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篇小說年選

內容簡介

《中國中篇小說年選(2011年選)》可能是2011年最好的文學選本！

為什麼要閱放刪殼讀？因為它幫助你發現孤獨——抓住它，你才可能真正理解“這個黃昏，抑或是那個吻”的意義。它們必定不是通常說的那樣。這是一個有關於自我認知、覺醒與“溢出”的奇異旅程。為了淋歡笑讓它妙趣橫生，閱讀還將送給照嘗悼櫻你一個特殊的禮物：幾個一輩子的，不被距離、時間、生硬的現實所改變的朋友。本書由孟繁華主編。

圖書目錄

批判性與文學精神的重建

入流

出塵記

誓言

幸福地圖

逃亡者2

歡樂

隱匿者

相望江湖

根

劉萬福案件

文摘

船進入上江，就不斷有小艇圍上來，那種電影電視裡海上槍戰中常出現的雅瑪哈快艇，塑鋼船殼，漂亮得像炫翅的金蜂，嗡嗡叫著。它們在陳拴錢的大船前後游弋，犁出一道道白色浪花。拴錢的船尾也拴著一艘，追隨著大船。拴錢尤其喜歡駕駛這條小艇撒野，如同開慣了大卡的司機稀罕玩一玩兩輪摩托。但現在拴錢不睬他們，原速前進，一會兒那些小艇就散開了，像是一群沒找著肉的蒼蠅，根水把頭探進駕駛艙，說，三叔跟他們談價呢。拴錢朝後視鏡瞄了一眼，老三的船頭正越來越小，老三把速度放緩了，後面的船都跟著慢了。一會兒，對講機嗡嗡的雜音里傳來老三陳三寶的聲音，哥，他們只要五塊呢。拴錢說，走。三寶說，哥，你再想想，比白臉那邊便宜一半呢，我省了五千翻請腿，你就省了一萬，固城船隊就省了幾十萬。拴錢說，你再不跟上，耽誤在白臉那兒排隊了，你莫非真的放得下白臉那兒的樂子？對講機里只剩了嗡嗡的雜音，老三沒聲音了，拴錢看後視鏡，老三的船頭從一點蒼蠅屎膨脹成了火柴盒大小，老三還是跟上來了，整個船隊也跟上來了。

那些小跨轎挨罪汽艇是打沙船派出的說客，過了和縣，江面上就停泊了三三兩兩的打沙船，船不大，二三百的噸位，但聲音巨大，馬達轟鳴能讓幾里路內的江面震耳欲聾。你想一想，它有一根一人抱不過來的鐵管子戳在江底，把江底的黃沙吸上高出江面幾十米的船艙，那樣的力氣，吸沙泵需要多大的馬力。拴錢對根水說，就像把一根鋼管捅進了女人的深處，把粉嫩的血啊肉啊扯成碎片再源源不斷地吐出來。根水說，那這長江的江底一定痛得厲害。拴錢說，你這伢子，你還真把這長江比女人了，就是女人，每個月也得把身子裡沒用的血淌出來，不淌出來就阻了血脈，像這長江，不吸掉江底的泥沙，就要抬高河床，阻塞河道，那也不舒暢。

其實，你把長江比作女人也真沒錯。拴錢一隻手摸出一根煙，另一隻手還是放在舵盤上，根水用打火機幫他點上了。拴錢吐出一口煙說，就是一個女人，也不能不停地讓男人去乾，那就把它當成了婊子，就把這女人害了。政府限制打沙船，就是規定了不是什麼男人都可以乾，江底的沙子也是一層保護層，挖深了挖多了，兩邊的河床就會坍塌，甚至江堤的根基也會凹陷，那洪水一到，兩岸邊的老百姓就遭殃了。根水說，你比我們大學裡的老師講課還講得好哩。拴錢說，你伢子笑話你叔呢。

確實，長江這碗飯不是什麼人都能吃的，你得有相關部門的營業執照，執照限額，這塑膠皮本子就比黃金還貴，轉一下手就是上百萬。這世道有錢的人多，你買吸店抹沙泵，置打沙船，出手就得二三百萬，你再花百萬大洋買到了營業執照，但管事的部門未必會讓你過戶，你走通了紅道，還有黑道，有錢不等於就能在長江里充大爺。長江里的大爺很多，一段江面就有一個大爺，有的還不止一個大爺，人家是時刻準備著豁出身家性命的。能讓岸上江上的各路大爺都敬你讓你，這樣的人不多，白臉算是一個。拴錢認準了在白臉這裡裝沙，原因有很多，最簡單的一條，白臉能一年四季不停地吸沙泵，水警一封江，其他的打沙船都啞了，白臉的馬達叫得更歡，裝沙笑員故的船隻排出幾里路，白臉的手下拿著記錄本，不是老客戶都得響機器走船，你哭著喊著求都沒用，白臉說這世上做什麼事都有規矩，守規矩就是講道義。你的船如果一連三個月都裝不上沙，你就只能喝西北風，卸沙的沙場老闆長時間見不著你的船，也會換了別的主兒。白臉的黃沙是比別人貴，但白臉能保障供給，沙子也永遠比別人的好，飽滿，金黃，堆在船艙像是金黃的稻穀堆在糧倉。白臉的手下開著小艇四處轉悠，人家不是攬生意，人家不需要攬生意，他們發現了誰家的打沙船打出了好沙子，他們的打沙船就會徑直開過去。長江不是你家的水缸，你能舀一瓢我也能舀一瓢，有本事你打個蓋子把長江蓋上。識相的趕緊移船別處，不識相的隔天就會機器出故障，甚至操作手失蹤。白臉會親自上船，扔上幾捆百元大鈔，叫你趕緊修機器，機器一響，黃金萬兩，停一天就是幾十萬呢；或者表示對失蹤者的深切同情，人心都是肉長的，每個江上混生活的背後都有一家老小指望著。不是不講道理，講的不是岸上的道理，在水上只講水上的道理。

