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來中國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大體分為三個階段：奠定基礎時期（1949—1966）、恢復和發展時期（1976—2000）、繁榮時期（最近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世界史獲得了與中國史並列的學科地位。學者們翻譯古代文獻，引進蘇聯教科書，培養人才，並對一些重要問題如奴隸制的特點等進行了初步討論。改革開放給世界古代史研究帶來了積極的影響。學者們投身於資料建設、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工作，林志純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倡導組建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建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培養人才。一批新的古代文獻被翻譯出版，許多重大理論問題如世界古代史的體系、城邦與帝國、亞細亞生產方式、奴隸制的地位和作用等，獲得了更深入的探討。得益於上世紀的積累，新世紀的世界古代史研究進入繁榮時期。資料積累日益系統化，新的研究隊伍成長起來；研究工作日益與國際接軌，解讀原始文獻、探索具體問題成為基本功。因此，最近20年所取得的成果，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大有提升。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世界上古史研究
- 國家：中國
70年來中國的世界上古史研究
70年來中國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大體分為三個階段：奠定基礎時期（1949—1966）、恢復和發展時期（1976—2000）、繁榮時期（最近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世界史獲得了與中國史並列的學科地位。學者們翻譯古代文獻，引進蘇聯教科書，培養人才，並對一些重要問題如奴隸制的特點等進行了初步討論。改革開放給世界古代史研究帶來了積極的影響。學者們投身於資料建設、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工作，林志純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倡導組建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建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培養人才。一批新的古代文獻被翻譯出版，許多重大理論問題如世界古代史的體系、城邦與帝國、亞細亞生產方式、奴隸制的地位和作用等，獲得了更深入的探討。得益於上世紀的積累，新世紀的世界古代史研究進入繁榮時期。資料積累日益系統化，新的研究隊伍成長起來；研究工作日益與國際接軌，解讀原始文獻、探索具體問題成為基本功。因此，最近20年所取得的成果，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大有提升。
中國對古代世界的認識可能始自商周時期，先秦文獻中已有對周邊地區的記載。隨著張騫鑿空西域，中國與西亞、印度甚至後來的羅馬都建立了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史記》、《漢書》和《後漢書》等都保留了對印度、中亞、西亞以及希臘和羅馬等的記載。但中國對古代世界的興趣，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周邊地區。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睜眼看世界，開始了解古代世界的歷史。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隨著國人走出國門，和西方世界接觸，埃及學、亞述學、古典學的知識逐漸傳入中國。同時，中國人開始譯介西方各種人文和社會科學著作，其中不少篇章涉及希臘、羅馬世界的史事和史實，為在中國傳播古代世界史知識起了有益的作用。總體上看，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對古代世界的認識相當有限。作為一個學科，世界古代史的興起和發展，與新中國的成立和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
一、奠定基礎時期
