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呼吸》是一部大歷史。它不是空泛數字、紙上的遷徙路線，也不僅是農民工的集體群像，而是由一個個生命組成的鮮活的歷史，個人的，家庭的，進而是同家的歷史，世界的歷史……全書以紀實的手法，闡述30年來中國的鄉村史、家族史、個人史。當大批的農民流動進入城市，失去主要勞動力後的鄉村，原本面貌一去不復返，走向凋敝和空心化。鄉村的宗法關係的變化、人際關係結構、家庭、婚戀、留守老人兒童、回流人口等等，是《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呼吸》探究的重點。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呼吸
-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 頁數：293頁
- 開本：16
- 作者：南都
- 出版日期：2013年1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品牌：廣東花城出版社
內容簡介,專業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呼吸》以紀實的手法，闡述30年來中國的鄉村史、家族史、個人史。當大批的農民流動進入城市，失去主要勞動力後的鄉村，原本面貌一去不復返，走向凋敝和空心化。鄉村的宗法關係的變化、人際關係結構、家庭、婚戀、留守老人兒童、回流人口等等，是《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呼吸》探究的重點。《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呼吸》由南都著。
專業推薦
六個農民家庭走向城市的故事，形象地勾畫了一部當代中國農民與命運抗爭的歷史。投奔自由，是這些故事的豐旋律。中國農村改革的當務之急，是給農民更大的自由。
——黨國英
為什麼村莊會形成這種現狀、問題，如何去認識、解決，農民和由農民轉變來的多元群體將創造怎樣的農村新的命運與前景，這些村莊史的介紹蘊含著令人深思的問題。
——崔傳義
30年過去了，農民工經歷了怎樣的改變？他們義帶來了怎樣的改變？作為一個與中國現代化進程桕攜而行的過渡性社會群體，他們的出路和歸宿在哪裡？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繞不過去而必須解決好的問題，在此重大社會關切面前，《南方都市報》的朋友為大時代作證，為農民工立傳，不是為了讓歷史成為永恆，而是為了“終結”的記錄。
——徐增陽
——黨國英
為什麼村莊會形成這種現狀、問題，如何去認識、解決，農民和由農民轉變來的多元群體將創造怎樣的農村新的命運與前景，這些村莊史的介紹蘊含著令人深思的問題。
——崔傳義
30年過去了，農民工經歷了怎樣的改變？他們義帶來了怎樣的改變？作為一個與中國現代化進程桕攜而行的過渡性社會群體，他們的出路和歸宿在哪裡？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繞不過去而必須解決好的問題，在此重大社會關切面前，《南方都市報》的朋友為大時代作證，為農民工立傳，不是為了讓歷史成為永恆，而是為了“終結”的記錄。
——徐增陽
圖書目錄
序一農民工與中國現代化黃常開
序二傾聽脊樑呼吸的聲音楊錦麟
第一部村莊史
第一篇雲南祿村：走出農田
第二篇山東台頭村：夾縫中的城中村
第三篇河北遵化西鋪村：紅色“窮棒子社”的時代穿越
第四篇湖南芙蓉鎮：“湘南第一墟”滄桑
第五篇河北定州翟城村：幾度鄉村實驗農民依然外流
第六篇廣東從化市太平鎮鄧村和菜地塱村：“空心村”的寂寥與渴望
第七篇山西太谷陽邑村：諸神在消退
第八篇彝族覺洛村：祭司世家
記者手記發掘廣袤的村史
專家評述農民工遷徙中的村莊發展、裂變與整合崔傳義
第二部家族史
第一篇河南上蔡：河南出了個“農民工司令”
第二篇四川萬源縣周述恆家族：沉浮在城市與鄉村之間
第三篇湖南洞口蘭陵肖氏家族：三十年鳳凰涅槃
第四篇湖北省武漢市江漢區八古墩：紅安曾三十年融不進的城市
第五篇潮州蕭洪村黃榮武家族：父子兩代南洋夢
第六篇福建古田墓亭村林家：金翼重生
記者手記家族歷史在遷徙中瓦解與重建
專家評述自由情理黨國英
第三部個人史
第一篇安徽樅陽：兩個木材商人的夢想與挫敗
第二篇浙江省衢州市開化縣應氏兄弟：貧困縣裡的百萬富翁
第三篇北京保姆馬小朵：打工妹轉身NGO
第四篇重慶：塵肺病人羅有仲之死
記者手記離開抽象概念，回歸具體個人
專家評述農民工市民化：創造歷史的群體即將成為歷史徐增陽
附南都（《南方都市報》特別報導組）團隊名單
跋
編後記
序二傾聽脊樑呼吸的聲音楊錦麟
第一部村莊史
第一篇雲南祿村：走出農田
第二篇山東台頭村：夾縫中的城中村
第三篇河北遵化西鋪村：紅色“窮棒子社”的時代穿越
第四篇湖南芙蓉鎮：“湘南第一墟”滄桑
第五篇河北定州翟城村：幾度鄉村實驗農民依然外流
第六篇廣東從化市太平鎮鄧村和菜地塱村：“空心村”的寂寥與渴望
第七篇山西太谷陽邑村：諸神在消退
第八篇彝族覺洛村：祭司世家
記者手記發掘廣袤的村史
專家評述農民工遷徙中的村莊發展、裂變與整合崔傳義
第二部家族史
第一篇河南上蔡：河南出了個“農民工司令”
第二篇四川萬源縣周述恆家族：沉浮在城市與鄉村之間
第三篇湖南洞口蘭陵肖氏家族：三十年鳳凰涅槃
第四篇湖北省武漢市江漢區八古墩：紅安曾三十年融不進的城市
第五篇潮州蕭洪村黃榮武家族：父子兩代南洋夢
第六篇福建古田墓亭村林家：金翼重生
記者手記家族歷史在遷徙中瓦解與重建
專家評述自由情理黨國英
第三部個人史
第一篇安徽樅陽：兩個木材商人的夢想與挫敗
第二篇浙江省衢州市開化縣應氏兄弟：貧困縣裡的百萬富翁
第三篇北京保姆馬小朵：打工妹轉身NGO
第四篇重慶：塵肺病人羅有仲之死
記者手記離開抽象概念，回歸具體個人
專家評述農民工市民化：創造歷史的群體即將成為歷史徐增陽
附南都（《南方都市報》特別報導組）團隊名單
跋
編後記
後記
為農民工寫史，一次大浪淘沙的艱難歷程
一、現狀及源起