三寶不是不明白拴錢的心思，可是三寶眼窩子淺，舍不下眼前能省下的五千塊沙錢。拴錢擔心的不是三寶的腦筋不夠用，而是擔心一個男人眼界不寬廣，容易被絆得鼻青臉腫，老話說，行船眼觀十里水哩。

白臉的打沙船在拴錢的望遠鏡里越來越清晰，船樓上掛著一面金黃的旗幟，旗幟的中間是一個大大的“4”字。這是白臉的第四條打沙船，邊上泊著兩條空船等著裝沙，儘管噸位不大，但是因為貨艙空著，船體浮在江面，像是兩幢高大的樓房聳立著，相比之下，打沙船就顯得像是高樓下的窩棚，只是那根輸沙管直衝雲天，居高臨下地讓人不敢小瞧。一陣喜慶的鑼鼓聲在嘈雜的馬達聲中躍然而出，接著歡呼聲向拴錢的船頭襲來，“歡迎歡迎，歡迎拴錢老大來裝金沙。”拴錢和根水都開心地笑了，這是打沙船的大喇叭里播出的，這樣的待遇只有幾個在長江里名聲響的船隊老大才能享受，拴錢嘴上不說，心裡受用，他按響一長一短兩聲汽笛致意，駕駛著氣勢雄渾的鋼船緩緩靠過去。

下了錨，三寶的船也靠了過來，拴錢放了軟梯，根水擠過來，拴錢說你去湊什麼熱鬧，根水說我去替我爹娘為龍王爺上香，拴錢無語，三寶先下了軟梯，說快走快走吧，襯衫的口袋裡塞了鼓鼓的鈔票，他讓這點錢燒得慌。拴錢白了一眼三寶，讓根水也下了軟梯上小艇。P1-3

序言

在當下的語境中，不被質疑的領域幾乎不存在。因此文學遭遇怎樣的詬病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在不斷發展變化的文學中看到了什麼。就2011年的中篇小說而言，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應該是批判性與文學精神的重建。這裡著重分析的“江湖黑幕”、“都市生活”、“世風世相”和“人間萬象”，其所指都具有鮮明的批判性。這個批判性不是作家的姿態，而是現實生活方向感和價值觀的偏離所致。文學的批判不見得能夠改變現實，但是，文學所持有的立場，將會緩慢地作用於社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社會矯正器的作用，這也是文學在今天讓我們深感欣慰的所在。

一、“江湖”黑幕與傳說

2011年第2期的《人民文學》發表了餘一鳴的中篇小說《入流》，發表後好評如潮。小說構建了一個江湖王國，這個王國里的人物、場景、規則等是我們完全不熟悉的。但是，這個陌生的世界不是金庸小說中虛構的江湖，也不是網路的虛擬世界。餘一鳴構建的這個江湖王國具有“仿真性”，或者說，他想像和虛構的基礎、前提是真實的生活。具體地說，小說中的每一處細節，幾乎都是生活的摹寫，都有堅實的生活依據；但小說整體看來，卻在大地與雲端之間——那是一個距我們如此遙遠、不能企及的生活或世界。

《入流》構建的是一個江湖王國，這個王國有自己的“潛規則”，有不做宣告的“秩序”和等級關係。有規則、秩序和等級，就有顛覆規則、秩序和等級的存在。在顛覆與反顛覆的爭鬥中，人物的性格、命運被呈現出來。長篇小說主要是寫人物命運的。在《入流》中，白臉鄭守志、船隊老大陳拴錢和月香、三弟陳三寶、大大和小小、官吏沈宏偉等眾多人物的命運，被餘一鳴信手拈來舉重若輕地表達出來。在這些人物命運的歸宿中，隱含了餘一鳴宿命論或因果報應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決定了他塑造人物性格的方式和對歸宿的處理。當然，這只是理論闡釋餘一鳴的一個方面。事實上，小說在具體寫作中、特別是一些具體細節的處理，並不完全在觀念的統攝中。在這部小說里，我感受鮮明的是人的欲望的橫衝直撞，欲望是每個人物避之不及揮之不去的幽靈。這個欲望的幽靈看不見摸不著又無處不在，它在每個人的身體、血液和思想中，它支配著每個人的行為方式和情感方式。

現代性的過程也可以理解為欲望的釋放過程。1978年以前的中國，是欲望被抑制、控制的時代，欲望在革命的狂歡中得到宣洩，革命的高蹈和道德化轉移了人們對身體和物質欲望的關注或嚮往。1978年以後，控制欲望的閘門被打開，沒有人想到，欲望之流是如此地洶湧，它一瀉千里不可阻擋。這個欲望就是資本原始積累和身體狂歡不計後果的集中表現。小說中也寫到了親情、友情和愛情。比如大大與小小的姐妹情誼、拴錢與三寶的兄弟情義、拴錢與月香的夫妻情分等，都有感人之處。但是，為了男人姐妹可以互相算計，為了利益兄弟可以反目，為了身體欲望夫妻可以徒有名分。情在欲望面前紛紛落敗。金錢和利益是永恆的信念，在這條大江上，鄭總、羅總、拴錢、三寶無不為一個“錢”字在奔波並爭鬥不止，他們絞盡腦汁機關算盡，最後的目的都是為了讓自己的利益在江湖上最大化。因此，金錢是貫穿在小說始終的一個幽靈。

另一方面是人物關係的幽靈化：白臉鄭守志是所有人的幽靈。無論是羅總、拴錢、三寶，無一不在他的掌控之中。小說中的江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白臉建構並強化的。在他看來，“長江上的道理攥在強人手裡”，而他，就是長江上的強人。當他決意幹掉羅總的時候，他精心設計了一場賭局，羅總犯了賭場大忌因小失大，在這場賭局中徹底陷落並淡出江湖；拴錢做了固城船隊的老大，鄭守志自然也成了拴錢的幽靈。小說中的人物關係是一個循環的幽靈化關係：小小與拴錢、沈宏偉與小小、三寶與沈宏偉、拴錢與三寶等等。這種互為幽靈的關係扯不斷理還亂，欲說還休，欲罷不能。其間難以名狀的“糾結”狀態和嚴密的結構，是我們閱讀經驗中感受最為強烈的，這構成了小說魅力的一部分。

