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歷史時期主要農業區的黃河中下游地區以及關中平原，隨著歷史的變遷漸趨衰落，取而代之的長江中下游、東南平原以及成都平原正以其得天獨厚的條件逐步興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歷史時期主要農業區的變遷
- 國家：中國
- 地區：松遼平原珠江
- 類別：辦法
基本信息,關東地區,
基本信息
松遼平原珠江
中國古代將黃河中下游以崤山、函谷關為界分為關東（或稱山東）、關西(或稱關中、山西)兩大區。關東區的主體部分是黃河下游的華北平原。其西端伊、洛、河、濟四水之交的、相當今洛陽為中心的大河南北地區，亦即歷史上所謂三河（河南、河內、河東）地區，是中國黃河流域農業文明的起源地。因為它西接關中盆地，東連華北平原，故《史記·貨殖列傳》稱為“天下之中”。70年代在今河北武安縣磁山和河南新鄭裴李崗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中，已有了農業的痕跡。磁山遺址還發現了粟的遺存，從出土的農具和糧食加工工具看來，當時農業已從原始的刀耕火種進入了耜耕農業階段。 裴李崗類型遺存還在密縣、 登封、鄢陵、長葛和郟縣一帶發現。據C測定，磁山—裴李崗的遺存年代約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這說明距今七八千年前，中國黃河下游巨大沖積扇的頂端，即華北平原西緣與太行山脈、豫西山地的交接處，已進入了農業社會。時代稍後的仰韶文化期的洛陽王灣、鄭州大河村遺址都有村落、房屋和糧食遺存發現，反映當時已過著定居農業生活。陝縣廟底溝二期文化（公元前2700年左右）是具有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階段的特徵。這時期遺存發現較多的有以潼關為中心和以洛陽、鄭州為中心兩個地區。農業區成為主要生產部門，農業工具較仰韶期有了改進。以洛陽為中心的伊洛河流域發現的王灣類型和安陽後岡類型的河南龍山文化的遺存，表明農業工具有明顯進步，農業生產水平顯然比前一階段有所提高。偃師二里頭類型文化的年代與中國文獻上記載的夏代紀年大體一致。因而有不少學者認為就是夏文化。如是，則中國最早的奴隸制國家就在農業發展最早地區之一──豫西、冀南山麓興起的。
關東地區
關東地區的農業是從山麓地帶向東和東北平原地區發展的。二里岡遺址和鄭州商城、安陽殷墟以及河北邢台、邯鄲、磁縣、藁城、曲陽、涿縣、永年、靈壽、石家莊、 內邱等地發現的商代遺址， 正分布在豫西山地、太行山東麓一線的山前沖積扇上。安陽殷墟處在豫北、冀南的河（古黃河）、漳沖積扇上，地勢較高，排水良好，土壤肥沃，是理想的農業地帶。商人在此已有相當規模的農業。殷墟出土甲骨中已出現黍、麥、禾 （粟）等農作物和不少農田墾殖的記載。這裡無疑已是當時黃河流域的一個農業中心。戰國時代魏國西門豹、史起引漳溉田，使今河北臨漳縣西南鄴城附近地區，“成為膏腴”。西漢時所在魏郡是人口最密集的數郡之一。這裡農業發展的勢頭保持到 3世紀不衰。東漢末曹操定都於鄴，以後十六國後趙、前燕、北朝的東魏、東齊因相沿襲。無不與當地的農業發達有關。直至隋唐仍保持著河北平原上經濟中心的地位。所以儘管鄴都為楊堅所毀，但其所在相州（治安陽）境內在唐前期曾修鑿了 6條人工渠道引漳水、安陽河進行灌溉，可見農業還是相當發達的。
北部永定河和潮白河沖積扇的早期農業發展較緩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只說燕“有魚鹽棗栗之饒”，沒有強調糧食生產。不過從燕國境內出土的大量鐵制農具看來，戰國時燕國農業水平不會很低。另外我們還知道今河北新城、涿縣一帶有個督亢陂在戰國時已經是富饒的水利灌區，荊軻刺秦王，獻的就是督亢地圖。東漢建武年間，漁陽太守張湛在今北京市順義縣境引白河水開稻田約1200公頃，這是北京地區種植水稻的最早記載。以後三國魏嘉平二年 (250)駐守在薊城（今北京城西南隅）的征北將軍劉靖在石景山築戾陵堨，引水（今永定河）開車箱渠,灌田2000頃（約200餘公頃）。不久又自車箱渠引流注入鮑丘水(今白河)，灌田萬餘頃。這是永定河沖積扇上大規模開發水田的先聲。以後西晉、北魏、 北齊、唐代都在此基礎上整修過督亢陂、戾陵堨、車箱渠等工程，發展水田，成效顯著。