2010年5月始，深圳富士康發生多起員工跳樓事件，經濟成長模式與新生代農民工訴求之間的矛盾，引起媒體和社會關注和討論，情感倫理、工廠封閉管理制度、農民工與社會關係諸多方面都被涉及，但始終無法停止跳樓的持續發生，那幾乎成為當年的一個魔障。《南方都市報》開始從更長時間維度來考量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我們注意到，一些生產力結構及社會制度轉型正在被無形力量推動發生著變化：2009年，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3億人，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5億人，其中，16歲至30歲的占61.6%。據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農民工數量在8900萬左右，如果將8445萬就地轉移農民工中的新生代群體考慮進來，我國現階段新生代農民工總數為1億人左右。這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在我國2.3億(2008年為2.25億)職工中，已經占將近一半。
201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一號檔案《關於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提出“穩糧保供給、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統籌、強基增後勁”的20字基本思路方針。新華社撰文分析稱，“強力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是其最大亮點”。檔案首次突出“城鄉統籌概念”，並首次提到“新生代農民工”這一概念。同年6月，廣東出台農民工積分制入戶城鎮工作指導意見，農民工及其隨遷人員可通過積分制入戶城鎮、融入城鎮。8月，重慶第一次允許在主城區務工經商5年以上或購買商品房的農村居民自由落戶城鎮，並在醫療、教育、就業、養老等方面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待遇和權利。
關於農民工的歷史及正在更迭的代際變化，讓全面看待和梳理改革開放30多年農民工歷史進程變得順理成章。
就在這年8月盛夏的一個下午，時任《南都》執行總編莊慎之在《南方都市報》工作平台上召集部分編委成員發起了一個討論：有一個農民工歷史的選題，大家覺得是否值得做？該怎么做？他個人認為這個想法非常有價值。話題一拋出，即刻得到時任《南都》總編輯曹軻常務副總編輯任天陽的支持。那一刻，我提出了對這個題材的想法：它的難點在於站在寫史的角度，農民工遷徙路線的權威性廣泛性(特別是數據)，以及具體人物和個體鄉村所要承擔的標本意義。所以難在樣本的選擇和數據的獲取和觀點的突破。一是人物要有雕塑感，要能代表30年的各個節點，並能打動人，從裡面產生時代人物是必須的。二是鄉村史。鄉村經歷數次放空和回流，30年農民工史離不開鄉村處境。鄉村的選擇和敘述也很關鍵。三是制度的變遷與思考，考驗我們這個題材能走多遠。綜上所述，首先要解決一個智囊團隊的問題：尋找到當代研究農民工問題、正在做農民工遷徙問題的專家和研究團隊，達成合作，進行初期研討，確立基本觀點、路徑，這是開題第一步。然後考慮建立我們的採訪團隊去落實每一組樣本的蒐集篩選。最後才是篩選樣本進行採訪寫作。基於以上見解，報社委派我來牽頭執行。
一切因此而拉開大幕。我為之有躍躍欲試的激情澎湃也深感浩如煙海的茫然無緒。如上所述，首先需要建立方法論。在接下來的一個月時間裡，我們翻閱並參考了諸多書籍，我寫下最初的農民工操作方案指引。最後定題為《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從1978年算起，基於30年的坎早過，其實這裡提30年更是個時代的概念，而不拘泥於某個具體的時間刻度。
進入這個領域我們發現，至今無人無專門組織系統為30年來農民工參與改革開放帶來的鄉村、城市及農民工群體改變進行寫作。當然，類似的書籍有一些，都是從局部、個案的角度來寫，比如早年陳桂棣《中國農民調查》，以及最近出版的梁鴻新書《中國在梁莊》等。《南都》有最豐富的新聞人才資源，可以承擔寫史所需要的較長線和較複雜的任務；而《南都》一直以“記錄時代進程為己任”，如果日常記錄是碎片式的，那么這次可以完成較系統的以新聞角度寫史的嘗試。這次立足遷徙史，也是除了日常的個案關注之外，想藉此機會尋找歷史的必然邏輯：農民工是如何在中國完成一次次從鄉村走出來，按照什麼樣的路徑，從哪裡走出來，又走向了哪些地方，最後又是出現了怎樣的回流，回歸農村。這個過程當它發生後，就會有路徑顯現，就成了一種不可隨意塗改的歷史，不會不存在，只是需要找出來，寫下來。當然，依然會更多地使用講故事的方法來寫。
其實這個題材既有社會調研的要素在裡面，所以跟專家合作是最好的。這個工作交給了《南都》首席記者韓福東，經過多方聯繫，確立與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合作，由他們給我們提供智力支持，撰寫基於學術意義的史綱方案。
二、研討及策劃
時間很快滑動到2011年初。在年初的編委會上，我鄭重提交了操作方案並獲得通過。3月12日在全國兩會期間，為了汲取更多專家意見，我們在北京召開了一場專家座談會。這場題為《中國的選擇和路徑——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大型調研啟動》的會議，諸多研究農民及農民工領域的專家學者作家悉數到齊，給我們的想法予以高度鼓勵並寄予殷殷厚望。他們是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徐勇，華中師大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徐增陽。零點研究諮詢集團公共事務部總監範文，該機構是中國最大的從事農民工調查研究的獨立機構，在1992年到2002年期間，每年都有關於農民工的若干研究項目，當然也包括與政府的勞動部門合作從事農民工就業的研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委員會副秘書長崔傳義，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遷移研究中心”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所副研究員，社會保障研究室副主任張展新。《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起草組專家成員顧益康，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國在梁莊》作者梁鴻等。研討會主題如下：一、他們改變什麼：(1)巨觀角度，30年因農民工遷徙而呈現的地域特色及人文改變：(2)中觀角度，遷徙對城市經濟、村鎮構成帶來的改變；(3)微觀角度，農民工的生存方式及家庭構成方式的改變。二、生存情境：法律與政策層面的演進，農民工面臨的現實約束，未來的可能方向。三、比較：(1)縱向，與中國歷史上遷徙之對比；(2)橫向，從西方和其他轉型社會的階層遷徙中，尋求借鏡。