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有餘一鳴的寫實功力。他對場景的描述、氣氛的烘托，讓人如臨其境置身其間，人物性格也在場景的描述中凸顯出來。隨便舉個例子：沈宏偉催債來到了三寶的船上。沈宏偉為了占小小的便宜挪用公款借給了三寶，沈宏偉和小小犯案三寶現場捉姦，沈宏偉催債便低三下四舉步維艱。這時的三寶不僅羞辱沈宏偉，還沒有底線地羞辱妻子小小。但是，三個人的關係和性格，在遇到江匪白臉時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

小白臉將電筒光下移了一些，小小睜開眼，小白臉看清了她的眉眼，說，天哪，平日我只愛向上游的空船，船上有真金白銀，至少打沙的錢給我留著。今天我本來也懶得上你們這向下流的重船，勞動和回報不成正比，沒想到這船上有寶物，有真正的美女。小白臉用手電筒上下照著小小，說，是來船上走親戚的？與那位是兩口子？小小不說話，蹲著的沈宏偉說，我和她不是。小白臉說，那么說，你應該是老闆娘？為我們長江里的男人掙臉哪，為我們長江添風景哪。小白臉用電筒晃晃陳三寶，陳三寶不說是也不說不是。小白臉說，奇怪了，這么大一個美人兒，沒人認領。黑暗中立即爆發出笑聲。

小小說，我誰的女人也不是，我的男人死的死了，殘的殘了，都不是男人了，你要是個男人，就在這甲板上你把我幹了，讓我看看這世界上究竟有沒有男人！

甲板上唿哨陡起，小白臉的手下一齊叫好。

就在這時，一個黑影一俯身摸出一把寒光閃閃的板斧向小白臉撲去。小白臉只一閃，就有一桿鐵篙向那黑影腦袋上砸去，黑影晃了晃，倒了下去，板斧在甲板上發出尖利的金屬響聲，一幫人立即衝上去拳打腳踢。

小白臉用電筒照了一下那人，是沈宏偉，已經不省人事了。

在這個場景中，小白臉的陰狠、小小的剛烈和無所顧忌、三寶的猥瑣以及沈宏偉的捨身救美，和盤托出，淋漓盡致。這就是掌控小說和塑造人物的功力。僅此一點，餘一鳴就是孤篇橫絕。還有一點我感受明顯的，是餘一鳴對本土傳統文學的學習。在他的小說中，有《水滸傳》梁山好漢的味道，有《說唐》中瓦崗寨的氣息。這個印象，我在評論他2010年發表的《不二》時就感受到了。這些筆法在《入流》中有進一步的發揮。比如小說對白臉編織毛衣的描寫，他的淡定從容和作家的欲擒故縱，都恰到好處，使小說的節奏張弛有致，別有光景。

尤鳳偉的《相望江湖》，既不是餘一鳴建構的“江湖王國”，也不是莊子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的江湖。相望不是相忘。一字之差，韻味全然不同。小說寫的是印刷廠老總李長吉年關打理的各種俗務，以及由此牽引出的“前世今生”。這些俗事勾勒出了當下生活的無邊欲望、變化莫測以及絕處逢生的險象和機緣。社會一如江湖，五行八作各色人等一應俱全。這是小說在外部構建的“江湖”世界。但這個江湖是不值得“相望”的，它的功能只是作為李長吉揮之難去的那個“相望”的比照而存在的。小說要表達的那個“相望”，是一個單姓的女導遊，各曰單春。李長吉年前去杭州打理一個大客戶，事畢要返程時，東道主一再挽留，讓他看看西湖新添的幾個新景點。第二天李長吉在大堂見到了導遊小單，只見得：

小單面容姣好，身材窈窕。也算見過世面的李長吉眼前驀地一亮，他覺得她漂亮，又不止於漂亮，身上有一種既艷且媚的氣韻，常說的攝人魂魄的那種。他記起有人對各地方旅遊看點的概括：北京看牆頭，西安看墳頭……杭州看丫頭。杭州女孩果然名不虛傳。那瞬間李長吉的心跳兀地亂了節奏，體溫也有些上升，為了掩飾“好男人”不當有的凡此種種，趕緊從口袋裡摸出一張名片遞給小單，小單看了看，笑笑說句幸會了李總。

握了下手，李總就將自己交給了小單。

讀到這裡，餘下的很容易給我們留下艷體想像——一個外出的男人，一個美艷的女導遊。但是，事情沒有沿著我們的想像展開。李長吉與單春，發乎情止乎禮，他們建立了一種難以言說的關係。“好男人”李長吉沒有越雷池一步，但心靈的雷池已經越出，這個越出也僅是“相望”而已。一面之緣，李長吉規勸單春戒了毒，單春也因對“李哥”的好感或信任，她信守了承諾。若有所失的李長吉出於同情、出於憐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答應了單春孩子丫丫電話里“爸爸”的喊叫。這個“爸爸”安撫了單春和丫丫母女的心。如果只是李長吉和單春的故事，無非也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或膚淺白領的俯就故事。但有了這個丫丫和李長吉與丫丫的關係，這個故事變得沉重和悠遠。單春和李長吉的關係反倒成為一個潛隱的背景。於是，這個“相望”就意味深長了。不知為什麼，讀《相望江湖》一直想到《蒹葭》。《蒹葭》是追求意中人不能如願的詠嘆調，被王國維譽為“最得風人深致”。賞鑒派說此篇則多有會心之言。如陸化熙：“通詩反覆詠嘆，無非想像其人所在而形容得見之難耳。一篇俱就水說，故以蒹葭二句為敘秋水盛時景色，而蕭索淒涼，增人感傷之意，亦恍然見矣，兼可想秦人悲歌意氣。‘所謂’二字有味，正是意中之人難向人說，懸虛說個‘一方’，政照下求之不得。若果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跡可至，何以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哉。會得此意，則連水亦是借話。”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是否也可以說，尤鳳偉的“江湖”也是借話，“相望”才是所詠之詞。

