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佐庭

俞佐庭(1889—1951)，名崇功，字佐庭，又字蔭堂，以佐庭字行，鎮海俞范（今屬城關鎮）人。曾四明銀行私股董事、總經理兼常務董事。1949年去台灣。未幾移居、並逝於香港。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俞佐庭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日期：1889
• 逝世日期：1951
• 性別：男

人物簡介

俞佐庭(1889—1951)，名崇功，字佐庭，又字蔭堂，以佐庭字行，鎮海俞范(今屬城關鎮)人。16歲進餘姚木行當學徒，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任鎮海鎮余錢莊職員，後去上海任恆祥錢莊賬房。1916年回寧波任慎德錢莊經理，結識滬上聞人鎮海虞洽卿等。1920年復至上海任中易信託公司銀行部經理，與陳布雷等相往來。1926年任天津墾業銀行經理。次年返甬，任寧波財政局長，當選寧波市總商會會長。後因總管滬上顏料巨商秦涵琛喪事，為秦家賞識，邀其入股秦家企業。1931年在滬開設恆巽錢莊，自任經理，積資日豐。繼於寧波開設慎生、正大、東升、萬成四家鹹魚行，又擁有滬、杭、寧、紹等地14家企業的股份，任董事、監事、董事長等職。1932年被選為上海市錢業公會常務委員，謀劃調劑滬、甬兩地錢莊資金，渡過金融風潮，聲譽漸著。1934年任上海商會執委主任委員，擴建河南路國貨商場，招集營業廠商30餘家，推動提倡國貨。後開辦商業職工學校、商業補習夜校勞工班。次年赴日本考察經濟。上海淪陷後拒任偽職，偕弟佐宸避至重慶。抗戰勝利後返滬，繼任四明銀行私股董事、總經理兼常務董事。1947年當選“國大”代表。1949年去台灣。未幾移居、並逝於香港。於家鄉曾捐資助建同義醫院、辛成初級中學、志成國小等。

人物生平

俞佐庭出生於1889年1月30日(清光緒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父俞樵薌，是鎮海當地 開業中醫。俞佐庭少時曾在私塾就讀，16歲時進餘姚木行當學徒，滿師後於1908年進慎余錢莊任職員。慎余錢莊是鎮海巨富李家投資開設的。李家乾房李泳裳是俞的表叔，故俞不久又到上海進恆祥錢莊任賬房。1916年又升任寧波天益錢莊經理。

俞佐庭任職天益錢莊後，工作勤勉，交友廣泛，先後結識上海“寧波幫”各界頭面人物虞洽卿、李思浩等。1921年，俞佐庭出任上海中易信託公司副經理時，又和在該公司任職的陳布雷相識並結為知友。1926年，俞又通過李思浩的同鄉關係，出任天津墾業銀行經理。李思浩當時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翌年，俞出任寧波財政局局長，仍兼任天益錢莊經理之職，遂被推選為寧波市總商會會長。從此，他更致力於發展寧波和上海兩地的金融關係。1931年，俞在上海籌設恆巽錢莊。它由李泳裳與秦餘慶堂、徐慶雲等合資創辦。李泳裳和徐慶雲各認股兩股半，而秦餘慶堂卻投資五股。其中奧秘在於此前秦餘慶堂上海顏料業巨頭秦君安(涵琛)在寧波逝世，俞被邀擔任秦家的治喪總管，由於辦事周到，井井有條，深受秦家的賞識，於是在籌組恆巽錢莊時得到了秦家的大力支持。俞佐庭出任恆巽錢莊經理，直至1938年停歇。