研討會給我們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法論，會後，我們與華中團隊確立了合作關係。執行方案進入到寫作過程中。首先由徐增陽老師為我們撰寫了專家方案，我們在此基礎上，由《南都》新聞傳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南香紅修改成為新聞策劃大綱。同時，團隊開始組建。這將是《南都》歷史上第一次長戰線的採訪，無法靠一個新聞部門來完成。因此，從一開始，就考慮從時事新聞中心300多名采編人員中進行遴選，考慮與日常新聞操作不產生衝突，最後是從10個下屬新聞部門抽調了45名記者，10名編輯以及6名中層幹部管理人員參與，視覺中心也先後投入10名攝影記者參與。在此基礎上，我對這支龐大隊伍進行了系統分組，按年代為序，再細分為5個小組，實行交替脫產和采寫，每個小組配備了一位統籌人，負責所在小組執行年代的細化方案的制定並安排記者執行。南香紅和我成為稿件的最終把關人。為了讓來自不同新聞部門的記者編輯能對這個題材有更深遠的歷史把握，我倆還千方百計開出了一系列書單並進行了訂購，下發給各組記者閱讀。這些書單及作者的名錄包括：《農民進城就業與市民化的制度創新》崔傳義及《中國農民流動觀察》崔傳義(作者)，《社區透視和制度變遷研究》侯亞非、張展新(作者)，《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工：來自珠江三角洲的研究》蔡禾、劉林平(作者)，《在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工問題研究》簡新華、黃錕(作者)，《鄉土中國》及《江村經濟》費孝通(作者)，《金翼：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林耀華(作者)，《街角社會》威廉·富特·懷特美(作者)，黃育馥(譯者)等。
整個4月，團隊處於學習蒐集材料並擬訂更詳細的執行方案的過程。根據專家建議，我們分為四個歷史時期來操作：1.“洗腳上岸”：農民工遷徙的萌動(改革開放初期一1984年)；2.“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就地轉移的農民工(1984年一1988年)；3.“進廠又進城，離土又離鄉”：跨區域流動的農民工(1989年至今)；4.2008年—今：新生代農民工登場；5.增加遷入地專門調查。
三、採訪及呈現
5月，第一撥團隊出發，開始了為期半年的採訪執行。在此過程中，我們對每一位記者提出了對樣本所在地必須蹲點2周左右的死命令，許多記者經歷了無數次改稿經歷。這是一次痛苦的化蛹成蝶的過程。6月22日第一篇報導《農民工改變中國》中提出：“我們始終認為，農民工是中國過去30年發展最重要的人力驅動力：也是今後很長一個階段內，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過程中最主要的人力資源。關注他們，就是關注未來中國。”定調準確有高度，引發讀者共鳴。這組報導的開篇《第一批農民商人從浙江永嘉誕生》(6月22日刊發)，記錄了上世紀70年代末浙江永嘉一批普通農民從販賣紐扣到形成全國首個農村專業市場的歷程，展現了農民“洗腳上岸”時期遷徙的萌動。這組稿件推出見報的時候，正當廣東潮州和廣州新塘兩起外來工和本地人衝突的社會事件餘波未了，我們態度鮮明地打出大標題“農民工改變中國”，表明了立場，肯定了農民工的社會價值，在網路上傳播後獲得不少肯定。
7月6日推出的《四川儀隴：1984年副縣長帶領農民工“闖京城”》，以1984年四川儀隴縣委副書記、常務副縣長張思智率先組織30多名農民闖蕩北京，從而引發後來的30萬勞務大軍的故事，講述中國最早一批由政府組織向省外輸出的農民工的故事。
8月9日推出的《河南信陽固始縣：中原第一縣的農民工突圍》則展現了從上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到如今外來務工人員突破50萬人的農民工大縣的故事，展現了80年代農民工“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特點。
……
1989年至2008年這20個年頭是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遷徙史最為複雜波折、最為跌宕起伏的時期。國家政策數次波動、市場化浪潮席捲、與國際環境對接等諸多外部環境風險裹挾下，農民工遷徙的步調顯得侷促，甚至悲壯。 這組報導在歷史大背景下展現改革大浪潮下，農民工群體洗腳上田，外出務工的勇氣、艱辛與奮鬥，有利於全社會了解、理解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緩和各階層之間因誤解導致的矛盾情緒，為社會管理創新提供一手資料和政策參考。
到2012年1月，持續半年的42篇編年史系列報導收官。記者的足跡橫跨全國26個省份40多個縣市。而這遠未結束。基於社會學角度的專門史部分還將涉及至少24個樣本，我們依然在路上，當農民工的歷史一旦進入撰寫，才發現是不盡的江水，滔滔不絕盪氣迴腸，未到終結時。在臨近2012年春節時，記者們還在為此報導繼續奔忙，他們要為來年的第二個系列《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之專門史》繼續著一線采寫工作。
四、得失之間
在這段埋頭奔忙中，今年年初傳來好訊息，《南都》的這組系列報導為《看歷史》雜誌社及騰訊網以全國非常強大的專家團隊獨立評選為“國家記憶2011致敬歷史記錄者”唯一“年度歷史寫作媒體大獎”。感謝他們對我們努力的鼓勵！它將激勵我們更奮勇前行。南香紅在回顧這組報導的統籌工作時說：讓她最感慨的是《南都》的執行能力，這么多記者，大夏天深入到農村採訪，有的稿子往返幾次，只有《南都》能做成這樣大範圍的調查。原本想做成一個社會學田野調查和新聞專業調查相結合的範例，但後來的呈現有沒有完全達到構想，一方面是記者缺少經驗，二是時間不夠。但對記者隊伍的培養是一個好的實踐。這件事本身也為《南都》自己執行大的調查、大統籌策劃運作方式上提供成熟的經驗，以後的操作可依此進行。
得失之間，其實確有遺憾和經驗：首先是因為第一期操作的是1978年到1984年，那個時期的歷史資料比較少、比較難找，給我們選點和了解背景信息都造成了一些困難。而且這次抽調的記者來自多個新聞部，人員多，大家的特長也不盡相同，所以稿件的風格上面差異比較大，這也給編輯和統籌人員在後期處理稿件增加了難度。