二、都市生活：紅塵中的迷亂

都市文學是近年來談論比較熱烈的話題。但在我看來，當代中國的都市文學一直在建構之中。這裡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建國初期的五六十年代，我們一直存在著一個“反城市的現代性”。反對資產階級的香風毒霧，主要是指城市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因此，從五十年代初期批判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到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千萬不要忘記》等，反映的都是這一意識形態，也就是對城市生活的警覺和防範。在這樣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都市文學的生長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都市文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貴族文學”，沒有貴族，就沒有文學史上的都市文學。不僅西方如此，中國依然如此。“新感覺派”、張愛玲的小說以及曹禺的《日出》、白先勇的《永遠的尹雪艷》等，都是通過“貴族”或“資產階級”生活來反映都市生活的；雖然老舍開創了表現北京平民生活的小說，並在今天仍然有迴響，比如劉恆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但對當今的都市生活來說，已經不具有典型性。因此，如何建構起當下中國的都市文化經驗——如同建構穩定的鄉土文化經驗一樣，都市文學才能夠真正的繁榮發達。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看到了作家對都市生活頑強的表達——這是艱難探尋和建構中國都市文學經驗的一部分。

讀傒晗的《誓言》，給人一種窒息的感覺。這種窒息感不是來自關於夫妻、婚變、情人、通姦等當下生活或文學中屢見不鮮又興致盎然的講述。這些場景或關係，從法國浪漫派一直到今天，都是小說樂此不疲的內容和話題，這些話題和內容還要講述下去，我也相信不同時代的作家一定會有新奇的感覺和想像讓我們震驚。但《誓言》中的窒息感來自於一種母子關係。母子關係我們也見得多了，這種人間大愛或最無私最感人的關係也是作家經常書寫的對象。《誓言》的不同之處是，這裡的母愛是一種由愛及恨的“變形記”，是匪夷所思但又切實發生了的故事。

事情緣起於鄭文濤與許尤佳的婚變。這場婚變與我們司空見慣的婚變沒什麼大的差別，要離婚總可以找到理由。但婚變後的許尤佳在心理上逐漸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當然與她後來的情感經歷有關，男人可憎的面目不斷誘發和強化著她的仇怨感。在離婚時鄭文濤有一個誓言：一定等兒子考上大學他再結婚。那時兒子還小——

現在，她開始感到憂懼。他們約定的期限即將屆滿，那時，對方將無需再信守那個承諾。兒子奔赴自己的前程，父親奔赴自己的幸福。自然，坦蕩，天經地義。可是她呢？

她即將滿48歲。作為醫生，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已進入更年期：她的月經變得紊亂，脾氣更加易怒，情緒常陷入某種莫可名狀的焦慮與煩躁之中。她身上的皮膚開始乾燥起皺，乳房也在悄悄萎縮——她的乳房曾經是她的驕傲。現在，它們正在變小，失去彈性與光澤。這些是看得見的。看不見的呢？卵巢在萎縮，失去功能。她將失去女性的性徵，逐漸變為中性。

如果說這些卑微的想法還是自我感覺的話，那么，許尤佳有了一些情感經歷之後，她的自我感覺被證實了：

那些條件好又離異的男人，好不容易才從一個黃臉婆那裡掙出一個自由身，又怎么會再陷入另一個黃臉婆的囹圄呢？她已經年過四十，是一個十足的黃臉婆。她不再對自己的再婚抱有奢望。

於是“她打定主意不再結婚。她的注意力又重新回到鄭文濤與秦小慧身上，是他們毀了她的生活，毀了她的幸福。她原以為她已經忘掉了對他們的仇恨，其實不，它一直就在那裡，在她的心裡。她只是把它暫時鎖了起來。現在她又想起它來了，於是把它重新取出來，翻看，把玩，像翻閱一本內容熟悉的日記。每讀到那些刻骨銘心的章節，她都會忍不住血流加快，內心悸動。”世界上所有關係中，大概母子關係是最為堅固難以撼動的。魏微在她的小說《家道》中曾有一段關於母子情感關係的深刻議論：“母子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種男女關係，那是一種可以致命的關係，深究起來，這關係的悠遠深重是能叫人窒息的；相比之下，父女之間遠不及這等情誼，夫妻就更別提了。”

但是，許尤佳為了報復前夫鄭文濤，她和兒子的關係也發生了難以想像的變異，她為了阻止鄭文濤兌現誓言，阻止鄭文濤再婚，也為了將兒子留在身邊，竟然在兒子考大學的關鍵時刻在兒子的飲食中做了手腳：第一年是讓兒子臨考前夜不能寐，昏昏然地考砸了；第二年復考時許尤佳竟然給兒子的豆漿里放了大量安定。這是小說最易引起爭議的細節：一個母親真的會這樣嗎？這可能嗎？

小說不是現實的複製或摹寫，小說有自己的邏輯。許尤佳因職稱問題心有不甘，丈夫意外住院結識了年輕護士秦小慧。許尤佳在秦小慧面前的跋扈和沒有教養的表現，引發了鄭文濤離婚的念頭。無論鄭文濤離婚的理由是否成立——這已經不重要。離婚後的許尤佳經歷了更多的失敗，一個徹底失敗的女人如何變本加厲不擇手段心狠手辣，起碼在小說中是合理的。小說就是用極端化的方式寫出人物的性格和命運，這一點我想傒晗是做到了。許尤佳是不可思議的，小說就是要寫出不可思議和出人意料的人物、場景、心理和命運。無論多么離奇，只要符合小說人物的性格邏輯，就是小說的勝利。

