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任白戈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四川省南充市
- 出生日期：1906
- 逝世日期：1986
- 職業：革命家、政治家
- 畢業院校：南充中學
- 信仰：馬克思主義
- 主要成就：四川省優秀作品榮譽獎
- 代表作品：《關於國防文學的幾個問題》、《現階段的文學問題》等
人物介紹,生平,在左聯,治學,文革蒙難,
人物介紹
任白戈（1906——1986），男，漢族，南充縣（今南充市嘉陵區）人。畢業於南充中學。1926年入黨。1927年任團地委宣傳委員、中共重慶臨時地委成員（負責）。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和左翼文化活動。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從事抗日軍政幹部的教育訓練工作。解放戰爭時期，擔任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18兵團政治部宣傳部長。建國後，歷任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長、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副部長、西南文聯主任、四川省副省長、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四川省政協主席、中顧委委員。
1933年後歷任上海左聯宣傳部長、秘書長，延安抗大教師，重慶軍管會文管會主任，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重慶市委書記、市長。全國政協常委。3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著有文藝評論《關於國防文學的幾個問題》、《現階段的文學問題》等。
1986年去世。
生平
任白戈的家境十分貧寒，畢業於南充中學。在《嚮導》、《中國青年》、《新蜀報》等進步報刊的影響下，逐漸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入黨。1927年3月，重慶工商學兵大同盟憤然於英美軍艦炮轟南京，聯合舉行遊行示威，強烈抗議國民政府怯懦而不能保國。軍閥政府大肆屠殺以鎮壓遊行，殺人愈千，製造了中外歷史上駭人聽聞的“三·三一”慘案。重慶氣氛由此驟然緊張，進步人士在接連不斬的搜捕中被迫轉移，逃離重慶。4月，任白戈毅然接任黨團四川臨時特委書記，在白色恐怖的氣氛中，竭盡全力，冒著隨時都有掉頭的危險，迅速恢復中斷的聯繫，終於於1928年使四川臨時省委得以成立。自此，任白戈開始走向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在任白戈的革命生涯里，與沙汀相知相處最深。自1929年二人在上海橫濱路德恩里一間簡陋的閣樓里認識後，二人長期相處。據沙汀回憶說任白戈“不只是了解我的為人，且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二人幾乎每星期必須見面，討論讀書和社會問題，之後，沙汀走上文學創作道路，除與魯迅的指導有關外，“但與任白戈同志的相與不能說沒有原因”。
1929年，任白戈、沙汀、葛喬、王義林寺九人在上海創辦辛墾書店。“辛墾”是英文“think”的英譯，即要辛勤墾辛勤植之意。書店的第一批書目中就有列寧的《論帝國主義》、拉法格的《經濟決定論》，以及《伊里奇的辯證法》和《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等。任白戈、沙汀在堅持辦店方針以及實際業務上做了大量工作。任白戈先後翻譯了《伊里奇的辯證法》、《機械唯物論批判》兩書，沙汀的第一部小說集《法律外的航線》也由辛墾出版，二人又組織編輯刊物《二十世紀》，在當時造成較大影響。
1929年，葉青初加入辛墾時，任、沙二人便堅決反對。之後，楊伯愷為在文禁加劇的情況下煞費苦心之際，葉青趁機同國民黨當局拉關係、找門路，企圖出版抵制土地革命的《中國農業問題》一書，為個人發跡尋找階梯。任白戈、沙汀二人與葉青的衝突加劇，二人便“很快退出辛墾，就連家也搬了”。