當然首先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如此廣袤，幾乎每個城市都有農民工流入，樣本區域究竟該如何選擇？
以第五組為例：該組所負責的主題是農民工在流入地。本組稿件要完成的任務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覆蓋中國農民工主要流入地，既呈現整體大趨勢，又反映地區差異。需要選擇若干樣本，呈現農民工在流入地的工作生活狀態，相對於前幾組，本組更多是立足於流入地，呈現農民工當下的生存狀態。要涉及的元素包括：工資收入、工種、工作時間、居住環境、家庭賬本、心理狀態、與本地人的融合及文化；中突，子女教育、社保、入戶等政策，與故鄉的聯繫、老鄉間的組織形式、官方和民間社會組織的介入、金融危機及政府產業升級轉型的影響，以及權力意識覺醒、甚至參政現象的出現。經過討論，還是確定以中國幾個主要經濟區為代表，即在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華北、華中、西南，以及新疆、西藏分別選擇一個樣本，能從這些樣本中反映出中國農民工的共性和區域差異。第二步就是將任務分解，組內記者分別認領一個區域，初步摸底，根據當地農民工實際情況，以及記者能聯繫到的採訪資源，在各自區域內再確定一個具體的城市樣本。最終確定了深圳、東莞、北京、大同、寧波、武漢、重慶、拉薩、石河子9個城市。第三步面臨的問題是，每個城市樣本的主題是全面綜述，還是有所側重？經過討論，為了更鮮明的表達，還是確定每個城市樣本要有各自的主題。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各樣本擬定主題如下：深圳：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東莞：農民工的邊緣化生存；北京：農民工在城市的社會保障問題；寧波：農民工的城市自治；武漢：產業轉移背景下的農民工：重慶：戶籍改革背景下的農民工。另外三個樣本則更多地是從地理特徵上的考慮：大同：礦難頻發背景下的礦工生存狀況；石河子：從內地農民到邊疆農民的轉變：拉薩：旅遊業興旺和西部大開發背景下的高原移民。
但是，在實際採訪過程中，主題要根據現實不停地校正。比如，關於武漢區域農民工的採訪，此前，綜合媒體報導、專家研究得出的判斷，應該是在這兩年產業轉移的大背景下，有大量的農民工從沿海回流到中部。在記者實際走訪中，這種情況確實有，但是，和想像的還是有差距，並沒有想像中的規模。不可否認，接下來這種現象會越來越鮮明，但目前還只是處於過渡期。所以，負責中部區域采寫的記者王文杰不得不再次調整采寫方向。在採訪中，他了解到，產業轉移，其實不僅僅是從沿海轉到內地，在一個城市內部，這種轉移也在悄然發生。在武漢有名的漢正街，曾經聚集有10萬農民工，但隨著城市的升級改造，漢正街也要從前店後廠的模式轉型為更高端的商業街。這些拉板車的農民工也不得不跟著轉移或轉型。最終確定了這樣一個主題：城市升級改造下的農民工生存狀態。
第四步，具體樣本對象的選擇。最初的構想是，選擇城市中某個城中村、工業區、街道作為樣本，呈現和解讀農民工的城市聚居生態。在敘述方式上，希望通過人物之間的關聯性交叉展開，呈現同一個農村區域出來的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分野、聚合，折射出二元結構下的矛盾、困境，當然還有信心。在人物選擇上，涵蓋下面三種人物(以第二種為主，涉及另外兩種)：成功擺脫農民工身份、融入城市者，比如通過各種努力和機遇取得正式城市戶口者，張全收、胡小燕等雖然還打著農民工的旗號，但事實上他們已經明顯區別於大部分農民工。處於中間地帶者，長期在城市工作居住，但從戶籍、子女教育、社保、固定房產等方面，又都無法得到城市人身份。這部分是目前大部分農民工的真實狀態。灰色地帶者，每個城市都有一部分農民工遊走於違法犯罪、流浪乞討等地帶，這部分群體也不能迴避。當然，不是每一篇都要涉及到這三種類型的人。
每一次的篩選和思考都是一次對中國農民工處境的重新認識和度量，就是這樣，這個龐大的團隊走過了過去半年，還將繼續走下去。在此，向花城出版社和華中9幣大中國農村研究院對於這個項目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謝。特别致謝林宋瑜女士和徐增陽博士及提出最初題材想法的《南方日報》機動部副主任張蜀梅女士。
五、補記
《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這個題材我們分了至少三個部分來操作：一是編年史，已經於2012年初以《洪流》為題出版。在這本書出版後，它前後獲得不少榮譽：2011底獲得由《看歷史》雜誌社評出的“國家歷史寫作大獎”：2012南國書香節“最受關注年度特別圖書”；2013南國書香節“首屆非虛構寫作大獎之‘公共關懷獎’”。所有這些獎牌其實都是在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評出並獲得的，令我們更加相信這組作品它本身具有的真實的力量、向上的力量和文字的力量已經較好地傳遞了一個媒體對國家歷史應有的理解和擔當。
對於第二部作品《呼吸》，我是這樣理解的。首先它不是編年史，而是分類的專門史。不是宏大敘事，而是選取若干樣本，做更細緻深微的社會學記錄挖掘。我們選擇了三個方向：村莊史、家庭史和個人命運史。我們希望寫出如《金翼》般好看又有社會學價值的文字，我們盡力去採集和模仿，並為此在每個章節後配備了有分量的專家點評和分析，也都是希望在社會學意義上獲得提升。所以正如我為它想的這個書名一樣：呼吸，是細緻入微，是攸關生死，你必須要以此方式去貼近去靜聽，才能了解他們理解歷史。為此要感謝三位非常有分量的專家：崔傳義、黨國英、徐增陽，為三部專門史樣本所作的點評，在我們用敘述的文字力有不逮的地方，做了最專業的提升。
在此還要特別感謝我們內部統籌的幾員大將：王海軍、韓福東、陳良軍。他們個個都有“南都”優秀記者的出身，身具新聞武功、深具人文情懷。
南香紅老師為這本書的成型做了大量後期整理工作，她是本書的文字美化大師。
感謝楊錦麟老師，在馬不停蹄的路上，插針為我們寫下序言，向更多讀者推廣。
或許，我們要期待明年還會有第三部的影像集面市。
但不管怎樣，其實關於中國農民工的敘事，我們從未停止。從2013年新一屆政府上任提出中國新型城鎮化托起中國未來的方略以來，我們已然在路上了——跟蹤中國農民工在中國社會變遷大潮中的未來想像和改變。
《南方都市報》副總編輯王鈞
2013年9月23日
一、現狀及源起
