Mathurin Lemaitre S. J.）神父1861年5月3日的來信。信中提及，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在其不斷交涉下，蘇松太道決定向法方返還上海老天主堂的教產，時任法國駐華艦隊司令卜羅德（Auguste-Léopold Protet）準將還參加了開堂儀式。“我們不由想起了您為這座城市的所有付出，想起了您曾許下的讓上海天主教徒都能重返教堂的承諾。”可見，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辣厄爾依舊試圖為自己辯護，試圖證明當年的“犧牲”雖然慘痛，但卻是法蘭西通向“帝國霸業”途中無法繞開的一步。
必須承認的是，對於已經困守孤城多日的小刀會而言，清廷與法軍“合作”進行的“北門之戰”確實是一次致命性的打擊。北門被炸出缺口，城內建築損毀，人員傷亡嚴重，都加速了起義的最後失敗。1月22日，從法租界的黃浦江邊至周涇浜的圍困上海縣城的界牆築成。《同治上海縣誌》記載：“十二月初八日，賊令其黨皆食糜粥草根，掘穴搜蟛蜞。”同時，起義軍對法國的憤慨也達到極點。“北門之戰”後不久，起義軍首領致信英、美兩國領事，痛斥“法國人無視一切法律，幫助清妖，屠殺數百名毫無抵抗力量的善良百姓”。2月16日，清軍以地雷轟上海縣城，並發動進攻，法軍又開炮相助，不克。次日深夜，彈盡糧絕的劉麗川、陳阿林等分別率部從西門棄城而走，清軍攻入上海縣城。天明後，愛棠帶著一隊法國海軍士兵從“北門之戰”時留下的缺口進入城內。至此，小刀會起義在清軍與列強的聯合鎮壓下最終失敗。
3月15日，法方為陣亡的13名官兵舉行了隆重的遷葬儀式。不久後，法租界當局和上海的天主教勢力正式決定在13名陣亡士兵下葬處附近動工建造紀念碑。紀念碑坐墩上用拉丁文為這些侵略者刻下了這樣一段銘文：
紀念為捍衛公義和人道與占據上海城之盜匪作戰、於1855年1月6日為祖國的榮譽而殉職的法國人。
他們的戰友、同胞和朋友謹立此碑。
十幾年後，這座紀念碑被遷移到八仙橋的法國人公墓。每逢“北門之戰”紀念日，上海租界的法國人常會舉行所謂的追思儀式，日後來滬的法國官兵也會來此“瞻仰”這些侵略者。愛棠在致辣厄爾的信中特別提及，初抵上海的法國海軍準將卜羅德不久前也參觀了這座紀念碑。誰能料到，此後卜羅德在統領法國水兵與太平軍作戰時，在1862年5月17日的南橋之戰中被打死，一周后也被葬入了這座他曾經駐足的公墓，二次擔任法國駐滬領事的愛棠則見證了又一場下葬儀式。
三、 “信睦”與“羈縻”：戰後中法軍事統領的往來互動
“北門之戰”使法國海軍與清廷結成了更為緊密的臨時軍事同盟，原本被視作“夷酋”的辣厄爾也與身為江蘇巡撫的吉爾杭阿有了更多直接的通聯和交往互動。1月6日當天，吉爾杭阿與蘇松太道拜訪愛棠，對法軍的傷亡和損失表示沉痛哀悼。據愛棠轉述，吉爾杭阿以前和“北門之戰”中陣亡的“貞德”號迪倫上尉有過幾面之緣，“當他在死者中認出迪倫時，他流了幾滴真誠的眼淚”。兩天后，吉爾杭阿再次來到法國領館，對前一天未能及時得悉而參加法軍將士葬禮表示遺憾，“要求今後凡是紀念這些法國好兒郎的活動都能邀他參加”，還求取一份陣亡名單以上報鹹豐皇帝。
1月22日，吉爾杭阿致函辣厄爾，請求法軍繼續派兵“助剿”，以圖早日攻占上海縣城。筆者在法國海軍歷史研究中心檔案館發現了這份珍貴的照會原件，全文如下：
大清欽命兵部侍郎兼督察員又副都御使巡撫江蘇等處地方提督兼總理糧餉吉為照會事照
