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切斯特·朗寧
- 外文名：Chester Ronning
- 出生地：湖北襄陽
- 出生日期：1894年
朗寧：我是襄樊人,朗寧和中國,
朗寧：我是襄樊人
他的著作《中國革命回憶錄-從義和團到人民共和國》一書1970年再美國出版發行後，在西方引起了轟動。2002年中央電視台播放了長達一個多小時的專題片《回家》，講述了郎寧大使一家再回中國的傳奇經歷。
切斯特·朗寧(左一)兒時在襄樊的全家福
切斯特·朗寧(左一)兒時在襄樊的全家福郎寧在競選省議員時，因幼年時吃過中國奶媽的奶水而受到政敵的攻擊，說他身上一定有中國血統。郎寧反駁道：“你們是喝牛奶長大的，那身上一定有牛的血統了！” 這是一個大家很熟悉的幽默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在中國湖北襄樊出生的切斯特·郎寧。
2008年10月9日，80高齡的奧黛麗·托平攜夫西摩·托平再次回到父親的故鄉湖北襄樊，在南湖賓館接受了記者的專訪，回憶朗寧家族的襄樊緣、跨國情。
朗寧：對中加建交最高興的加拿大人
“因為先人，我們才有機會來到這裡，祖母的墓碑還在襄樊（令狐註：小時候在母校米公國小所見到的不知是否便是了，還有那棵法國梧桐）。我們非常驕傲，非常榮幸。”奧黛麗說，大約在110年前，祖父經常要出門，父親朗寧就常常被送到薤山附近一個塾師家裡，父親和塾師的孩子一起長大，從塾師那裡，他學會了地道的襄陽話，也知道了很多關於中國的故事，並把這些故事告訴她。
1897年，朗寧的父親哈爾沃（二排左一）與其創辦的襄樊第一所新式學校——鴻文書院身著校服的學生合影朗寧常自稱湖北佬，因為有“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一說。在襄樊電視台最近播出的紀錄片《朗寧在中國的故事》中，他地道的襄陽話讓很多土生土長的襄樊人感到驚奇。
朗寧的父親創辦的襄樊第一所新式學校
朗寧的父親創辦的襄樊第一所新式學校朗寧1907年隨父離開襄樊，移居加拿大，1923-1927年在襄陽建立起鴻文中學（襄樊一中前身）並擔任校長，1945-1949年任加拿大駐華使館首席外交官。
朗寧女兒回到襄樊一中
朗寧對中國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為推動加拿大於1970年與新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做出了關鍵性貢獻，並多次應周恩來總理之邀，以國賓身份來華訪問。
1973年，周恩來總理邀請朗寧訪華，奧黛麗隨行，周總理不但破例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親自迎接朗寧的到來，還與朗寧長談3個小時，並在湖北廳宴請了朗寧和奧黛麗·托平。
朗寧是加拿大最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被加拿大前總理特魯多稱為“對加拿大與新中國正式建交最高興的加拿大人”。
奧黛麗：羨慕姐姐的襄樊經歷
奧黛麗夫婦現居美國紐約。作為美國國家地理的資深攝影記者，她曾經陪同尼克森總統訪華。她幾乎到過中國所有的主要城市。
奧黛麗與周恩來等老一輩中國領導人也有著密切的交往。奧黛麗自豪地說：“人民大會堂里周總理的標準照就是我拍的。”“我有幸成為第一個報導秦始皇兵馬俑發掘的西方記者。我拍攝的400多張關於中國的照片被刊登在西方主流媒體的封面上。”
周總理曾對奧黛麗說，感謝你為中國所做的一切。
“《鸚鵡查理》、《東方欲曉》、《西藏奇觀》、《北京假日》、《人民公社的一天》，都是我寫的關於中國的作品。”周恩來總理非常喜歡《東方欲曉》這本書。“如果有機會再寫一本關於中國的書，我非常願意專門寫寫襄樊。”
奧黛麗說，這一次到襄樊，找到了家族的根，很高興家族有一個記憶，能被中國人民、襄樊人民記住。
奧黛麗曾經於1971年和1983年先後兩次來到襄樊，襄樊的變化太大了，她對襄樊的印象還停留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那時候，從襄城到樊城要坐渡船，從武漢到襄樊要八九個小時，火車很破很吵。現在襄樊蓋起了大廈，建起了機場，從武漢到襄樊也就兩三個小時。父輩如果有知，將會驚嘆今天的變化。”
