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 伊文尼特（Henry Outram Evennett, 1901—1964） 曾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執教的亨利 伊文尼特（Henry Outram Evennett, 1901—1964），並非史學巨擘，在西方史學史這類以學術巨匠及其研究範式為旨歸的著述中，絕無他的位置。與伊文尼特同時代的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和克拉克（George Kitson Clark），無一不在各自領域執一時之牛耳，在學術系譜中保有一席之地。克拉克這位伊文尼特的終生摯友，更是劍橋三一學院的明星學者。與之相比，伊文尼特自然是劍橋這座學術聖殿中湮沒無聞的普通一員罷了。
基本介紹
- 本名：亨利·伊文尼特
- 出生地：英國
- 出生時間：1901
- 去世時間：1964
- 主要作品：洛林樞機和特蘭托大公會議：一項反宗教改革研究
- 主要成就：曾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執教
亨利 伊文尼特（Henry Outram Evennett, 1901—1964） 曾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執教的亨利 伊文尼特（Henry Outram Evennett, 1901—1964），並非史學巨擘，在西方史學史這類以學術巨匠及其研究範式為旨歸的著述中，絕無他的位置。與伊文尼特同時代的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和克拉克（George Kitson Clark），無一不在各自領域執一時之牛耳，在學術系譜中保有一席之地。克拉克這位伊文尼特的終生摯友，更是劍橋三一學院的明星學者。與之相比，伊文尼特自然是劍橋這座學術聖殿中湮沒無聞的普通一員罷了。
然而，伊文尼特絕非無能之輩，實則在自己的教會史研究天地中寫出了出色當行的作品，甚至給予後進不少啟發。只不過，一則教會史研究在當時的英國並非主流，他生不逢時，只得單打獨鬥、孤軍奮戰，無法構建打天下的學派；二則他天性溫和，甚或怯弱，再加之人近中年便疾病纏身，故而每每喪氣自貶，終沒有煌煌大著傳世。拙文並非要做“學術發生學”似的探討，只不過嘗試對伊文尼特其人其學向國內的讀史愛史之人做一簡單介紹，並希冀讀者諸君可藉這位劍橋學者的人生境遇略窺彼時的學術特徵。
1901年，伊文尼特生於倫敦。父親是股票經紀人；母親則有西班牙血統，出身大戶人家，家族中不少人生活在南美。在這樣的氛圍中，伊文尼特很早便掌握了西班牙語，對自己家族的歷史以及古代歷史更是興趣濃厚。然而，他的童年較為孤獨，長期固定的玩伴只有他的姐姐。起初，他讀書的學校隸屬於本篤修會，但規模較小、默默無名。好在當時的校長古爾登神父慧眼識人，知道伊文尼特確有才具，便建議其母讓其轉學。伊文尼特的人生由此改變，在新的學校不僅結識了優秀的學友，更有機會向名師問學，開闊了眼界，為爾後在劍橋三一學院求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世紀初期的老派文人，皆才藝多方。伊文尼特亦不例外，彈得一手好鋼琴，參加過不少演出。讀書期間，甚至一度有過畢業後走職業鋼琴家之路的想法。不過最終，伊文尼特還是捨不得摯愛的劍橋和歷史，選擇以歷史研究為職志。二十四歲時得到三一學院的研究員職位；二十九歲時則獲教職。1939年至1945年期間，他和許多同仁一樣，不得不經常中斷研究，而為政府服務，共御時艱。二戰後的十年間，他擔任三一學院的本科輔導教師。在當時的劍橋，所謂“輔導教師”是指那些沒有教學任務而要負責協調學生與學院之間關係的老師。他們可以做研究，但同時要花不少精力來處理繁重的行政事務。由於伊文尼特性格溫潤，不乏幽默感，對學生又有同理心，因而頗受學生愛戴。