得逆匪劉麗川、陳阿林等竊據上海縣城，殘害生靈，此乃中華之反叛，非特天理難容，洵系神人共憤，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本部院與貴國大臣布、英國公使大臣包暨美國公使大臣麥商定，委員海防分府吳會同貴提督在於洋涇浜築牆，保衛外國洋房並斷賊往來接濟。嗣拆賊築炮台，亦因礙及貴國領事官公館之故。而逆匪膽敢開槍傷及水兵，是以貴提督屢次轟擊，均為除殘報仇起見。十一月十八日，復開大炮轟坍城垣，督飭水兵首先登城，擊斃賊匪甚眾。此舉極為公道，不但中外官商同深欣佩，即在滬兵民莫不頌聲載道。惟是日貴國帶兵官與水兵多受逆匪暗槍，間有損傷。貴國乃西洋大邦，斷不許賊匪得志，仍令久據滬城。自應再行設法力攻，期於滅此朝食。
本部院已將貴提督一秉大公、辦所當辦並官民欣佩緣由奏明大皇帝矣。本部院現已遣將派兵，會同貴提督協力進攻，生擒巨逆，食肉寢皮，以報中外官民之仇。相應照會貴提督，煩為查照，再議會剿施行，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
大法國欽命水師提督辣
大清鹹豐四年十二月初五
當時清廷尚未設定總理衙門，但兵部侍郎兼江蘇巡撫直接致函外國海軍將領而非公使或領事，已確屬罕見。照會中以“大法國欽命水師提督”稱呼辣厄爾，極力強調“貴國乃西洋大邦”，又對“北門之戰”前後法軍的炮擊行動冠以“同深欣佩”、“頌聲載道”之辭，更是與以往對待“夷酋”的態度大為不同。究其原因，清政府希望辣厄爾和法軍勿因“帶兵官與水兵多受逆匪暗槍，間有損傷”而憂讒畏譏，止步不前，當以“再行設法力攻”“再議會剿施行”為要。
2月18日清軍進入上海縣城後不久，清廷發布《上諭》稱：“吉爾杭阿督師上海，雖遷延於前，尚能奮迅於後，鼓勇先登，資爾將士之力，全股殲除，俾勿蔓延，實吉爾杭阿之偉績也。”吉爾杭阿因此獲賞頭品頂戴和“法施善巴圖魯”稱號。同日的《上諭》中還給出了如何應對列強的“指導意見”：“至佛蘭西提督辣呃爾首先助順，英吉利領事阿利國亦聽憑官兵築牆劄營，情形尚屬恭順。上次佛夷並有陣亡受傷之人，此時縣城克復，應否將該二國夷官酌加獎勵，以慰其心，著怡良、吉爾杭阿妥籌具奏，務當斟酌盡善，以示懷柔。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
此後一段時間，法國海軍與清廷高級軍事統領之間來往頻密。2月24日，辣厄爾在愛棠的陪同下，帶領300名法軍官兵進入上海縣城，向吉爾杭阿恭賀農曆新年。兩天后（一說2月28日），吉爾杭阿設宴招待各國領事和海軍軍官，慶祝清軍收復上海縣城。法國和美國方面應邀出席，英方未出席。3月19日，法方為陣亡官兵舉行葬禮後不久，吉爾杭阿派人向法方贈送了四面錦旗，除贈給法國駐上海領事館外，還特別頒贈給“貞德”號、“科爾貝爾”號和海軍登入部隊。“錦旗上蓋有撫台大印，寫有頌詞，以示對法國人忠勇精神的欽佩和感激。”與錦旗一併送給辣厄爾的，還有吉爾杭阿3月18日所發的第二份照會，對頒賜物品做了說明：“貴提督秉公持正、除殘救民之盛意，官民同深欣配。昨經本部院督飭兵勇攻克滬城，殲捦首逆，並將貴提督同心堵剿實情據實馳奏。我大清大皇帝深以為喜，現奉廷寄，極為褒嘉，定有欽頒物件以酬勞勩。”吉爾杭阿還提到，對傷亡的法軍官兵，朝廷將會“酌給銀兩賞犒”，“欽頒各物件及犒銀另行照會”。
18天后，吉爾杭阿的第三份照會如約而至，收件人是辣厄爾和愛棠。照會中轉述了鹹豐皇帝此前頒布的《上諭》：“佛蘭西提督辣厄爾、領事伊擔，情殷助順，妥協可嘉，給辣厄爾、伊擔綢各四卷，並賞給出力水師官兵銀一萬兩。”吉爾杭阿在照會最後還發出呼籲：“此是，貴提督與貴領事之秉公持正、除殘報仇，已荷大皇帝洞悉情形，榮膺懋賞，從此和好益堅，永臻樂利矣！”這筆一萬兩白銀的“撫恤金”後來由上海城防廳代表吉爾杭阿送給法方。不過愛棠基於外交原則，“一方面要照顧到對一位外國君主的饋贈應表示重視和尊敬，另一方面要照顧到自己對上級應有的服從和自己國家的傳統”，跟清廷幾次商談後，決定在得到國內上級明確指示前，暫時將這筆“撫恤金”存在上海商人楊坊處。
