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預見的未來，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美國的經濟繁榮很有可能成為衡量經濟好壞的絕佳標準。在那一時期，平均經濟成長率達到了4%；生產率增長方面，1973年至1990年平均增長率僅為1.4%，而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幾乎是這個數字的兩倍；失業率到90年代末已從1992年的7.8%降到了4.1%；與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的在繁榮期通脹率通常較高相反，平均通脹率僅為2.9%。當然，最受矚目的但也許也是最沒有用的統計數據是道瓊斯指數，從1990年的不足3000點飆升到了2000年的超過11700點。未來很多年，經濟專家很有可能為了這些統計數據的意義展開激烈的爭辯，也證實了持懷疑態度的少數派的觀點，即高就業、高增長和低通脹是可以並存的。為了幫助讀者了解當時的狀況，耶倫和布林德帶領讀者回顧那個令人驚艷的年代，以及解釋“令人驚艷”之所以令人驚艷的原因。
基本介紹
- 書名：令人驚艷的十年
- 作者：珍妮特·耶倫
- 原版名稱：The Fabulous Decade:Macroeconmoic Lessons from the 1990s
- ISBN：9787511863041
- 類別：經濟管理
- 頁數：144頁
-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4年6月1日
- 開本：32
- 品牌：中國法律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珍妮特·耶倫（Janet L. Yellen），美國經濟學家，現任美聯儲主席。1946年生於紐約州布魯克林，美國布朗大學經濟學學士，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柏克萊加州大學哈斯商學院名譽教授。由前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提名，耶倫曾於1994年至1997年任職美聯儲委員會委員，1997年至1999年任職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2004年擔任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行長，2009年輪任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委員。2010年美國總統歐巴馬提名珍妮特·耶倫出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副主席。2013年美國總統歐巴馬提名珍妮特·耶倫接替伯南克出任美聯儲主席。最終參議院以56票對26票的表決結果通過了對耶倫的提名。耶倫是美聯儲百年歷史上第一位女性掌門人，也成為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保羅·沃爾克之後的首位民主黨主席。
艾倫·布林德(Alan S. Blinder)，美國經濟學家，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生於1945年，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學士，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曾於1993年至1994年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1994年至1996年擔任美聯儲委員會副主席。他最近的學術著作關注貨幣政策和中央銀行的研究，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撰寫專欄文章，最近的著作為《當音樂停止之後》（After the Music Stopped）。
[譯者介紹]
巴曙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現任哥倫比亞大學高級訪問學者，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重點基礎研究領域“國際經濟金融結構研究”負責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還擔任中國總量經濟學會副秘書長、商務部經貿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銀監會中國銀行業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定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證監會併購重組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等。先後擔任中國銀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長、中銀香港助理總經理、中國證券業協會發展戰略委員會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經濟部副部長等職務，曾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主講專家。
艾倫·布林德(Alan S. Blinder)，美國經濟學家，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生於1945年，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學士，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曾於1993年至1994年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1994年至1996年擔任美聯儲委員會副主席。他最近的學術著作關注貨幣政策和中央銀行的研究，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撰寫專欄文章，最近的著作為《當音樂停止之後》（After the Music Stopped）。
[譯者介紹]