在此前後至抗戰爆發，是俞佐庭工商活動的黃金時期，他先後在寧波獨資開設慎生、正大、東開、萬成四家鹹魚行，還在寧波、紹興、杭州、上海等地的企業進行投資活動，並擔任重要職務。主要有：寧波永耀電力公司董事、寧波四明電話公司董事、寧波冷藏公司董事、寧波和豐紗廠董事長、寧波太豐麵粉廠董事、浙東商業儲蓄銀行董事、寧波仁和錢莊股東、寧波鎮泰錢莊股東、寧波巨康錢莊股東、寧波五源錢莊股東、寧波泰源錢莊股東；上海恆巽錢莊股東兼經理、統原商業儲蓄銀行董事、上海綢業商業儲蓄銀行董事、大華銀公司董事、上海四明銀行常務董事、上海惠中商業銀行董事長、上海美倫毛紡廠董事長、國泰銀行董事、大來銀行董事、江海銀行董事、上海至中銀行董事、四明儲蓄會總經理、豐成實業公司董事、大中銀行董事、協豐孟記紡織公司董事長、光華火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華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四明保險公司董事、時事新報館董事、寧紹商輪公司董事、浙江建設銀行董事、中國通商銀行董事;杭州、兩浙商業銀行董事; 紹興大明電燈公司董事長; 嘉興民豐造紙廠董事; 香港大新銀行董事長等。

1932年，俞佐庭被推選為上海錢業同業公會常務委員。上海與寧波兩地間金融關係密切，在此時期，寧波錢莊的存款多於貸放，有多餘的資金亟需謀求出路。俞對滬甬兩地錢業均甚熟悉，並深為兩地錢業的人士所信賴。寧波錢莊通過俞的關係，將多餘資金挹註上海以及長江下游各埠。具體資金調度和操作通過俞佐庭主持的或與俞有密切關係的銀行或錢莊，如上海的大來銀行以及恆巽錢莊等對潤昌棧放貸。潤昌棧是長江各埠錢莊駐滬申莊。為此，通過俞佐庭的關係，不僅將寧波多餘資金挹註上海，並調劑到鎮江、無錫、南通等江蘇一帶的錢莊，促進長江下游、江浙兩省中等城市工商業的繁榮，為寧波多餘資金謀求出路。於是，俞佐庭在滬甬兩地的工商界中聲譽日隆，地位也隨之大大提高。1934年6月至1936年6月兩年間，俞當選為上海市商會招待委員會主任委員。在任職期間，俞佐庭曾經經辦了幾件較有意義的實事。如：當時國產橡膠工業因一時的產品銷售利潤高漲，導致競相盲目投產，相互競爭而造成銷路呆滯，嚴重虧損。俞擬就《統制工業條例》草案，由上海市商會報送國民黨政府批准在全國範圍內施行，雖未被採納，但市商會繼而鼓勵同行業自行結合，統一調劑產銷;並首先在火柴業中推行，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又如：1934年8月，在俞佐庭的主持下，上海市商會執行委員會決議將原設在上海河南路橋堍天后宮內的國貨商場，重新擴建改裝加以利用，擇日開張。有30多家生產國貨產品的廠商參展銷售，既為參展廠商推銷了他們的產品，又配合了上海當時全市性的愛用國貨運動。在上海的影響下，外地廠商紛紛效尤，也相繼成立了類似的國貨商場。除此之外，他還比較重視對商業職工隊伍的培養和職工的業餘教育，開辦了商業職業學校和商業補習夜校的勞工班等，對培養商業人才，提高商業職工的專業技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36年6月，上海市商會改選，王曉籟繼俞佐庭任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俞則當選為上海市商會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

1935年，上海金融業面臨一次大風潮，原因是我國國內受農村經濟破產之影響，工商業凋敝；外部世界又有不景氣之侵襲。於是頓呈市面蕭條，銀根吃緊，工商業之實力，日趨衰頹之象。加上1934年冬美國實行提高銀價政策，世界用銀國家之金融市場莫不受其影響。我國亦以銀為本位幣制，益覺難以應付。蓋白銀不絕外流，現存遂告枯竭，益以匯市低落的關係，外貨傾銷日甚，國內工商業尤覺無以圖存，倒閉者接踵而至。此種現象，乃造成1935年金融風潮之起因。涉及日以資金運作之銀錢業，其遭遇之艱難，實為前此所未有，正所謂：“日腳難過。”

其實，1935年滬市金融風潮，除上述白銀外流與農村破產兩大起因外，還有錢業本身存在的內在癥結。按我國商場放款制度，每年計分三節：例以端午、中秋、除夕為結束賬款之期。改用國曆後，雖經政府規定以5月底、9月底及翌年1月底為結賬日期，但大多數商家仍沿用舊曆。

