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男，漢族，出生於1959年，浙江諸暨人。著名學者，政治學家，中國民主治理的主要倡導者之一。1984年畢業於廈門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並留校任講師，1988年獲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2003年獲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名譽博士。現任北京大學講席教授、政府管理學院院長兼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長、哲學政治學雙學科博士生導師。
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中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學會會長、美國哈佛大學和杜克大學、德國自由大學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學、英國諾丁漢大學等校客座教授或高級研究員，因倡導“治理”、“善治”、“社會治理”、“全球治理”、“官民共治”、“增量民主”、“政府創新”、“動態穩定”、“協商民主”等而廣受關注，其《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曾引起極大反響。2008後獲“改革開放30年30名社會人物”稱號，2011年獲“中國軟科學獎”，同年被美國《外交政策》評選為“全球百名思想家”，2015年被《中國新聞周刊》評為“年度學者”。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俞可平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浙江諸暨
- 出生日期：1959年
- 職業：政治學家
- 畢業院校：紹興師範專科學校、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
- 主要成就：中國大陸自己培養的第一代政治學博士；
提出“治理與善治”、“增量民主”、“動態穩定”等標誌性理論
創辦“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和“中國社會創新獎”；
發表中英文論文300多篇，出版專著、合著、編著100多種； - 代表作品：《民主是個好東西》、《敬畏民意》、《論國家治理現代化》
個人履歷,擔任職務,研究領域,主要作品,專著,合著,主編,論文,學術輯刊,叢書,其他,所獲榮譽,學術研究,人物評價,
個人履歷
1981年，畢業於浙江省紹興師範專科學校（今紹興文理學院）政史系。
俞可平
俞可平1984年，畢業於廈門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畢業後留校任哲學系講師。
1985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政治學專業，1988年獲政治學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旋即調任中共中央編譯局。
1988—2001年，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研究人員。期間，1994年擔任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研究所副所長，並於同年赴美國杜克大學任訪問教授、1995年赴德國柏林自由大學任客座教授。1997年擔任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研究所所長，1998年兼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1999年創辦中共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併兼任主任。
2001年10月—2015年10月，擔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期間於2002年、2010年和2013年分別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防大學省部班進修學習。2011年任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新世界高級研究員”（中組部選派）。
2015年11月至今，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講席教授，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
擔任職務
“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研究與獎勵計畫”總負責人；
俞可平
俞可平“全國治理研究協作網路”總負責人。
兼任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政法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開大學、中山大學、吉林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等校兼職教授
研究領域
政治哲學、中國政治、比較政治、治理與善治、全球化、公民社會、政府創新。
主要作品
專著
《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論》，人民出版社，1989年；
《社群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俞可平
俞可平《政治與政治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權利政治與公益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民主與陀螺》，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思想解放與政治進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敬畏民意：中國的民主治理與政治改革》，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
《論國家治理現代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偏愛學問》，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
《走向善治》，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
《轉型中的中國政治：民主、民意與民粹》，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6
Globalization and Changes in China’s Governance，Brill (Leiden, Netherland), 2008/2013;
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 Essays on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USA),2008
中國は民主主義に向かぅ, かもがゎ（日本京都）, 2009
Democracy in China,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15.