繁重的行政事務並沒有湮沒伊文尼特的才華。其實早在二戰爆發前，伊文尼特就是講授政治思想史的出色教師；此外，他還教過其他幾門課程。其中，他接替勞倫斯，帶領本科生一起研讀關涉16世紀天主教改革的重要會議——特蘭托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同時以此作為主要的研究興趣，並在二十九歲時出版了人生唯一一部篇幅較大的專題研究——《洛林樞機和特蘭托大公會議：一項反宗教改革研究》。該書以法國洛林樞機大主教的教會觀為切入點，探析教宗庇護四世在任時期，法國一方對特蘭托大公會議之迎拒以及法國的反宗教改革思路。以今人的眼光來看，該書的研究架構不脫“教會—政治史”理路，系20世紀30年代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菁英政治史。此外，伊文尼特並沒有神學和教會法學的訓練背景，故而對其時極為複雜的神學教義爭論著墨無多。然而，其書取材廣泛，敘述細膩，對彼時的宗教衝突不乏饒富深意的點評，迄今仍具參考價值。
1901年，伊文尼特生於倫敦。父親是股票經紀人；母親則有西班牙血統，出身大戶人家，家族中不少人生活在南美。在這樣的氛圍中，伊文尼特很早便掌握了西班牙語，對自己家族的歷史以及古代歷史更是興趣濃厚。然而，他的童年較為孤獨，長期固定的玩伴只有他的姐姐。起初，他讀書的學校隸屬於本篤修會，但規模較小、默默無名。好在當時的校長古爾登神父慧眼識人，知道伊文尼特確有才具，便建議其母讓其轉學。伊文尼特的人生由此改變，在新的學校不僅結識了優秀的學友，更有機會向名師問學，開闊了眼界，為爾後在劍橋三一學院求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世紀初期的老派文人，皆才藝多方。伊文尼特亦不例外，彈得一手好鋼琴，參加過不少演出。讀書期間，甚至一度有過畢業後走職業鋼琴家之路的想法。不過最終，伊文尼特還是捨不得摯愛的劍橋和歷史，選擇以歷史研究為職志。二十四歲時得到三一學院的研究員職位；二十九歲時則獲教職。1939年至1945年期間，他和許多同仁一樣，不得不經常中斷研究，而為政府服務，共御時艱。二戰後的十年間，他擔任三一學院的本科輔導教師。在當時的劍橋，所謂“輔導教師”是指那些沒有教學任務而要負責協調學生與學院之間關係的老師。他們可以做研究，但同時要花不少精力來處理繁重的行政事務。由於伊文尼特性格溫潤，不乏幽默感，對學生又有同理心，因而頗受學生愛戴。
繁重的行政事務並沒有湮沒伊文尼特的才華。其實早在二戰爆發前，伊文尼特就是講授政治思想史的出色教師；此外，他還教過其他幾門課程。其中，他接替勞倫斯，帶領本科生一起研讀關涉16世紀天主教改革的重要會議——特蘭托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同時以此作為主要的研究興趣，並在二十九歲時出版了人生唯一一部篇幅較大的專題研究——《洛林樞機和特蘭托大公會議：一項反宗教改革研究》。該書以法國洛林樞機大主教的教會觀為切入點，探析教宗庇護四世在任時期，法國一方對特蘭托大公會議之迎拒以及法國的反宗教改革思路。以今人的眼光來看，該書的研究架構不脫“教會—政治史”理路，系20世紀30年代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菁英政治史。此外，伊文尼特並沒有神學和教會法學的訓練背景，故而對其時極為複雜的神學教義爭論著墨無多。然而，其書取材廣泛，敘述細膩，對彼時的宗教衝突不乏饒富深意的點評，迄今仍具參考價值。
伊文尼特29歲時出版的人生唯一一部篇幅較大的專題研究《洛林樞機和特蘭托大公會議：一項反宗教改革研究》。