奧黛麗很小就從父親那裡聽到關於中國和襄樊的故事，對孫悟空、諸葛亮都很熟悉。她說：“姐姐出生在襄樊，還有一個中國式的小名，而我出生在加拿大，我羨慕姐姐，甚至有些嫉妒。”
“在南京，我遇到了西摩。這也是我在中國重要的記憶。”
“中國是最大的開發中國家。中國的發展，對我來說就像是一部科幻小說：祖輩來中國經歷的是義和團運動，而今天大家都來中國看奧運會。”
奧黛麗始終關注著中國和襄樊。她把收集到的關於中國的80多張圖片，製成光碟，送給襄樊市檔案館。光碟的名字叫《鏡頭中的中國歷史》，記錄了從義和團到北京奧運會的一個個片段，涉及襄樊的圖片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我們從加拿大和美國來到這個美麗的地方，將盡最大努力傳遞友誼。把這裡介紹給更多的朋友，促進發展和交往。”
西摩：在中國經歷人生最輝煌的時刻
西摩·托平說，這是他第一次到襄樊，襄樊是一座偉大的城市。作為家長，帶著孩子來到襄樊，可以把家庭的歷史傳遞給他們。
“朗寧不僅是我的父親，更是我的老師和朋友。他經常告訴我‘中國是沉睡中的巨龍，醒來將震驚世界’。”
西摩1943年畢業於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學院的門口有一對由中國外交官贈送的石獅子。
“那對石獅子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每天都要經過石獅子，是它讓我與中國產生了最初的聯繫，並帶我走進中國，當了一名記者。”
1946年，西摩來到中國。淮海戰役爆發後，他成為美聯社的戰地記者。
“1949年，當中國人民解放軍開進南京的時候，我就在南京城門口，和市民一起歡迎他們進城。”
“我是最早報導解放軍占領南京的西方記者，那是我人生中最輝煌的時刻。”
西摩特彆強調，在南京，他認識了奧黛麗並與之戀愛結婚，那也是他人生中一個重要的時刻。
西摩先生是文革期間第一個獲準採訪周恩來總理的美國記者。他的作品《穿行於新舊中國之間》已成為西方研究中國問題的25本必讀書之一。
西摩被來自中國的石獅子吸引而來到中國，並最終成為《紐約時報》總編輯、普利茲獎評審委員會主席。如今，他還是清華大學新聞傳媒學院國際顧問團主席，繼續為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做著貢獻。
奧黛麗一家的襄樊之行，是尋找家族之根，也是續寫朗寧家族的中國傳奇。
奧黛麗有理由感到自豪——在我們那個被曲解和排斥的時候，她父親成為中國人民的朋友；她本人發表了大量關於中國的報導，大量作品登上西方主流雜誌封面；她的丈夫第一個告訴西方世界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了南京，那是他自視為人生中最輝煌的一刻。
對奧黛麗來說，珍視家族榮耀，既是尊重先輩，也能激勵後人。
對我們來說，保護歷史遺蹟，既是尊重故舊，也能打動新朋。
奧黛麗多次對襄樊人民保留他們家族的歷史表示感謝，其實道謝的應當是我們——朗寧家族的歷史豐富著我們歷史和文化的記憶。
也許這些容易勾起我們的回憶。但，那是真實的。透過這些回憶，我們更能感受到朗寧家族友誼的分量——受到曲解時的幾句解釋，受到排斥時伸來的一隻手，都彌足珍貴。
所幸，我們很好地保護著一段段歷史，在保護中，我們也有超越的胸懷。
如奧黛麗所說，她把中國一百多年來的發展史看成是一部科幻小說。如今，這部小說的主題變成了和平與發展。
奧黛麗夫婦願把襄樊介紹給更多的朋友，竭盡所能促進交流和發展。這自然是友誼的延伸，願意廣交朋友的我們當然不會拒絕出於友誼的幫助、基於善意的交流。
朗寧家族也許是特例，更多在襄樊生活、工作、拼搏過的外國人、外鄉人，沒有朗寧家族的成就，也許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過客，但這不妨礙留下關於他們的資料。