合著
《中國未來30年》（吳敬璉、俞可平、羅伯特·福格爾等，2011年1月）
China in the Next 30 Years（Wu Jing-lian,YuKeping, Robert W. Fogel etc.，2011年3月，《中國未來30年》英文版·平裝）
《中國未來30年》（繁體版）（吳敬璉、俞可平、羅伯特·福格爾等，台灣靈活文化有限公司，2011年）
《中國未來30年》（韓文版）（吳敬璉、俞可平、羅伯特·福格爾等，韓國物資出版社，2011年）
《改革共識與中國未來》（吳敬璉、俞可平、芮效儉等，2013年3月）
主編
《海外學者論中國經濟改革》（俞可平，1997年）
《全球化的悖論: 全球化與當代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俞可平、黃衛平，1998年）
《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俞可平，1998年）
《全球化時代的“社會主義”》（俞可平，1998年）
《海外學者論中國經濟特區》（俞可平、倪元輅，2000年）
《海外學者論浦東開發開放》（俞可平、田賽男，2002年）
《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中國與俄羅斯》（俞可平，2005年）
《依法治國與依法治黨》（俞可平，2007年）
《國家治理評估：中國與世界》（俞可平，2009年）
《馬列經典在中國六十年：中央編譯局紀念新中國成立60周年文集》（俞可平，2010年）
《政府創新的中國經驗：基於“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的案例研究》（俞可平，2011年）
《幸福與尊嚴：一種關於未來的設計》（俞可平，2012年）
《國家底線：公平正義與依法治國》（俞可平，2014年）
《中共的治理與適應：比較的視野》（俞可平、托馬斯·海貝勒、安曉波，2015年）
論文
1.《人權引論》，《政治學研究》1989年第4期。
2.《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及其歷史意義》，《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
3.《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論要》，《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
4.《當代西方社群主義及其公益政治學評析》，《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3期
5.《治理與善治引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年第5期
6.《全球化研究的中國視角》，《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3期。
7.《經濟全球化與治理的變遷》，《哲學研究》，2000年第10期
8.《全球治理引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年第1期
9.《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中國社會季刊》(香港)，1999年秋季號。
10. 《中國公民社會：概念、分類與制度環境》，《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
11.《中國政治學的進程——一個評論性的觀察》，《學術月刊》，2007年第11期。
12.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ese Thought in the 1930's: Comments on Two Approaches to Modernization in China，working papers in Asian/Pacific Studies， 1994
13. Toward an Incremental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Chinese Theories and Assessment Criteria,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ume24, Number 2, June 2002
14. The Emerging of China's Civil Society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Governance, Focus Asien, 2003 Number 11
15. 《全球化與中國政治發展》， 《東亞研究》（韓國東亞研究會）第4期，2003.
16. From the Discourse of "Sino-West" to "Globalization": Asia and Europe in Globalization: Continents, Regions and Nations, Ed by Goran Therborn， Brill Group, 2006
17. La Sociedad civil en China hoy，Anuario Aisa Pacific 2006: CASA ASIA / FUNDACIO C100B Real Instituto Elcano Barcelona: 2007
18 The Developmental Logic of Chinese Culture under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Boundary 2, Volume 35, Number 2, Summer 2008, pp. 157-182.
19. Ideological Change and Incremental Democracy in Reform-Era China,” in Cheng Li ed.,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20. A Journey of Five Roads Toward Democratic Governance, Global Asia, Volume 5, No. 2, 2010
21. A Significant Shift towards Social Governance, East Asia Forum Quarterly, June 2011.
22. 《全球化與中國模式》，載《中國改革開放30年》（日語，毛里和子編，早稻田大學出版社，2010）
學術輯刊
《中國治理評論》（俞可平主編，2012—2014）
叢書
《全球化論叢》（7種）
《全球化時代的“社會主義”：九十年代國外社會主義述評》（俞可平主編）
《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九十年代國外馬克思主義新論選編》（俞可平主編）
《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張世鵬、殷敘彝編譯）
《全球化與後殖民批評》（王寧、薛曉源主編）
《全球化與中國》（胡元梓、薛曉源主編）
《全球化與世界》（王列、楊雪冬編譯）