錢業於1934年1月底結賬時，對商業一般信用放款因營業愈趨衰落俱已收緊。但工商業因市面不景氣，仍難以脫貸求現，以清償欠款，結果只能向銀錢業洽商展期歸還，苟延殘喘。迨1935年春，國內市面仍未轉機，繼續籠罩在不景氣之中。美國白銀市價，繼續報高，國內銀根迄未鬆動。工商業所遇困難，較之上年尤烈。至1935年年底，工商業凋零為故，無法履行歸還欠款的諾言，乃聯合具名，函請上海市商會轉函錢業予以通融。錢業公會乃於4月10日召開執行委員會，決議通函各莊酌量情形，照常辦理。風潮所及，明華、江南、寧波實業等先後倒閉。同時市上謠言蜂起，提存之風驟起，情勢緊張。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恐釀成重大變故，乃於6月1日在私寓召集金融界領袖會議。孔祥熙以錢莊營業關係工商業甚巨，為救濟工商業，安定市面起見，當允由政府實施援助，經決定以錢業準備庫押品，財政部先撥公債2 500萬元以資救濟; 並派定徐堪（財政部次長）、杜月笙、王曉籟、顧貽?、秦潤卿等，組織錢業監理委員會負責辦理。對於各錢莊之因正當營業而周轉不靈者，放貸款項盡力援助。自此項辦法決定施行後，人心大為安定。

錢業公會於6月10日召開經理會議，決定組織特別委員會後，即於當晚10時，在寧波路該會舉行委員會議，出席者有秦潤卿、裴雲卿、俞佐庭、錢遠聲、劉午橋、傅松年、邵燕山、謝韜甫、席季明、李壽山、秦禊卿、王懷廉、盛筱珊、陳繩武等，財政部次長徐堪列席參加，直至11日晨2時許始散會。議決了5點辦法：1. 各銀行現存各莊匯劃洋款，一律同時轉存錢庫，嗣後各莊不再收取各銀行匯劃存款。2. 各莊需用匯劃頭寸均向錢庫拆借。3. 錢庫需用劃頭，得提出押品向銀團拆借。4. 前向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所做道契押款，本月11日先向財政部監理委員會登記，……5. 前向中央、中國、交通三家所做公債票押款，現照本月份市價，十足照做，新做亦照此辦法。

國民黨財政部為控制錢業，成立上海錢業監理委員會後，即呈請財政部撥到24年金融公債2 500萬元，暫存中央銀行，準由各錢莊提出押品，向會抵借公債，再以此項公債向銀團拆放委員會(由中國、中央、交通等15家組成)十足抵借現款。此項借款成立後，錢業銀根緩步鬆動。迨至1936年間，欠款各錢莊陸續解還本息者有之，展期歸息者有之，現已停業而仍延欠本息者亦有之。是年10月，錢業監理會擬呈財政部催償借款辦法：一、錢業借款應自民國25年(1936)10月1日起，盡6個月內分別歸還清楚，逾期不還，由部將其抵押品處分，或估價承受，不足之數，責令各錢莊股東補償。二、借款利息如有拖欠，應將押品不動產之收益，由欠息各莊即日移交中央信託局，代為經收抵付欠息，不足即處分抵押品。三、停業之欠款各莊應將此項借款本息悉數還清，否則照第一項逾期不還辦理。欠款各莊中俞佐庭任經理的恆巽錢莊、慎沅、恒隆三家，應照第二項規定辦理。恆巽等九家錢莊“以延無可延，擬將押品抵償”，公推劉午橋向錢業監理委員會秦潤卿委員接洽。秦潤卿與中國、中央、交通三行接洽後，因承借各莊，實已無力歸還，願將抵押品轉讓與三行。經秦潤卿委員與三行商妥轉讓原則，開始處理估價等手續。至此，以俞佐庭為經理的恆巽等三家錢莊始得渡過1935年金融風潮的難關。