還需要指出的是，傒晗也並不是仇怨滿腔地看待世道人心。兒子鄭小濤對母親的感情，被傒晗處理得感人至深——一個受到巨大傷害的孩子，不是以怨報怨，而是忍著傷痛、懷著巨大的愛意走向了遠方，但他心裡放不下的還是母親。《誓言》是一部與現實生活特別是情感生活關係密切的小說，它片面又深刻地表達了當下生活的某些方面，但它是一部有鮮明浪漫主義氣質的小說——也唯有用如此誇張的筆法，許尤佳才如此深刻地傷害了自己和小說中所有的人，當然，她也在我們的心理留下了巨大的傷痛，這種給人巨大痛感的小說在當下很難讀到了。

關仁山是當下最活躍、最勤奮的作家之一。在我看來，關仁山的價值還不在於他的活躍和勤奮，而是他對當下中國鄉村變革——具體地說是對冀東平原鄉村變革的持久關注和表達。因此可以說，關仁山的創作是與當下中國鄉村生活關係最為密切的和切近的創作。自“現實主義衝擊波”以來，關仁山的小說創作基本集中在長篇上，中、短篇小說寫得不多。現在要議論的這篇《根》是一部中篇小說，而且題材也有了變化。

小說的內容並不複雜：女員工任紅莉和老闆張海龍發生了一夜情——但這不是男人好色女人要錢的濫俗故事。老闆張海龍不僅已婚，而且連續生了三個女兒。重男輕女、一心要留下“根兒”的張海龍懷疑自己的老婆再也不能生兒子了，於是，他看中了女員工任紅莉，希望她能給自己帶來好運——為自己生一個兒子。任紅莉也是已婚女人，她對丈夫和自己生活的評價是：他“人老實、厚道，沒有宏偉的理想，性格發悶，不善表達。他目光迷茫，聽說落魄的人都是這樣目光。跟這種男人生活在一起，非常踏實。就算他知道自己女人有了外遇，他也不會用這種以牙還牙的方式。他非常愛我，我在他心中的地位，誰也無法動搖。我脾氣暴躁，他就磨出一副好耐性。為了維持家庭的和諧，他在很多方面知道怎樣討好我，即便有不同意見，他也從來不跟我當面衝突。其實，他一點不窩囊，不自卑，嘴巴笨，心裡有數，甚至還極為敏感。我不用操心家裡的瑣碎事。生活清貧，寒酸，忙亂，但也有別樣的清靜、單純”。但是任紅莉畢竟還是出軌了。任紅莉的出軌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利益的問題，而不是做一個代孕母親。張海龍多次說服和誘惑後，任紅莉終於想通了：“換個角度看問題，一種更為廣闊的真實出現在我的視野。剎那間，我想通了，如今人活著，並不只有道德一個標準吧？並不是違背道德的人都是壞人。我心裡儲滿了世俗和輕狂。我和閻志的愛情變得那樣脆弱、輕薄。我們的生存面臨困境了，牟利是前提，人們現在無處不在地相互掠奪與賺錢。賺錢的方式，是否卑鄙可恥，這另當別論了。他沒有本事，我怎能袖手旁觀？從那一天開始，恐懼從我的心底消失了。這一時期，我特別討厭以任何道德尺度來衡量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可是，有另外一種誘惑吸引著我。資本像個傳說，雖然隱約，卻風一樣無處不在。一種致命的、喪失理智的誘惑，突然向我襲來了。我似乎抓住了救命稻草，我要給張海龍生個孩子。”

任紅莉終於為張海龍生了孩子。不明就裡的丈夫、婆婆的高興可想而知；張海龍的興奮可想而知。任紅莉也得到了她想得到的東西，似乎一切都很圓滿。但是，面對兒子、丈夫、張海龍以及張海龍的老婆，難以理清的糾結和不安的內心，在驚恐、自責、幻想等各種心理因素的壓迫左右下，任紅莉終於不堪重負成了精神病人。關仁山的這篇小說要呈現的就是任紅莉怎樣從一個健康的人成為一個精神病人的。蘇珊·桑塔格有一本重要的著作——《疾病的隱喻》，收錄了兩篇重要的論文：《作為隱喻的疾病》和《愛滋病及其隱喻》。桑塔格在這部著作中反思批判了諸如結核病、愛滋病、癌症等疾病，如何在社會的演繹中一步步隱喻化的。這個隱喻化就是“僅僅是身體的一種病”如何轉換成了一種社會道德批判和政治壓迫的過程。桑塔格關注的並不是身體疾病本身，而是附著在疾病上的隱喻。所謂疾病的隱喻，就是疾病之外的具有某種象徵意義的社會壓力。疾病屬於生理，而隱喻歸屬於社會意義。在桑塔格看來，疾病除了給人帶來生理、心理的痛苦之外，還有一種更為可怕的痛苦，那就是關於疾病的意義的闡釋以及由此導致的對於疾病和死亡的態度。

任紅莉的疾病與桑塔格所說的隱喻構成了關係，或者說，任紅莉的疾病是違背社會道德的直接後果。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隱秘事件導致的病患並不是緣於社會政治和道德批判的壓力，而恰恰是來自任紅莉個人內心的壓力。從這個意義上說，任紅莉還是一個良心未泯、有恥辱心、負罪感的女人。任紅莉代人生子並非主動自願，作為一個女人，她投身社會的那一刻，她的身體也同時被男性所關注，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對女性身體的爭奪是歷史發展的一部分。《根》中描述的故事雖然沒有公開爭奪女性的情節，但暗中的爭奪從一開始就上演並愈演愈烈。值得注意的是，男人與女人的故事歷來如此，受傷害的永遠是女人。但話又說回來，假如任紅莉對物質世界沒有超出個人能力的強烈欲望，假如這裡沒有交換關係，任紅莉會成為一個精神病人嗎？

