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通史

《中國文學通史》是2013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張炯、鄧紹基、郎櫻。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文學通史
• 作者：張炯,鄧紹基,郎櫻
• ISBN：978-7-5399-5-002-0
• 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

內容簡介

第一套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通史 。內容最權威，資料最翔實，涵蓋面最廣，洋洋12卷，近七百萬字。從先秦到二十世紀末，包括港澳台文學史和各少數民族文學史，由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和國內幾十所高校組成的頂級專家組，歷時十年，嘔心打造。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全國最高水準。《中國文學通史》是一部由代表國家級水平的專家團隊歷時十餘年精心打造的精品文化工程，代表了近年來中國文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了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趨勢，對弘揚傳統文化，傳承中華文明，繁榮新時期文學研究，促進各民族的團結，都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同時也滿足了近年來各地科研院所、大專院校、圖書館以及專業人員的科研與閱讀需求，對滿足年輕讀者的數位化和線上閱讀需要亦有所助益。

作品目錄

第一卷 先秦至隋代文學

第二卷 唐代文學

第三卷 宋遼金文學

第四卷 元代文學

第五卷 明代文學

第六卷 清代文學

第七卷 近代文學

第八卷 現代文學（上）

第九卷 現代文學（下）

第十卷 當代文學（上）

第十一卷 當代文學（中）

第十二卷 當代文學（下）

文摘

實際上，文本的性質是由它所承擔的社會功能所決定的。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爭論，隨著《詩經》在先秦時代所承擔的社會功能及其結集、流傳的歷史逐漸被廓清，對於《詩經》文本性質的認識也逐漸達成共識：《詩經》作品不是民歌，它是為了滿足儀式配樂和儀式諷諫的需要而創作和採集的各種樂歌，周代禮樂制度下的各種典禮儀式就是它賴以產生、存在、傳播的溫床。

《詩經》作品的產生依賴於儀式和音樂，因此，自古流傳下來的“國風”、“小雅”、“大雅”、“頌”的四分法，實際上也體現了這些詩歌不同的音樂屬性與社會功能，他們的產生都與音樂相關。具體而言，“風”指聲音、曲調。聲音、曲調有清濁之分、方域之別，所以“風”字之前多有“清”、“土”、“衛”等詞以作限定。與雅、頌之音相區別的“風”，指王畿之外各地的鄉樂、土風；而《詩經》中的“風”，則指那些配合鄉樂、用方言來歌唱的十三國風的歌辭。這些與鄉樂配合而歌的“風”，雖然經過王室樂官雅言化的加工處理，在文詞、音韻上表現出了統一的傾向，但其濃郁的地方色彩仍當通過音樂與歌唱表現出來。季札觀周樂，聞其聲即知其名。他之所以能如此，音聲曲調的地域性差異當為最主要的原因。

《詩經·國風》中的“二南”，是“鄉樂”中倫理地位比較特殊的一個小類。它們本是西周初年周、召二公岐南采地的鄉樂，周公制禮作樂時取之以為王室房中之樂、燕居之樂，被稱為“陰聲”，具有“雜聲合樂”的特點，與雅頌儀式之樂不同。東周以後，“二南”地位上升，成為王室正樂的組成部分，被用於正式的儀式場合，配樂之歌就是現存的“二南”諸詩；隨著這種轉變的發生，“二南”之樂的產地亦由岐南移到了東周畿內。這裡有一點需要說明：周公、召公取以為《風》的《周南》、《召南》，指流行於周、召二公采地的鄉樂，與《詩經》中作為東周王室樂歌的“二南”雖有聯繫，但在時代、地域、性質以及倫理地位等方面都存在著很大的不同。由於以往的詩經學研究者往往將它們混為一談，這才使“二南”問題成為詩經學史上的一大公案，引發了無數爭論。

“雅”的得名，最早當與一種名“雅”的樂器相關。據考證，雅是一種大鼓，而鼓正是天子、諸侯、大夫士上下通用的樂器之一，其使用範圍正與雅樂相合。而周人總是以夏人後裔自詡，“雅”與“夏”在聲音上的相通，使本為樂器之名的“雅”具有了指代中原正聲的文化意義。“雅者，正也。”“雅”由此成為以中原正聲為基礎的朝廷之樂的名稱；《詩經》中的《雅》，就是配合這種正聲音樂，用於天子、諸侯朝會宴享儀式的樂歌。