任白戈經沙汀介紹進入左聯後，二人又結成生死之交。1932-1-28日，松滬戰役爆發，沙汀的住處正處於日軍監視之下，任白戈便喬裝打扮，混進日占區，領著沙汀家人及艾蕪“繞過兩道崗哨，穿過幾條小巷”，終於把沙汀等人安頓在一個安全處，任白戈這才放心離去。1933年加入左聯，曾任左聯宣傳部長。左聯時期譯有《科學的世界文學觀》等。1933年任白戈被捕後，沙汀也積極為其奔波，“向楊伯愷借了一千元，在史良律師的幫助下，把任白戈保釋出來”。
1949年後，任白戈歷任重慶市軍管會文管會主任、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副部長、西南文聯主席、西南局書記、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四川省委常委、省政協主席、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等職，為西南經濟建設籌劃奔波，使重慶成為我國常規武器的重要生產基地，重慶老工業區由此得以全面持續地發展。
1981年8月，任白戈與沙汀又同時被授予四川省優秀作品榮譽獎。
1986年，任白戈病逝於成都。成都各界隆重哀悼其戰鬥的一生。
在左聯
任白戈在左聯期間，長期擔任執行委員和常務負責人，與魯迅、胡風、何谷天等一起領導左聯事務。1934年秋，任白戈又擔任左聯的秘書長，代理胡風主持左聯事務。到了1935晴天，“田漢、陽翰笙等同志相繼被捕。其他的‘文總’負責同志也一時找不到，‘左聯’失去了上級的領導，也就失去了黨的領導，我們只能獨立地進行工作”。下面的區委書記也找杜魯人、官一民組成幹事會，領導“文總”各團體，任白戈領導左聯與劇聯，同期主持編輯《雜文》、《東流》、《詩歌》等刊物的編輯工作。據任白戈在《我在“左聯”工作的時候》一文介紹，《雜文》“得到郭沫若同志的全力支持，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又通過魏猛克寫信向魯迅先生索稿，魯迅先生寄來了幾篇文章。在國內很難見到魯迅先生和郭沫若同志同時在一個刊物上發表文章，《雜文》由於這個特點引起了文藝界的重視……”
任白戈
任白戈出了幾期，被日本警廳禁止了。我們又改名為《質文》出版。《質文》由於得到魯迅、郭沫若的支持，在任白戈的主持下，與東京其他進步文藝刊物和團體一道勝利地進行了左翼文化運動。同期任白戈又領導組建各種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團體，通過這些團體去團結民眾，“經過各校留日學生會選舉留日學生總會，竟將被國民黨長期把持的領導權奪取過來。”
任白戈的活動一直是以假名的身份進行的，但仍被日本當局列人監視的名單，直到1937年春天，形勢緩和後，任白戈才在《大公報》記者於立忱的掩護下，安全回國。
回國後，任白戈先後擔任陝北公學、抗大總校的馬列主義理論教員、政教科長及抗大總校陸軍中學校校長等職。解放戰爭期間，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軍區政治宣傳部華北軍區政治宣傳部部長兼十八兵團政治部宣傳部長，隨軍參加掃清同蒲線的臨汾、晉中、太原等戰役。
在繁重的工作中，任白戈仍以極大的熱情參與、支持川劇的發掘、鑑定、整理、編劇工作。退居二線後，任白戈又為《川劇藝術》撰文，祝曲劇《阿Q正傳》的改編、演出成功，“演出既忠實於魯迅原著，又有所創新，而且豐富了阿Q性格描寫，對劇情的發展也起了聯結作用”。為擴大此劇影響，任白戈又親自掏錢約請省屬有關部門的領導、專家觀摩。
治學
20世紀50年代，重慶市文工團（現市話劇團）創作的話劇《四十年的願望》，在全囯享有盛名。這個劇本的創作，灌注有任白戈的心血與汗水。
任白戈
任白戈1951年的全國文工團會議上，重慶市文工團劇本創作成績是空白。中共重慶市委發出指示：“市文工團關門一年，也要拿出自己的劇本來。”
當時，我和石璽在101廠（現重鋼）深入生活已經一年多了，時任市委宣傳部長的任白戈，聽了我們在廠里體驗生活的匯報，以及我們心中構建起來的人物，認為我們具備了寫鋼鐵廠供應鋼軌修建成渝鐵路劇本的基礎。創作組增添了創作力量後，任白戈親自領導這個劇本的創作。有他這位左聯時代的文學家參與，我們當然十分高興。
劇本初稿出來，就受到出乎我們意料的重視，市委召開常委會討論劇本，劇作者不論是否黨員，列席市委常委會參加討論。