伊文尼特的研究生涯並不算長，自其本科畢業執教三一學院迄五十歲左右身體每況愈下，也就二十幾年的光景；其間還有幾年為政府服務，研究斷斷續續。五十歲至其去世這十來年，他疾病纏身，除撰寫了有限的幾篇書評和文章外，已無法做任何研究。對於歷史學家來說，不啻一大損失。在短暫的學術生命中，伊文尼特始終念茲在茲的課題乃是對近現代天主教嬗變帶來極大影響的特蘭托大公會議。
有關特蘭托大公會議的第一部作品出版於17世紀初期。撰寫人是出身聖仆會的威尼斯人保羅 薩爾皮。薩爾皮乃當時的著名文人，更是威尼斯執政當局的文膽；主張宗教事務的自主權，極度厭惡羅馬教廷對威尼斯在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干涉及享有的各種特權。此外，他還對加爾文的宗教理念持同情、理解的觀點，故被時人目為加爾文信徒。薩爾皮的《特蘭托大公會議史》文筆講究、文風俊雅，但所用資料難稱全面。而且，由於既有的政治觀點使然，特蘭托在薩爾皮眼中，乃是教宗恢復權力、強化集權的陰謀詭計。可以說，薩爾皮的《特蘭托大公會議史》雖系名著，卻非良史，實為政論性作品；甫推出即受新教圈子與高盧主義者的好評，成為攻訐天主教會的利器。
爾後，耶穌會士皮埃特羅 斯福查 帕拉維齊尼出於護教立場，以另一部《特蘭托大公會議史》回敬薩爾皮。由於是官方的御用學者，因此帕拉維齊尼得以使用不少珍貴檔案，在材料的鉤稽、考辨方面遠強於薩爾皮。但他文筆生澀，護教傾向明顯，故其同名作亦不是信史。由於有關該會議的主要原始文獻資料藏諸梵蒂岡，再加之教廷當局出於各種考量而執意不向學者開放檔案，故難有信而有徵的會議史行之於世。即便善於考訂檔案的德國新教史學巨匠蘭克，也難以把握此屆宗教會議的諸多細節。他曾預言，對特蘭托大公會議的認識，未來只會在薩爾皮和帕拉維奇尼的兩部著述中搖擺，永遠不會有持平、公允的作品出現。蘭克的看法並非沒有道理，至少一段時期之內，學者們即便有雄心壯志，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與蘭克同時代的天主教大學者阿克頓勳爵，即便費盡心機，憑藉深厚的人脈出入於羅馬不少研究機構，最終也未能斬獲有關特蘭托的實質性資料。可是，隨著教宗利奧十三宣布開放梵蒂岡文獻，學術景觀終有可能為之一變。這是蘭克在在無法預料的。
到了20世紀初期，雖則學者們較之以前有更多的機會重新審視特蘭托，但嚴肅研究的第一步還是要有機緣接觸深藏在義大利各地的原始文獻。伊文尼特雖然在三十歲左右便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希冀在特蘭托研究方面有所突破，但在彼時的劍橋，他是孤獨寂寞的。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幾點：首先，當時的劍橋並不是研究歐陸天主教史的良好平台，這所學校本身就有長期反天主教的傾向；而且，英國本地所藏之文獻對於特蘭托研究而言可謂杯水車薪。其次，在當時的英國歷史學界，天主教教會史研究（當時還難言有宗教史研究）只是邊緣學科；即便是有學者探研天主教，也泰半是將其作為新教（特別是英國宗教改革）的對手方而稍帶書寫罷了，遠談不上真正的“同情之理解”。在這種情況下，身為普通教員的伊文尼特卻對16世紀的天主教歷史有興趣，顯然是當時的“異類”。他不可能得到資助或有其他資源以遠赴歐陸收集材料。地利已然不具備，天時就更不湊巧。即便伊文尼特能獲得資助，二戰的爆發也讓他不可能再有親赴義大利的念頭。
學術研究雖是學者自身在智識上的“朝聖之旅”，卻也經常是學者之間的思想競技。在相同的領域，稍有懈怠，就有可能被他人超越。20世紀40年代，就在伊文尼特空有志向、有能力卻無緣獲取研究資料之際，早他一年出生的德國人胡貝特 耶丁（Hubert Jedin, 1900—1980）憑多年積澱一躍而出，藉天時地利人和，以一己之力將特蘭托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爾後更是開創教會改革史這一當時的新學科，徹底粉碎了伊文尼特的特蘭托之夢。