1935年10月，國民黨政府為與日本妥協勾結，回響日本政府提出的“中日經濟提攜”，物色工商界、金融界代表人物，組成“經濟考察團”(《申報》1935年10月3日)，赴日進行所謂“親善活動”，俞佐庭亦為該代表團成員之一。

1908年9月11日，由上海寧波幫商人袁鎏、周晉鑣、陳薰、虞洽卿等12人共同發起，並奏文上書清朝廷，經批准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四明商業儲蓄銀行，總行設在上海江西路24號，與俞佐庭也有關係，特別在四明銀行後期。所以，對四明銀行有必要在這裡補敘一筆。

四明商業儲蓄銀行，簡稱“四明銀行”。“四明”是寧波的別稱，因它純粹是在滬“寧波幫”自辦的私營銀行，亦是有別於過去錢莊的新式銀行。它是繼浙江興業銀行而由上海“寧波幫”工商企業家創辦起來的第三家商業銀行。據《申報》1908年9月12日刊載的“上海四明商業銀行開辦廣告”宣稱，四明銀行資本金為150萬兩，先收半數75萬兩。營業種類分兩個部分：商業部經營業務為存款、放款、匯兌、貼現、發行銀元鈔票；儲蓄部收存儲蓄款項，其中存款分定期、活期、囑託三種；貸款分抵押、保證、往來、信用四種；匯兌分貨物押匯、信匯、電匯三種；貼現分本銀行未到期票貼現、各錢莊未到期票貼現、外商銀行金銀鈔票的貼現。據《申報》1908年10月18日“上海四明商業銀行營業章程”內稱：“按照銀行通行則例，有發行各種期票、匯票及市面上流通的銀洋鈔票之權。”發行的鈔票有四種：一元、二元、五元、十元，發行額為20萬元，以後又陸續增多，主要流通在上海及浙江一帶沿江沿海城市。1911年四明銀行改組，孫衡甫(1875—1944)，慈谿人，出任四明銀行總經理。1931年，孫衡甫又被選為董事長兼總經理。在他任職期間，營業種類又有了擴大，有各種存款、放款、匯兌、貼現，買賣有價證券及金銀；儲蓄業務，特許發行兌換券及其他商業銀業應有的業務。鍺蓄存款鼎盛時，最高存款額高達4 000萬元。四明銀行設立四明儲蓄會時，該行總經理孫衡甫兼任會長，俞佐庭任經理。1933年4月5日國民黨財政部發布廢兩改元公告。四明銀行資本改為國幣225萬元。1935年，四明銀行因濫發銀圓券，發生擠兌。外商銀行一遇風潮，就趁機拿四明銀行印發的鈔票來擠兌現洋(銀元)，對四明銀行造成很大的壓力。官僚資本乘機加以控制，加入大量“官股”。1936年，由財政部加入官股366. 25萬元，合為資本總額法幣400萬元，遂為官商合辦的商業銀行。①這年冬，該行改組後，俞佐庭經股東大會推定為商股董事，後又在董監聯席會議上被推選為私股常務董事，但董事長和總經理已全部更換成孔祥熙親信的人。至此，四大家族控制了四明銀行，至1948年底，官股已占95%以上，商股基本上被吞併殆盡。四明儲蓄會亦併入銀行信託部，俞佐庭終於離職。

1937年7月7日晚，日本駐豐臺軍隊蓄意挑釁，一場歷時八年的中華全民族的抗日戰爭拉開了序幕。是年8月13日，日軍又大舉向上海閘北地區進攻，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八·一三”淞滬抗戰。不久，上海外圍淪陷，被日軍包圍，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越界築路形成“孤島”。俞佐庭除仍擔任恆巽錢莊經理，繼續經營錢莊業務外，不問政治，平日深居簡出，儘可能減少社會活動。國民黨財政部為完成廢兩，欲確知寶銀之存數，以便收兌，特於1933年10月函請中央銀行轉函中外銀錢業行莊將所存1933年4月6日以前曾在市面流通之寶銀數目，於一個月內報告中央銀行，即由中央銀行匯報財政部登記……據此，恆巽錢莊1933年4月6日冊列數目為48 254. 8l兩；

