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優小說的淵源,倡優小說的代表,海上花列傳,
倡優小說的淵源
自唐代以來，關於文人狎妓生活的小說及筆記就延續不斷。到了清代後期，城市商業化的程度更高，娼妓業也隨之更為發達。尤其像上海這樣在半殖民地化的過程中高度繁榮的城市，匯聚了大量的金錢和各式人物，也匯聚了無數淪落的女子。一些經常出入於青樓的文人，遂把這裡面所發生的種種所謂“艷情”，寫成市民階層所喜愛的小說。另外，寫官僚富豪與伶人之狎游的小說，在作者的態度上，也與前者相似。其中較著名的有《品花寶鑑》、《花月痕》、《青樓夢》等。
這類小說的寫作手法通常比較陳舊，雖然也多少反映出當時社會的某些特點，但大多是潦倒文人顧影自憐的幻想。但在這一小說系列中，也出現了不同尋常的《海上花列傳》，是值得另眼相看的。
倡優小說的代表
《品花寶鑑》六十回，成書於道光後期。作者陳森，字少逸，江蘇常州人，屢試不第，久寓北京，出入戲曲界，遂採拾所聞所見而為此書。小說的背景為乾隆時代，當時“京師狎優之風冠絕天下，朝貴名公，不相避忌，互成慣俗“（邱煒萲《菽園贅談》），此書即以名公子梅子玉與名旦杜琴言的同性戀故事為中心，描寫王孫公子、巨商豪富的狎優風習，間及官場士林中的逸事，如第五十五回所寫“侯石翁”的身上，便有袁枚的影子。這部小說雖是寫同性戀故事，卻是用了才子佳人小說的筆調，伶人形象，與妓女無多差異；書中所謂“邪正”、“雅俗”的分判，也是才子佳人小說慣用的倫理裝飾。
而敘事之中，尤多溫軟纏綿之筆。如第二十九回寫杜琴言至梅子玉家探病，梅正在夢中與杜相會，口誦白居易《長恨歌》詩句，而杜則在病榻旁為之垂淚不已，十足是一種男女痴情的場面。這種描寫，雖然多少可以看出清代一部分士大夫無聊的人生和變態的心理，卻不能反映出這種變態生活中人性的複雜情形。所以題材雖然特別，卻未能寫出新意。
《花月痕》五十二回，成書於鹹豐年間，至光緒中流行。
作者魏秀仁（1819—1874），字子安，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中舉後屢應進士試不第，漫遊四方。小說寫一對才子韓荷生、韋痴珠與一對妓女杜采秋、劉秋痕間的戀愛故事。最後韓至封侯，采秋誥封一品夫人；韋則困頓不遇，亦不得秋痕為妻，二人落拓而死。魏秀仁少有才名，自負風流文采，故借韋痴珠的形象寄寓牢騷，又借韓荷生的形象寄寓他的人生夢想。這種雙線交錯、彼此對照的故事結構，本來也可以寫得比較有趣，但由於作者過度的自哀自憐，和過度地賣弄詩詞文章的才華，卻使得小說缺乏活潑的生氣和流動的韻致。
《青樓夢》六十四回，成書於光緒初年，作者俞達，字吟香，江蘇長洲（今蘇州）人。小說在淺薄的意義上摹仿《紅樓夢》的套路，用妓院代替大觀園，寫一多情而懷才不遇的金挹香為眾多妓女所愛，最終又竟能在科舉仕途、親情友誼諸方面一無缺憾，其立意之庸俗可見。
清代後期寫狎妓的小說，作為流倒文人自我安慰的幻想和對市俗趣味的投合，既不能反映出妓女生活的真實情況，也缺乏在封建婚姻制度之外尋求愛情自由的意義，因此顯得格調卑下。但同為寫妓女生活的《海上花列傳》，卻別有一種面貌。
海上花列傳
《海上花列傳》六十四回，又曾以《青樓寶鑑》、《海上青樓奇緣》、《海上花》等名稱刊行。書題“花也憐儂著”，作者真名韓邦慶（1856—1894），字子云，號太仙，松江（今屬上海）人，科舉不第，曾長期旅居上海，常為《申報》撰稿，並創辦個人性文藝期刊《海上奇書》，所得多耗費於妓館，死時僅三十九歲。《海上花列傳》先在光緒十八年（1892）二月《海上奇書》創刊號上開始連載，每期二回，共刊十五期三十回；兩年後，全書的石印本行世。作者在此書的《跋》中稱還將續寫下去，但因他的早逝而未著手。留下的作品另有文言短篇小說集《太仙漫稿》等。