2010年5月始，深圳富士康發生多起員工跳樓事件，經濟成長模式與新生代農民工訴求之間的矛盾，引起媒體和社會關注和討論，情感倫理、工廠封閉管理制度、農民工與社會關係諸多方面都被涉及，但始終無法停止跳樓的持續發生，那幾乎成為當年的一個魔障。《南方都市報》開始從更長時間維度來考量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我們注意到，一些生產力結構及社會制度轉型正在被無形力量推動發生著變化：2009年，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3億人，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5億人，其中，16歲至30歲的占61.6%。據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農民工數量在8900萬左右，如果將8445萬就地轉移農民工中的新生代群體考慮進來，我國現階段新生代農民工總數為1億人左右。這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在我國2.3億(2008年為2.25億)職工中，已經占將近一半。
201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一號檔案《關於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提出“穩糧保供給、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統籌、強基增後勁”的20字基本思路方針。新華社撰文分析稱，“強力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是其最大亮點”。檔案首次突出“城鄉統籌概念”，並首次提到“新生代農民工”這一概念。同年6月，廣東出台農民工積分制入戶城鎮工作指導意見，農民工及其隨遷人員可通過積分制入戶城鎮、融入城鎮。8月，重慶第一次允許在主城區務工經商5年以上或購買商品房的農村居民自由落戶城鎮，並在醫療、教育、就業、養老等方面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待遇和權利。
關於農民工的歷史及正在更迭的代際變化，讓全面看待和梳理改革開放30多年農民工歷史進程變得順理成章。
就在這年8月盛夏的一個下午，時任《南都》執行總編莊慎之在《南方都市報》工作平台上召集部分編委成員發起了一個討論：有一個農民工歷史的選題，大家覺得是否值得做？該怎么做？他個人認為這個想法非常有價值。話題一拋出，即刻得到時任《南都》總編輯曹軻常務副總編輯任天陽的支持。那一刻，我提出了對這個題材的想法：它的難點在於站在寫史的角度，農民工遷徙路線的權威性廣泛性(特別是數據)，以及具體人物和個體鄉村所要承擔的標本意義。所以難在樣本的選擇和數據的獲取和觀點的突破。一是人物要有雕塑感，要能代表30年的各個節點，並能打動人，從裡面產生時代人物是必須的。二是鄉村史。鄉村經歷數次放空和回流，30年農民工史離不開鄉村處境。鄉村的選擇和敘述也很關鍵。三是制度的變遷與思考，考驗我們這個題材能走多遠。綜上所述，首先要解決一個智囊團隊的問題：尋找到當代研究農民工問題、正在做農民工遷徙問題的專家和研究團隊，達成合作，進行初期研討，確立基本觀點、路徑，這是開題第一步。然後考慮建立我們的採訪團隊去落實每一組樣本的蒐集篩選。最後才是篩選樣本進行採訪寫作。基於以上見解，報社委派我來牽頭執行。
一切因此而拉開大幕。我為之有躍躍欲試的激情澎湃也深感浩如煙海的茫然無緒。如上所述，首先需要建立方法論。在接下來的一個月時間裡，我們翻閱並參考了諸多書籍，我寫下最初的農民工操作方案指引。最後定題為《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從1978年算起，基於30年的坎早過，其實這裡提30年更是個時代的概念，而不拘泥於某個具體的時間刻度。
進入這個領域我們發現，至今無人無專門組織系統為30年來農民工參與改革開放帶來的鄉村、城市及農民工群體改變進行寫作。當然，類似的書籍有一些，都是從局部、個案的角度來寫，比如早年陳桂棣《中國農民調查》，以及最近出版的梁鴻新書《中國在梁莊》等。《南都》有最豐富的新聞人才資源，可以承擔寫史所需要的較長線和較複雜的任務；而《南都》一直以“記錄時代進程為己任”，如果日常記錄是碎片式的，那么這次可以完成較系統的以新聞角度寫史的嘗試。這次立足遷徙史，也是除了日常的個案關注之外，想藉此機會尋找歷史的必然邏輯：農民工是如何在中國完成一次次從鄉村走出來，按照什麼樣的路徑，從哪裡走出來，又走向了哪些地方，最後又是出現了怎樣的回流，回歸農村。這個過程當它發生後，就會有路徑顯現，就成了一種不可隨意塗改的歷史，不會不存在，只是需要找出來，寫下來。當然，依然會更多地使用講故事的方法來寫。
其實這個題材既有社會調研的要素在裡面，所以跟專家合作是最好的。這個工作交給了《南都》首席記者韓福東，經過多方聯繫，確立與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合作，由他們給我們提供智力支持，撰寫基於學術意義的史綱方案。
二、研討及策劃
時間很快滑動到2011年初。在年初的編委會上，我鄭重提交了操作方案並獲得通過。3月12日在全國兩會期間，為了汲取更多專家意見，我們在北京召開了一場專家座談會。這場題為《中國的選擇和路徑——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大型調研啟動》的會議，諸多研究農民及農民工領域的專家學者作家悉數到齊，給我們的想法予以高度鼓勵並寄予殷殷厚望。他們是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徐勇，華中師大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徐增陽。零點研究諮詢集團公共事務部總監範文，該機構是中國最大的從事農民工調查研究的獨立機構，在1992年到2002年期間，每年都有關於農民工的若干研究項目，當然也包括與政府的勞動部門合作從事農民工就業的研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委員會副秘書長崔傳義，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遷移研究中心”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所副研究員，社會保障研究室副主任張展新。《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起草組專家成員顧益康，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國在梁莊》作者梁鴻等。研討會主題如下：一、他們改變什麼：(1)巨觀角度，30年因農民工遷徙而呈現的地域特色及人文改變：(2)中觀角度，遷徙對城市經濟、村鎮構成帶來的改變；(3)微觀角度，農民工的生存方式及家庭構成方式的改變。二、生存情境：法律與政策層面的演進，農民工面臨的現實約束，未來的可能方向。三、比較：(1)縱向，與中國歷史上遷徙之對比；(2)橫向，從西方和其他轉型社會的階層遷徙中，尋求借鏡。
