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

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的中國歷史學，亦可稱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中國學派。產生於中國史學近代化的過程中 1919—1949 年，1949 年以後為廣泛傳播和深入發展時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
• 建立時期：建立時期分四個階段 
• 第一階段：1927 年是第一階段
• 第二階段：1927—1937 年是第二階段

發展史

第一階段

1927 年是第一階段。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產生了。李大釗是第一位奠基人。他的《史學要論》是中國第一部闡述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並把它跟一些具體的史學工作結合起來的著作，是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闢道路的著作。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是中國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寫成的社會發展史。

第二階段

1927—1937 年是第二階段。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觀察中國歷史的進程並同當時的革命實踐結合起來，是一個很突出的特點。這10 年中，中國思想界、學術界展開了關於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分期和中國農村性質的“三大論戰”。論戰初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另一位奠基人郭沫若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是中國史學家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闡述中國歷史的第一部著作。此後，他連續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辭通纂》、《殷契萃編》、《殷周金銅器銘文研究》、《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金文叢考》、《古代銘刻匯考》等，這些歷史文獻學方面的卓越成就，都是力圖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研究所得到的。呂振羽寫出了《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等著作。

第三階段

1937—1945 年是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1946—1949 年是第四階段。在這些艱難的戰爭歲月里，馬克思主義史學是富有成果的，並在科學水平上超過了前兩個階段。在社會史方面，呂振羽出版了《中國社會史諸問題》，鄧初民出版了《社會史簡明教程》（後改稱《社會進化史綱》）和《中國社會史教程》，侯外廬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史》。在通史方面，呂振羽出版了《簡明中國通史》，范文瀾出版了《中國通史簡編》，翦伯贊出版了《中國史綱》第 1、2 卷。在思想史方面，呂振羽出版了《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下冊），侯外廬先後出版了《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中國思想通史》第 1 卷，成為這一時期成就最突出的馬克思主義史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是在同種種錯誤的或反動的學術思潮的鬥爭中建立起來的。

廣泛傳播階段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進入了廣泛傳播和深入發展時期。從 50 年代初開始，中國大量翻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著作，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熱潮，這對推動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廣泛傳播和創造出新的成績，具有重要的意義。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新中國史學界至少有兩三代人是努力按照唯物史觀進行思考和研究，從而造就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宏大隊伍，成為繼承和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中堅力量。這個時期分為 3 個階段：

1.1949—1966 年是廣泛傳播階段。這個階段的成就是巨大的。首先是歷史學的教學體系、研究體系、專業性學術刊物都經歷了根本性的改革；其次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進行了大規模的歷史文獻的整理、出版和社會歷史調查，以及系列的歷史資料的匯集；第三是對重大歷史問題的討論，如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土地制度問題、農民戰爭問題、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性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歷史人物評價問題等，並出版了有關的論文集，推動了對於問題的深入的認識和理論水平的提高；第四是老一代的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繼續推出一批新的研究成果，范文瀾修訂了《中國通史簡編》，郭沫若主編了《中國史稿》，翦伯贊主編了《中國史綱要》，侯外廬完成了《中國思想通史》5 卷 6 冊巨著，等等。其間，也存在著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論在理解和運用上不夠全面和恰當的地方。

經受考驗階段

2.1966—1976 年是經受考驗的階段。“四人幫”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名義，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肆意踐踏，“儒法鬥爭史”和“批儒評法”活動甚囂塵上，敗壞了歷史科學的莊嚴聲譽。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艱難中經受著考驗，而真誠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則表現出深刻的史識和高潔的史德，撰寫或醞釀著新的著作。

深入發展階段

3.1976 年以來是深入發展階段。以“四人幫”的垮台和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為發端，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步入深入發展階段。其主要成就是：第一，通過理論上的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水平進一步提高了，理論建設受到更多的重視，湧現出一批研究成果。第二是研究領域更擴大了，各種專史和外國史研究有了相當明顯的發展。第三是一些大型的系列史學撰述工程相繼問世，有力地展示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輝煌成就。第四是對歷史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史學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感也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在這個階段，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但其根基卻是不可動搖的，顯示了它的堅韌的生命力。

新中國時期

史學救國，是中國近代最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梁啓超的名言：“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為國人所熟悉。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救國者們發現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歷史，從而證明這個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一個首要課題。我國前驅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大都是革命家，他們根據革命的需要進行史學研究，唯物史觀幫助他們弄清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制定出革命的政策與策略；史學著作則是他們用以打擊敵人，教育宣傳民眾的武器。史學為革命服務，這既是中國近代“史學救國”傳統的光大，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時代使命。