《全球化的悖論：全球化與當代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俞可平、黃衛平主編）
《馬克思主義研究論叢》（11種）（俞可平、王偉光、李慎明主編，2005-2010年）
《協商民主譯叢》（8種）
《協商民主：論理性與政治》（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主編，陳家剛等譯，2006年9月）
《公共協商：多元主義、複雜性與民主》（詹姆斯·博曼著，黃相懷譯，2006年9月）
《作為公共協商的民主：新的視角》（毛里西奧·帕瑟林·登特里維斯主編，王英津等譯，2006年9月）
《協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與批判的視角》（約翰·S. 德雷澤克著，丁開傑等譯，2006年9月）
《協商民主：挑戰與反思》（約·埃爾斯特主編，周艷輝譯，2009年4月）
《民主與差異：挑戰政治的邊界》（塞拉·本哈比主編，黃相懷、嚴海兵等譯，2009年4月）
《協商民主論爭》（詹姆斯·菲什金、彼得·拉斯萊特主編，張曉敏譯，2009年4月）
《美國民主的未來：一個設立公眾部門的方案》（伊森·里布著，朱昔群、李定文、余艷紅譯，2009年4月）
《中國民主治理研究叢書》（6種）
《依法治國與依法治黨》（俞可平主編，2007年11月）
《黨內民主制度創新：一個基層黨委班子“公推直選”的案例研究》（王長江主編，2007年7月）
《公民社會與民主治理》（何增科著，2007年11月）
《城鄉公民參與和政治合法性》（何增科、托馬斯·海貝勒、根特·舒伯根特主編，2007年11月）
《從民眾到公民：中國的政治參與》（托馬斯·海貝勒、根特·舒根特著，張文紅譯，2009年6月）
《國家治理評估：中國與世界》（俞可平主編，2009年11月）
《生態文明系列叢書》（5種）
《生態馬克思主義概論》（劉仁勝著，2007年7月）
《生態文明構建：理論與實踐》（吳鳳章主編，2008年5月）
《生態文明與馬克思主義》（李惠斌、薛曉源、王治河主編，2008年10月）
《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王宏斌著，2011年1月）
《環境的思想與倫理》（岩佐茂著，馮雷、李欣榮、尤維譯，2011年1月）
《國際政治前沿譯叢》（8種）
《戰略與民族優越感》（肯·布思著，冉冉譯，2009年6月）
《民族主義與國際社會》（詹姆斯·梅奧爾著，王光忠譯，2009年7月）
《馬基雅維利以來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思想》（喬納森·哈斯拉姆著，2009年8月）
《人、國家與恐懼：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安全研究議程》（巴里·布贊著，閆健、李劍譯，2009年11月）
《理解國際關係》（克里斯·布郞、克爾斯騰·安利著，吳志成、劉豐、劉佳譯，2010年1月）
《全球治理：分裂世界中的聯合國》（亞當·羅伯茨、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主編，吳志成等譯，2010年4月）
《拯救陌生人：國際社會中的人道主義干涉》（尼古拉斯·惠勒著，張德生譯，2011年4月）
《強制裁軍》（菲利浦·陶爾著）（待出版）
《當代中國思想家文庫》（2種）
《吳江文稿》（上中下卷）（2009年9月）
《吳敬璉文集》（上中下卷）（2013年4月）
《當代中國治理研究書系》（3種）
《政府創新的中國經驗：基於“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的案例研究》（俞可平主編，2011年12月）
《中國與德國的環境治理：比較的視角》（托馬斯·海貝勒、[德]迪特·格魯諾、李惠斌主編，2012年8月）
《“主動的”地方政治：作為戰略群體的縣鄉幹部》（托馬斯·海貝勒、[德]舒耕德、楊雪冬主編，2013年11月）
《前瞻未來系列》叢書（4種）
《敬畏民意：中國的民主治理與政治改革》（俞可平著，2012年3月）
《幸福與尊嚴：一種關於未來的設計》（俞可平主編，2012年11月）
《危機與未來：福山中國講演錄》（弗朗西斯·福山著, 陳家剛編，2012年3月）
《協商民主與國家治理:中國深化改革的新路向新解讀》（陳家剛著，2014年1月）
《中國的民主治理：理論與實踐》（10卷本）
《國家治理現代化叢書》（6卷）
《世界主要政黨規章制度文獻》（共20卷）
其他
《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沈大偉著，俞可平審定，2011年11月）
《中國地方環境政治：政策與執行之間的距離》（冉冉著，俞可平作序，2015年5月）
《市場與政治：中國民商階層臉譜》（張偉著，俞可平作序）
所獲榮譽
1997年，獲得國務院特殊津貼；中央組織部聯繫專家。
2003年，成為“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
2007年，《南方周末》稱俞可平是十七大之後中國“最耀眼的政治學者”。
2008年，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評為“改革開放30年30名社會人物”。
2008年，被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據報導，這是德國有史以來授予中國人的第10個名譽博士學位）。
2010年，作為“民主的思想推手”被《中國新聞周刊》評選為1999-2009年“十年影響力人物”。
2011年，被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評選為“2011年度全球百名思想家”。
2012年，被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軟科學發展基金會授予“第二屆中國軟科學獎”。
2015年，《中國新聞周刊》影響中國2015年度人物之“年度學者”。
學術研究
當代中國政治系統研究
俞可平在國內較早運用諸如政治系統分析、政治結構功能分析和政治溝通分析等研究方法對當代中國政治進行全面的學術研究，力圖探索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分析框架。在《當代中國政治的分析框架》、“轉變中的中國政治”（《福建論壇》1988年第3期）等論著中，作者分別對當代中國政治的結構功能、運行機制、文化背景和發展進程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作者指出，從結構功能的角度看，當代中國政治有三個顯著特徵，即政治黨團機構的行政化、政治職能機構的多重化和法定權力機構的形式化；從政治溝通的角度看，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一種典型的單通道信息傳送體制，其基本特徵是政治信息傳播網路的高度一元化。由於市場經濟體制的引入和全球化浪潮的衝擊，這種政治體制正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它的模式維持能力、整合能力和適應能力正在經歷嚴峻的考驗。對政治體制進行全面的改革，是加速中國政治現代化，從而緩解政治系統目前所承受的巨大壓力的根本途徑。