河北平原中部地區，由於黃河不斷泛濫，到處是沼澤窪地，人們很難在此定居進行農業。所以從新石器時代開始,經商、周，以至春秋時代,平原中部一直存在著一片極為空曠的人跡稀少地區。以後黃河下游兩岸修築了堤防,湖泊沼澤逐漸乾涸,人們才開始在寬闊的平原上進行耕種。東漢以後人口漸增，農業開始迅速發展。北魏時“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魏書·杜恕傳》)。《齊民要術》中反映的河北平原農業技術已經相當發達。農作物品種很多，有黍、粱、大小豆、麻、大小麥、水旱稻、胡麻、瓜、韭等糧食瓜蔬20餘種。直至唐代安史之亂以前,平原中部水利建設仍十分興旺。唐代瀛州（今河間地區）每縣平均人口在13萬以上，是河北諸州中人口最密集的一州。
總之，自新石器時代開始，河北平原上的農業從太行山麓向東部平原推進，到了唐代安史之亂以前，河北平原已是全國最發達的農業地區，隋、唐前期運往長安、洛陽的糧食主要產於本區。但是，從安史之亂後，河北平原的農業開始走下坡路。冀南、豫北的衛、漳河一帶，由於太行山區森林的破壞。引漳灌溉系統的廢圮，漳水泛濫頻繁，土壤鹽鹼化。《宋史·王沿傳》說：“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而河內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洛之地並漳水者，累遭決溢，今皆斥鹵不可耕”。特別是鄴縣附近,農業十分衰落,至熙寧年間鄴縣被廢為鎮，併入安陽縣。永定河、潮白河流域在遼代是主要農業區。元代以後，國家財政收入寄望於東南，京師附近農業已漸凋敝。雖經元朝虞集、脫脫，明朝的丘浚、徐貞明、徐光啟等都曾企圖在北京附近大力開展農田建設，解決南糧北調問題。結果因缺乏水資源以及權貴的阻撓，未能得以實現。宋代為阻撓遼騎南下，曾在遼宋界河以南從保定至海的幾百里狹長低洼的塘泊地帶內，浚溝洫、置堤堰，開闢稻田，以冀達到既解決軍糧又起軍事防線的雙重目的。雖曾收到短期效果，但以後遼騎不斷南下，戰爭紛紜，再加上黃河屢次北決，堤防破壞，水利變成水害。元明以後，衛河淤高，積水下泄無路，致使土壤鹽鹼嚴重。清代雍正三年至七年間，在怡賢親王允祥的主持下，曾在海河平原上大力開發水利，設立京東、京西、京南、天津四局，共辟公私營田850餘公頃，取得一定效果,但只是曇花一現。雍正八年允祥逝世，人去政息，“司局者無所承稟，令不行於令牧，又各以私意為舉廢”。水田之事，自告罷廢。
中國歷史時期主要農業區的變遷黃淮平原介於豫西山地和魯中山地之間，這裡的農業發展也是首先從東西兩側山麓地帶向相對方向發展的。夏文化中心在今河南潁水上游。農業生產起源很早，吸引了很多人口。西漢時在這裡設定的潁川郡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之一。潁川郡轄境相當今許昌、平頂山、登封、禹縣、鄢陵等十來個市縣地。西漢時卻置有20個縣，有43萬餘戶，221萬餘人口。陽翟縣（今禹縣）有4萬餘戶，10萬餘口。鄢陵縣近5萬戶，口數竟達 26萬。而1982年，鄢陵縣人口也只有48萬餘。由此可見2000年前人口密度之高，如果沒有相當發展的農業水平是難以想像的。東面的汶泗水流在大汶口文化時期(公元前4300～前2400)已以農業經濟為主，種植的農作物以粟為主。以後發展為典型的龍山文化。這些原始文化的遺址多分布在旁山近水的山谷平地和河流兩岸。先秦時代就有許多良田。豫東、淮北平原在戰國秦漢初時，農業還比較落後，所謂“淮北沛、陳、汝南”一帶,土地貧瘠,“寡於積聚”。自漢武帝時代開始在黃淮平原上大興水利，農業即為改觀。到了漢昭帝時(公元前86～前74)，宋、衛、韓、梁等地，已是“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鹽鐵論·通有》），後經三國曹魏鄧艾在淮北大力興辦屯田，修渠道陂塘，潁淮之間，阡陌相望，將黃淮平原上的農業推向新的高潮。唐宋時代汴、蔡、渦、潁、濉等豫東淮東平原上的一些主要河流的沿岸農業都很發達，人口也很密集。金元以後黃河長期南泛奪淮入海，黃淮平原上的水利系統全遭破壞，河流淤淺，陂塘填平，農業生產才一落千丈。直至近代到處是沙荒、鹼地，水澇災害屢年不斷，成為農業落後的地區。
關中地區本區的農業中心是在渭河平原或稱關中平原。據多年來考古資料證明，在仰韶文化時期這裡的氣候溫暖濕潤，水草豐茂，自然條件優越，適宜人類居住。仰韶文化型半坡遺址的先民已過著定居生活，社會經濟以農業為主，出土的農具有700多件,還有粟米和菜籽等遺存。同時還飼養了家畜，兼營漁獵。說明這時的農業已脫離了初期原始階段。關中平原農業的初具規模是在周人古公亶父從陝西彬縣、旬邑一帶遷至周原以後開始的。周原北靠岐山，南臨渭河，河貫其中，為農田灌溉提供了有利條件。周人原為農業民族，至此更勤於開發，芟除雜草，開墾新田，使當地農業迅速發展起來。據《詩經》、《史記》等書的記載，西周時關中平原的農業生產技術和管理水平已經相當高了。農作物除了適宜北方水土的黍、稷、粟、麥以外，還種植了水稻。西周之所以能滅商，有雄厚農業生產基礎的關中平原為後方根據地，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春秋時期，關中平原的農業繼續保持著向上發展的勢頭。公元前647年,秦國拿出大批糧食支援晉國的饑荒，說明這裡已經有了儲糧可以向外輸送。進入戰國，鐵制農具的使用和農戰政策的推行，使關中平原最早獲得“天府”的譽稱。
