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全球南方
- 外文名：Global South
歷史演進,起源,冷戰期間,新世紀,多重內涵,地理屬性,經濟屬性,政治意涵,影響,國際經濟新秩序,全球治理體系,國際秩序,戰略自主性,中國作用,
歷史演進
起源
1926年，義大利政治哲學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正式提出了“南方”概念。他在《南方問題的某些方面》一文中通過分析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義大利南北格局的變化，提出了“南方問題”的概念，至今仍具有重要啟發意義。該文聚焦於義大利國內政治格局的變化，指出北方的資本家同時控制著北方工人階層和南方農民階層，並將南方地區作為可剝削的殖民地，已初步說明“南方”概念所蘊含的反殖民、反剝削、求發展等特性，而這構成了“全球南方”概念的底色。
冷戰期間
學界普遍認為，二戰前並無系統規範的“全球南方”概念。二戰後，西方殖民體系逐步瓦解，在亞非拉等原殖民地建立起一大批實現民族獨立的主權國家。這些國家因為在去殖民化、民族解放、反殖反霸等方面具有共同訴求，因而逐漸聯合成一股重要的國際力量。
1955年4月萬隆會議的召開標誌著南方國家作為一個集體正式走入世界政治的舞台。
1963年第18屆聯合國大會上發表的《開發中國家聯合宣言》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77國集團”，體現著南方國家爭取、維護自身利益，參與制定國際議程併合作應對挑戰的努力。
1966年，第一屆亞非拉人民團結會議（又稱“三大洲會議”）在古巴哈瓦那召開，會議制定了反殖反帝的綱領性檔案，為向國際社會傳遞南方聲音提供了平台。
1974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全球南方”國家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逐漸凸顯，南南合作成為其開展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合作的重要方式。
新世紀
冷戰結束後，兩極格局的瓦解使得“第三世界”一詞的使用量迅速下降。“發達”、“發展中”和“不發達”等術語也因將西方國家視為理想國家而將非西方國家描繪為落後國家而廣受批評，更為溫和中性的“全球南方”作為替代術語熱度逐漸上升。此階段“全球南方”升溫還與其經濟、政治實力迅速提升密切相關。2000—2012年，“全球南方”在全球貿易中所占份額從35%提升至51%，對世界經濟成長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綜合實力得到提升的“全球南方”也更為積極主動參與國際事務，俄烏衝突後，“全球南方”對自主性追求更是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進一步推動了“全球南方”概念的升溫。
多重內涵
“全球南方”的概念雖不甚明確，但這些國家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徵。通過對這些共性的分析，可以從地理、經濟和政治等層面對“全球南方”的內涵進行界定。
地理屬性
從地理屬性而言，它包括兩大層面：
一是區域層面。學界普遍認為，“全球南方”是一條從拉丁美洲延伸到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的廣闊地帶。聯合國貿發會議認為，“全球南方”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亞洲（不包括以色列、日本和韓國）以及大洋洲（不包括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二是國內層面。就“全球南方”國家內部而言，“全球南方”還應包括其國內以剝削、壓迫和新殖民關係為特徵的特定區域，例如西方社會的土著群體、黑人社區以及移民社區。近年來，隨著國家實力日益提升，部分“全球南方”國家地理位置雖在南方，但政治經濟地位已經呈現向北過渡的狀態，這也使得靜態的南、北二分法不再具有廣泛參考價值。
經濟屬性
經濟屬性是界定“全球南方”的重要指標。
“全球南方”通常被認為是指經濟“欠發達”和“不發達”的國家，相較於“全球北方”更為貧窮，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
國際社會主要依據以下指標評判一個國家發展程度：
一是參照相關國際指標。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綜合考量健康、教育、經濟等維度，提出分為四檔的人類發展指數，只有第一檔屬於已開發國家，其餘為開發中國家。世界銀行人均國民總收入也是界定“全球南方”的主要指標，超過13205美元的經濟體為已開發國家，低於該標準則為開發中國家。
二是國際組織根據實際情況分類。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人均收入水平、貿易自由度、金融開放性等作為標準，將所有經濟體分為先進經濟體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政治意涵
“全球南方”也具有一定政治意涵。
現有研究認為，“全球南方”與“第三世界”、“不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等概念聯繫密切，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換使用。
但相較於其他概念，“全球南方”的內涵超越了地理邊界和經濟範疇，更多指的是一個包含了多樣化價值觀念、文化傳統、發展水平以及多元化利益訴求的國家群體，非西方、反干預、求發展是“全球南方”國家的最大公約數。
此外，“全球南方”政治意涵還體現在部分國家利用對“全球南方”話語權的解釋作為其遏制、打壓他國的工具，並試圖通過挑起“全球南方”內部領導權之爭，實現對“全球南方”事務的控制，嚴重影響了“全球南方”國家的團結協作。
影響
當前世界經濟復甦乏力，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社會面臨諸多新課題。“全球南方”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已成為影響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重要力量。
國際經濟新秩序