一件實物，一張照片，一段錄像，未必會占據多少空間，但它也許是另一個家族的根，也許是另一顆友誼的種子，我們不妨把他們保留下來，也許它會成為我們有心插下的柳枝，開出友誼和關懷的花朵，結出交流和支持的果實，豐富我們開放的花園，充實我們發展的空間。
朗寧和中國
在中國，加拿大的形象與白求恩大夫精密聯繫在一起。白求恩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耳熟能詳，毛澤東主席的《紀念白求恩大夫》讓中國人民永遠記住了加拿大。中加雙邊關係史上群星閃耀，除白求恩外，還有包括朗寧（Chester Ronning）、尤恩、文幼章和明義士在內的一大批加拿大人為建立和發展加中友誼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名垂青史。加拿大外交官朗寧1894年出生在湖北襄陽一個傳教士家庭，從小在襄陽長大，接受中國文化的薰陶，講一口地道的襄陽話。1923-27年曾在襄陽樊城中學任教。1927年回到加拿大，任卡姆羅斯路德學院院長，1942年-1945年任加拿大皇家空軍情報分析處處長。1945年抵達重慶，任加拿大駐重慶使館一等秘書，是加拿大大使奧德朗將軍的高級政治顧問，後任加拿大駐南京使館臨時代辦。1951年回國後任加拿大外交部美洲及遠東司司長，1953年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任加拿大代表團特別政治顧問，後任加拿大駐挪威和印度大使，1966年任加拿大大使級特別代表，出使西貢和河內。朗寧的一生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是加拿大最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朗寧出生在中國、了解中國、對中國有深厚的感情，他與加拿大總理皮爾遜、特魯多，共產黨方面的周恩來、陳毅、董必武、喬冠華、黃華，國民黨方面的蔣介石、陳立夫等都有密切的接觸和交往，他的一生為推動加拿大承認中國做出了傑出貢獻，特魯多政府1970年正式與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特魯多總理曾說：“我們都為加拿大同中國建交感到高興，最為高興的加拿大人要數朗寧了。這位退休外交官多年來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呼籲加拿大承認中國”；加拿大前任駐華大使碧福認為：“朗寧把他的一身都獻給了中國人民的事業，甚至當他在其他國家工作而與中國沒有直接關係時，他也從未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宣傳中國”。 朗寧不僅獲得了加拿大阿爾伯塔省最高榮譽勳章，並於1972年獲得了由加拿大總督頒發的加拿大一級聯邦勳章，以表彰朗寧為推動加拿大承認中國所做出的傑出貢獻。朗寧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1971年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並宴請了朗寧；1973年周恩來與鄧小平和李先念一道再次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並宴請來訪的朗寧。朗寧的著作《中國革命回憶錄--從義和團運動到人民共和國》經朱鎔基總理批准，由外研社在中國國內原文再版。
朗寧和周總理
朗寧和周總理1、朗寧的重慶歲月
1942年到1945年朗寧擔任加拿大皇家空軍情報分析處處長，他負責的加拿大情報分析機構遷往首都渥太華。隨著戰爭臨近結束，盟國對戰後的政治安排提上了議事日程，加拿大情報與外交部門之間的工作聯繫和溝通多了起來。朗寧和時任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長的休姆．朗時有接觸。日本投降後剛幾天，休姆．朗副部長向朗寧提到，加拿大駐重慶使館已經建立4年了，那裡人手不多，奧德朗大使一直向外交部要人，希望能派精通漢語的人到重慶去，外交部物色了兩個候選人，希望朗寧能幫助外交部測試候選人的漢語水平。