1952年7月，劇本創作進入攻堅階段。任白戈請來了老作家沙汀，和我們一起解決劇本中刻畫人物的難題。創作組成員加上沙汀，六個人坐在抗建堂劇場的地上討論劇本的修改，酷暑難當，汗水打濕了衣裳，一個個索性打著赤膊，好在都是男子漢。任白戈一有空就來，他的汽車只能開到純陽洞街口馬路上，到劇場的二百多級石梯坎還得他自己爬。任白戈每一次來都累得滿頭大汗，和我們共飲白開水解渴，稍有優待的是，他坐在從票房拉過來的一張舊藤椅上。他不滿意我們劇中人物說的一些口水話，強調人物要以自己獨特的形象和觀眾見面。
一天晚上，為了趕一場戲，任白戈把我們叫到他家裡去開夜車。他先和我們聊天，問我們幾十個日日夜夜趕寫劇本，戀愛對象有沒有意見？當時誰也沒有好意思回答，卻感受到他關心我們的感情生活，心中暖融融的。凌晨三點多鐘，我們把稿子趕出來了，他從裡屋的床上起來，拿出準備好的鍋盔和滷肉招待我們。他逐句逐字地看我們的稿子，或點頭稱是，或停下來和我們商量。我們狼吞虎咽地吃著宵夜，和他一起談笑風生地把這場戲改好。
任白戈緊接著成渝鐵路通車，《四十年的願望》在重慶演出了150多場，極大地鼓舞了人們的生產熱情。北京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和14個省市劇團紛紛演出該劇，賀龍又帶著國家劇院到朝鮮去演出該劇。1956年，《四十年的願望》榮獲文化部頒發的劇本創作獎，是新中國建立以來重慶劇本創作首次獲得的國家級獎勵。重慶市文工團被譽為全國十個著名話劇團之一。
50多年來，任白戈悉心領導劇本創作的事跡在文藝界傳為佳話。至今仍有媒體向我們採訪時談及此事。我們說：不要求領導文藝創作的人都像任白戈那樣是文學家，但要有任白戈關心文藝創作、關心作者的細緻入微的精神。
文革蒙難
1963年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不徵求有關組織意見，也不向有關組織打招呼，突然襲擊地批判了重慶市的黨政最高領導人任白戈。在這期《紅旗》雜誌上，以當時中央文革成員穆欣（不久穆欣本人也受到打擊迫害）署名的文章《國防文學是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口號》中，批判“周揚的一些追隨者”“圍剿魯迅”，在說到“周揚的另一個追隨者竟然攻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是‘罪惡’”時，在注釋中點明，這個“周揚的追隨者”是任白戈。
此前的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遭到嚴厲批判的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中，為首的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隨後，彭真遭到不點名的公開批判。任白戈是繼彭真之後第二個被批判的大城市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不同的是，任白戈是在尚未被撤銷職務並且其所在地區黨組織及上級領導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遭到“代表毛主席、黨中央聲音”的中央權威刊物公開點名的，而這時彭真雖已遭到批判但尚未在報刊上公開點名，同一期《紅旗》雜誌發表的社論《徹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負責人的修正主義路線》就沒有點彭真的名。
雖然這次任白戈被點名不是以中央檔案的形式，而且只是在一篇文章的注釋里出現，但是當時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有嚴格的政策規定，決非可以任意而為。而且，當時作為中央輿論喉舌的傳媒，都被視為傳達的是“毛主席、黨中央的聲音”。因此，《紅旗》雜誌此舉必然被視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部署，其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當《紅旗》這篇文章在各地黨報轉載（《重慶日報》於1963年7月6日轉載）、廣播電台反覆廣播後，重慶立即引起震動，許多幹部紛紛打電話詢問市委：被中央點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慶的領導人任白戈。市委無法回答。