具體到對中國政治的研究，俞可平提出了一個以系統、結構、功能、信息、運行機制為主體的分析框架，它有助於理解和把握各種政治現象之間以及政治現象與社會現象之間的複雜關係，有助於進行綜合性的研究，開闢了一條在部分與整體、結構與功能、輸入與輸出的相互關係上對中國政治進行分析的途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俞可平的上述研究是在80年代末進行的，這使他實際上成為中國改革政治學研究的啟動者之一。
增量民主研究
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民主政治的演進方式與路徑，俞可平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在“增量民主：三輪兩票制鎮長選舉的政治學意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0年第3期）、“增量政治改革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公共管理學報》2004年第1期）、“走向增量民主與治理：中國的評估標準與理論總結”（美國《新政治學》，2002年第24卷）、《增量民主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等論著中，俞可平對“增量民主”的內涵、特徵以及現實意義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增量民主意味著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設必須有足夠的“存量”，但同時必須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種新的增長，是對“存量”的增加；“增量民主”在過程上是漸進的和緩慢的，它是一種突破但非突變；在俞可平看來，增量民主的實質，是在不損害人民民眾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俞可平對漸進民主和增量民主進行了區分：儘管兩者都強調民主發展的有序性、平穩性、連續性，但“漸進民主”強調的是過程，“增量民主”強調的是目標與後果，即利益總量的增加；“漸進民主”強調過程的漸進性和緩慢性，而“增量民主”則在強調改革進程平穩性的同時，也強調必要時的“突破性”改革。根據增量民主的邏輯思路，俞可平指出，深化黨內民主以及推進基層民主應當成為目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增量民主理念源於對中國政治現實的思考，同時它也是對一般民主思想的豐富與發展。研究者既要有理論視野，又應有現實關懷，俞可平對此作了極好的詮釋。
和諧社會研究
俞可平在“和諧社會面面觀”（《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5年第1期）、“社會公平和善治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兩塊基石”（《理論動態》2005年1月10日）、“公民社會對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意義”（《社科論壇》2005年第3期）、“和諧社會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學習時報》2005年4月4日）等文章中進行了深入分析。俞可平認為，和諧社會是社會的各種要素和關係相互融洽的狀態，它涉及到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多重關係，涵蓋了人們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如果從公共治理的角度看，即從政府對社會公共生活的管理這個角度來看，社會公平和善治則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兩塊基石。俞可平認為，社會公平就是社會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合理的分配，它意味著權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機會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俞可平認為，社會公平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之一，是衡量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深厚基礎。
俞可平的上述研究，賦予和諧社會以新的時代內涵，並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極大地推動了和諧社會研究的深入。
動態穩定研究
俞可平提出了“動態穩定”的概念。在“政治發展更要軟著陸”（香港《大公報》2005年3月14日）、“怎樣看待‘動態穩定’”（《北京日報》2005年9月19日）等文章中，俞可平對“動態穩定”的概念及特徵作了詳細論述。他指出，動態穩定是現代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內在要求，它是相對於傳統穩定而言的。傳統的穩定是一種靜態的穩定，其主要特點是把穩定理解為現狀的靜止不動，並通過抑制的手段維持現存的秩序。與此不同，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現代的穩定則是一種動態的穩定，其主要特點是把穩定理解為過程中的平衡，並通過持續不斷的調整來維持新的平衡。傳統的穩定以“堵”為主，動態穩定則以“疏”為主。動態穩定意味著公民可以在法律框架內合法表達自身的利益與訴求，它鼓勵公民與政府之間更多的溝通、妥協與合作，因而它對政府的執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俞可平看來，一個自信、充滿活力的政府是實現動態穩定的關鍵。
政府創新研究
2000年，俞可平發起並主持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這是中國首個由獨立的學術機構對政府改革和創新進行科學評價的獎項。迄今為止，“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已成功舉辦了五屆，1500多個地方政府參與了評選活動，50個創新項目獲得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旨在鼓勵地方政府的創新與改革，發現並推廣地方政府在治理創新、機構改革和公共服務中的先進經驗，該獎項已經在國內外取得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農村治理研究