關仁山在《根》中講述的故事對當下生活而言當然也是一個隱喻——欲望是當下生活的主角，欲望在推動著生活的發展，這個發展不計後果但沒有方向，因此，欲望如果沒有邊界的話就非常危險。任紅莉儘管在周醫生的治療下解除或緩解了病情，但我們也知道，這是一個樂觀或缺乏說服力的結尾——如果這些病人通過一場談話就可以如此輕易地解除病患的話，那么，我們何妨也鋌而走險一次？如此看來，《根》結尾的處理確實簡單了些。從另一方面看，一直書寫鄉村中國的關仁山，能選擇這一題材，顯然也是對自己的挑戰。

三、世風世相中的價值觀

多年來，吳君一直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並在普通人的尋常日子裡發現世道人心。或者說在日常生活中，是什麼樣的價值觀支配著這個時代，支配了普通人的行為方式和情感方式。水田村阿吉的父親在外打工工傷亡故，為了一筆賠償金，王家老少雞飛狗跳，從阿公到三弟兄、三妯娌明爭暗鬥，蜚短流長。小說的敘事從一個一直被忽略的留守兒童阿吉的視角展開，這個不被關注的孩子所看到的世間冷暖，是如此的醜惡，伯伯、伯母們猥瑣的生活和交往情景不堪入目。縣長、村長和村民，一起構成了王家生活情景的整體背景：“是啊，村里人不知多羨慕王屋呢。這回看明白了，工傷還是沒有死人合算，沒拖累，幾十萬。還了債，蓋房子，討老婆，供孩子上學全齊了。”

另個說，“也不是全都這樣，是王屋人有頭腦，大事情不亂陣腳。假使有一個不配合都騙不來這么多賠償費，也不會這樣圓滿啊，現在王屋每個人都有份，那女人也無話可說，還把名聲洗乾淨了。換了別人家你試試，除了犯傻，啥事也搞不清。”

“是啊，現在王屋每個都能分上錢了，真是圓滿。”阿吉聽見兩個人一邊說一邊愉快地撕扯著豬肉。

另個說，“那也要感謝我們村，從來沒這么心齊過。”

這些對話將“時代病”表達得不能再充分了，這就是水田村人的日常生活、內心嚮往和精神歸屬。那個憎恨“俗氣”的阿叔曾是阿吉的全部寄託，她甚至愛上了自己的阿叔。但是，就是這個“憎恨”俗氣的阿叔，同樣是為了錢，變成了阿吉的新爸爸。當新婚的母親和阿叔回到水田村並給她買回了“一件粉紅色的小風衣”，另只袖子還沒等穿上的“阿吉便流了淚，下雨般，止不住”。吳君憤懣地抨擊了當下的價值觀，“拜金教”無處不在，深入人心，難道這就是這個時代“幸福的地圖”嗎？不屑的恰恰是一個冷眼旁觀的孩子，世道的險處只有她一目了然。那個自命不凡的阿叔的虛假面紗，在阿吉的淚水中現出了原形。

徐虹的小說創作，很長一個時期迷戀於“青春講述”，這個“青春”當然與個人經歷有關，因此也有自敘傳性質。這篇《逃亡者2》，在某種意義上表達了徐虹小說“由內向外”的轉型。這個概括不一定準確，我的意思是說，徐虹由痴迷於青春講述開始轉向關注外部社會、關注自我以外的世界。這類小說當然也有原型：一個家庭闖入了～個“他者”，這個“他者”既是家庭生活的窺視者，也是參與者。小唐來到了武家別墅：“小唐看主人像是在演電影，垂下頭，簡直氣憤。他生自己的氣——有錢人什麼都有，房子，錢，女人。還有幸福，還有愛，還有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奢侈，他們居然都一箭雙鵰地掌握在手裡。這個世界真是媽的不公平的很！”但是，武家別墅里終有不能掩藏的秘密——老夫少妻表面的幸福甜蜜，終被種種難以言說的時代病導致的悲劇所替代，而致命的絕殺竟是這個外來的“他者”小唐與女主人小月的私通。最後別墅人去樓空，所有的人都成了“逃亡者”。小說要表達的，是徐虹對今天價值觀的批判。她說：“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超速發展，那些被束縛的筋骨得以舒展，但是，也使得中國的都市文明在自我重構和外來影響中消化不良、變形和夾生。舊的價值體系不復存在，新的價值體系尚未健全，這一個道德空氣稀薄的狀態中的人們難免迷失和窒息。這一切作用於現代都市人的個案之中，都使我們病態，不健全，沒有心靈歸屬，幸福指數不高——掙錢和不掙錢、結婚和不結婚、美麗與不美麗，怎么樣都不能快樂。我們已經找不到心靈居所，我們逐漸失去安穩的能力，我們從一個地方逃往另一個地方，又從另一個地方再跳轉到新的地方。每一個都不是我們要尋找的所在。我們的心靈，正在成為可憐的失魂落魄的逃亡者和流浪者。”(《中篇小說選刊》2011年增刊第三期)心無所系沒有皈依是今天最嚴重的時代病。小說沒有能力救治，但小說卻有義務呈現。徐虹呈現的就是人的心靈的兵荒馬亂。

胡學文是今天鄉村中國生活的重要講述者，也是幾年來底層寫作重要的作家。《隱匿者》也可以看做是書寫底層生活的小說。但不同的是，胡學文改變了過去過於注重底層苦難的情感立場和講述方式。批評界對“底層寫作”的詬病，也大多緣於這一題材過度的“苦難敘述”或“悲情敘述”。當然，胡學文的變化更應該看做是他對生活認識的結果，批評界的看法是否起了作用也未可知。無論如何，這個變化讓我們看到了另一個胡學文。《隱匿者》的故事一波三折，非常複雜：三叔開著三輪車在皮城建材市場受僱拉貨，返程時有人想搭車。途中三叔停車在路邊不遠處小便，一輛大車把三叔的三輪車撞翻，將搭車人撞死——