《海上花列傳》主要寫清末上海租界中成為官僚、富商社交活動場所的高級妓館中妓女及狎客的生活，也間及低級妓女的情形，因而妓館、官場、商界構成此書的三大場景。全書以趙朴齋、趙二寶兄妹二人的事跡為主要線索，前半部分寫趙朴齋自鄉間到上海投靠舅舅洪善卿，因流連青樓而淪落至拉洋車為生；後半部分寫趙母攜二寶來上海尋趙朴齋，而二寶亦為上海的繁華所誘，成為妓女。但趙氏兄妹之事在書中所占篇幅僅十分之一左右，前後還串連組織了其他許多人物的故事，以作者之言，這是一種“合傳”的體式（見此書《例言》）。
《海上花列傳》是一部精心構撰的小說，作者在藝術上有明確的追求。清代後期長篇小說的結構多效仿《儒林外史》，以若干獨立單元聯綴而成，而此書筆法據作者所言也是“從《儒林外史》脫化出來”，但又強調“穿插藏閃之法”，追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連續性效果（同上），使原本可以獨立存在的人物故事相互糾結交錯地發展，具有較完整的長篇結構。對於人物形象的刻畫，作者也很用力。他提出小說中的人物要“無雷同”，即“性情言語、面目行為”不能彼此相信；又要“無矛盾”，即同一人物前後出場時，應具有統一的性格；還要“無掛漏”，保持人物與事件的完整（同上）。這些都反映了作者對小說創作的認真態度和清醒的認識。此書的語言，是用國語作敘述，用蘇州話寫對白。對不懂吳語的人來說，確實很難讀，它的流傳範圍不廣，即與此有關。但作者明知會有這樣的後果，為了保持人物鮮活的口吻，而堅持不肯改變，同樣表現了他對小說藝術的重視。
關於《海上花列傳》的宗旨，作者在《例言》起首即聲明“此書為勸戒而作”，在第一回開頭又強調他是以“過來人”的身份“現身說法”，揭露娼家的奸詐，從而“發人深省”，裨迷途知返。這是舊小說常用的自我標榜道德價值的陳套，而這本書的實際情況至少並不是與之完全相合。在《海上花列傳》中，既看不到“才子佳人”的模式，也看不到把妓院寫成孕育愛情的溫床的浪漫筆調，卻又並非立意揭發妓女的罪惡。它揭示了嫖客以娼家為玩物、娼家處處謀取嫖客錢財的冷酷事實，但這是對事實的真實描述。而且作者始終沒有把注意力放在離奇的故事情節上，他所寫的大抵是平凡瑣細的生活場景，在這種場景中凸現人物的活動。
對任何一部小說來說，能否刻畫具有真實性的人物形象都是成敗的關鍵；而這種具有深度的刻畫能力，首先來自對人物的理解和同情。特別是妓女這一被人卑視的人群，沒有理解和同情根本不可能寫得真實。就此而言，《海上花列傳》是值得認真看待的。作者筆下的眾妓女，如沈小紅的潑辣，張蕙貞的庸懦，周雙玉的驕盈，趙二寶的幼稚，無不是躍躍如生。她們既非美好，亦非醜惡，她們只是非人的處境中的人。
在非人的處境中，她們既苦苦掙扎，也彼此爭鬥、相互炫耀，而愈發顯示出這種處境的可悲。特別到最後幾回，一面寫周雙玉因與朱淑人的婚姻之約成空，便鬧著逼朱淑人與她一同自殺；一面寫趙二寶久盼相約白頭的史三公子不至，重操賣笑生涯，被無賴“癩頭黿”恣意凌辱，這些淪落風塵的女子的無望的人生，令人不能不發出深長的嘆息。而作者描寫這一切，極少有誇張和過度渲染之處，他的敘述始終很平淡，細瑣如“閒話”，從中透出人物微妙的心理和人生的苦澀的況味。
這種筆法對一些現代作家（如張愛玲）有明顯的影響。魯迅也稱許《海上花列傳》“平淡而近自然”（《中國小說史略》），在同時代的小說中，這是很難得的了。
《海上花列傳》在許多地方表現出小說藝術的進步，這種進步可以視作現代小說因素的成長，但它的敗筆也很明顯，比如第四十回前後寫名士宴集的一部分，仍舊陷入舊小說最常見的賣弄辭章學問的陋習，毫無意思。作為長篇小說，它的情節未免過於瑣細。另外，由於作者看不到新的人生理想，使得小說完全籠罩在灰暗的情調中，也缺乏社會批判的力度，這些都是明顯的缺陷。
清末寫妓院生活的小說還有多種，像《海上繁華夢》、《九尾龜》等，過去都流傳較廣，人們可以從中看到清末都市社會腐敗的景象。不過在藝術上，這些小說都遠不及《海上花列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