《詩經》中的“雅”，又分為《大雅》和《小雅》。從產生時代上看，《大雅》在西周初年即已出現，貫穿了整個西周時代，而《小雅》則集中在西周后期的宣、幽時代；從表演方式上看，《大雅》用工歌、樂舞配合的方式表演，而《小雅》則用工歌、笙奏、間歌的方式表演。除此之外，《禮記·樂記》記載了師乙答子贛的一段話，其中說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將《大雅》、《小雅》與《頌》、《風》、《商》、《齊》並立，這似乎說明，大、小《雅》在音樂形式上存在著差異。音樂性質上的差異，也許是《大雅》與《小雅》分編的根本原因。 而“頌”的得名，則緣於一種名“庸”（鏞）的大鐘。殷墟甲骨中多次出現“作庸”、“奏庸”的文字，甚至連搬運庸的途徑也要經過卜問。由此可知，庸在殷商時代是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樂器，它作為成功與王權的象徵，在當時人的意識中有著特殊的意義。“頌者，容也。”清代學者阮元訓其為舞容。在商代，奏庸與舞蹈原本就是關係非常密切的祀典內容，它們的共同目的，就是“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以祈取福佑。“頌”字“從頁公聲”，聲與“功”同，本可通用'而祀典儀式中歌舞之容與象徵王權、成功的“奏庸”之事的配合進行更強化了“頌”的“美德”、“告功”意義。由此，以儀容為本義的“頌”逐漸取得了本屬於“庸”的“言成功”的意義，在“庸”字的這部分意義隨著鏞鐘的消失而漸趨隱沒的同時，“頌”亦由“形容”之義漸變而成為“以其成功告於神明”的天子祭祀之樂的專稱。

作品影響

該書獲得第四屆中華優秀出版物提名獎。

版本信息

書名：中國文學通史(12卷)

定價：1500.00元

出版時間：2011年12月

版次：第一版，第一次

開本：16

裝幀：精裝

作者簡介

張炯（1933～）漢族，福建福安人。中共黨員。1948年10月參加革命，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作品與爭鳴》月刊主編、《評論選刊》雜誌社社長、《文學評論》雜誌社社長兼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兼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和榮譽學部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和名譽副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名譽會長。著有評論集《文學真實與作家職責》、《新時期文學評論》、《文學的攀登與選擇》、《走向世紀之交》、《文學的回眸與思考》、《文學評論與對話》、《文學多維度》；專著有《創作思想導向》、《新時期文學格局》、《毛澤東與新中國文學》、《社會主義文學藝術論》、《社會發展與中國文學》、《文學多維度》和作品集《遲開的梨花》；主編有《中國當代文學講稿》、《新中國話劇文學概觀》、《新中國文學五十年》和《新中國文學史》（兩卷）、《中華文學發展史》（三卷）、《共和國文學60年》（四卷）、《新文藝大系·理論·史料集（1949～1966）》，與人共同主編《當代文學新潮》、《中國文學通典》（四卷）、《世界華文長篇小說叢書》（十二卷）。獲國內獎項多次。並獲劍橋國際傳記中心授予的二十世紀成就獎。

鄧紹基（1933～）江蘇常熟人。中共黨員。1955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文學評論》副主編兼編委，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近代文學學會會長，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中國杜甫研究會副會長，國家古籍整理規劃小組學術委員。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1950年開始發表作品。專著有《〈紅樓夢〉論叢》、《杜詩別解》，主編有《元代文學史》、《中國文學通史系列》。還擔任過《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編委和《中國文學通典》主編。其《元代文學史》曾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研究成果獎。

樊駿（1930～）浙江鎮海人。195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員，《文學評論》編委，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副會長。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1955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論文集兩卷，曾協助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文學簡史》。擔任過《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編委。曾長期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其長篇論文《論說老舍》曾獲魯迅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