秦統一全國前久，關中平原出現了規模最大的灌溉工程鄭國渠，漢武帝時又興修了 六輔渠、 白渠、漕渠、成國渠等，使渭河兩岸土地都得良好的灌溉。長安附近被稱為“天下陸海”、“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漢書·東方朔傳》）。近幾十年考古發現了不少西漢中期以後的鐵犁鏵，出土最集中的是關中平原；趙過代田法首先在先中推行；《汜勝之書》所反映西漢後期關中地區相當高的農業生產技術，這些都表明西漢中期以後關中平原的農業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管理水平在全國是第一流的。在主要糧食作物方面也有了提高，西周時代關中糧食作物以黍稷為主。戰國時以菽粟為主。漢武帝時董仲舒還說“今關中俗不好種麥”，可是在成帝時《汜勝之書》中談到種麥的地方最多，正是關中地區農業水平提高的反映。
西漢以後關中平原的農業生產遭到兩次嚴重破壞。一次西漢未年的王莽之亂，“長安為墟，城中無人行”。關中地區人口銳減。一次是東漢未年的董卓之亂，長安地區成為戰場，“谷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原來三輔地區有民居數十萬戶，此後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晉書·食貨志》）。魏晉十六國北朝時關中水利都有所建樹，農業生產稍有復甦，但已遠非秦漢時可比。
隋唐時期關中平原再度成為全國政治中心。農田水利倍受重視。唐前期在渭河南北修復漢魏以來舊渠和開鑿新渠為新不少，但效益卻不理想。如修復的鄭國渠和擴建後的三白渠,在唐前期所灌溉面積僅秦漢時代的1/4弱，而後期僅及 1/7。所以當時關中地區雖仍號稱沃野，然“所出不足以給京師”。而東部平原在隋唐時代農業生產十分發達，成為全國經濟重心所在。從東部地區運輸糧食給關中成為當時中央政府的頭等大事。隋煬帝時事實上的首都在洛陽,唐高宗以後很多帝王趨食洛陽,就是為了迎就漕糧之便。隋唐時代關中地區農業不能振興的原因有三：一是人口驟增，如唐天寶初年京畿道人口達三百餘萬。而平原上可耕地均已開闢，擴大耕地面積比較困難。二是秦漢以來對涇、渭、北洛河上游的過度開墾，使水土流失嚴重。涇、渭等河含沙量很高，遂使引以為源的人工渠道淤淺,灌溉作用減低,如唐時鄭國渠在石川河以西河段已經淤廢。宋代鄭白渠渠口淤高，涇水難以引入，水源短缺影響灌溉作用。三是關中地區為王侯權貴之家的集中地。他們在渠道旁競造碾磑，耗費水量，使渠流梗澀，減弱水利效能。
中國歷史時期主要農業區的變遷宋代建都開封，對關中地區不如唐代重視。鄭國渠已“全廢不可復”，白渠所溉“不及二千頃”。元代關中的“渠隁缺壞，土地荒蕪。陝西之人雖欲種蒔，不獲水利”（《元史·河渠志二》）。關中地區灌溉系統破壞後，農業發展大受影響。明清時期關中農田水利建設的特點是小型灌溉工程普遍開展，仍不失為西北重要小麥產區。但其在全國經濟地位已遠不如漢唐時代。晚近以來關中旱災頻仍，無疑與水利衰落有關。
長江上游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川西地區是中國古代主要農業區之一。在進入有文獻記載的歷史時期，這裡是古代蜀國的土地。在相當中原西周至春秋中期的蜀王杜宇“教民務農”，“以汶山為畜牧”時成都平原已以農業經濟為主。戰國時代的成都平原已物產富饒為秦國所垂涎。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滅蜀,置蜀郡。公元前308年秦司馬錯率巴蜀眾10萬,大船萬艘,米六百分斛,浮江伐楚。可見當時成都平原農業基礎之雄厚。公元前256年蜀守李冰主持興築都江堰，使成都平原一躍為與關中平原並稱為“陸海”、“天府之國”的主要農業區。秦定六國，徙大批工商業者入蜀。卓氏、程鄭正是六國亡後入蜀，後冶鑄致富。冶鐵的發展，必然促進農業工具的發展，從而提高農業生產力。楚漢之際，蜀漢地區成為劉邦的後方糧倉。