耶丁二十四歲晉鐸成為神父，有紮實的神學和教會法學基礎。非特如此，性格上他遠較伊文尼特果敢、堅韌、強悍。1926—1929年，他在羅馬和那不勒斯等地廣搜材料，撰寫有關特蘭托大公會議上的改革派、先後擔任奧古斯丁修會大會長和薩萊爾諾大主教的吉羅拉莫 賽利潘多的專著。同時，也立下了撰寫特蘭托大公會議史的宏願。30年代初，耶丁獲得布雷斯勞大學的教職，但由於母親是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因此後來失去了執教資格。而且，他意識到只要納粹掌權，便絕無可能重回講台。
為了將自己的研究繼續下去，耶丁決定重回羅馬，畢竟在那裡才有機會整理、修訂圍繞特蘭托大公會議的各種記錄及與會人員的日記。當修訂工作取得進展後，1938年，耶丁回到了布雷斯勞，在當地的教區從事檔案研究。不過根據當時的種族歧視政策，他無法獲得正式的檔案員頭銜。同年的11月10號，尚在整理檔案的耶丁被蓋世太保拉走，隨即驅逐到了布亨瓦爾德。不過後來蓋世太保在知曉耶丁是一位神父後，便將他釋放了。這倒不是因為耶丁是神職人員的緣故，而是蓋世太保認為猶太人不會被教會接納成為神父，遂認定他並非猶太人。
遭此一劫，耶丁意識到唯有儘早離開德國方能生存下去。而且，他始終自信有加，認為只要以羅馬的豐富檔案為依託，便完全有能力超越薩爾皮和帕拉維齊尼，寫出一部流傳後世的佳作。為了獲得資助，他去信執掌梵蒂岡圖書館的喬瓦尼 梅爾卡蒂樞機，申說緣由。後者回應積極，允諾提供經濟支持。
就這樣，在二戰剛剛爆發後，耶丁幸運地逃脫魔掌，回到教會史研究的聖地羅馬，從此如魚得水，一待就是十年。梅爾卡蒂樞機提供的資助雖然有限，但足以讓耶丁在衣食無憂之餘，開展他的特蘭托研究。在當時，這已是遠在劍橋的伊文尼特所難以想像的極為優渥的研究條件了。1949年，耶丁計畫中的四卷本特蘭托公會議史的首卷刊布於世，技驚四座，讚譽之聲紛至沓來。同年，耶丁衣錦還鄉，在波恩大學執掌教會史席位凡十五年，著述宏富，作育英才無數，堪稱20世紀教會史研究之佳話。
耶丁《特蘭托公會議史》的第一卷，伊文尼特自然不會不關注。他撰寫了書評，刊登於1951年4月的《英國歷史評論》。文中，伊文尼特盛讚該書之出版乃教會史研究的一大盛事，並指出研究特蘭托殊為不易：一方面材料浩繁難以梳理，作者要極善於整理、剪裁史料，在論述中撮要舉凡，存其大體；另一方面著者自身還要同時兼具歷史家、神學家、教會法學家三種角色，將三類知識化於一體，方可把握會議上神學爭辯的內在理路以及16世紀教會改革的內在旨趣。故而真能勝任的在世學者，當推耶丁無疑。
那篇書評並不短，總計有六頁；從中可看出伊文尼特發乎本心的興奮之情。他是太熱愛那段歷史了。事實上，伊文尼特的讚美之辭是真誠的，點評更是切中肯綮。但我們如果了解當時的學術背景，便能在書評的行文中體會到伊文尼特對耶丁那種由衷的羨慕、對特蘭托的難捨之情以及難以言說的微妙心態。實則當時的伊文尼特已經決定放棄特蘭托研究，這既是他的過於柔弱的性格使然，也是由於他在閱讀耶丁的著作中，益發認識到自己在有生之年已無望與後者一較短長。
有關特蘭托大公會議的第一部作品出版於17世紀初期。撰寫人是出身聖仆會的威尼斯人保羅 薩爾皮。薩爾皮乃當時的著名文人，更是威尼斯執政當局的文膽；主張宗教事務的自主權，極度厭惡羅馬教廷對威尼斯在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干涉及享有的各種特權。此外，他還對加爾文的宗教理念持同情、理解的觀點，故被時人目為加爾文信徒。薩爾皮的《特蘭托大公會議史》文筆講究、文風俊雅，但所用資料難稱全面。而且，由於既有的政治觀點使然，特蘭托在薩爾皮眼中，乃是教宗恢復權力、強化集權的陰謀詭計。可以說，薩爾皮的《特蘭托大公會議史》雖系名著，卻非良史，實為政論性作品；甫推出即受新教圈子與高盧主義者的好評，成為攻訐天主教會的利器。