巴曙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現任哥倫比亞大學高級訪問學者，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重點基礎研究領域“國際經濟金融結構研究”負責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還擔任中國總量經濟學會副秘書長、商務部經貿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銀監會中國銀行業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定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證監會併購重組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等。先後擔任中國銀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長、中銀香港助理總經理、中國證券業協會發展戰略委員會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經濟部副部長等職務，曾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主講專家。
圖書目錄
譯者序
前言
一、引言
二、背景
三、時滯效應和美聯儲持續寬鬆的貨幣政策
四、財政轉折點——1993年的預算協定
五、1994—1996年，美聯儲引導經濟軟著陸
六、美聯儲按兵不動，菲利普斯曲線默契配合
七、按兵不動政策的結束
八、生產率增長與計算機價格
九、1999年及以後的貨幣政策
十、奇蹟般消失的財政赤字
十一、結論——政策的經驗教訓
前言
一、引言
二、背景
三、時滯效應和美聯儲持續寬鬆的貨幣政策
四、財政轉折點——1993年的預算協定
五、1994—1996年，美聯儲引導經濟軟著陸
六、美聯儲按兵不動，菲利普斯曲線默契配合
七、按兵不動政策的結束
八、生產率增長與計算機價格
九、1999年及以後的貨幣政策
十、奇蹟般消失的財政赤字
十一、結論——政策的經驗教訓
序言
/令人驚艷的十年前言/前言
要理解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美國經濟成長到底有多強勁，最好的方式也許是回顧一下當時的分析師投入了多少精力來預測那次繁榮的結局。大量對於經濟衰退是採取“軟著陸還是硬著陸”的預測，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即這些預測都似乎反映出一個潛在的信念——當時的經濟已經繁榮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有些人將此稱為“金髮女孩經濟”（Goldilocks economy）——經濟既不太熱，亦不太冷，剛剛好。民主黨人將此歸功於柯林頓政府的政策，一些共和黨人則盡力將此解讀為20世紀80年代裡根總統的政策的滯後成果。也許經濟形勢大好的原因並不簡單，但是有一種說法很少受到爭議，即政策與好運的聯合作用為大多數美國人創造了良好的經濟環境。
實際上，在可預見的未來，20世紀90年代後五年美國的繁榮很有可能是衡量經濟表現好壞的絕佳標準。在那一時期，平均經濟成長率達到了4%，生產率增長方面，1973年至1990年平均增長率僅為1.4%，而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幾乎是這個數字的兩倍；到90年代末失業率已從1992年的7.8%降到了4.1%；與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的在繁榮期通脹率通常較高相反，通脹率僅為2.9%。當然，最受矚目的但也許也是最沒有用的統計數據是道瓊斯指數，從1990年的不足3000點飆升到了2000年的超過11700點。
未來很多年，經濟專家很有可能為了這些統計數據的意義展開激烈的爭辯。經濟發展狀況不僅與20世紀後20年迥然不同，也證實了持懷疑態度的少數派的觀點，即高就業、高增長和低通脹是可以並存的。
由於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表現引發的疑惑如此之多，世紀基金會和羅素·塞奇基金會開展了一項聯合研究以探究從這十年經濟中可以學到的經驗，尤其是低失業、低通脹和高增長意想不到的共存。我們有幸請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名譽教授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普林斯頓大學本德海姆金融中心的經濟學和公共事務學教授、《經濟學展望雜誌》（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編輯艾倫·克魯格（Alan Krueger）來擔任此項研究工作組的聯席主席。索洛和克魯格集結了一群優秀的經濟學家來進行研究，就一系列的論文話題展開探討，特別是對造成20世紀90年代經濟表現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和其他經濟政策進行了研究。之後，這些論文將會獨立成冊出版。除此之外，羅伯特·索洛正計畫將小組的研究成果集結成書，奉獻給廣大的讀者。
作為整體工作的一部分，該工作組的兩位成員——他們都是20世紀90年代在經濟政策制定中扮演關鍵性政府角色的傑出經濟學家——答應詳細描述他們對經濟走勢的獨家內幕觀點和對造就“黃金十年”（golden decade）的政策的看法。一位是艾倫·布林德（Alan Blinder），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曾效力於柯林頓總統第一屆任期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1994年至1996年年初擔任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理事會（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以下簡稱美聯儲委員會）副主席。另一位是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她是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工商和經濟學教授，曾於1994年至1997年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 Board）任職，後擔任柯林頓總統第二屆任期末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在本書接下來的篇章中，兩位作者將與讀者深入而坦率地交流對20世紀90年代整體經濟狀況有影響的每一個財政和貨幣政策、政治事務和偶然事件的看法。這些探討很重要，對今後美國的經濟研究和政策制定都有潛在而重要的啟示意義。