研討會給我們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法論，會後，我們與華中團隊確立了合作關係。執行方案進入到寫作過程中。首先由徐增陽老師為我們撰寫了專家方案，我們在此基礎上，由《南都》新聞傳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南香紅修改成為新聞策劃大綱。同時，團隊開始組建。這將是《南都》歷史上第一次長戰線的採訪，無法靠一個新聞部門來完成。因此，從一開始，就考慮從時事新聞中心300多名采編人員中進行遴選，考慮與日常新聞操作不產生衝突，最後是從10個下屬新聞部門抽調了45名記者，10名編輯以及6名中層幹部管理人員參與，視覺中心也先後投入10名攝影記者參與。在此基礎上，我對這支龐大隊伍進行了系統分組，按年代為序，再細分為5個小組，實行交替脫產和采寫，每個小組配備了一位統籌人，負責所在小組執行年代的細化方案的制定並安排記者執行。南香紅和我成為稿件的最終把關人。為了讓來自不同新聞部門的記者編輯能對這個題材有更深遠的歷史把握，我倆還千方百計開出了一系列書單並進行了訂購，下發給各組記者閱讀。這些書單及作者的名錄包括：《農民進城就業與市民化的制度創新》崔傳義及《中國農民流動觀察》崔傳義(作者)，《社區透視和制度變遷研究》侯亞非、張展新(作者)，《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工：來自珠江三角洲的研究》蔡禾、劉林平(作者)，《在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工問題研究》簡新華、黃錕(作者)，《鄉土中國》及《江村經濟》費孝通(作者)，《金翼：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林耀華(作者)，《街角社會》威廉·富特·懷特美(作者)，黃育馥(譯者)等。
整個4月，團隊處於學習蒐集材料並擬訂更詳細的執行方案的過程。根據專家建議，我們分為四個歷史時期來操作：1.“洗腳上岸”：農民工遷徙的萌動(改革開放初期一1984年)；2.“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就地轉移的農民工(1984年一1988年)；3.“進廠又進城，離土又離鄉”：跨區域流動的農民工(1989年至今)；4.2008年—今：新生代農民工登場；5.增加遷入地專門調查。
三、採訪及呈現
5月，第一撥團隊出發，開始了為期半年的採訪執行。在此過程中，我們對每一位記者提出了對樣本所在地必須蹲點2周左右的死命令，許多記者經歷了無數次改稿經歷。這是一次痛苦的化蛹成蝶的過程。6月22日第一篇報導《農民工改變中國》中提出：“我們始終認為，農民工是中國過去30年發展最重要的人力驅動力：也是今後很長一個階段內，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過程中最主要的人力資源。關注他們，就是關注未來中國。”定調準確有高度，引發讀者共鳴。這組報導的開篇《第一批農民商人從浙江永嘉誕生》(6月22日刊發)，記錄了上世紀70年代末浙江永嘉一批普通農民從販賣紐扣到形成全國首個農村專業市場的歷程，展現了農民“洗腳上岸”時期遷徙的萌動。這組稿件推出見報的時候，正當廣東潮州和廣州新塘兩起外來工和本地人衝突的社會事件餘波未了，我們態度鮮明地打出大標題“農民工改變中國”，表明了立場，肯定了農民工的社會價值，在網路上傳播後獲得不少肯定。
7月6日推出的《四川儀隴：1984年副縣長帶領農民工“闖京城”》，以1984年四川儀隴縣委副書記、常務副縣長張思智率先組織30多名農民闖蕩北京，從而引發後來的30萬勞務大軍的故事，講述中國最早一批由政府組織向省外輸出的農民工的故事。
8月9日推出的《河南信陽固始縣：中原第一縣的農民工突圍》則展現了從上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到如今外來務工人員突破50萬人的農民工大縣的故事，展現了80年代農民工“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特點。
……
1989年至2008年這20個年頭是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遷徙史最為複雜波折、最為跌宕起伏的時期。國家政策數次波動、市場化浪潮席捲、與國際環境對接等諸多外部環境風險裹挾下，農民工遷徙的步調顯得侷促，甚至悲壯。 這組報導在歷史大背景下展現改革大浪潮下，農民工群體洗腳上田，外出務工的勇氣、艱辛與奮鬥，有利於全社會了解、理解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緩和各階層之間因誤解導致的矛盾情緒，為社會管理創新提供一手資料和政策參考。
到2012年1月，持續半年的42篇編年史系列報導收官。記者的足跡橫跨全國26個省份40多個縣市。而這遠未結束。基於社會學角度的專門史部分還將涉及至少24個樣本，我們依然在路上，當農民工的歷史一旦進入撰寫，才發現是不盡的江水，滔滔不絕盪氣迴腸，未到終結時。在臨近2012年春節時，記者們還在為此報導繼續奔忙，他們要為來年的第二個系列《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之專門史》繼續著一線采寫工作。
四、得失之間
在這段埋頭奔忙中，今年年初傳來好訊息，《南都》的這組系列報導為《看歷史》雜誌社及騰訊網以全國非常強大的專家團隊獨立評選為“國家記憶2011致敬歷史記錄者”唯一“年度歷史寫作媒體大獎”。感謝他們對我們努力的鼓勵！它將激勵我們更奮勇前行。南香紅在回顧這組報導的統籌工作時說：讓她最感慨的是《南都》的執行能力，這么多記者，大夏天深入到農村採訪，有的稿子往返幾次，只有《南都》能做成這樣大範圍的調查。原本想做成一個社會學田野調查和新聞專業調查相結合的範例，但後來的呈現有沒有完全達到構想，一方面是記者缺少經驗，二是時間不夠。但對記者隊伍的培養是一個好的實踐。這件事本身也為《南都》自己執行大的調查、大統籌策劃運作方式上提供成熟的經驗，以後的操作可依此進行。