爾後，耶穌會士皮埃特羅 斯福查 帕拉維齊尼出於護教立場，以另一部《特蘭托大公會議史》回敬薩爾皮。由於是官方的御用學者，因此帕拉維齊尼得以使用不少珍貴檔案，在材料的鉤稽、考辨方面遠強於薩爾皮。但他文筆生澀，護教傾向明顯，故其同名作亦不是信史。由於有關該會議的主要原始文獻資料藏諸梵蒂岡，再加之教廷當局出於各種考量而執意不向學者開放檔案，故難有信而有徵的會議史行之於世。即便善於考訂檔案的德國新教史學巨匠蘭克，也難以把握此屆宗教會議的諸多細節。他曾預言，對特蘭托大公會議的認識，未來只會在薩爾皮和帕拉維奇尼的兩部著述中搖擺，永遠不會有持平、公允的作品出現。蘭克的看法並非沒有道理，至少一段時期之內，學者們即便有雄心壯志，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與蘭克同時代的天主教大學者阿克頓勳爵，即便費盡心機，憑藉深厚的人脈出入於羅馬不少研究機構，最終也未能斬獲有關特蘭托的實質性資料。可是，隨著教宗利奧十三宣布開放梵蒂岡文獻，學術景觀終有可能為之一變。這是蘭克在在無法預料的。
到了20世紀初期，雖則學者們較之以前有更多的機會重新審視特蘭托，但嚴肅研究的第一步還是要有機緣接觸深藏在義大利各地的原始文獻。伊文尼特雖然在三十歲左右便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希冀在特蘭托研究方面有所突破，但在彼時的劍橋，他是孤獨寂寞的。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幾點：首先，當時的劍橋並不是研究歐陸天主教史的良好平台，這所學校本身就有長期反天主教的傾向；而且，英國本地所藏之文獻對於特蘭托研究而言可謂杯水車薪。其次，在當時的英國歷史學界，天主教教會史研究（當時還難言有宗教史研究）只是邊緣學科；即便是有學者探研天主教，也泰半是將其作為新教（特別是英國宗教改革）的對手方而稍帶書寫罷了，遠談不上真正的“同情之理解”。在這種情況下，身為普通教員的伊文尼特卻對16世紀的天主教歷史有興趣，顯然是當時的“異類”。他不可能得到資助或有其他資源以遠赴歐陸收集材料。地利已然不具備，天時就更不湊巧。即便伊文尼特能獲得資助，二戰的爆發也讓他不可能再有親赴義大利的念頭。
學術研究雖是學者自身在智識上的“朝聖之旅”，卻也經常是學者之間的思想競技。在相同的領域，稍有懈怠，就有可能被他人超越。20世紀40年代，就在伊文尼特空有志向、有能力卻無緣獲取研究資料之際，早他一年出生的德國人胡貝特 耶丁（Hubert Jedin, 1900—1980）憑多年積澱一躍而出，藉天時地利人和，以一己之力將特蘭托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爾後更是開創教會改革史這一當時的新學科，徹底粉碎了伊文尼特的特蘭托之夢。
耶丁二十四歲晉鐸成為神父，有紮實的神學和教會法學基礎。非特如此，性格上他遠較伊文尼特果敢、堅韌、強悍。1926—1929年，他在羅馬和那不勒斯等地廣搜材料，撰寫有關特蘭托大公會議上的改革派、先後擔任奧古斯丁修會大會長和薩萊爾諾大主教的吉羅拉莫 賽利潘多的專著。同時，也立下了撰寫特蘭托大公會議史的宏願。30年代初，耶丁獲得布雷斯勞大學的教職，但由於母親是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因此後來失去了執教資格。而且，他意識到只要納粹掌權，便絕無可能重回講台。
為了將自己的研究繼續下去，耶丁決定重回羅馬，畢竟在那裡才有機會整理、修訂圍繞特蘭托大公會議的各種記錄及與會人員的日記。當修訂工作取得進展後，1938年，耶丁回到了布雷斯勞，在當地的教區從事檔案研究。不過根據當時的種族歧視政策，他無法獲得正式的檔案員頭銜。同年的11月10號，尚在整理檔案的耶丁被蓋世太保拉走，隨即驅逐到了布亨瓦爾德。不過後來蓋世太保在知曉耶丁是一位神父後，便將他釋放了。這倒不是因為耶丁是神職人員的緣故，而是蓋世太保認為猶太人不會被教會接納成為神父，遂認定他並非猶太人。