為了幫助讀者了解當時的狀況，兩位作者帶領讀者回顧了20世紀80年代大幅減稅及和平時期背景下出現的前所未有的赤字所帶來的後果。儘管里根政府言辭上反對政府的管控舉措，但有些奇怪的是，公共部門對經濟的干預仍然非常多。由此形成的不尋常的財政狀況與一些美國歷史上最緊縮的貨幣政策產生了激烈的碰撞，而緊縮的貨幣政策被認為是治癒20世紀70年代後期能源和商品驅動的通貨膨脹所必需的特效藥。
到了20世紀90年代，政策方向發生了重大轉變，老布希總統和柯林頓總統都簽署了重要的增稅法案。之後，柯林頓政府成功制定了一系列預算案，將巨額赤字戲劇性地扭轉為巨額盈餘。這一時期，從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預測的大幅修訂之中，可見盈虧轉變之大。例如，國會預算辦公室1997年預計2001財年赤字為1670億美元，而三年後則預測2001財年會盈餘2350億美元。（由預測數字的巨大反差可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今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內，要求大幅減稅或者大幅增加開支的提案會大大減少。）更難以置信的是，有些分析家甚至開始思考政府完全償清債務、公眾手中沒有美國國債時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對於這一切而言，運氣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凡談及20世紀90年代繁榮的原因，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及這一因素。布林德和耶倫對此做了細緻的研究。過分誇大運氣環境的作用對分析來說可能是危險的。20世紀90年代制定的政策對促進增長、降低通脹有著深遠的影響。當然，如果想要獲取對未來有真正啟示意義的經驗和教訓，我們需要研究在這十年里我們做對了什麼，而不是僅僅寄託於好運的再次降臨，此外還要記住政策制定者選擇什麼政策的過程並不簡單。20世紀90年代的稅收已經是徵收有度、花費有限，這向金融和商業部門以及國外投資者表明，國家的財政政策已經與巨額赤字時期截然不同了。至於貨幣政策，美聯儲對保持遠高於預期的增長率表現出了令人吃驚的意願。在此過程中，中央銀行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靈活性，即便是在失業率從6%到5%再到4%的一降再降之時仍保持擴張性政策。
總的來說，也許20世紀90年代最有趣的事情就是，這十年的經濟表現證明了我們以往對經濟成長最樂觀的判斷都顯得太過悲觀。這對於我們今後應該如何構建經濟發展的藍圖和評判政策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在經濟潛在增速較高的情況下，如果維持經濟以較慢的速度增長，就需要更加充分的理由。如果我們掌握了維持20世紀90年代前所未有經濟繁榮的方法，那么我們國家所面臨的很多緊迫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例如，我們既可以為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和醫療保險（Medicare）提供資金，又可以滿足教育和基礎設施改善的要求。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避免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仍然會存在經濟上行期和下行期——也不是說我們不需要努力而任由命運去主宰美國經濟的發展。但是，也許我們可以更大的自主性去決定美國這艘經濟巨輪的航向，我們可以做出或好或壞的選擇。布林德和耶倫的這本重要的著作就是要幫助我們理解這一點。
理察·C.萊昂內埃里克·華納
要理解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美國經濟成長到底有多強勁，最好的方式也許是回顧一下當時的分析師投入了多少精力來預測那次繁榮的結局。大量對於經濟衰退是採取“軟著陸還是硬著陸”的預測，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即這些預測都似乎反映出一個潛在的信念——當時的經濟已經繁榮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有些人將此稱為“金髮女孩經濟”（Goldilocks economy）——經濟既不太熱，亦不太冷，剛剛好。民主黨人將此歸功於柯林頓政府的政策，一些共和黨人則盡力將此解讀為20世紀80年代裡根總統的政策的滯後成果。也許經濟形勢大好的原因並不簡單，但是有一種說法很少受到爭議，即政策與好運的聯合作用為大多數美國人創造了良好的經濟環境。
實際上，在可預見的未來，20世紀90年代後五年美國的繁榮很有可能是衡量經濟表現好壞的絕佳標準。在那一時期，平均經濟成長率達到了4%，生產率增長方面，1973年至1990年平均增長率僅為1.4%，而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幾乎是這個數字的兩倍；到90年代末失業率已從1992年的7.8%降到了4.1%；與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的在繁榮期通脹率通常較高相反，通脹率僅為2.9%。當然，最受矚目的但也許也是最沒有用的統計數據是道瓊斯指數，從1990年的不足3000點飆升到了2000年的超過11700點。
未來很多年，經濟專家很有可能為了這些統計數據的意義展開激烈的爭辯。經濟發展狀況不僅與20世紀後20年迥然不同，也證實了持懷疑態度的少數派的觀點，即高就業、高增長和低通脹是可以並存的。