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後來在一次向民眾所作的公開檢查中回憶了當時西南局和四川省領導人處理任白戈問題的一些情況：“在穆欣同志的文章點了任白戈名的第二天，我和大章（註：李大章，時任四川省省長）、志高（註：廖志高，時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商量如何處理的問題，先用電話問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同志，他當時答覆是罷官。同時又用電話請示中央辦公廳，中央辦公廳答覆，下午中央書記處要開會，等中央書記處會議後再復。我們當時商量下決心一步走（即罷官），由志高到重慶了解情況，等中央書記處會議答覆後再宣布處理。晚上接陶鑄電話說，鄧小平意見，任白戈過去是周揚的追隨者，這十幾年在重慶市工作還不錯，要不要罷官還要看一看，你們寫個報告來，中央再正式批（大意是這樣）。我當晚即按原電話轉告了廖志高照辦，不久就寫了報告到中央，以後中央正式批覆也是這樣批的。”李井泉當時自我批判說：“這件事是我們直接執行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沒有執行伯達同志指示的一個證明。”（李井泉《關於我在重慶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的檢查》。
1963年7月8日，廖志高專程趕到重慶，召開市委會議，傳達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後的意見：任白戈的錯誤是30年代的問題，60年代的工作還是好的。隨即，任被迫以“請假檢查”名義停止工作。
在重慶這個當時西南地區最大的工業城市，黨政一把手突然之間被以如此不正常的方式“打入另冊”，威信掃地，在市民中帶來的震動可想而知。這是重慶局勢陷入大動亂的一個重要起因。
經過多次政治運動“鍛鍊”的不少幹部、民眾，已經學會緊跟風向行事，“黨指向哪裡就打向哪裡”。就在任白戈被公開點名之後，馬上就有人寫了批判任白戈的文章、大字報或揭發批判材料寄給重慶市委及有關部門。
被安排“請假檢查”的任白戈，對要求他承認的“鼓吹‘國防文學’”、“執行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攻擊魯迅”等罪名都不願承認，怎么也想不通，無法寫出讓上級滿意的檢查。跟他一樣想不通的省、市委領導只好從市委辦公廳、宣傳部和報社抽調了幾位幹部和“筆桿子”，同任白戈一起住進重慶潘家坪高幹招待所，幫助他查閱資料，上綱上線“提高認識”，以便寫出像樣的檢查“過關”。但用了近一個月時間，他的認識仍然未能“提高”，他始終認為，自己當年在日本得知國內文藝界發生“兩個口號”之爭後，寫文章宣傳“國防文學”，是因為那是黨提出的口號，他那時年輕，在日本看不到毛主席的書，不知道黨內有毛主席這條路線。那時周揚是代表黨的，是領導人，而魯迅是黨外的，聽周揚的，在組織上沒有錯。他還堅決否認自己有“攻擊魯迅”的錯誤，認為自己對魯迅從來就很尊重、崇敬，魯迅逝世時，自己在東京組織了追悼會，還寫了詩進行悼念……他的認識無法“提高”，最後只好由“筆桿子”們按照當時報紙批判的調子幫他拼湊了一個檢查上報中央。
8月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全面深入開展“文化大革命”成為全黨共識和中共中央正式決定。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顯然已意識到形勢的嚴峻，明白任白戈的下台命運已無可挽回，大約是為了下一步處理方便，遂通知將任白戈轉移到成都，安排住進了錦江賓館。實際上這時任白戈已等於是被軟禁起來聽候發落。
然而形勢驟變，1963年8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東方紅禮堂（即錦江禮堂）召開駐四川大學工作組的檢討大會，一些首都赴蓉紅衛兵及川大學生認為這是“假檢討”，衝擊大會造反，進而與省委形成對立，千餘人在省委大門口靜坐絕食……省委不願讓任白戈被造反派學生髮現抓走，便又將他1963年8月28日深夜轉移，給他改換姓名，以“某省廳長”身份住到成都近郊一處招待所。
1963年8月31日深夜，省委又派專車，將任白戈化名“省農業廳視察室主任張新”，轉移到簡陽縣偏僻山溝——三合壩。並對負責保護（也可說是監視）的公安人員交待，如有農民問起，就說“張主任”是歸國華僑。
任白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