西漢末年成都一縣有戶7.6萬,僅次於首都長安縣（八萬戶），在《漢書·地理志》有戶口數記載的10個縣中占第 2位。近年來在成都平原出土了不少漢代水田陂塘的陶製模型和漢畫象石，都反映當地的農業生產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自漢以降，山東、江南有災，往往下巴蜀之粟賑饑。中原有亂，就有大批人口徙避入蜀。但從未聞有人滿糧缺之患。與關中平原相比，成都平原自然條件更優越，又未遭關中戰亂的厄運。故農業經濟長期不衰。唐時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莫不取於蜀（陳子昂《上蜀川軍事》）。平原的政治經濟中心成都又為僅次於揚州的全國第二大都市。安史之亂，中原衣冠士庶大批流入蜀地，給成都平原的糧食供應增加了很大的壓力。於是只有擴大耕地面積，提高產量。五代時割據四川的前後蜀政權，府庫充實。糧食價格下降至“斗米三錢”） （《蜀檮杌》）。後唐平蜀時，得儲糧 253萬石（《蜀鑒》卷七）。足見小小的蜀國農業經濟十分發達。宋代成都平原“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從13紀初開始，先是宋金戰爭，後是宋蒙戰爭,“四川累經兵火,百姓棄業避亂”（《宋史·食貨志上一》）。以後元末明末清初,成都平原都曾遭受嚴重的戰禍和自然災害,“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之”（《明史·張獻忠傳》）。農業生產深受破壞。但由於其水利條件優越，特別是元明清3代在成都平原上反覆改建都江堰工程,水利效能不斷提高，是中國2000多年來唯一長期保持穩產高產的主要農業區。
東南地區此處專指太湖流域和杭州灣地區。據多年考古證明，本區發現的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已是以種植水稻為主的農業經濟文化。餘姚河姆渡遺址有豐富的稻作遺存。據鑑定，屬於栽培稻的秈亞種晚稻型水稻。這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也是亞洲最古老的稻米實物遺存。由此將中國水稻栽培的歷史推到了7000年以前。但那時當地還保留著大片的原始森林，湖沼窪地到處存在，在鐵器農具尚未使用之前，農業生產的大規模發展是有困難的，因而漁獵經濟還占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農業經濟發展的步子比較緩慢。直至春秋時代杭州灣地區的越族還處於“隨陸陵而耕種” 的遷徙農業階段。 司馬遷說：“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應該是戰國至西漢初年江南大部分地區的基本狀況。
兩漢之際，東南地區農業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促進了農業經濟的發展。東漢永和五年 (140)在寧紹平原上興修的鑑湖，溉田九千頃，就是農業發展的典型例子。三國東吳建國東南,特別重視農業生產。“廢郡縣之吏,置典農、督農之官”，在太湖流域大力興辦屯田。東漢末建安以來，中原人民移居東南和將山區越人移出平原後列為編戶，為東南農業提供了先進技術和充分的勞動力。接著是東晉南朝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而引起的大規模興辦水利,開闢農田,使東南地區由“地廣人稀”變為“土地褊狹，民多田少”的發達農業區。糧食增產後的農田價格上張，“膏腴上地，畝直一金”。（《宋書·孔季恭傳》）南朝末年東南“良疇美柘，畦畎相望”，呈現一片富庶景象。梁天監四年 (505)“米斛三十”（《梁書·武帝紀》），也就是說斗米僅三錢。這時東南農業經濟的繁榮是可想而知的了。
隋唐統一後，黃河流域農業經濟一度得到復甦，而東南地區農業的發展勢頭未減。當安史之亂發生後，中原人口再一次南遷進入東南，水利設施普遍興建，不久就成為全國經濟重心所在。韓愈說：“當今賦出天下，江南居十九。”權德輿說：“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之計，仰於東南。”而東南尤以太湖流域常、蘇、湖 3州為最。後經五代錢鏐對太湖流域水系作全面整治，形成了五里一縱浦、七里十里一橫塘的灌排系統，又結合太湖流域環境特點，大力修築圩田，於是“百年間，歲多豐稔”。民間錢五十，可糴白米一石。兩宋時期東南人口高度密集,造成耕地不足,於是圍湖造田、墾殖海塗成為一時風氣。