新中國成立後的院系調整中，不少大學創建了歷史系，課程設定上模仿蘇聯，採取中外通史並立的體系。相對於20世紀前期不重視世界史教學與研究而言，世界通史作為專業必修課，在歷史專業的課程體系中占有半壁江山，世界史有了合理存在的空間，世界古代史成為歷史專業學生的必修課。希臘羅馬史固然篇幅較大，然而西亞、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歷史在世界史中有了一席之地。同時，由蘇聯專家執教、開辦於東北師範大學的世界古代史研究班培養了一批人才。50—60年代大學歷史專業的畢業生和世界古代史研究班的學員們，挑起了20世紀最後20年各大學世界古代史教學和研究的大梁。
這一時期變化最大的是學者們的歷史觀。新中國成立後，古史學者們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去解決古代史的問題。在古代史領域中，學者們翻譯了部分蘇聯論著，如狄雅可夫、尼科爾斯基合編的《古代世界史》、阿甫基耶夫的《古代東方史》、賈可諾夫和馬辛加涅爾的《巴比侖皇帝哈謨拉比法典和古巴比侖法解說》、赫羅茲尼的《西亞細亞、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塞爾格葉夫的《古希臘史》、科瓦略夫的《古代羅馬史》等。三聯書店先後出版了蘇聯科學院編寫的《世界通史》中古代史的兩卷。所有這些著作，對於在中國傳播古代世界史知識、理清古代歷史發展線索，都起過積極作用。阿甫基耶夫、塞爾格葉夫和科瓦略夫的著作脈絡清楚，資料也較為豐富，提供了如何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去研究古代史問題的典範。值得一提的是，蘇聯體系的世界古代史除西方傳統的古代史內容外，還包括古代印度和中國的歷史，實際放大了世界古代史的內涵。中國學者繼承了這一點，並傳承至今。塞爾格葉夫、科瓦略夫等的著作還專門介紹了古希臘史和古羅馬史的史料和史學史，阿甫基耶夫的《古代東方史》在首次論及東方各地區的古代史時，也都提供了史料和學術史。《世界通史》的前兩卷，還根據文獻的性質，將其分為馬列經典文獻，史料和參考用書等，體現了良好的學術傳統和素養，給初入古史領域的中國學者提供了指路作用，對培養中國學者的研究意識具有積極意義。
但是，這些著作有一個共同點：由於過分強調古代社會的奴隸制性質，把奴隸制當作壓倒一切的因素，忽視了古代不同地區歷史的特殊性以及不同階段歷史發展的個性，有概念化和一般化的傾向。正是在蘇聯史學的影響下，古代史被賦予了過於沉重的任務：“研究歷史可以幫助工人階級和全世界先進人士來認識社會發展規律的作用，使他們在解放革命鬥爭中和在建成新的社會主義生活中能夠正確利用這些客觀規律。在完成著世界歷史上最宏偉的變革——把對抗性的階級社會轉變為擺脫一切剝削的社會，轉變為共產主義社會——的這樣一個時代，來觀察一下有規律地把人類導至現在的發展階段的全部路程，是特別有教益的。”所以，歷史研究不僅要反擊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更重要的是要證明，“統一的和合乎規律的歷史過程的基礎，就是社會經濟形態的前後相承的更替：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都是人類前進運動中的主要階段，是人類進向更高一級即共產主義制度去的大路上的各個歷史階段；共產主義制的第一個階段是社會主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歷史研究變成了政治任務，重大理論問題不容爭論，其他意見受到壓制。對雷海宗的批判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雷海宗主張以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作為劃分歷史發展階段的標準，被視為資產階級史學的代言人。《歷史教學》雜誌連篇累牘地載文批判他的觀點，卻不給被批判者任何答辯機會。
中國學者繼承了傳統史學的優秀傳統，紮實地開展了學科建設和研究工作。首先是翻譯古代文獻。以古希臘史為例，這一時期出版的有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和《政治學》、色諾芬的《經濟論、雅典的收入》、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等。在古代東方史領域，林志純先生選編了《古代埃及與古代兩河流域》，其中包括上“古埃及年代記”、“梅騰自傳”、“漢謨拉比法典”等重要文獻。這些文獻，有些根據原文直接翻譯，有些從英譯本轉譯，大多達到了信、達、雅的標準。總體來看，這些漢譯本仍是今天不少中國學者使用的標準譯本，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林志純先生主編的《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上古部分中，包含古代東方和希臘羅馬史的許多基本資料。一些當時未被全文譯出的古典著作，如斯特拉波、波桑尼亞斯、普魯塔克等，都在該資料集中有所反映。部分當時剛剛解讀或者發表的文獻，例如邁錫尼的線形文字B文書，在該書中也有部分收錄，反映了林志純先生獨到的眼光和學術意識。在林先生組織下，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代史進修班的學員分別選譯發表了古代印度、西亞、埃及以及希臘羅馬的部分史料。由吳於廑先生髮起選編的“外國史學名著選”叢書中，也收入了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李維、塔西佗、普魯塔克等的著作。在上述譯著出版的同時，學者們還編譯了一些專題文獻。除日知編譯的《古代埃及與古代兩河流域》外，還有任炳湘編譯的《羅馬共和國時期》，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的《古希臘羅馬哲學》等。