朗寧發現兩個候選人的中文水平都不能與中國人進行有效的交流，這個結論讓外交部陷入了困境，而加拿大駐重慶使館催得很急，副部長突然想到，為何不讓朗寧到重慶工作呢？這個念頭改變了朗寧的一生…… 1945年11月，朗寧經過短暫的外交工作培訓後，從蒙特婁乘一架由加拿大皇家空軍轟炸機改裝的客機經過愛德華太子島、紐芬蘭、亞速爾群島、非洲西海岸、馬爾他抵達埃及、隨後改乘英航的飛機經幼發拉底河谷、杜拜到達印度加爾各答，經英國陸軍和美國領館的幫助，朗寧拿到了飛往重慶的機票。在機場，朗寧遇到了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之後返回重慶的董必武和章漢夫，三人共同乘坐中國中華航空的C-54道格拉斯飛機飛往昆明。董必武是湖北黃安人，聽出了朗寧的湖北口音，三人結伴而行，一路上三人從攀老鄉談到天氣，從天氣聊到政治。飛機最後降落在重慶白市驛機場，機場班車把朗寧送到美國陸軍司令部，加拿大駐重慶使館的車早已等候在那裡。使館的車把朗寧送到神仙洞街97號加拿大使館，奧德朗大使和使館工作人員列隊迎接朗寧的到來。朗寧的房間在使館二樓，只有一個公共衛生間，熱水也要定量供應，房間沒有暖氣，泥巴牆千瘡百孔，窗戶突出牆外，站在窗前可以一覽神仙洞街的全境，還可以清晰聽到對面飯館和茶館顧客的大聲喧譁。來到重慶的第一個晚上，朗寧在他的新居睡得很香，早上醒來，只見肥皂盒裡的肥皂已被老鼠啃得亂七八糟；第二天晚上，幾隻老鼠列隊站在小衣柜上，朗寧只好抓起皮鞋扔過去，那些老鼠一溜煙躥回洞裡，不久後又溜了出來，朗寧又將皮鞋扔過去，最後只好開著燈勉強睡了一覺。早上朗寧見到大使後報告老鼠夜襲。大使淡然一笑，說到：“這裡的老鼠比兩年前少多了！1943年我剛來時，每天能見到30多隻老鼠，現在每天也不過只見到三、四隻。” 朗寧經常陪同大使到中華大學發表演講並擔任翻譯工作，中華大學從武昌遷來，學生多為湖北人，他們對朗寧這位加拿大人的湖北口音太熟悉了，朗寧講了他和湖北的淵源，台下不時爆發出熱烈掌聲；郎寧經常為奧德朗大使會見中共駐渝代表擔任翻譯，有機會見到葉劍英和中共南方局外事組組長王炳南。1946年1月和平協定簽署後，周恩來邀請奧德朗大使和朗寧到周公館做客，1946年4月，周恩來在重慶再次宴請了奧德朗大使和朗寧，這是朗寧第三次見到周恩來，朗寧認為周恩來真誠可信、熱情感人、沒有絲毫做作，談話直率、尖銳，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4月23日，加拿大駐重慶大使館關閉，駐南京大使館同時開館。1946年10月，朗寧開始擔任加拿大駐南京大使館臨時代辦，成為加拿大駐華的首席外交官。1973年9月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並宴請了來訪的朗寧，隨後朗寧故地重遊，訪問了重慶、並遊覽了長江三峽；1975年10月朗寧再次訪問了重慶和成都等地。
2、加拿大駐南京使館臨時代辦朗寧為黃華擔任翻譯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10月3日，南京軍管會把各國留在南京的原使館官員召集到外僑處接見廳參加新聞發布會，身著解放軍軍裝的軍管會外事處處長黃華向各國正式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訊息。宣布完畢後，黃華就坐了下來，大廳里一片沉寂。澳大利亞大使站起來說到“黃華先生，在座各位除去加拿大使館的朗寧外其他人都不懂漢語，能否讓他把你剛才說過的話譯成英語？”。澳大利亞大使的話說完後黃華沒有答話，過了片刻，澳大利亞大使又站了起來，把他的意思又重複了一遍，黃華還是沒有反應。這時朗寧站起來，用漢語對黃華說：“黃華先生，澳大利亞大使說，他們都不懂漢語，想問問你，能不能把讓我把你說的譯給他們聽？”。黃華說同意後，把一開始講過的那些話重複了一遍，並說幾天后會以書面形式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和周恩來外長給各國外長的信交給各國駐南京使館。朗寧這為加拿大外交官成為了把新中國成立的訊息用英語傳遞給全世界的第一人。 黃華先後曾擔任中國首任駐加拿大大使、首任駐聯合國和安理會代表、外交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務。黃華和朗寧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新中國成立後黃華曾經在頤和園專門設宴款待來訪的老朋友朗寧及家人。