北宋前期占城稻的首先傳入東南地區，又為進一步擴大耕地面積提供了條件。時吳中一帶,“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為田”（《吳郡志》）。另外，南宋時北人南遷，小麥種植獲利倍於種稻，於是東南農戶競種春稼，“極目不減淮北”(《雞肋篇》)。一般農家均推行稻麥複種制， 畝產大為提高。 當時的蘇、常、湖、秀（今嘉興）四州是全國的糧倉。北宋時遠送京師開封,南宋時近輸行在臨安。元時“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十六七”(《國朝名臣事略》卷四)。明成化年間各地運糧至京師4百萬石,南糧占 80%,而蘇、松、常三府又占南糧中大部分。所以明人謝肇淛說：“三吳賦役之重甲於天下,一縣可敵江北一大郡”（《五雜俎》卷三）。當時有“蘇松財賦半天下”之說（嘉靖《上海縣誌》）。清代康熙年間又在蘇州地區推廣雙季稻，畝產顯著增加，成為政府最關注的農業區。直至近代東南地區仍然是中國糧食的主要產地。
綜上所述,中國幾個主要農業區變化的大致過程是：黃河中下游的山麓地帶農業起源很早，以後迅速向平原地區發展，大致到 8世紀中葉前，成為中國主要農業區。以後由於自然條件和社會因素的影響而漸趨衰落。關中平原的農業發展情況大致相同。發展稍遲的成都平原，由於水利條件良好，歷二三千年而不衰。長江下游東南地區原始農業起源也很早，但早期受生產力的限制，進程緩慢。六朝以後才飛速發展，兩宋時躍為全國農業經濟的首位，至今不變。其他如江漢平原、珠江三角洲的農業亦各自有其發展的特點。
中國歷史時期主要農業區的變遷
中國歷史時期主要農業區的變遷
北部永定河和潮白河沖積扇的早期農業發展較緩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只說燕“有魚鹽棗栗之饒”，沒有強調糧食生產。不過從燕國境內出土的大量鐵制農具看來，戰國時燕國農業水平不會很低。另外我們還知道今河北新城、涿縣一帶有個督亢陂在戰國時已經是富饒的水利灌區，荊軻刺秦王，獻的就是督亢地圖。東漢建武年間，漁陽太守張湛在今北京市順義縣境引白河水開稻田約1200公頃，這是北京地區種植水稻的最早記載。以後三國魏嘉平二年 (250)駐守在薊城（今北京城西南隅）的征北將軍劉靖在石景山築戾陵堨，引水（今永定河）開車箱渠,灌田2000頃（約200餘公頃）。不久又自車箱渠引流注入鮑丘水(今白河)，灌田萬餘頃。這是永定河沖積扇上大規模開發水田的先聲。以後西晉、北魏、 北齊、唐代都在此基礎上整修過督亢陂、戾陵堨、車箱渠等工程，發展水田，成效顯著。
河北平原中部地區，由於黃河不斷泛濫，到處是沼澤窪地，人們很難在此定居進行農業。所以從新石器時代開始,經商、周，以至春秋時代,平原中部一直存在著一片極為空曠的人跡稀少地區。以後黃河下游兩岸修築了堤防,湖泊沼澤逐漸乾涸,人們才開始在寬闊的平原上進行耕種。東漢以後人口漸增，農業開始迅速發展。北魏時“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魏書·杜恕傳》)。《齊民要術》中反映的河北平原農業技術已經相當發達。農作物品種很多，有黍、粱、大小豆、麻、大小麥、水旱稻、胡麻、瓜、韭等糧食瓜蔬20餘種。直至唐代安史之亂以前,平原中部水利建設仍十分興旺。唐代瀛州（今河間地區）每縣平均人口在13萬以上，是河北諸州中人口最密集的一州。
總之，自新石器時代開始，河北平原上的農業從太行山麓向東部平原推進，到了唐代安史之亂以前，河北平原已是全國最發達的農業地區，隋、唐前期運往長安、洛陽的糧食主要產於本區。但是，從安史之亂後，河北平原的農業開始走下坡路。冀南、豫北的衛、漳河一帶，由於太行山區森林的破壞。引漳灌溉系統的廢圮，漳水泛濫頻繁，土壤鹽鹼化。《宋史·王沿傳》說：“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而河內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洛之地並漳水者，累遭決溢，今皆斥鹵不可耕”。特別是鄴縣附近,農業十分衰落,至熙寧年間鄴縣被廢為鎮，併入安陽縣。永定河、潮白河流域在遼代是主要農業區。元代以後，國家財政收入寄望於東南，京師附近農業已漸凋敝。雖經元朝虞集、脫脫，明朝的丘浚、徐貞明、徐光啟等都曾企圖在北京附近大力開展農田建設，解決南糧北調問題。結果因缺乏水資源以及權貴的阻撓，未能得以實現。宋代為阻撓遼騎南下，曾在遼宋界河以南從保定至海的幾百里狹長低洼的塘泊地帶內，浚溝洫、置堤堰，開闢稻田，以冀達到既解決軍糧又起軍事防線的雙重目的。雖曾收到短期效果，但以後遼騎不斷南下，戰爭紛紜，再加上黃河屢次北決，堤防破壞，水利變成水害。元明以後，衛河淤高，積水下泄無路，致使土壤鹽鹼嚴重。清代雍正三年至七年間，在怡賢親王允祥的主持下，曾在海河平原上大力開發水利，設立京東、京西、京南、天津四局，共辟公私營田850餘公頃，取得一定效果,但只是曇花一現。雍正八年允祥逝世，人去政息，“司局者無所承稟，令不行於令牧，又各以私意為舉廢”。水田之事，自告罷廢。