得失之間，其實確有遺憾和經驗：首先是因為第一期操作的是1978年到1984年，那個時期的歷史資料比較少、比較難找，給我們選點和了解背景信息都造成了一些困難。而且這次抽調的記者來自多個新聞部，人員多，大家的特長也不盡相同，所以稿件的風格上面差異比較大，這也給編輯和統籌人員在後期處理稿件增加了難度。
當然首先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如此廣袤，幾乎每個城市都有農民工流入，樣本區域究竟該如何選擇？
以第五組為例：該組所負責的主題是農民工在流入地。本組稿件要完成的任務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覆蓋中國農民工主要流入地，既呈現整體大趨勢，又反映地區差異。需要選擇若干樣本，呈現農民工在流入地的工作生活狀態，相對於前幾組，本組更多是立足於流入地，呈現農民工當下的生存狀態。要涉及的元素包括：工資收入、工種、工作時間、居住環境、家庭賬本、心理狀態、與本地人的融合及文化；中突，子女教育、社保、入戶等政策，與故鄉的聯繫、老鄉間的組織形式、官方和民間社會組織的介入、金融危機及政府產業升級轉型的影響，以及權力意識覺醒、甚至參政現象的出現。經過討論，還是確定以中國幾個主要經濟區為代表，即在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華北、華中、西南，以及新疆、西藏分別選擇一個樣本，能從這些樣本中反映出中國農民工的共性和區域差異。第二步就是將任務分解，組內記者分別認領一個區域，初步摸底，根據當地農民工實際情況，以及記者能聯繫到的採訪資源，在各自區域內再確定一個具體的城市樣本。最終確定了深圳、東莞、北京、大同、寧波、武漢、重慶、拉薩、石河子9個城市。第三步面臨的問題是，每個城市樣本的主題是全面綜述，還是有所側重？經過討論，為了更鮮明的表達，還是確定每個城市樣本要有各自的主題。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各樣本擬定主題如下：深圳：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東莞：農民工的邊緣化生存；北京：農民工在城市的社會保障問題；寧波：農民工的城市自治；武漢：產業轉移背景下的農民工：重慶：戶籍改革背景下的農民工。另外三個樣本則更多地是從地理特徵上的考慮：大同：礦難頻發背景下的礦工生存狀況；石河子：從內地農民到邊疆農民的轉變：拉薩：旅遊業興旺和西部大開發背景下的高原移民。
但是，在實際採訪過程中，主題要根據現實不停地校正。比如，關於武漢區域農民工的採訪，此前，綜合媒體報導、專家研究得出的判斷，應該是在這兩年產業轉移的大背景下，有大量的農民工從沿海回流到中部。在記者實際走訪中，這種情況確實有，但是，和想像的還是有差距，並沒有想像中的規模。不可否認，接下來這種現象會越來越鮮明，但目前還只是處於過渡期。所以，負責中部區域采寫的記者王文杰不得不再次調整采寫方向。在採訪中，他了解到，產業轉移，其實不僅僅是從沿海轉到內地，在一個城市內部，這種轉移也在悄然發生。在武漢有名的漢正街，曾經聚集有10萬農民工，但隨著城市的升級改造，漢正街也要從前店後廠的模式轉型為更高端的商業街。這些拉板車的農民工也不得不跟著轉移或轉型。最終確定了這樣一個主題：城市升級改造下的農民工生存狀態。
第四步，具體樣本對象的選擇。最初的構想是，選擇城市中某個城中村、工業區、街道作為樣本，呈現和解讀農民工的城市聚居生態。在敘述方式上，希望通過人物之間的關聯性交叉展開，呈現同一個農村區域出來的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分野、聚合，折射出二元結構下的矛盾、困境，當然還有信心。在人物選擇上，涵蓋下面三種人物(以第二種為主，涉及另外兩種)：成功擺脫農民工身份、融入城市者，比如通過各種努力和機遇取得正式城市戶口者，張全收、胡小燕等雖然還打著農民工的旗號，但事實上他們已經明顯區別於大部分農民工。處於中間地帶者，長期在城市工作居住，但從戶籍、子女教育、社保、固定房產等方面，又都無法得到城市人身份。這部分是目前大部分農民工的真實狀態。灰色地帶者，每個城市都有一部分農民工遊走於違法犯罪、流浪乞討等地帶，這部分群體也不能迴避。當然，不是每一篇都要涉及到這三種類型的人。
每一次的篩選和思考都是一次對中國農民工處境的重新認識和度量，就是這樣，這個龐大的團隊走過了過去半年，還將繼續走下去。在此，向花城出版社和華中9幣大中國農村研究院對於這個項目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謝。特别致謝林宋瑜女士和徐增陽博士及提出最初題材想法的《南方日報》機動部副主任張蜀梅女士。
五、補記
《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這個題材我們分了至少三個部分來操作：一是編年史，已經於2012年初以《洪流》為題出版。在這本書出版後，它前後獲得不少榮譽：2011底獲得由《看歷史》雜誌社評出的“國家歷史寫作大獎”：2012南國書香節“最受關注年度特別圖書”；2013南國書香節“首屆非虛構寫作大獎之‘公共關懷獎’”。所有這些獎牌其實都是在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評出並獲得的，令我們更加相信這組作品它本身具有的真實的力量、向上的力量和文字的力量已經較好地傳遞了一個媒體對國家歷史應有的理解和擔當。
對於第二部作品《呼吸》，我是這樣理解的。首先它不是編年史，而是分類的專門史。不是宏大敘事，而是選取若干樣本，做更細緻深微的社會學記錄挖掘。我們選擇了三個方向：村莊史、家庭史和個人命運史。我們希望寫出如《金翼》般好看又有社會學價值的文字，我們盡力去採集和模仿，並為此在每個章節後配備了有分量的專家點評和分析，也都是希望在社會學意義上獲得提升。所以正如我為它想的這個書名一樣：呼吸，是細緻入微，是攸關生死，你必須要以此方式去貼近去靜聽，才能了解他們理解歷史。為此要感謝三位非常有分量的專家：崔傳義、黨國英、徐增陽，為三部專門史樣本所作的點評，在我們用敘述的文字力有不逮的地方，做了最專業的提升。
在此還要特別感謝我們內部統籌的幾員大將：王海軍、韓福東、陳良軍。他們個個都有“南都”優秀記者的出身，身具新聞武功、深具人文情懷。
南香紅老師為這本書的成型做了大量後期整理工作，她是本書的文字美化大師。
感謝楊錦麟老師，在馬不停蹄的路上，插針為我們寫下序言，向更多讀者推廣。
或許，我們要期待明年還會有第三部的影像集面市。