等交警趕到並詢問那個和車一樣面目全非的死者是三叔什麼人時，三叔說是自己侄子。三叔說他起初並不是有意撒謊，他嚇壞了，不知那句話是怎么滑出嘴的。他意識到，想改口，卻不敢張嘴。怕交警說他欺騙，怕他也得擔責任——畢竟，他拉了那個人並收了他的錢。交警並沒有懷疑，又問了些別的情況，三叔都回答上了。

後來的事，三叔說根本由不得他。他就像一隻風輪，不轉都不行。現在，一切都處理完了。車老闆賠三叔一輛新車，給了白荷二十萬。

故事從這裡開始，范秋的命運也從這裡開始改變——他是一個已經“死亡”的人，他的“骨灰”已經被帶到老家埋葬。他與妻子白荷躲到皮城，只能是皮城的一個隱形人。但事情遠沒有結束：老鄉趙青偶然發現了這個秘密，不斷地向范秋借錢勒索，范秋怕事情敗露只能忍氣吞聲，委曲求全。趙青對范秋的隱忍得寸進尺變本加厲，忍無可忍的范秋只能對趙青訴諸於武力，並以趙青的方式還治其人之身。趙青反倒身懷恐懼舉家逃避。為了改變命運，范秋踏上了尋找真正死者的漫漫長途。途中遇到瘋子拿刀砍人，他勇敢地將瘋子制服，卻無法去領取“見義勇為獎”；他冒充楊苗失蹤的丈夫去安慰她的公公婆婆，以為找到了真正的死者，但是，想要歸還那20萬塊錢時，卻發現楊苗的丈夫已經回來……車禍使那個“莫名”的遇難者真的不存在了，但20萬賠償金讓范秋這個真實的主體成了“隱匿者”。“隱匿者”改變了所有的社會關係——夫妻、父女、叔侄、個人與社會、生者與死者等等。這僅僅是三叔偶然的口誤嗎？當然不是。三叔下意識的撒謊從一個方面表達了當下的社會風氣和世道人心。因此，與其說胡學文機敏地講述了一個荒誕不經的故事，毋寧說他敏銳地感受到了當下社會的道德和精神危機。

四、人間萬象與小說的多樣性

邵麗的《劉萬福案件》，是以一個掛職作家的視角講述的故事。故事的主體是劉萬福的今生今世，是一個普通農民的生存狀況和不幸遭遇；另一條線索是縣委書記、經濟學家對當下中國特別是中國基層發展的言論和看法。小說內部結構極其複雜，猶如當下中國的社會生活，剪不斷理還亂。劉萬福一生經歷了三次生死劫：童年時得了腸炎、青年時代當礦工時遭遇的礦難以及後來的殺人案件。三次劫難都“大難不死”。因此劉萬福對共產黨感激不盡，他發自肺腑的話是“三生三死念黨恩”。

小說在劉萬福糟糕的命運上展開。礦難情節寫得一波三折，驚心動魄，礦工的堅忍和危難中的真情催人淚下。班長閻濤過人的膽識和處亂不驚的風範，與礦工的兄生死與共的情義，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一條“瞞報重大礦難偷運屍體”的信息，以及“美國總統歐巴馬就西維吉尼亞州礦難發表聲明”的對比，使小說在不經意處起了波瀾：“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體現在生上，既無可否認又無法改變。如果還體現在死上，那就只有令人扼腕可惜了。同樣是煤礦工人，有人死得那么有尊嚴，他們的名字像英雄一樣被惦記和懷念。有人只是死成小數點後面的一個數字，只是活在統計年鑑里。”當然，小說不止是表達了作家批判的姿態，重要的是，她還是在人性的複雜性上用足了功夫。劉七是一個鄉間無賴，與劉萬福家有“世仇”。劉萬福與劉七的仇怨緣於劉七對劉萬福妻女的欺辱，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劉萬福手刃劉七和一個同夥。“劉萬福相信黨和政府的有關政策，立即去派出所投案自首了。法庭根據他犯罪的性質和投案自首的情節，判了他死緩。”後來又改為“無期徒刑”。“劉萬福案件”只是一個個案，或者說只是這個故事的“外殼”。作家真正要表達的，是一個經濟學家和縣委書記如何面對複雜多變的基層中國的現實，如何講真話、敢擔當的問題。但是，對這些問題的處理，比處理“劉萬福們”遇到的問題解還要複雜的多。周書記因為講了真話，終於從“先驅”成了“先烈”，他被明升暗降為政協副主席。那么，究竟是誰不需要講真話的幹部呢。

我們驚異於邵麗對“底層生活”的熟悉和理解。劉萬福們生存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中，這個艱難不止是大環境的問題，同時也有鄰里鄉親間的問題，有這個階層自身存在的問題。它的複雜性只用同情或悲憫無濟於事。另一方面，“底層”有底層的生活方式，即便在礦難最危急的時刻，他們也沒有忘記開最“葷”的玩笑以緩解驚險和緊張。因此，底層書寫只用眼淚和無邊的苦難來表達顯然是太簡單了。在這個意義上，邵麗有了一定程度的超越。

楊小凡的很多小說是寫建築工地的，他對農民工生活的熟悉程度令人驚訝。但這篇《歡樂》寫的是醫院生活——說是醫院生活也不準確，應該說是以一個農民的視角看到或經歷的醫院生活：賈歡樂的母親因食道癌住進了醫院。賈歡樂是個孝子，該打點的打點，該找人找人。但手術還是失敗了——

他想，娘的手術肯定是出了事故，出了事故難道就這樣算了嗎？錢多花了不說，娘可是受大罪了。更讓他想不通的是，張青也收了他兩千元的紅包，收人錢財替人消災，收了錢了，手術咋還這樣不上心呢！這不太不拿俺農村人當人了？想來想去，他覺得自己不能就這樣當冤頭鱉，他也得鬧。鬧了，至少醫療費可以少點，也出了心裡的這口惡氣。但他又想，如果鬧了，衛方會不會受影響，是他安排人手術的，自己不能做那種過河拆橋不憑良心的事啊。至於張青，他已拿定主意，他覺得你收了我的錢，反而把俺娘的手術做失敗了，讓俺娘受這么大的罪，告你，俺也是心安理得。