在翻譯資料的基礎上，一些學者積極就古代史上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探討。雷海宗的《世界上古史講義》頗有創見，“雷海宗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運用豐富的材料，對世界上古史做了系統的闡述。其特色在於有自己的體系，既擺脫了他原來發揮的斯賓格勒文化形態史觀的框架，也不完全沿用蘇聯世界上古史教科書的一般結構”。雷海宗明確指出，歷史分期“不能完全按照社會發展史的五個階段來劃分，因為學習歷史除了應具有這種科學的社會階段的觀念外，同時還需要具有嚴格的時代與年代觀念，否則就不可能清楚理解歷史上所發生的重要事變的內在聯繫及其前因後果”。他還注意到，由於“生產力低下，交通工具簡單，世界歷史發展尚無達成一篇的可能，直到中古時代基本上仍然如此”，結果是各地分別發展，不同地區和民族的歷史發展過程並不平衡，“並不是在同一個時間內發生同樣性質的社會根本變革的”。中國人在學習世界史時，“第一要注意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繫和彼此間的相互影響；第二要注意中國對世界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同時，我們中國人學習世界歷史，則必須要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世界，這樣就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糾正過去把‘世界史’看成‘西洋史’的錯誤看法”。此外，雷海宗還發表多篇文章，就公元紀年、古代歷史分期，特別是生產工具與社會形態變革之間聯繫以及奴隸制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對後來有關奴隸制和社會性質的爭論產生了重要影響。
周一良、吳於廑主編的《世界通史》在當時具有墾荒播種、探幽發微的巨大作用。該書大體確立了中國世界古代史教材的框架，為學者們樹起了一面用歷史唯物論具體闡釋古代世界歷史的旗幟。該書開宗明義，“世界上古史包括人類社會發展的兩個階段，即無階級的原始社會和奴隸、奴隸主兩個階級對立鬥爭的奴隸社會的歷史”。因而在第一章原始社會之後，該書分為四編，核心是揭示奴隸社會在世界範圍內的發生、發展和衰落。吳於廑的《古代的希臘和羅馬》目的是“企圖要言不煩，勾出希臘羅馬古典奴隸制社會發展的輪廓”。從實際的敘述看，吳先生的重點在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於文化方面只約略論及。但總體上說，達到了他給自己設下的“敘述要明確而不繁瑣，分析要簡當而不空疏”的目標。該書對希臘羅馬的歷史娓娓道來，至今仍受到讀者的歡迎。
吳先生髮表過多篇有關古代史的論文，對古代史上的一些重要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對巴比倫和埃及文化的意義，他重點從影響著眼：“現在世界上學習和使用這種字母文字的兒童和成人，手裡都持著由埃及和蘇美爾·巴比侖人傳之後世的文明的火炬。”“埃及和巴比侖是人類文化征途上出現較早的兩支拓荒隊，前無古人，一點一滴的成就都晶瑩可貴。它們在好些方面邁出了最初的步伐，為後世開闢了道路。它們的經驗、探求和創造是後來重大發展的開端，經過繼承者的不斷努力，這些開端就愈益顯示其深遠的意義。”他討論了希臘城邦形成的過程和分布範圍及其特點，認為希臘城邦是為了鞏固對大量被奴役的人口或外來奴隸的統治，由原始部落時代軍事民主制沿襲而來的制度，本籍的公民構成了城邦的統治階級。這樣的城邦制和全權公民的保全密不可分。一旦全權公民走向淪落破產的道路，它也就不能繼續存在。他深入批判了希臘化史研究中片面強調希臘因素的傳統，認為在希臘化時代，社會經濟與政治體制都未發生明顯變化。希臘化時代的文化成就，是亞歷山大東侵後東西歷史匯合的結果。埃及、巴比倫長期積累的數理與天文知識，輔之以古典希臘理性主義思想的推導和概括，使其既超越古代東方，也超越古代希臘。沒有歷史的匯合，也就沒有希臘化的文化。
