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法制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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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簡牘的出土，尤其近數十年經科學發掘出土的簡冊，為研究古代法制提供了豐富資料。20世紀70年代，湖北雲夢縣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一批竹簡，其中多是秦時的法制文獻。筆者有幸隨諸位歷史學者、古文字家參與整理、注釋。由此開始對古代法制的研究，開始對前人已輯錄成冊的秦漢簡，如《睡虎地秦墓竹簡》、《居延新簡》、《敦煌漢簡釋文》，以及以後陸續出土的漢代簡牘，如《使者和中（仲）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尹灣漢墓簡牘》、《張家山漢墓竹簡》等資料，進行爬梳，將其中漢代的律、令、式等條文，一一考證，厘定性質。將散見於其中屬於舉、劾、案驗文書和債務文書竹簡考訂成篇。擴展了對漢代律令、司法制度的了解。出土的這些簡牘，大大增長了對秦漢法制的知識。並從中令人窺察到封建社會演進的陳跡。茲有兩點認識，值得在此一述。第一點，中國古代的徒刑制度是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變化，逐漸演進的。封建時代實行的有一定刑期的徒刑制度，是由奴隸時代將罪犯定為官奴隸，令其終身服役的刑罰制度逐漸演變而形成的。從雲夢秦簡中發現秦時的刑徒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斥候，都是因犯罪而定為終身服役的官奴隸，不經過赦、贖不得恢復為自由庶民。西漢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詔令，廢除此種刑罰，規定出上述刑徒的刑期，所謂“有年而免”。此論糾正了東漢衛宏《漢舊儀》對秦刑徒身份的錯誤認識。漢文帝廢除刑徒為官奴隸的刑罰，不僅是對刑罰制度的重大改革，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廢除奴隸制度的重要舉措。眾所周知，奴隸制社會的奴隸，主要來源有三：戰俘、罪犯和債務奴隸。漢文帝廢除以罪犯為官奴隸的制度，自然具有瓦解奴隸制社會的重要意義（詳見本書載文《秦律中“隸臣妾”問題的探討》，《秦律中的刑徒及其刑期問題》）。第二點，從秦漢竹簡得知，當時的統治者很重視法律的貫徹執行。那時已經制定出較完備的司法審判制度。雲夢秦簡中有一冊署為《封診式》的法律文書，詳細規定了審案的基本原則，對於各類案件如何偵破、勘驗、審訊都有具體規定，並列出相應的文書程式。漢初制定出了更完備的司法審判制度。《張家山漢墓竹簡》中有題為《奏讞書》的案例彙編一冊，其中秦漢時期的奏讞文書十五例，闡述錄囚、乞鞫、複審、集議、偵緝典型案例五件。另外還有春秋時期的辦案故事兩則。收入這兩則當時流傳的故事，是為了提倡司法者辦案應當實事求是，執法不阿。漢初，戎馬倥傯，百廢待興。匆忙之中卻急著頒行這樣一冊法制文獻推行新的司法審判制度，足以說明當時的統治者對法制建設的重視。史學家班固曾說，春秋以降，“諸子百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而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漢書·藝文志》。此說符合歷史實際。不僅先秦諸子百家如此，任何一個時代的社會意識形態的產生、發展及其相互關係也都是如此。法制、法學與其他各種社會學說一樣，與其同一時代的社會諸意識形態的關係，也是互有影響，甚至是“相反而相成”的。在研究法制問題時不注意這種複雜的關聯，就不可能正確揭示出古代法制的特點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基於這種認識，我很注意秦漢時期的法制與先秦時期諸子百家學說的關係。從古代法制文獻中可以看出，制定於先秦時的法制，尤其頒行於秦、漢的律令、條文、篇章，都很有“法”的特性。“法”已有專門的術語、名詞，即所謂“法言”、“法語”。這也就是說，法學已經成為獨立的學科了。但在思想內容方面，這門初形成的學科，與先秦諸學說確有密切關係。諸子學說中，與法制、法學最密切的當數法、名、儒三家。法家主張法治，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主張強化君主專制，以嚴刑峻法治民。他們認為法作為治國工具，人的行為規範的總和，應該公正、公開、平等。《管子·禁藏》：“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管子·七法》：“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韓非子·定法》：“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法家上述論點，於秦漢時代頒行的法制中基本得到印證。它為中國古代法制構築了法理論基礎。名學，又稱辯學，隨著先秦法家學說同時興起的學問，專門研究概念、判斷、推理和事物間相互聯繫的規則、規律的學科。先秦以後，秦漢時代制定的法律制度，使用的名詞、術語，概念精當，論證命題的判斷推理符合邏輯，法制條文和體例周密、協調，審判過程嚴謹有序。這些無不與名學的興起有關。本書所載《論中國古代法學與名學的關係》，專門闡述了名學的主要範疇“類”、“故”、“譬”、“效”、“辯”及其基本論點“循名責實”、“參伍案驗”、“微顯闡幽”等，對於中國古代法制、法學有廣泛而深入的影響。以名學為邏輯理論基礎的古代法制、法學，有別於當時的政治學、哲學、倫理學，成為中華法系的顯著特徵。先秦諸子之中，儒學與中國古代法制的關係最為密切。如果說秦時的法制基本上是以法家思想為理論基礎，漢以後逐漸由儒家學說所代替。