值得注意的是，吉爾杭阿與辣厄爾之間的照會往來，前人在研究中似乎並不知悉。或許吉爾杭阿此類“紆尊降貴”的表態不能見容於朝中，《清實錄》和《籌辦夷務始末》中都無法覓得關於這幾份照會的任何痕跡。也或許吉爾杭阿並未向上峰報告與“夷酋”直接往來的細節，故照會的原件僅存於法國海軍檔案中，在國內很可能未有副本存世。因此，這幾份保存完好的照會很可能是近代以來法國乃至西方列強高級軍官與清廷軍事要員之間，首批記載“合作”而非對抗的文獻，其歷史價值不言而喻。
可以說，這些並無先例可循的照會往來實是當時中法關係的外在表象。而在內部通聯記錄中，則更多反映出的是雙方各懷異志、相互盤算的實際心理。就在辣厄爾首封照會發出前一天，清廷的《廷寄》中還就與法軍合作之事嚴肅指出：“是該夷與逆匪釁隙已成，原可乘機攻剿。惟夷人狡詐百出，城中尚有習教之人，且英、咪兩夷仍與賊通，此時駕馭之法，惟在因勢利導，斷不可專恃該夷之力。儻信任不疑，設夷情反覆，與城中匪徒暗相勾結，轉恐墮其術中。”5月11日，怡良和吉爾杭阿建議獎賞愛棠的奏摺中，則稱“因該國領事伊擔往來奔走，亦有微勞足録，推廣皇仁，並賞伊擔綢四卷，飭委署海防同知吳煦恭齎賞項，發交該夷”；還表示“辣厄爾之首先助順，實由該國公使布爾布隆在滬時創成此議，奴才吉爾杭阿已諭令辣厄爾傳知布爾布隆，必將其深明順逆之處，奏明大皇帝”。其中“駕馭”、“發交”、“推廣皇仁”等語仍似懷柔應付古代蠻夷之語，與吉爾杭阿照會中所謂的“西洋大邦”、“頌聲戴道”、“榮膺懋賞”、“永臻樂利”等大相逕庭，且充滿對“臨時盟軍”的狐疑和猜忌。
當然，法國方面既不願在上海淪為英國的附庸，更遑論變成清廷花錢供養的僱傭軍。從法國公使和領事的表態中，這一立場始終十分堅定。當吉爾杭阿向法方求取陣亡官兵名錄以候獎勵時，愛棠曾委婉地回應表示：“我作為法國的政府代表，只能處理條約以內的日常事務，我沒有權利通過我的活動，來使這次法軍和清軍之間的僅僅是出於偶然的軍事配合，成為一種正式的軍事合作。”布爾布隆的表態則更加直接，他在1月22日給愛棠的信中明示，目前與清廷的“聯盟”，“是建立在共同、實際和眼前利益上的聯盟，而中國官方可以從中得到好處，因此它至少要表面上儘可能地加強這個聯盟”。愛棠對領取鹹豐皇帝的“犒賞”持審慎保留的態度，也是法國外交立場的反映。
綜上可知，“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方為清廷基於現實而針對“借師助剿”所做出的總體判斷，以期在國內變局不定之際，與法方階段性地保持“和而不盟”的微妙關係。而法方對清廷的“駕馭之道”也早已瞭然於心。正如布爾布隆所說：“不能讓中國人在將來和我們有所交涉時，對於法國人的幫助和流血，可以提出通過‘物質補償’來應付我們。”
北門之戰
結語
眾所周知，法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並未參戰，故法國海軍武力鎮壓上海小刀會起義乃是近代法國軍事干預中國政局之始。1855年1月的“北門之戰”，更是法國海軍在近代中國的第一場熱戰。戰後吉爾杭阿與辣厄爾之間的照會往來，亦可視為清廷與西方列強的高級軍官間首次旨在謀求“合作”而非對抗的真實記錄。上述歷史上的“第一”，有力地證明了法國的這次軍事行動對其遠東戰略和上海法租界擴張的深遠影響，同時更真切地反映了華洋初交之際畸形的中法關係。
首先，美國學者約翰·F.加迪在其《法蘭西帝國主義在遠東的根基》一書中指出，相較於七月王朝和第二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帝國的東方政策更具擴張性。拿破崙三世確信自己是“天命所歸”，是上天授意他“重新舉起第一位皇帝的火炬，完成伯父未竟之事業”。而若要“建立一個橫貫整個世界的殖民帝國”，艦隊無疑是在浩渺的遠東洋面實現其全球霸業的首要憑靠。1853年2月，法國海軍大臣在備忘錄中寫道：“我們亟須改變，以找到真正適合法國的位置。為實現這一目標，外交部的大臣若願意提出建議和措施，海軍部絕對值得充分信任。”不期而至的1853—1855年小刀會起義，遂成為法國外交部和海軍部在遠東、在上海共同推進侵略活動的最好藉口。