至1933年12月15日登記數目為387 176. 33兩，冊列數目為387 178. 25兩；1934年2月26日至28日查驗數目為387 178. 35兩，當“八·一三”戰事爆發之時，大量資金相率逃避，銀錢業曾一度發生提存風潮，銀錢業業務一度萎縮，有少數行莊因維持非易，先後停業。1938年，恆巽和恒隆以及同慶三家錢莊申請歇業。恆巽自1931年開設至1938年歇業，前後共7年。任恆巽錢莊經理的俞佐庭也就失去了最後一個工作機構。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本海空軍突然偷襲美國海軍根據地珍珠港，並襲擊英美在遠東的各個基地，於是太平洋戰爭終於爆發。

太平洋戰爭發生後，上海金融和經濟形勢益趨嚴峻。上海原在1940年3月底汪偽政府成立前，尚無重大變異。1941年l月，偽中央儲備銀行成立，發行偽鈔，與法幣同時流通，情形與前已有不同。迨太平洋戰爭發生，日軍進駐租界，“孤島”的特殊形態已不復存在。日本皇軍已完全攫取整個上海，大小四行均為其接收，於是上海情形更面目全非。1942年3月，法幣與偽中儲券的兌換率經改為七七，5月20日，復改為七四，黑市偽中儲券1元可換法幣2元6角。27日，偽政府又規定法幣2元調換偽中儲券1元。嗣後即以偽中儲券為蘇、浙、皖三省及京、滬二市唯一通貨，同時規定自6月8日起至21日止為法幣調換期間。繼而更推行於粵、鄂、贛等省。自法幣被禁止流通以後，偽幣發行量大增，物價飛漲，囤積投機之風大興。進入1944年後，盟軍軍事上的捷報在暗中流傳，人民對偽中儲券信任愈低。7月起限制用電，11月無軌電車全部停駛，日軍強征軍米，施行戶口米配給制度，滬市經濟進入一蹶不振、貧困之階段。1945年以後，情勢更加惡化，2月偽中儲券1 000元及百元無號碼券發行，更刺激人心。黃金價格上漲更勁。5月初，現鈔奇缺，銀錢業對存戶大多僅付現鈔5千或1萬元，餘款則以撥款單支付，後改用劃錢即期本票，致使用現鈔要發生貼水現象。偽中儲行為收縮通貨挹注收支起見，乃於5月7日發行第一次金證券，每兩售70萬元。21日又發行第二期，提價為83萬元。6月4日發行第三期，價又升為125萬。20日發行第四期，價為204萬。偽中儲券售金價格之逐漸提高，足以反映當時物價狂濤之洶湧。在物價狂漲之情況下，市面缺乏貨幣流通籌碼之現象，乃有增無減。7月9日及13日，5 000元無編號號碼大券發行出籠，益增人心之恐慌。金價14日為4 260萬元，至20日即為9 200萬。24日竟高達12 700萬之高峰，米每石85萬元。偽中儲券在6月底之購買力與戰前法幣比較，計偽券3萬餘元等於戰前法幣1元。物價之騰踴，生活之艱難，於此可見一斑……此種現象一方面表明戰局之急轉直下，滬上資金紛紛內移；另一方面，並表明敵偽組織目睹政局已無法久持，故發行偽券更少限制，而人民恐懼偽券成為廢紙，紛紛囤購物資以保幣值，故更促使偽券之慘落。

偽中央儲備銀行成立後，敵偽曾脅逼俞佐庭出任該銀行要職。俞不願附逆，偕其胞弟俞佐宸離滬，輾轉避往香港。香港不久淪陷後，他又轉向重慶。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俞佐庭仍舊回到上海，繼

續擔任上海四明銀行私股常務董事。俞佐庭與寧波幫頭面人物如虞洽卿、李思浩、陳布雷等都有密切的關係。因此，1947年，經陳布雷的推薦，俞佐庭又出任四明銀行總經理兼常務董事，同年還當上國民黨政府的“國大代表”。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俞佐庭辭去四明銀行總經理職務，攜同眷屬遷往台灣。1950年，俞在台灣尚在求學讀書的獨子患病身死後，乃心灰意懶離開台灣，赴香港居住。翌年，6月俞病死香港，終年6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