遭此一劫，耶丁意識到唯有儘早離開德國方能生存下去。而且，他始終自信有加，認為只要以羅馬的豐富檔案為依託，便完全有能力超越薩爾皮和帕拉維齊尼，寫出一部流傳後世的佳作。為了獲得資助，他去信執掌梵蒂岡圖書館的喬瓦尼 梅爾卡蒂樞機，申說緣由。後者回應積極，允諾提供經濟支持。
就這樣，在二戰剛剛爆發後，耶丁幸運地逃脫魔掌，回到教會史研究的聖地羅馬，從此如魚得水，一待就是十年。梅爾卡蒂樞機提供的資助雖然有限，但足以讓耶丁在衣食無憂之餘，開展他的特蘭托研究。在當時，這已是遠在劍橋的伊文尼特所難以想像的極為優渥的研究條件了。1949年，耶丁計畫中的四卷本特蘭托公會議史的首卷刊布於世，技驚四座，讚譽之聲紛至沓來。同年，耶丁衣錦還鄉，在波恩大學執掌教會史席位凡十五年，著述宏富，作育英才無數，堪稱20世紀教會史研究之佳話。
耶丁《特蘭托公會議史》的第一卷，伊文尼特自然不會不關注。他撰寫了書評，刊登於1951年4月的《英國歷史評論》。文中，伊文尼特盛讚該書之出版乃教會史研究的一大盛事，並指出研究特蘭托殊為不易：一方面材料浩繁難以梳理，作者要極善於整理、剪裁史料，在論述中撮要舉凡，存其大體；另一方面著者自身還要同時兼具歷史家、神學家、教會法學家三種角色，將三類知識化於一體，方可把握會議上神學爭辯的內在理路以及16世紀教會改革的內在旨趣。故而真能勝任的在世學者，當推耶丁無疑。
那篇書評並不短，總計有六頁；從中可看出伊文尼特發乎本心的興奮之情。他是太熱愛那段歷史了。事實上，伊文尼特的讚美之辭是真誠的，點評更是切中肯綮。但我們如果了解當時的學術背景，便能在書評的行文中體會到伊文尼特對耶丁那種由衷的羨慕、對特蘭托的難捨之情以及難以言說的微妙心態。實則當時的伊文尼特已經決定放棄特蘭托研究，這既是他的過於柔弱的性格使然，也是由於他在閱讀耶丁的著作中，益發認識到自己在有生之年已無望與後者一較短長。
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伊文尼特在這裡做了伯克貝克系列講座，隨後為自己的講稿起名為《反宗教改革的精神》。
1951年5月，也就是書評刊出的一個月後，伊文尼特在劍橋做了伯克貝克系列講座。能被三一學院選中做有關教會史的系列講座，實則是對其學術能力的肯定與獎掖。伊文尼特為自己的講稿起名為《反宗教改革的精神》，起初希冀能早日付梓，但之後由於行政事務纏身，而且身體每況愈下，出版之事也就擱置下來。更要命的是，伊文尼特性格柔弱，過度自謙，甚至常常質疑自己的能力。這就導致他沒有竭力爭取在有生之年出版講稿。1963年，他大病一場，次年便去世了。1968年，伊文尼特的講稿經其學生約翰 博西整理、修訂，並在多位友人的幫助下，終於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刊行。
一生謙卑的伊文尼特絕不可能想像，他自謂無甚高論的講稿甫刊布，便引起學界關注，爾後更是好評不斷。甚至1970年，美國的聖母大學拿到了該書的著作權，繼續印行簡裝版。自1975年迄2004年，這部正文不過150頁的小書竟有六刷的成績，行銷學術界三十年；至今仍是相關領域研究生討論課的必讀書以及學者參考引用的經典。
實際上，在《反宗教改革的精神》一書中，伊文尼特採納了如今所謂“敬虔史”的取徑，不再拘囿於教會典章制度以及教會政治的研究面向（即耶丁的強項——特蘭托大公會議），而是從屬靈信仰的層面切入，以耶穌會為範例，探析15世紀以還天主教靈性生活的復興與變化。他認為，所謂反宗教改革在根本上乃是一場深刻的宗教復興；無論是在精神上抑或是在制度上，這場復興運動所運用的方法都為天主教注入了生命力，使她在現代世界因應新的力量和組織，同時在教宗的引領與控制下走上新的道路。天主教在16、17世紀從地中海和法國文明中汲納政治實力，她所運用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彼時的主流精神和準則。