20世紀50—60年代中國古史學界討論比較熱烈的另一個問題，是古代東方奴隸制的發展、特點和社會性質以及與之相關的所謂東方專制主義、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參與討論的既有從事世界古代史的學者，更有中國古代史研究者。問題的核心是，奴隸制是否為人類歷史普遍經歷的階段。考慮到古代東方古典型的奴隸制不夠發展，如何論證奴隸制社會為人類文明必經階段以及它在東方社會的表現形式，成為史學界的基本任務。孫道天等從自然環境和農村公社殘餘入手，認為古代東方文明產生於大河流域，一方面有利於東方更早地進入文明社會，另一方面為了與洪水鬥爭的需要，農村公社和氏族殘餘長期存在，造成東方以農村公社為基礎，形成專制統治或軍事強權國家。奴隸制因為氏族制度和農村公社殘餘的限制，很少超出家庭奴隸制的範疇。曹植福指出，古代東方進入文明之時，尚處於青銅時代，但銅質工具並未能完全排擠石器。大河流域的自然環境，又需要不斷與洪水進行鬥爭，造成農民無法完全脫離公社取得獨立地位，農村公社仍然在文明社會中扮演著組織生產等多種角色，私有制沒有完全戰勝公有制。奴隸制受此限制，也停留在家庭奴隸制階段。雖然如此，學者們仍普遍認為，奴隸制是當時社會發展的一般趨勢，古代東方社會是奴隸制社會。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東方奴隸制也有黃金時代。不過因為東方農村公社長期殘存和專制制度的出現，造成了人民普遍為奴隸的現象。不能因為東方社會的特殊性否定奴隸制的普遍性。
主流看法之外，仍有部分學者認為，古代東方較早進入封建社會階段。在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影響下，部分學者提出，封建社會只能出現於鐵器時代，以獨立農民和租佃農民為社會主要生產者。童書業的看法是：在古代，當落後部落征服人數較多而且生產比較先進的部落時，就可能產生以剝削租佃農民為主要形式的原始農奴制，古代的巴比倫和希臘的斯巴達的剝削對象，就是這種原始的農奴。在印度古史學界，也有人認為印度的封建社會可能始於列國時代。不過，童書業等的觀點並未得到普遍贊同。林志純批評童書業誤解了古代東方奴隸制的特徵，把本來前後相繼的兩個發展階段等量齊觀，導致童書業對古代東方社會性質的誤判。林志純進一步申述說：奴隸社會有兩個階段，分別是原始奴隸制關係和發展的奴隸制關係占優勢的階段。東方社會長期處於原始奴隸制階段，那時家長制奴隸制占據主導地位，不存在商品生產，政治上表現為專制統治。在發達奴隸制階段，生產力有更高度的發展，生產目的在於商品生產，政治上實行奴隸制的民主政治。林志純批評了童書業的封建制早熟論，分析了斯巴達黑勞士的性質，以及租佃關係與奴隸制、封建制的關係，明確指出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都可以存在租佃關係。林志純特別告誡，不能僅僅抱著看希臘羅馬社會的眼光來看東方古代，那樣容易將東方社會認作封建社會。童文在史料和方法上存在瑕疵，林志純提供了更豐富的史料和理論證明，因此1956年之後，較少有人再討論巴比倫社會的封建性質。
林志純還討論了古代東方專制主義以及蘇美爾初史時期的軍事民主制問題。他首先區分了古典作家有關民主與專制的定義，接著分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東方專制主義的論述，指出東方專制主義雖然直接溯源於古代東方各奴隸制國家，但古代東方並非一直專制，國王也並非一直是專制君主，有一個從吉爾伽美什到漢謨拉比的逐漸發展過程。專制政治的產生，是奴隸制發展的結果。
古代南亞史得到劉家和的注意。他根據漢譯佛經資料，指出佛教反對種姓制度並不是“真地要消除現實社會中的種姓制度”，只要“婆羅門肯承認剎帝利的第一等級地位，佛教是允許婆羅門坐第二把交椅的”。佛教反對種姓制度的原因，與當時奴隸制的發展、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動有關，就其本質論，它是“高懸反對種姓制度旗幟而實際限制和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識”，反而有利於種姓制度的延續和發展。在有關印度土地關係問題上，劉家和主要針對印度是否存在土地私有制發言。他分析了國王所有、貴族所有和農村公社所有的土地，指出大部分土地法律上屬於國王，但國王對全國土地的所有權並不表示國王占有所有土地，在實際研究中，應當對土地使用的實際情況，包括農村公社和貴族的土地所有權做具體分析。
在古代希臘史領域發生了一場有關斯巴達黑勞士性質的辯論，通常被稱為“奴隸與農奴的糾葛”，分別以童書業和郭沫若為代表。前者認為黑勞士雖附屬於土地，為主人服役，但主人無權出賣他們；黑勞士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可以把相當一部分產品歸為已有，與奴隸的區別明顯，而與農奴地位接近，應當把他們看作農奴。後者則認為，如果斯巴達的黑勞士是農奴，則斯巴達社會就是封建性質的，但與其同時的雅典是奴隸社會，稍後的羅馬又是奴隸社會，這樣，奴隸社會產生於封建社會之後，不符合歷史唯物論的常識。林志純遍搜古典作家的記載，詳細論證了黑勞士是奴隸的觀點。他指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從原始社會發展而來的，只能是奴隸社會，所以黑勞士只能是奴隸；其次，古典作家幾乎一致公認黑勞士是奴隸。他的結論是：雖然“黑勞士近似於農奴制，但就其發生、發展和滅亡過程看來，它和中世封建的農奴制截然不同。根據黑勞士制發生於古典各邦奴隸制發生初期的這一歷史事實……並根據古典作家絕大多數稱黑勞士為奴隸的記載，我們有理由稱黑勞士制為早期奴隸制的範疇之一……我們也可以說，黑勞士是古代希臘某些地區被征服和被奴役的農民，他們的地位與奴隸無異，他們的剝削方式在表面上近似於農奴”。