中國歷史時期主要農業區的變遷黃淮平原介於豫西山地和魯中山地之間，這裡的農業發展也是首先從東西兩側山麓地帶向相對方向發展的。夏文化中心在今河南潁水上游。農業生產起源很早，吸引了很多人口。西漢時在這裡設定的潁川郡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之一。潁川郡轄境相當今許昌、平頂山、登封、禹縣、鄢陵等十來個市縣地。西漢時卻置有20個縣，有43萬餘戶，221萬餘人口。陽翟縣（今禹縣）有4萬餘戶，10萬餘口。鄢陵縣近5萬戶，口數竟達 26萬。而1982年，鄢陵縣人口也只有48萬餘。由此可見2000年前人口密度之高，如果沒有相當發展的農業水平是難以想像的。東面的汶泗水流在大汶口文化時期(公元前4300～前2400)已以農業經濟為主，種植的農作物以粟為主。以後發展為典型的龍山文化。這些原始文化的遺址多分布在旁山近水的山谷平地和河流兩岸。先秦時代就有許多良田。豫東、淮北平原在戰國秦漢初時，農業還比較落後，所謂“淮北沛、陳、汝南”一帶,土地貧瘠,“寡於積聚”。自漢武帝時代開始在黃淮平原上大興水利，農業即為改觀。到了漢昭帝時(公元前86～前74)，宋、衛、韓、梁等地，已是“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鹽鐵論·通有》），後經三國曹魏鄧艾在淮北大力興辦屯田，修渠道陂塘，潁淮之間，阡陌相望，將黃淮平原上的農業推向新的高潮。唐宋時代汴、蔡、渦、潁、濉等豫東淮東平原上的一些主要河流的沿岸農業都很發達，人口也很密集。金元以後黃河長期南泛奪淮入海，黃淮平原上的水利系統全遭破壞，河流淤淺，陂塘填平，農業生產才一落千丈。直至近代到處是沙荒、鹼地，水澇災害屢年不斷，成為農業落後的地區。
關中地區本區的農業中心是在渭河平原或稱關中平原。據多年來考古資料證明，在仰韶文化時期這裡的氣候溫暖濕潤，水草豐茂，自然條件優越，適宜人類居住。仰韶文化型半坡遺址的先民已過著定居生活，社會經濟以農業為主，出土的農具有700多件,還有粟米和菜籽等遺存。同時還飼養了家畜，兼營漁獵。說明這時的農業已脫離了初期原始階段。關中平原農業的初具規模是在周人古公亶父從陝西彬縣、旬邑一帶遷至周原以後開始的。周原北靠岐山，南臨渭河，河貫其中，為農田灌溉提供了有利條件。周人原為農業民族，至此更勤於開發，芟除雜草，開墾新田，使當地農業迅速發展起來。據《詩經》、《史記》等書的記載，西周時關中平原的農業生產技術和管理水平已經相當高了。農作物除了適宜北方水土的黍、稷、粟、麥以外，還種植了水稻。西周之所以能滅商，有雄厚農業生產基礎的關中平原為後方根據地，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春秋時期，關中平原的農業繼續保持著向上發展的勢頭。公元前647年,秦國拿出大批糧食支援晉國的饑荒，說明這裡已經有了儲糧可以向外輸送。進入戰國，鐵制農具的使用和農戰政策的推行，使關中平原最早獲得“天府”的譽稱。
秦統一全國前久，關中平原出現了規模最大的灌溉工程鄭國渠，漢武帝時又興修了 六輔渠、 白渠、漕渠、成國渠等，使渭河兩岸土地都得良好的灌溉。長安附近被稱為“天下陸海”、“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漢書·東方朔傳》）。近幾十年考古發現了不少西漢中期以後的鐵犁鏵，出土最集中的是關中平原；趙過代田法首先在先中推行；《汜勝之書》所反映西漢後期關中地區相當高的農業生產技術，這些都表明西漢中期以後關中平原的農業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管理水平在全國是第一流的。在主要糧食作物方面也有了提高，西周時代關中糧食作物以黍稷為主。戰國時以菽粟為主。漢武帝時董仲舒還說“今關中俗不好種麥”，可是在成帝時《汜勝之書》中談到種麥的地方最多，正是關中地區農業水平提高的反映。