但不管怎樣，其實關於中國農民工的敘事，我們從未停止。從2013年新一屆政府上任提出中國新型城鎮化托起中國未來的方略以來，我們已然在路上了——跟蹤中國農民工在中國社會變遷大潮中的未來想像和改變。
《南方都市報》副總編輯王鈞
2013年9月23日
序言
《呼吸》即將與廣大讀者見面。
這本書是《南方都市報》與花城出版社合作的結果。除此之外，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為本書的形成提供了智力支持。
在策劃此書之初，《南方都市報》王鈞、《南方日報》張蜀梅以及《南方都市報》的南香紅，都分別和我談起了這本書的寫作計畫，當時我倒是希望能藉此機會繼續拍攝一些“走讀”的題材，但由於諸多原因，這個構想並沒有得以落實，現在想起來，實在是一件無法彌補的憾事。
我注意到，《南方都市報》自創刊以來，和其他南方報業集團的報紙雜誌一樣，持續在關注著中國的改革命運。對“三農問題”的核心構成農民工，也給予諸多的關注。
這本書的所有訪談對象，幾乎都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最樸實的、最缺乏關注的、甚至是農民工群體中最為普通的人，他們每個人都有一篇人生故事，人生故事和大時代的變遷息息相關，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和所獲得的偉大成功，如果沒有這一個龐大的群體，沒有農民工兄弟姐妹們的犧牲付出，這種成就和成功，幾乎不可能出現。
我在原來電視媒體平台上服務期間，多次走進東莞普通農民工的群落，走進農民工的家庭，也多次走進雲貴川、陝甘寧、東北、南疆等地的窮鄉僻壤，走近留守兒童的身邊，走進北京、廣州城鄉結合部的村子裡，在垃圾場體驗城裡農民工的甘苦，也隨著重慶山城“棒棒軍”的兄弟，在大街小巷穿行，感受“棒棒”兄弟謀生不易的艱辛。
我也在臘月寒冬，走進北京朝陽區皮村的工人藝術團，那裡有中國唯一一個農民工改革開放30年博物館，記錄了全國各地，來自五湖四海農民工兄弟姐們們的艱難歷程。
本書的序一認為，農民工注定是一個走進歷史的概念和名詞，也許這是一種接近客觀實際的“預言”。改革開放的人口紅利的主體，或許將完成其歷史階段賦予的使命，但他們其實也有另一個新的時代名詞，這就是“新工人”。
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執政黨，理所當然要高度重視新工人群體的出現，這一個衍生於最廣大農民工群體的新階層，他們勢必會成為持續推動改變中國未來30年前途命運的主要驅動力，由此看來，《南方都市報》對中國農民工群體的全紀錄，顯然具有某種前瞻的意義。
呼吸，是一個很準確的定義。我們這塊古老蒼勁的土地，我們將近八億的農民兄弟，正在參與和見證一個大時代歷史變遷的新開始，我們很多人，已經不熟悉他們的呼吸聲，他們的腳步聲，他們心跳的聲音，似乎也已經變得陌生。《呼吸》這本書，和此前出版的《洪流》一樣，其實已經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接地氣、聽呼吸的機會，農民工、新工人，他們是中國歷史發展和進步的動力，他們是能創造歷史契機和奇蹟的脊樑，他們承載著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責任和使命。
且讓我們帶著這本新書，俯下你的身子，甚至跪在地上，把你的耳朵緊緊貼著蒼茫大地，細細傾聽中國脊樑們的呼吸聲。
是為序。
癸巳仲秋於香港
這本書是《南方都市報》與花城出版社合作的結果。除此之外，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為本書的形成提供了智力支持。
在策劃此書之初，《南方都市報》王鈞、《南方日報》張蜀梅以及《南方都市報》的南香紅，都分別和我談起了這本書的寫作計畫，當時我倒是希望能藉此機會繼續拍攝一些“走讀”的題材，但由於諸多原因，這個構想並沒有得以落實，現在想起來，實在是一件無法彌補的憾事。
我注意到，《南方都市報》自創刊以來，和其他南方報業集團的報紙雜誌一樣，持續在關注著中國的改革命運。對“三農問題”的核心構成農民工，也給予諸多的關注。
這本書的所有訪談對象，幾乎都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最樸實的、最缺乏關注的、甚至是農民工群體中最為普通的人，他們每個人都有一篇人生故事，人生故事和大時代的變遷息息相關，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和所獲得的偉大成功，如果沒有這一個龐大的群體，沒有農民工兄弟姐妹們的犧牲付出，這種成就和成功，幾乎不可能出現。
我在原來電視媒體平台上服務期間，多次走進東莞普通農民工的群落，走進農民工的家庭，也多次走進雲貴川、陝甘寧、東北、南疆等地的窮鄉僻壤，走近留守兒童的身邊，走進北京、廣州城鄉結合部的村子裡，在垃圾場體驗城裡農民工的甘苦，也隨著重慶山城“棒棒軍”的兄弟，在大街小巷穿行，感受“棒棒”兄弟謀生不易的艱辛。
我也在臘月寒冬，走進北京朝陽區皮村的工人藝術團，那裡有中國唯一一個農民工改革開放30年博物館，記錄了全國各地，來自五湖四海農民工兄弟姐們們的艱難歷程。
本書的序一認為，農民工注定是一個走進歷史的概念和名詞，也許這是一種接近客觀實際的“預言”。改革開放的人口紅利的主體，或許將完成其歷史階段賦予的使命，但他們其實也有另一個新的時代名詞，這就是“新工人”。
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執政黨，理所當然要高度重視新工人群體的出現，這一個衍生於最廣大農民工群體的新階層，他們勢必會成為持續推動改變中國未來30年前途命運的主要驅動力，由此看來，《南方都市報》對中國農民工群體的全紀錄，顯然具有某種前瞻的意義。
呼吸，是一個很準確的定義。我們這塊古老蒼勁的土地，我們將近八億的農民兄弟，正在參與和見證一個大時代歷史變遷的新開始，我們很多人，已經不熟悉他們的呼吸聲，他們的腳步聲，他們心跳的聲音，似乎也已經變得陌生。《呼吸》這本書，和此前出版的《洪流》一樣，其實已經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接地氣、聽呼吸的機會，農民工、新工人，他們是中國歷史發展和進步的動力，他們是能創造歷史契機和奇蹟的脊樑，他們承載著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責任和使命。
且讓我們帶著這本新書，俯下你的身子，甚至跪在地上，把你的耳朵緊緊貼著蒼茫大地，細細傾聽中國脊樑們的呼吸聲。
是為序。
癸巳仲秋於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