由於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表現引發的疑惑如此之多，世紀基金會和羅素·塞奇基金會開展了一項聯合研究以探究從這十年經濟中可以學到的經驗，尤其是低失業、低通脹和高增長意想不到的共存。我們有幸請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名譽教授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普林斯頓大學本德海姆金融中心的經濟學和公共事務學教授、《經濟學展望雜誌》（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編輯艾倫·克魯格（Alan Krueger）來擔任此項研究工作組的聯席主席。索洛和克魯格集結了一群優秀的經濟學家來進行研究，就一系列的論文話題展開探討，特別是對造成20世紀90年代經濟表現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和其他經濟政策進行了研究。之後，這些論文將會獨立成冊出版。除此之外，羅伯特·索洛正計畫將小組的研究成果集結成書，奉獻給廣大的讀者。
作為整體工作的一部分，該工作組的兩位成員——他們都是20世紀90年代在經濟政策制定中扮演關鍵性政府角色的傑出經濟學家——答應詳細描述他們對經濟走勢的獨家內幕觀點和對造就“黃金十年”（golden decade）的政策的看法。一位是艾倫·布林德（Alan Blinder），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曾效力於柯林頓總統第一屆任期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1994年至1996年年初擔任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理事會（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以下簡稱美聯儲委員會）副主席。另一位是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她是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工商和經濟學教授，曾於1994年至1997年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 Board）任職，後擔任柯林頓總統第二屆任期末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在本書接下來的篇章中，兩位作者將與讀者深入而坦率地交流對20世紀90年代整體經濟狀況有影響的每一個財政和貨幣政策、政治事務和偶然事件的看法。這些探討很重要，對今後美國的經濟研究和政策制定都有潛在而重要的啟示意義。
為了幫助讀者了解當時的狀況，兩位作者帶領讀者回顧了20世紀80年代大幅減稅及和平時期背景下出現的前所未有的赤字所帶來的後果。儘管里根政府言辭上反對政府的管控舉措，但有些奇怪的是，公共部門對經濟的干預仍然非常多。由此形成的不尋常的財政狀況與一些美國歷史上最緊縮的貨幣政策產生了激烈的碰撞，而緊縮的貨幣政策被認為是治癒20世紀70年代後期能源和商品驅動的通貨膨脹所必需的特效藥。
到了20世紀90年代，政策方向發生了重大轉變，老布希總統和柯林頓總統都簽署了重要的增稅法案。之後，柯林頓政府成功制定了一系列預算案，將巨額赤字戲劇性地扭轉為巨額盈餘。這一時期，從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預測的大幅修訂之中，可見盈虧轉變之大。例如，國會預算辦公室1997年預計2001財年赤字為1670億美元，而三年後則預測2001財年會盈餘2350億美元。（由預測數字的巨大反差可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今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內，要求大幅減稅或者大幅增加開支的提案會大大減少。）更難以置信的是，有些分析家甚至開始思考政府完全償清債務、公眾手中沒有美國國債時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對於這一切而言，運氣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凡談及20世紀90年代繁榮的原因，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及這一因素。布林德和耶倫對此做了細緻的研究。過分誇大運氣環境的作用對分析來說可能是危險的。20世紀90年代制定的政策對促進增長、降低通脹有著深遠的影響。當然，如果想要獲取對未來有真正啟示意義的經驗和教訓，我們需要研究在這十年里我們做對了什麼，而不是僅僅寄託於好運的再次降臨，此外還要記住政策制定者選擇什麼政策的過程並不簡單。20世紀90年代的稅收已經是徵收有度、花費有限，這向金融和商業部門以及國外投資者表明，國家的財政政策已經與巨額赤字時期截然不同了。至於貨幣政策，美聯儲對保持遠高於預期的增長率表現出了令人吃驚的意願。在此過程中，中央銀行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靈活性，即便是在失業率從6%到5%再到4%的一降再降之時仍保持擴張性政策。
總的來說，也許20世紀90年代最有趣的事情就是，這十年的經濟表現證明了我們以往對經濟成長最樂觀的判斷都顯得太過悲觀。這對於我們今後應該如何構建經濟發展的藍圖和評判政策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在經濟潛在增速較高的情況下，如果維持經濟以較慢的速度增長，就需要更加充分的理由。如果我們掌握了維持20世紀90年代前所未有經濟繁榮的方法，那么我們國家所面臨的很多緊迫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例如，我們既可以為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和醫療保險（Medicare）提供資金，又可以滿足教育和基礎設施改善的要求。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避免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仍然會存在經濟上行期和下行期——也不是說我們不需要努力而任由命運去主宰美國經濟的發展。但是，也許我們可以更大的自主性去決定美國這艘經濟巨輪的航向，我們可以做出或好或壞的選擇。布林德和耶倫的這本重要的著作就是要幫助我們理解這一點。
理察·C.萊昂內埃里克·華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