西漢以後關中平原的農業生產遭到兩次嚴重破壞。一次西漢未年的王莽之亂，“長安為墟，城中無人行”。關中地區人口銳減。一次是東漢未年的董卓之亂，長安地區成為戰場，“谷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原來三輔地區有民居數十萬戶，此後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晉書·食貨志》）。魏晉十六國北朝時關中水利都有所建樹，農業生產稍有復甦，但已遠非秦漢時可比。
隋唐時期關中平原再度成為全國政治中心。農田水利倍受重視。唐前期在渭河南北修復漢魏以來舊渠和開鑿新渠為新不少，但效益卻不理想。如修復的鄭國渠和擴建後的三白渠,在唐前期所灌溉面積僅秦漢時代的1/4弱，而後期僅及 1/7。所以當時關中地區雖仍號稱沃野，然“所出不足以給京師”。而東部平原在隋唐時代農業生產十分發達，成為全國經濟重心所在。從東部地區運輸糧食給關中成為當時中央政府的頭等大事。隋煬帝時事實上的首都在洛陽,唐高宗以後很多帝王趨食洛陽,就是為了迎就漕糧之便。隋唐時代關中地區農業不能振興的原因有三：一是人口驟增，如唐天寶初年京畿道人口達三百餘萬。而平原上可耕地均已開闢，擴大耕地面積比較困難。二是秦漢以來對涇、渭、北洛河上游的過度開墾，使水土流失嚴重。涇、渭等河含沙量很高，遂使引以為源的人工渠道淤淺,灌溉作用減低,如唐時鄭國渠在石川河以西河段已經淤廢。宋代鄭白渠渠口淤高，涇水難以引入，水源短缺影響灌溉作用。三是關中地區為王侯權貴之家的集中地。他們在渠道旁競造碾磑，耗費水量，使渠流梗澀，減弱水利效能。
中國歷史時期主要農業區的變遷宋代建都開封，對關中地區不如唐代重視。鄭國渠已“全廢不可復”，白渠所溉“不及二千頃”。元代關中的“渠隁缺壞，土地荒蕪。陝西之人雖欲種蒔，不獲水利”（《元史·河渠志二》）。關中地區灌溉系統破壞後，農業發展大受影響。明清時期關中農田水利建設的特點是小型灌溉工程普遍開展，仍不失為西北重要小麥產區。但其在全國經濟地位已遠不如漢唐時代。晚近以來關中旱災頻仍，無疑與水利衰落有關。
長江上游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川西地區是中國古代主要農業區之一。在進入有文獻記載的歷史時期，這裡是古代蜀國的土地。在相當中原西周至春秋中期的蜀王杜宇“教民務農”，“以汶山為畜牧”時成都平原已以農業經濟為主。戰國時代的成都平原已物產富饒為秦國所垂涎。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滅蜀,置蜀郡。公元前308年秦司馬錯率巴蜀眾10萬,大船萬艘,米六百分斛,浮江伐楚。可見當時成都平原農業基礎之雄厚。公元前256年蜀守李冰主持興築都江堰，使成都平原一躍為與關中平原並稱為“陸海”、“天府之國”的主要農業區。秦定六國，徙大批工商業者入蜀。卓氏、程鄭正是六國亡後入蜀，後冶鑄致富。冶鐵的發展，必然促進農業工具的發展，從而提高農業生產力。楚漢之際，蜀漢地區成為劉邦的後方糧倉。西漢末年成都一縣有戶7.6萬,僅次於首都長安縣（八萬戶），在《漢書·地理志》有戶口數記載的10個縣中占第 2位。近年來在成都平原出土了不少漢代水田陂塘的陶製模型和漢畫象石，都反映當地的農業生產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自漢以降，山東、江南有災，往往下巴蜀之粟賑饑。中原有亂，就有大批人口徙避入蜀。但從未聞有人滿糧缺之患。與關中平原相比，成都平原自然條件更優越，又未遭關中戰亂的厄運。故農業經濟長期不衰。唐時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莫不取於蜀（陳子昂《上蜀川軍事》）。平原的政治經濟中心成都又為僅次於揚州的全國第二大都市。安史之亂，中原衣冠士庶大批流入蜀地，給成都平原的糧食供應增加了很大的壓力。於是只有擴大耕地面積，提高產量。五代時割據四川的前後蜀政權，府庫充實。糧食價格下降至“斗米三錢”） （《蜀檮杌》）。後唐平蜀時，得儲糧 253萬石（《蜀鑒》卷七）。足見小小的蜀國農業經濟十分發達。宋代成都平原“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從13紀初開始，先是宋金戰爭，後是宋蒙戰爭,“四川累經兵火,百姓棄業避亂”（《宋史·食貨志上一》）。以後元末明末清初,成都平原都曾遭受嚴重的戰禍和自然災害,“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之”（《明史·張獻忠傳》）。農業生產深受破壞。但由於其水利條件優越，特別是元明清3代在成都平原上反覆改建都江堰工程,水利效能不斷提高，是中國2000多年來唯一長期保持穩產高產的主要農業區。