中國農村的治理狀況是俞可平著力頗多的另一研究領域。在“試論農村民主治理的經濟基礎”（《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1999年第3期）、“中國農村的民間組織與治理——以福建省漳浦縣長橋鎮東升村為例”（《中國社會科學季刊》2000年夏秋季號）、《中國農村治理的歷史與現狀：以定縣、鄒平和江寧為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等論著中，俞可平對中國農村治理的歷史延續、結構、模式、過程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俞可平認為，中國農村的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歷史性的演變邏輯，它有三個特徵：首先，它是一種政府主導的治理模式。近代以來，包括村民自治在內的農村治理改革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動的，政府通過法律、制度和政策，從整體上規範、制約和引導著農村治理的結構、職能和方向；其次，它是一種多元治理的模式。直接參與農村治理的有三種不同性質的權威：一種是官方的權威，一種是純民間的權威，第三種是介於政府與民間兩者之間的公共權威。再次，它是一種精英治理的模式。無論實行何種政治體制，在農村精英始終在農村治理中占據主導地位。俞可平認為，儘管面臨著自治制度流於形式、政府干預太多以及效率低下等問題，但以村民自治為核心的中國農村治理改革必將進一步深入下去，因為它代表了中國現代農村民主政治的發展方向，對於農村社會的進步有著巨大的積極意義。
俞可平對中國農村治理模式的研究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他倡導的歷史比較方法與治理——善治分析方法，為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並推動了中國農村問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中國模式研究
近年來，國內外對於中國模式的討論日趨激烈。那么中國模式討論的背景是什麼？中國模式有哪些特徵？其實質和意義又是什麼？關於這些問題，俞可平在“熱話題與冷思考——關於北京共識與中國發展模式的對話”（《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4年第5期）、“關於‘中國模式’的思考”（《紅旗文稿》2005年第19期）、“中國模式：經驗與鑑戒”（《文匯報》2005年9月4日）等文章中進行了深入論述。俞可平認為，“中國模式”實質上就是中國作為一個開發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戰略選擇，它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發展戰略和治理模式。在俞可平看來，中國模式的特徵有：國內的改革與對外開放的結合；根據本國國情，主動積極地參與全球化進程，同時始終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堅持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同時輔之以強有力的政府調控；推行增量的經濟與政治改革，以漸進改革為主要發展策略，同時進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俞可平認為，中國的上述經驗應當得到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學習和借鑑。
同時，俞可平指出，作為一種發展模式，“中國模式”尚在形成之中，還沒有完全定型。在他看來，“中國模式”要得到繼續發展和完善，必須注意解決好以下問題：必須在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同時，追求社會和自然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必須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與人、地區與地區、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平衡發展；在全面推行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的同時，適時進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為目標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在全球化時代，政府要對公民承擔更大的責任；政府應當積極培育和扶持公民社會組織，為民間組織的成長創造良好的政治和法律環境。
俞可平從經驗和教訓兩個方面對“中國模式”進行了深入分析，他的研究成果啟發了我們的研究思路，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影響。
政治哲學研究
政治哲學是俞可平最關注的領域之一，他所發表的論著中有相當一部分屬於政治哲學的內容，他是目前國內學術界為數不多的專治政治哲學研究的學者之一。在《當代西方國家理論評析》（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論》（人民出版社1989年）、《社群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政治哲學概說”（《百科知識》1991年第4期）、“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流變”（《安徽大學學報》1993年第期）、“自由主義之後的社群主義”（《公共論叢》1998年第1期）等論著中，俞可平對政治哲學的概念、內容、演變和流派等作了比較系統的論述，在對政治哲學的界定、政治哲學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關係等問題上，作者發表了獨到的看法。
治理與善治研究
俞可平是國內治理和善治理論公認的開拓者。在《治理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全球化：全球治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經濟全球化與治理的變遷”（《哲學研究》2000年第10期）、“治理和善治：一種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會科學》2001年第9期）、“全球治理引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年第1期）等論著中，俞可平對治理和善治的定義、要素、特徵以及全球治理的前景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俞可平指出，治理一詞的基本含義是指官方的或民間的公共管理組織在一個既定的範圍內運用公共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係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範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所以，治理是一種公共管理活動和公共管理過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權威、管理規則、治理機制和治理方式。治理有四個特徵：它不是一整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的主體既可以是公共部門，也可以是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治理的實質在於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俞可平對治理和統治概念進行了區分：首先，主體不同。統治的主體一定是社會的公共機構，而治理的主體既可以是公共機構，也可以是私人機構，還可以是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的合作；其次，管理過程中權力運行的向度不同。政府統治的權力運行方向總是自上而下的，治理則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