新中國誕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迎來了自己的盛大節日。翻天覆地的政治變革，把那些原先沒有接觸馬克思主義，按照傳統方式治史的學者們“從夢中驚醒”，著名史學家陳垣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感慨地說：“解放後各種新鮮事物天天都在教育著我，我初次看到紀律嚴明的軍隊，勤勞樸實的幹部，一切為人民利益著想的政黨，我感到驚奇，感到佩服……與這同時，我開始學習新的理論書籍。”這些愛國的史家是從對黨和革命的由衷敬佩轉為對馬克思主義的無限崇拜的，他們把在歷史研究中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當作跟黨幹革命的實際行動。這樣，整箇中國史學界集合到了黨和革命的旗幟之下。無論是前驅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還是後來者都把黨性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性放在高於一切的地位，要求自己首先必須是一個忠於黨的革命者，然後才是史學家。唯物史觀的科學光芒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巨大邏輯力量給史學園地帶來勃勃生機，一塊又一塊處女地被開墾，一個又一個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術成果產生了出來。按照革命的最基本理論——階級鬥爭理論，中國史研究中的許多傳統結論和觀點被從根本上顛倒了過來。陳垣先生在談到自己轉變階級立場之後研究歷史的體會時舉例說：史料中常見到稱頌某地堰塘修成的碑碣文字，過去治史對此給予肯定的評價，現在認識到，為修堰塘，地主霸占了土地，多少農民妻離子散。修堰塘後，收成增多，更是加租加押，無法生活。在這些碑碣的字裡行間浸透著農民兄弟的辛酸血淚。可是幾千年來剝削階級操持著文字，培養出為其本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衣食住行，無一事物不是勞動人民供養，他們不但受之無愧，還幫助統治階級傳經衛道，這是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事情。陳先生的這種對地主階級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在當時頗具典型性。又如對於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過去一貫被舊史家誣為賊寇作亂，而革命史家則徹底推翻了舊史觀的階級偏見，把這些前輩造反者敬為人民英雄，充分肯定、高度評價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推動歷史發展的進步作用，以這條紅線貫穿整箇中國通史的撰述，並投入大量研究力量，建立起具有重點學科地位的專門學科。被稱為“五朵金花”的古史分期問題研究與討論、農民戰爭史問題研究與討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與討論、漢民族形成和民族關係問題研究與討論，就是建國17年來史學研究成果的優秀代表。

由於馬克思主義史學進入中國是以救國救民的革命任務為頭等大事，且總是必須服從階級鬥爭的需要——這關係到革命史家本身的生死存亡。革命勝利了，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的結果，但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認識還比較膚淺，加上革命的激情，以為革命就是科學，革命的觀點天然等同於科學的觀點。因此在取得輝煌成績的同時，實用主義、教條主義傾向也存在和發展著。對於這種傾向，一些馬克思主義史家有所覺悟和抵制，他們強調歷史主義的觀點，所謂歷史主義，就是歷史唯物主義。但鑒於當時的客觀環境，實用主義、教條主義仍難以克服。上世紀60年代，“以階級鬥爭為綱”成為執政黨的政治路線後，持正確意見的史家處境越來越困難。1965年，戚本禹發表《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是為“文革史學”的宣言書。“文革史學”的思想特徵表現為史學的學術性完全讓位於政治性，史學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以歷史學家吳晗的劇作《海瑞罷官》釀成大冤案起始，直到“批儒評法”、“批周公”，“影射史學”泛濫的政治鬧劇落幕，中國史學界經歷了一場大浩劫，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1979年，中國歷史進入了新的時期，史學界也開始了一個撥亂反正、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過程。隨著對以往經驗教訓的總結，人們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與科學性的統一有著深刻的內涵，而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了解與掌握還遠遠不夠，許多基本原理都沒有弄清楚。依照這樣的認識形成的口號是：“回到馬克思”。在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的“真經”研究歷史的過程中，在實事求是原則的指導下，許多重大的史學課題獲得了新的認識。新時期的中國史學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史論關係問題曾經困擾我國史學界幾十年。所謂“史”即以史料形式存在的歷史事實；所謂“論”即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在教條主義、實用主義猖獗的時候，有一個口號叫做“以論帶史”，主張理論第一，史實第二，前者帶動後者。這種明顯的錯誤，被人以“論從史出”為理由加以質疑。但“論從史出”的提法在當時又有不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之嫌。於是人們小心翼翼地選擇了“史論結合”一詞。然而史與論究竟是個什麼關係？還是長期不得要領。在新時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認識路線光芒照耀下，諸如“史論關係”之類積滯多年的“群疑”便渙然冰釋。馬克思和恩格斯說：“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他們反覆強調自己的學說“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脫離這些事實和過程，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馬克思主義繼承了前人文化遺產中的優秀成果，又積極吸收了當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最新成果，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把這些成果及其理論當作教條，當作終極真理，而是始終把自己的研究植根於社會實踐之中，根據實踐的檢驗，來修正和發展理論。正是在這裡，馬恩與後世許多自稱為他們的信徒的人們顯出了分明的差距，這些人與其說沒有按馬克思的某條理論辦事，不如說不具有馬恩那種崇高的科學道德與良心。

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中國與世界日益融合，人類進入資訊時代的21世紀，外國各種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引進，自然科學研究新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啟示，以及跨學科研究的開展等，在在使得中國史學及其思想的發展，進入到挑戰與機遇同在的複雜環境之中。馬克思主義本身是發展的科學。史家們意識到自己面臨著雙重的社會實踐任務：創造歷史的實踐和認識歷史的實踐；二者緊密相聯：認識歷史是為了創造歷史，創造歷史才能夠認識歷史。他們積極投入改革開放，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偉大事業，以唯物史觀最基本的原則——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實踐來檢驗一切社會科學理論的真理性，從而加深認識和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同時，創造歷史的實踐又給認識歷史的實踐注入了生命，提供了條件，使史家得以站在時代的高度，確立史學研究的課題和方向，並不斷獲得新的理論原則、新的認識手段和方法，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創造歷史和認識歷史的社會實踐中檢驗真理，發現真理，發展真理，這正是新時期中國史學繁榮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