“全球南方”經濟水平顯著提升，成為推動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重要力量。近些年，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以及南南合作的有序推進，“全球南方”整體經濟水平已實現大幅提升，已經成為促進世界經濟成長的主要力量。最近數據顯示，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全球南方”主導的金磚國家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份額已超過七國集團。預計到2032年，世界三大經濟體中將有兩個（中國和印度）來自“全球南方”。
作為結構轉型關鍵驅動力的科技也日益成為衡量國家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全球南方”國家高科技產品出口額在2014年就已達全球總額的一半，可再生能源和綠色技術引發的技術變革浪潮也為“全球南方”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工業4.0和綠色技術創新方面發展迅速，並通過和聯合國開發計畫署聯合組建的技術轉移南南合作中心，搭建技術轉移平台和資料庫，在開放中與“全球南方”國家充分共享技術發展成果。
全球治理體系
全球南方”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和建設，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全球南方”逐步完善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建設的同時，也在積極參與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的建設與改革。
“全球南方”通過構建一系列國際與地區組織，如成立阿拉伯國家聯盟和非洲聯盟等，參加重大國際多邊會議如金磚國家峰會、二十國集團會議等，在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逐步擴大了國際影響力。
2023年8月，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五次峰會在南非召開，會議邀請多位“全球南方”國家領導人出席“金磚+”會議，並決定邀請阿根廷、埃及、衣索比亞、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從2024年1月1日起成為金磚國家正式成員。
2023年9月，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八次峰會邀請非洲聯盟成為二十國集團的正式成員。同月，聯合國大會將討論的主題定為“發展”，在會議期間著重探討了“全球南方”國家關注的氣候變化、主權債務減免等議題。
可見，“全球南方”國家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主動爭取話語權和代表性的同時，國際社會也已注意到“全球南方”的合理訴求並給予了切實回應，雙向互動將持續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國際秩序
從更廣意義上講，金磚擴員是“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世界多極化進程加速推進的體現。作為新興市場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集合體，“全球南方”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已提升到40%以上，正在深刻改寫世界經濟的版圖。獨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底色，團結自強是“全球南方”的傳統。“全球南方”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數”，已經成為國際秩序變革的關鍵力量，是百年變局的希望所在。
戰略自主性
“全球南方”戰略自主性穩步增強，進一步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百年變局之下，國際地緣政治動盪進一步加劇，但大部分“全球南方”國家拒絕在大國間選邊站隊，堅持從自身利益出發，採取“積極不結盟”政策。“全球南方”戰略自主性的增強為西方大國敲響了警鐘。
對此，部分西方大國開始反思其“全球南方”政策的是否有效。
有美國學者認為，正是由於美國政界和民眾對“全球南方”知之甚少，致使其對外政策出現失誤。為此，美國已開始著手調整外交政策，通過宣布建立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等具體項目，在外交布局中增加“全球南方”比重，逐步恢復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
日本在國際會議上多次表達對“全球南方”的關注與重視，在政策和行動等方面增加同南方國家的接觸，著力推動同“全球南方”國家戰略性合作關係的構建。
歐洲聲稱要同“全球南方”建立新的夥伴關係，釋放數千億美元的發展融資以支持面臨債務困境和氣候變化的南方國家，以期重獲“全球南方”的信任。
可以預見，隨著國家經濟實力逐步提升以及政治能力日益成熟，“全球南方”國家對自主性的需求也在逐漸增加，勢必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社會中占據越來越重要地位。與之相適應，西方國家也在逐漸調整政策以適應這一現實，南北關係也將經歷新一輪調整，其結果將使國際關係民主化得到進一步深化。
中國作用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開發中國家，是“全球南方”陣營的當然成員。
鄧小平同志早在1974年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就已表明：“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屬於第三世界。”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不管中國今後經濟如何發展，國際地位如何提高，中國永遠都是開發中國家一員。”面向未來，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國都將堅持開發中國家定位，同廣大南方國家堅定站在一起，將持續推進全球發展倡議走深走實，為如期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中國貢獻。
中國過去、現在、將來都是“全球南方”的堅定一員，始終與所有南方國家同呼吸、共命運，始終是推動“全球南方”發展振興的中堅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