在1951年的英國，伊文尼特在講座中提出這樣的看法，無疑是大膽且令人震驚的。非特如此，關注靈性生活的敬虔史取徑乃義大利學者德 盧卡（De Luca, 1898—1962）在法國學者啟發下，於20世紀40年代才開始推動的研究課題。他主編的《義大利敬虔史資料集》的第一卷1951年才問世，伊文尼特是絕無可能接觸到這套資料的。由此可見伊文尼特的原創能力。事實上，伊氏《反宗教改革的精神》幾乎窮盡了1951年之前相關領域的重要著述；而且他遠比自己的英國同行關注和了解當時法國新興的宗教心態史路數。可以說，伊文尼特是非常聰慧的學者，儘管總是自我質疑，在實際的寫作中卻能揚長避短，藉深厚的學養另闢蹊徑，終為後世留下一部佳作。
我們以後見之明來看，就教會史研究而言，無論是70年代德國學者提出的“教派化”與“現代化”命題，抑或是同時期法國史家提出的“重新天主教化”範式，皆有伊文尼特的身影閃現其中。現在學界普遍接受的“新教改革和天主教改革是目標相似卻平行發展的兩條支流”之說法，乃是伊文尼特在那本小書中的的首創。
耶丁一生著述（加上各種文字的譯本）達717種之多，而伊文尼特一生也就留下了兩部重要作品。兩造幾無可比性。學術界好比是萬紫千紅的植物園，最漂亮最耀眼的花朵往往最能引人眼球，但這並不意味著樸素、低調的小花就一無所長，沒有自己的春天。它們或許一生安靜，卻也雋永悠長，只待有心人來採擷品鑑。伊文尼特便是這樣一朵小花；他或許湮沒無聞，但從未遠去。
一生謙卑的伊文尼特絕不可能想像，他自謂無甚高論的講稿甫刊布，便引起學界關注，爾後更是好評不斷。甚至1970年，美國的聖母大學拿到了該書的著作權，繼續印行簡裝版。自1975年迄2004年，這部正文不過150頁的小書竟有六刷的成績，行銷學術界三十年；至今仍是相關領域研究生討論課的必讀書以及學者參考引用的經典。
實際上，在《反宗教改革的精神》一書中，伊文尼特採納了如今所謂“敬虔史”的取徑，不再拘囿於教會典章制度以及教會政治的研究面向（即耶丁的強項——特蘭托大公會議），而是從屬靈信仰的層面切入，以耶穌會為範例，探析15世紀以還天主教靈性生活的復興與變化。他認為，所謂反宗教改革在根本上乃是一場深刻的宗教復興；無論是在精神上抑或是在制度上，這場復興運動所運用的方法都為天主教注入了生命力，使她在現代世界因應新的力量和組織，同時在教宗的引領與控制下走上新的道路。天主教在16、17世紀從地中海和法國文明中汲納政治實力，她所運用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彼時的主流精神和準則。
在1951年的英國，伊文尼特在講座中提出這樣的看法，無疑是大膽且令人震驚的。非特如此，關注靈性生活的敬虔史取徑乃義大利學者德 盧卡（De Luca, 1898—1962）在法國學者啟發下，於20世紀40年代才開始推動的研究課題。他主編的《義大利敬虔史資料集》的第一卷1951年才問世，伊文尼特是絕無可能接觸到這套資料的。由此可見伊文尼特的原創能力。事實上，伊氏《反宗教改革的精神》幾乎窮盡了1951年之前相關領域的重要著述；而且他遠比自己的英國同行關注和了解當時法國新興的宗教心態史路數。可以說，伊文尼特是非常聰慧的學者，儘管總是自我質疑，在實際的寫作中卻能揚長避短，藉深厚的學養另闢蹊徑，終為後世留下一部佳作。
我們以後見之明來看，就教會史研究而言，無論是70年代德國學者提出的“教派化”與“現代化”命題，抑或是同時期法國史家提出的“重新天主教化”範式，皆有伊文尼特的身影閃現其中。現在學界普遍接受的“新教改革和天主教改革是目標相似卻平行發展的兩條支流”之說法，乃是伊文尼特在那本小書中的的首創。
耶丁一生著述（加上各種文字的譯本）達717種之多，而伊文尼特一生也就留下了兩部重要作品。兩造幾無可比性。學術界好比是萬紫千紅的植物園，最漂亮最耀眼的花朵往往最能引人眼球，但這並不意味著樸素、低調的小花就一無所長，沒有自己的春天。它們或許一生安靜，卻也雋永悠長，只待有心人來採擷品鑑。伊文尼特便是這樣一朵小花；他或許湮沒無聞，但從未遠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