俞可平對治理和善治理論的開創性研究，不僅拓展了我們的研究視角和思路，推進了中國政治學理論的研究，而且對於我們轉變執政理念、推動政治管理體制改革具有直接的意義。
公民社會研究
公民社會問題是國內外學術界普遍關注的一個重大學術課題。作為國內最早倡導公民社會研究的學者之一，俞可平在90年代初就領導了一個課題小組對公民社會理論進行研究。他認為，90年代以來國內學術界對公民社會的討論實際上可分為三個流派，其一是歷史學派，以歷史上的民間社會來比擬現實中的公民社會；其二是民間組織派，將公民社會界定為非官方的民間組織；其三是政治哲學派，從政治國家-公民社會的相互關係來研究公民社會，將公民社會界定為私人利益關係的總和。俞可平在“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及其歷史地位”（《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和“社會主義市民社會：一個新的研究課題”（《天津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等論文中指出，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公民社會”與“資產階級社會”、“經濟基礎”和“生產關係的總和”等並不是完全同一的概念，公民社會是與政治國家相對應的一個分析範疇。只要有政治國家存在，就應當有與之對應的公民社會，但是在缺乏市場經濟體制的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條件下，公民社會總是被政治國家吞沒。一個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是現代民主的基礎，而市場經濟必然要求產生一個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正在悄然興起，研究中國公民社會的結構、類型、特徵及其對政治生活的影響，已經成為一個緊迫的課題。
中國公民社會的制度環境是俞可平研究的另一旨趣。在“中國公民社會：概念、分類與制度環境”（《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中國公民社會制度環境的主要特徵”（《新華文摘》2006年第6期）、“改善我國公民社會制度環境的若干思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6年第1期）等論文中，俞可平對當代中國公民社會制度環境的內容、特徵、存在的問題以及改進意見進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中國公民社會制度環境的特徵，典型地體現為巨觀鼓勵與微觀約束、分級登記與雙重管理、雙重管理與多頭管理、政府法規與黨的政策、制度剩餘與制度匱乏、現實空間與制度空間的共存。俞可平認為，改善我國公民社會制度環境的關鍵在於轉變對公民社會的態度，只有給予公民社會正確的定位和合理的分類，完善相關的法律、規章和政策並促使公民社會與政府更好地合作，才能最終實現善治的社會目標。
俞可平的上述觀點在國內政治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特別是他對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開創性研究，推動了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使他成為國內研究公民社會少數有造詣和貢獻的政治學者之一。
比較政治制度研究
比較政治是俞可平近年來研究的重點領域之一，他在“政治制度需要比較和研究”（《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8年第1期）、“政治學的公理”（《江蘇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等文章中指出， 千百年來，古今中外無數思想家和政治學家通過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的研究，發現了許多重要的政治發展規律，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科學知識，對人類不斷改進自己的政治制度，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一切理智的和有責任心的政治學家和政治思想家都認識到：馬克思所倡導的個性完全解放的“自由人聯合體”以及人類的尊嚴、自由、平等都是人類的基本價值；要實現和維護人類的這些基本價值，沒有一套合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一種不良的政治制度下，縱使有悲天憫人、正直無私的政治家和公民，最終也難免暴政和獨裁；而一旦出現獨裁、暴政或苛政，那么，個人的自由、平等、尊嚴等民主權利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保障；迄今為止，能夠最為有效地抑制獨裁和暴政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為此，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學家從各自的立場出發，設計出了各種各樣的民主政治制度，所有這些都應當看作是人類政治知識寶庫中的財富。
比較現代化研究
90年代初，俞可平轉入比較現代化研究，著重比較各國現代化的代價。作者在“中國式現代化還西方式現代化”（《亞太研究》（杜克大學，1992）、“關於現代化代價的思考”（《市場經濟導報》1995年第1期）和“現代化進程中的民粹主義”（《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1期）、“現代化、民族化與全球化”（《光明日報》，2005年）等文章中指出，現代化本身就帶有一定的負面作用，現代化進程必然伴隨著對社會的若干消極影響。作者把現代化對社會發展的消極影響稱作現代化的代價，例如生態失衡、環境污染、兩極分化、逆差心理、政治腐敗、資源浪費等。但是，各國政府完全可以通過有效的措施將現代化的代價降低到最小限度。對於現代化事業的領導者來說，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既然要實行現代化，就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價，但必須採取一切措施將這些代價降低到最小限度；對於一般公民來說，要理解現代化對社會帶來的某些不可避免的消極作用，就應當明白，只有進一步推進現代化，才能克服現代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有遠見的知識分子不應當過分渲染現代化的代價，那樣極容易誘發現代化進程中可能出現的民粹主義情緒，而民粹主義雖然可能帶來短期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但由於它內在地具有深刻的反市場傾向和反現代化傾向，因此，民粹主義對國家的現代化最終是有害無益的。