東南地區此處專指太湖流域和杭州灣地區。據多年考古證明，本區發現的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已是以種植水稻為主的農業經濟文化。餘姚河姆渡遺址有豐富的稻作遺存。據鑑定，屬於栽培稻的秈亞種晚稻型水稻。這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也是亞洲最古老的稻米實物遺存。由此將中國水稻栽培的歷史推到了7000年以前。但那時當地還保留著大片的原始森林，湖沼窪地到處存在，在鐵器農具尚未使用之前，農業生產的大規模發展是有困難的，因而漁獵經濟還占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農業經濟發展的步子比較緩慢。直至春秋時代杭州灣地區的越族還處於“隨陸陵而耕種” 的遷徙農業階段。 司馬遷說：“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應該是戰國至西漢初年江南大部分地區的基本狀況。
兩漢之際，東南地區農業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促進了農業經濟的發展。東漢永和五年 (140)在寧紹平原上興修的鑑湖，溉田九千頃，就是農業發展的典型例子。三國東吳建國東南,特別重視農業生產。“廢郡縣之吏,置典農、督農之官”，在太湖流域大力興辦屯田。東漢末建安以來，中原人民移居東南和將山區越人移出平原後列為編戶，為東南農業提供了先進技術和充分的勞動力。接著是東晉南朝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而引起的大規模興辦水利,開闢農田,使東南地區由“地廣人稀”變為“土地褊狹，民多田少”的發達農業區。糧食增產後的農田價格上張，“膏腴上地，畝直一金”。（《宋書·孔季恭傳》）南朝末年東南“良疇美柘，畦畎相望”，呈現一片富庶景象。梁天監四年 (505)“米斛三十”（《梁書·武帝紀》），也就是說斗米僅三錢。這時東南農業經濟的繁榮是可想而知的了。
隋唐統一後，黃河流域農業經濟一度得到復甦，而東南地區農業的發展勢頭未減。當安史之亂發生後，中原人口再一次南遷進入東南，水利設施普遍興建，不久就成為全國經濟重心所在。韓愈說：“當今賦出天下，江南居十九。”權德輿說：“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之計，仰於東南。”而東南尤以太湖流域常、蘇、湖 3州為最。後經五代錢鏐對太湖流域水系作全面整治，形成了五里一縱浦、七里十里一橫塘的灌排系統，又結合太湖流域環境特點，大力修築圩田，於是“百年間，歲多豐稔”。民間錢五十，可糴白米一石。兩宋時期東南人口高度密集,造成耕地不足,於是圍湖造田、墾殖海塗成為一時風氣。北宋前期占城稻的首先傳入東南地區，又為進一步擴大耕地面積提供了條件。時吳中一帶,“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為田”（《吳郡志》）。另外，南宋時北人南遷，小麥種植獲利倍於種稻，於是東南農戶競種春稼，“極目不減淮北”(《雞肋篇》)。一般農家均推行稻麥複種制， 畝產大為提高。 當時的蘇、常、湖、秀（今嘉興）四州是全國的糧倉。北宋時遠送京師開封,南宋時近輸行在臨安。元時“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十六七”(《國朝名臣事略》卷四)。明成化年間各地運糧至京師4百萬石,南糧占 80%,而蘇、松、常三府又占南糧中大部分。所以明人謝肇淛說：“三吳賦役之重甲於天下,一縣可敵江北一大郡”（《五雜俎》卷三）。當時有“蘇松財賦半天下”之說（嘉靖《上海縣誌》）。清代康熙年間又在蘇州地區推廣雙季稻，畝產顯著增加，成為政府最關注的農業區。直至近代東南地區仍然是中國糧食的主要產地。
綜上所述,中國幾個主要農業區變化的大致過程是：黃河中下游的山麓地帶農業起源很早，以後迅速向平原地區發展，大致到 8世紀中葉前，成為中國主要農業區。以後由於自然條件和社會因素的影響而漸趨衰落。關中平原的農業發展情況大致相同。發展稍遲的成都平原，由於水利條件良好，歷二三千年而不衰。長江下游東南地區原始農業起源也很早，但早期受生產力的限制，進程緩慢。六朝以後才飛速發展，兩宋時躍為全國農業經濟的首位，至今不變。其他如江漢平原、珠江三角洲的農業亦各自有其發展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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