於是賈歡樂用他的方式同遠方展開了“鬥爭”。賈歡樂同醫院的關係中間，有一個關鍵性的人物——衛方衛主任。衛主任本來也是醫生，因醫療事故被調離了醫療崗位當了院辦主任。給歡樂娘做手術的外科主任張青與衛主任是同學，這時兩人明爭暗鬥地在競爭一個副院長。衛主任認為整治或打擊張青機會來了。在衛主任的授意下，歡樂領人鬧了起來。結果張青被停職，歡樂不僅得到了全部醫療費和賠償費，而且還留在醫院太平間當上了臨時工。但這並沒有給歡樂帶來高興——他“心裡其實很難受，他覺得自己成了落井下石，把張青搞撤職了，是趁機敲詐的小人，這是昧良心的事。簽過字後，他心堵得像有一座山，心口疼。”但歡樂畢竟還是留在了醫院看太平間。然後，剛提為副院長的衛方讓他租下了一個院子並裝修好，然後他看到了一個月內宋院長與五個不同的女人來到這裡，衛副院長也帶女人來過；他還看到了賣女屍配陰婚、拐賣嬰兒，自己也作為“知情人”被紀委帶走交待問題，最後他看到的是院長、副院長被紀委帶走。當歡樂被放回來後，醫院黨委研究，因歡樂抓賊受傷有功，可以轉為正式工。但這時的歡樂卻拒絕了即刻能夠實現的夢想，他決心回到鄉下的老家務農。醫院是城裡的一部分，也是社會的一部分。但在醫院裡歡樂看到和經歷的，不是醜惡的就是心驚膽戰的。城裡給他帶來的遠不美好。當然，這也可以理解為城市對一個“他者”的拒絕。歡樂的“猖狂出逃”，也從一個方面表達了“現代”的都市並非適合所有的人，都市化進程也不是給所有的人都帶來福音。但是，現代性是一條不歸路，賈歡樂夫婦真的能夠回到過去嗎？

東君的小說超凡脫俗，卓然不群。經過多種實驗或嘗試，東君似乎篤定了自己的文學信念，他要寫“沒有意義”的“無用”小說。他說：“優秀的作家還是博爾赫斯所說的‘某種不知道的東西的記錄員’。他們不僅僅可以從‘無中生有’，還可以從‘有中生無’。以莊子的哲學觀視之，‘無意義’便等同於‘無用’。如果說‘無用’的小說是一株水仙，那么‘有用’的小說就是一株洋蔥。事實上，水仙和洋蔥都同屬於蔥科植物，但我們不能指望水仙變成實用主義的洋蔥。達里奧寫過這樣一個小故事：創世之初，玫瑰作為被造之物受到天上陽光愛撫的同時，魔鬼也來到了她身旁，並且認為玫瑰雖然美麗，卻不實用。玫瑰聽了有些羞愧，她開始祈求上帝，把它變得有用。上帝答應了她，於是，這世間就有了第一株捲心菜。捲心菜是實用的，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但我必須承認，在我內心的某處，我與捲心菜很難達成妥協。”(見東君部落格)此前他的《阿拙仙傳》、《黑白業》、《子虛先生在烏有鄉》、《風月談》、《聽洪素手彈琴》等小說已經具有了這種風範。今年他發表的《出塵記》進一步彰顯了東君的文學主張或觀念。小說的題記是《聖經》中的話：

使徒彼得問耶穌：弟兄得罪我，饒恕他七次夠不夠？

耶穌回答：不是七次，是七十七次。

從題記理解，這似乎是一部規勸人寬容或寬恕的書，是一部有強烈的宗教情懷或意識的書。如果是這樣的話，它好像有悖於東君的文學主張和觀念，小說又回到了“意義”和“有用”。事實上，小說的有用無用很難涇渭分明非此即彼。關鍵是作家對小說有怎樣的理解。“無用”的小說在解構“有用”小說這一點上，已經有了意義和功能，儘管它不是捲心菜的功能。

小說開篇於一場即將上演的血腥廝殺，是世代仇家的廝殺。在刀出鞘箭在弦之際，一身仙氣的竹庵先生登場了，他化解了這場廝殺以及血腥的後果。這個人就是“我外公”高逸民。外公應該是一個名士，但外公沒有名士風，“外公出身書香門弟，寫得一手好字，早些年，村上的農戶倘若買了新籮筐，就會請外公號籮(在籮筐上寫上戶主的名字)，他從未擺過臭文人的清高架子，無論替人家寫訃告還是號籮，用的都是一副家傳的陳墨。村上有些人家碰上土地買賣或兄弟分家的事，也都是請外公出面寫文書。他們說，別人寫的字再粗再大，也不如先生公管用。先生公的字值錢，可以長久。”重要的是外公每天的事情就是“抄族譜”，他兢兢業業一絲不苟。這個貌似“無用”的“工作”，歷練了外公與眾不同的性格和為人處世的方式。但外公畢竟生活在人間，在人間就有人間的煩惱，那個只比“我”大四歲的舅舅和“我”，使外公嘗盡了俗世生活的瑣屑、無聊和麻煩。他的“出塵”之路是如此的漫長和遙遠。我驚異於東君的文字趣味，他的講述方式和語言修辭，常常讓我想起“二周”先生。這倒不是因為他們是浙江同鄉，而是那一招一式所致。

這只是2011年中篇小說現場的片段。在這些片段中，我們看到了中篇小說作家重回批判性和重建文學精神的努力，這一傾向顯然帶來了我們期待已久的好訊息。

中國中篇小說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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