俞可平所進行的比較現代化研究，選擇了比較各國現代化的代價這一獨特的視角，以科學、冷靜、客觀的態度審視現代化進程中的負面效應，這不僅有助於人們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現代化問題，消除對現代化的種種誤識，而且也有助於政府有關政策和行為的合理化，因而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
政治文化研究
政治文化是一個與政治哲學關係至為密切的領域，俞可平在重視政治哲學研究的同時，也較為關注政治文化研究，他在“政治文化概要”（《人文雜誌》1989年第2期）、“中國傳統文化論要”（《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30年代中國思想中的文化與現代性”（美國《亞太研究》1994年第2期）、“中國通俗文化中對毛澤東的再評價”（德國《婦女與中國研究》1995年第3期）、“後革命與傳統中國政治”（《天津社會科學》1998年第3期）等文章中，對政治文化的內涵、要素、結構、功能，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徵及其現代化的途徑等問題，均作了比較系統的闡述。例如，他對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政治文化是一種政治取向模式，包括政治認知取向、政治態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政治價值取向等等”）在學術界獨樹一幟，被研究者們廣為引用。又如，在分析傳統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徵時，俞可平指出，國內理論界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討論和研究，存在著兩種偏向，一種偏向是囿於中國歷史論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另一種偏向是用馬克思的理論套論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從而阻礙了研究的深入。他認為，不能簡單地把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歸類於馬克思所說一般封建主義的範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一種絕對的專制主義，其實質就是“民本君主”，即把政治體看作是由君王和臣民這兩個部分組成的統一整體；民本主義與君主主義並不是像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根本對立的思想體系，相反，它們在實質上是完全一致的，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它們相輔相成，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主流。
政治文化是現代政治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俞可平通過自己的研究分析，提出的上述有關政治文化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等方面的獨到見解，推動了國內政治文化研究的開展和深入。
中國文化研究
文化同社會的進步與變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那么，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文化會對中國社會的變遷產生怎樣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文化本身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在“君子：傳統文化的整合——從《菜根譚》看儒、道、釋的合流”（《青年思想家》1992年第2期）、“西化與中化之辯——評30年代前後關於中國現代化模式的兩種觀點”（《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5年第1期）、“現代化和全球化雙重變奏下的中國文化發展邏輯”（《學術月刊》，2006年第4期）等文章中，俞可平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在洋務運動以來關於中國文化的辯論中，“西化論”和“中化論”的論戰一直處於整個辯論的中心。西化論者認為，西方式現代化是世界趨勢，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根本衝突，因而中國傳統文化基本上無可取之處，理應遭到擯棄；中化論者則認為，東西方文化是可以共存和互補的，中國文化有其合理內容和存在價值，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中國既無可能也無必要照搬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模式。俞可平認為，從方法論上看，“西化論”和“中化論”都存在著一些致命缺陷：它們都把現代化當作是一個全然積極的過程，沒能看到現代化內在的局限性，而這種局限性恰恰正是造成現代化進程在中國一再中斷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們都把文化當作現代化的決定性變數，試圖以此來解釋中國現代化的成敗，這一共同的方法論弱點注定了無論是“中化論”還是“西化論”都不可能對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作出深刻的分析和正確的評估。
關於改革開放後中國文化的發展邏輯，俞可平指出，改革開放後中國文化的發展和變遷深深烙上了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時代印記。在“現代化和全球化雙重變奏下的中國文化發展邏輯”（《學術月刊》，2006年第4期）等文章中，俞可平指出，現代化和全球化的交織與重合，是理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化轉型的鑰匙。改革時期發生在中國的文化討論，實質上是中華民族對現代化和全球化的一種文化反應，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化和全球化條件下發生轉型的邏輯結果。他指出，從洋務運動開始，貫穿於整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中化”與“西化”、“傳統”與“現代”、“中體”與“西用”等文化話語，在知識界的影響力正在日益淡化，開始讓位於其他重要話語，如“全球化”與“本土化”、“全球性”與“民族性”、“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等。他預言，從五四運動開始的中國文化轉型過程，已經接近完成，一種新型的中國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這種新型的主流文化，既不是傳統文化的復興，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它深深植根於中國傳統之中，同時充分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優秀成果。