3、保護中國殷商甲骨功不可沒
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James Menzies）博士1910年來華傳教，與中國古代的甲骨文結下了不解之緣，從此終其一生致力於中國古文物的收藏和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在甲骨文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成為一位傑出的甲骨學專家。明義士博士1917年撰寫出版的《殷墟卜辭》是西方學者研究甲骨文的第一部專著，他為擴大中國文化在加拿大乃至全世界的影響做出了重要貢獻。明義士收藏了50000多片甲骨，北京故宮博物院現藏有明義士早年所獲甲骨20364片。 南京博物館所藏的2390片明義士甲骨曾於1937年12月日軍攻克濟南前埋藏在齊魯大學校園內，1945年齊大復校，藏品重見天日，為齊魯大學收藏，並由外國傳教士賴恩源代為收藏。1948年濟南解放前夕，賴恩源將一箱甲骨共2390片由濟南運到上海，後又轉運到南京加拿大大使館保暫存。1950年朗寧在關閉加拿大駐南京大使館回國前清點使館財產和打包儲藏時，他發現一個舊柜子里有許多骨頭碎片，是明義士留下的，他覺得這些東西像是商朝的用作占卜的甲骨碎片，上面有甲骨文。由於當時中國宣布在外交上一律不承認原有的外國使館，郎寧和南京其他國家的外交人員的地位都很尷尬，中國在解放初期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對西方集團持敵對態度。特別在韓戰爆發後，社會上瀰漫著強烈的反美英及其西方盟國的空氣，在這種時候歸還一個西方傳教士收藏的國家特級文物無異於引火燒身，如何處理這一箱燙手的寶物這個棘手的難題使郎寧徹夜難眠，當時一些尚滯留在南京的西方國家的外交官甚至建議他乾脆毀掉這箱老古董，以免惹禍上身。郎寧經反覆思考決定求助於時任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的老朋友楊憲益，委託他把這箱甲骨轉交南京市博物館。朗寧為這事受到了南京市公安局的反覆盤查，離境時他又受到種種非難，非但他的行李受到徹底檢查，還在深圳羅湖橋被邊防警察搜身，從裡到外從上到下搜了個遍。作為外交官，他受到了不應有的侮辱，他的所有私人照片的底片都被沒收，還差一點不讓他出境。朗寧為保護和歸還這批中國國家級特級文物功不可沒。
4、朗寧的故鄉阿爾伯塔省與重慶建立密切合作關係
朗寧故居位於加拿大西部的阿爾伯塔省卡姆羅斯市，朗寧從位於阿爾伯塔省首府艾德芒頓市的阿爾伯塔大學獲得了教育學碩士學位，並經常在阿爾伯塔大學就中國問題發表演講。加拿大國家電影局拍攝的記錄片《中國使命-朗寧在中國的故事》首映式即在阿爾伯塔大學進行。 阿爾伯塔大學從2004年起與重慶市政府在幹部培訓領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目前已為重慶培訓了100多名中高級幹部。阿爾伯塔大學校長弗雷澤博士曾於2004年訪問重慶，艾德芒頓市市長曼德爾也於2005年來渝參加了亞太市長峰會，並與王鴻舉市長簽署友好協定，在兩市之間建立正式友好合作關係。從1945年朗寧出使陪都重慶，到半個多世紀後加拿大在重慶設立領事館，朗寧母校阿爾伯塔大學和艾德芒頓市與重慶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這些仿佛是跨越時空的歷史巧合與必然，也是我們對郎寧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最好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