對於拿破崙三世和法國海軍部而言，在中國尋找一個“如香港般可以建設法國海軍基地的重要界標”，評估未來建立常駐艦隊的可能性，是其軍事行動的核心意圖。辣厄爾啟程來華時，法國海軍部在訓令中明確了“貞德”號“中國之行”的深層目標，希望其“盡心竭力地探尋一切有利於我國艦隊，尤其是蒸汽動力艦船補給的地點”，將所觀察到的情況及時匯報。法國海軍部現存檔案中，即包括辣厄爾抵滬後向巴黎匯報的英、美在滬海軍實力的報告，還有大量專門繪製的上海防禦和作戰地圖。1855年辣厄爾回國後，當年年底拿破崙三世任命其進入法國海軍總參謀部工作，即是希望倚仗辣厄爾在遠東的實際經驗為法國的海外擴張政策獻計出力。在辣厄爾所編《1855年1月6日北門之戰相關資料彙編》內，所錄吉爾杭阿第一封照會的法語譯文頁，“貴國乃西洋大邦”、“自應再行設法力攻，期於滅此朝食”之語都被重點畫線以為突出。辣厄爾本人對其指揮“助剿”成功從而贏得清廷尊重、提升法國的地位頗為在意，由此可見一斑。
其次，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法國海軍又利用卜羅德準將與清政府二次結盟“會剿”太平軍之機，奠定了在中國海域的法國艦隊自游弋型轉變為常駐型的戰略格局，初步實現了在遠東侵略擴張的目標。1862年，正當卜羅德率法國水兵於上海周邊與太平軍鏖戰時，梅德爾神父在寫給辣厄爾的信中再次追念了其八年前的“奠基之功”：“您知道，法國和英國終於不得不著手去做您八年前所做的事情，而且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您當時所付的代價小，卻還得到了許多其他的成績。”梅德爾所指的“其他的成績”，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上海法租界和上海的天主教勢力。針對“北門之戰”後的“犒賞”，布爾布隆曾對吉爾杭阿的“親善之舉”頗不以為然：“我希望，不僅是他，而且是他的皇上本人，能夠以互相友好的真正行動來感謝法國代表的正直和慷慨。我們不怕牽連自己，敢於為中國的事業堅持正義，甚至不惜使自己的官兵流血犧牲而不提任何條件……”然而，日後蒯世勛發表在《上海通志館期刊》上的評論卻一語道破了隱藏在“正直與慷慨”後的真實意圖：“法人的援助清軍，其目的當然並不單在貪圖這一點的酬勞，以後法租界擴充的要求，清政府方面的允許，實在都以此役為張本。”
最後，“海軍艦隊不是奢侈品。對於一個企圖占據並守衛廣闊地域的強國而言，它必須是排在第一位的。”藉由1853至1855年小刀會占領上海的歷史變局，法國海軍用艦船和大炮，同時也用對清軍的威逼和利誘，對起義軍的無情剿殺和殘酷鎮壓，實踐了其渴望以軍事實力證明其強大的這一信條。但這一霸權理念之於日薄西山的清王朝，則意味著國家主權的進一步淪喪，標誌著《黃埔條約》後法國勢力在中國的進一步滲透。“辣厄爾將軍主動打破了這種中立……他的行動就等於在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特使所簽訂的條約上蓋上了法國的國璽。如果‘貞德’號和‘科爾貝爾’號不用大炮來支持條約原義，這種條約永久是些死的條文。”高龍鞶在《江南傳教史》中的論調，恰好揭露了法國鎮壓小刀會起義背後的十足野心。此次武裝干涉行動所開創的諸多“第一”，既為日後清廷勾結列強從事“華洋會剿”埋下了伏筆，也是法蘭西第二帝國全球擴張政策在東方的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