俞可平對中國文化的研究，緊扣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時代背景，對於我們理清研究脈絡、拓展研究視野有著很強的指導意義。
全球化研究
俞可平是國內最早進行全球化研究的學者之一。在《全球化的悖論: 全球化與當代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全球化研究的中國視角”（《東方》2001年第2－3期）、“全球化與中國政治發展”（韓國《東亞研究》2003年第44輯）、《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全球化與政治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等論著中，俞可平對全球化的本質與特徵、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的關係、全球化對政治發展的影響、全球化對當代社會思潮的影響等問題進行了深入闡述。
全球化對中國政治的影響，是俞可平研究的重點之一。他指出，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生活產生的影響，既有積極的意義，又有消極的影響。俞可平認為，參與全球化過程對於中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來說不是願意不願意的問題，而是怎樣選擇時機和方式參與，同時儘可能地避免經濟全球化對國內政治經濟所帶來的消極影響的問題。中國政府積極奉行對外開放政策，積極發展與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合作，努力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表明中華民族正在以積極主動的態度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並且正在通過一定的方式和速度進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國政府積極擔負起對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的重大責任，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中充任重要角色，致力於確立一整套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謀求全人類的和平與發展。在國內治理方面，逐步確立和弘揚以民主和法治為核心的政治價值，在繼續推進善政的基礎上，積極推行以“民主、法治、效率、透明、廉潔、負責、合作、參與和公正”為主要標準的善治，是經濟全球化對我們提出的政治要求,也預示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
馬克思主義研究
作為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基本觀點研究”課題的首席專家，俞可平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在“馬克思主義與現代西方政治學”（《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1年，第2輯）、“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及其歷史地位”（《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馬克思主義對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的巨大影響”（《學習時報》，1999年6月28日）、“人的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命題和根本價值”（《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1年第5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還是“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6年第4期）等論述中，俞可平對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命題、馬克思主義對當代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深刻影響，以及今天我們應當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等重大問題，發表了自己系統的看法。
俞可平的研究指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內涵與根本命題，這對於我們解放思想、正確理解、認識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有著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人物評價
“中國擁有一批世界級的思想家”。（2009年，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董事會主席約翰·桑頓先生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創刊號專訪時，提到了經濟學家林毅夫和政治學家俞可平）
俞可平是“在中國政、學兩界堪稱是始終走在理論、現實問題最前沿的民主政治探路者”，是“一位看向中國政治未來的獨特學者”。（2009年，香港《鏡報》評論員撰文）
“俞可平是關於中國式民主理論最有聲望的中國思想家之一，以及中國國內關於知識分子善治話語的最重要學者”。（2015年，國際社會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雜誌《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發表長文《俞可平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善治話語》，對俞可平及其團隊的民主治理思想做了系統評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