西漢武帝時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這時興起的儒家公羊學說成為了治國指導理論。史載：“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漢書·五行志》。“於是上（武帝）尊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漢書·儒林傳》。經董仲舒等人發揮、宣揚的“春秋”之義，成為治世政治理論，在社會生活各方面（包括法制建設）受到重視。（一）重“三綱”，維護封建等級制度“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早在戰國時代就有此論。漢董仲舒對於確立“三綱”的神聖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他綜合先秦儒、法、陰陽諸家理論對“三綱”問題作了全面論證，使之成為封建統治者調整社會關係的指導原則。漢以後歷代法制明確規定破壞綱常倫理的行為為犯罪，甚至是重罪。法制是維護“三綱”的工具。（二）“大一統”，強調君主中央集權“大一統”是儒家一貫的政治主張。孔子說：“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孟子強調：“定於一。”荀子說：“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公羊學因襲先秦儒家主張，進一步闡發“大一統”的微言大義，宣稱“大一統”是一則永恆規律：“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書·董仲舒傳》。這就是說，實行君主中央集權專制合乎“天道”。“大一統”理論的主要內容有兩點：一是實行君主中央集權制，所謂“諸侯皆系統於天子，不得自專”。同上。二是實行思想文化一統，所謂“六契約風，九州共貫”。《漢書·王吉傳》。在公羊家看來，此二者是一國實行法治的基礎，只有遵循此原則，才能“法度可明”、“統紀可一”。（三）尚法制，重視以律令治國經學家皮錫瑞說：“《春秋》近於法家。”他說的“近於法家”（清）皮錫瑞：《經學通論》卷四。表現在重視以法制建立、維護社會秩序的功效。尤其注意以法律維護以“三綱”為核心的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西漢社會實際也證明公羊學派崇尚法制。漢武帝提倡公羊學，在政治上重用公羊派人物，如任公孫弘為丞相。公孫弘與董仲舒齊名。“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希世用事，位至公卿”，封平津侯。漢代丞相封侯自此始。曾“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奸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寢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十條，千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徧睹”。《漢書·刑法志》。《漢書》中的這段記載，足以說明公羊學派崇尚法制。（四）任權變，主張行權濟事變司馬遷強調學習《春秋》的重要性時說道：“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史記·太史公自序》。這就是說學習《春秋》，既可以通經，又能夠懂權。無怪乎東漢經學家賈逵說：“公羊多任於權變。”《後漢書·賈逵傳》。“經”，儒家經義，一般原則。“權”，原則的靈活運用。公羊學任權變，是說制定方針政策，或處理具體事情，可以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措施，即便這些措施與儒家經義有所牴牾，也是允許的。董仲舒曾說：“《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春秋繁露·竹林》。“《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春秋繁露·精華》。“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春秋繁露·玉英》注。司法審判實踐常有依律斷案，違背常理的事例。如何處理這類案例？依公羊學的“經權”主張，可不依法辦案，而變通處理。所謂“陽為德，陰為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春秋公羊傳》桓公十一年。有學者認為：“後世刑書，有律有例，律以斷法，例以準情。律一定，而例因時而變通。經猶之律，權猶之例也。”《春秋繁露·玉杯》注。以例變通律的規定，就是公羊學的經權理論在法制中的套用。在研究中國古代法律思想史時，應始終關注儒家上述基本原則與研究儒學與法制的關係時，還有一個問題當引起人們的注意，那就是儒者積極參與法制實踐活動。一是參與釋律，即對律文“緣飾以儒術”。漢王充說，董仲舒解律，“表《春秋》之意，稽合於律，無乖義者”。二是主張“引經決獄”（亦名“春秋決獄”、“經義決獄”）。所謂“引經決獄”，即要求審理案件時，以儒學經義作為分析案情、適用法律，以及定罪量刑的理論依據。簡言之，即以儒說指導司法審判活動。經董仲舒等人倡導的這種審判案件的方式漢代頗為盛行。儒者的釋律和引經決獄，對於中國傳統法律“儒家化”產生過重要作用。以上所述可以說明，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形成之初，就與先秦諸子中的法、名、儒學說有密切關係。研究法制史，務必正確揭示出其間的關係。如此方能展現中國古代法制的特徵及其發展、演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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