胡鐘達強調商品經濟發展對雅典民主的決定作用。他認為，由於希臘世界周邊地區相對落後的狀態，給雅典等城邦商品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而商品經濟的發展，壯大了工商業奴隸主的力量，衝破了氏族奴隸主的壟斷，最終在雅典出現了民主政治。林志純曾簡明扼要地論及古代希臘曆法以及荷馬史詩的問題。他特別提到當時文特里斯對線形文字B的釋讀以及希臘考古的最新發展，注意到文特里斯、布列根、佩奇、格雷等人最新的成果。他注意到當時剛剛發現的所謂地米斯托克利法令，認識到該銘文將訂正希羅多德和普魯塔克等古典作家的記載，證明雅典人的備戰和撤退到撒拉米斯是有計畫的，而且說明梭倫時代的四等級制已經開始鬆弛，民主力量大大加強，民主派取得絕對優勢，因此希波戰爭中雅典的勝利，很大程度上是民主政治的勝利。
中國學者對羅馬史的興趣集中在格拉古兄弟改革上。吳於廑的《格拉古改革》將提比略·格拉古和蓋約·格拉古的改革區分開來，認為前者的目的在於恢復城邦體制下的兵農合一制，與當時羅馬的形勢背道而馳；後者的改革比較重視新興騎士階層的利益，符合羅馬當時正從城邦向帝國轉變的總趨勢，富於進取精神。陳文明肯定格拉古是羅馬奴隸主中較有遠見的人物，同時又指出在當時奴隸制、商品貨幣經濟發展，小農經濟的分化與破產已成必然的形勢下，想挽救小農經濟的企圖必然會失敗，從而注定了改革結局的悲劇性。
綜上所述，從1949年到1966年的10餘年間，中國的古史學家們在培養人才、積累資料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並已對古代史上的一些重要問題開始發表自己的見解。這是一個良好開端。然而，1957年的反右運動，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把世界古代史打入冷宮，一些專業工作者被迫“棄文從農”，古史研究完全陷於停頓。
二、恢復與發展（1977—2000）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打倒，科技文教事業重新走上正軌。1978年，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總方針，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迎來了春天，古代史研究重新起步。
在人員配備上，各大學歷史系普遍恢復了世界古代史教研室，配備了相關教學和科研人員。林志純聯合周谷城、吳於廑發文，呼籲填補古典文明研究在中國的空白。在林先生努力下，東北師範大學組建了國內第一家專門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機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開始招收從本科到博士的學生，並聘請國內外專業學者教授楔形文字等古代語言。國內一批高校如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開始招收、培養世界古代史方向的研究生。有些學校派人出國進修或攻讀博士學位，儘快熟悉世界古史研究的新動態，掌握新方法、新資料。1979年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成立。研究會除5年一度的會員大會外，還舉行原始社會史、古代東方史和希臘羅馬史的專題學術討論會。各類學術刊物也紛紛撥亂反正，重歸學術，並且新創了《世界歷史》、《史學理論》（後改名《史學理論研究》）、《世界古典文明史雜誌》（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等刊物，給學者們發表成果和討論問題提供了園地。
恢復古代史研究的首要任務，仍然是資料建設。從70年代末到2000年，學者們翻譯、出版了一批古典作家的著作。希羅多德等老的譯本多重印再版；赫西俄德、普魯塔克、薩魯斯特、西塞羅、塔西佗、查士丁尼、奧古斯丁等古典作家的著作首次被譯成中文；在古代東方史領域，馬香雪從法文轉譯了《摩奴法典》；專題資料有《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資料選集》、《古代伊朗史料選輯》、《古印度帝國時代史料選輯》、《古印度吠陀時代和列國時代史料選輯》、《羅馬共和國時期》（下）、《羅馬帝國時期》（上）、《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和《古代的地理學》等。它們的翻譯出版，為古代史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史料。
為了解最新學術動態，借鑑國外的新理論和新方法，學者們還開始翻譯一些有定評的國外學術著作。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對認識古代歷史有重要影響。《古代社會》是恩格斯寫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基礎，將原書翻譯出版，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摩爾根以及整個原始社會史的基本理論框架。《全球通史》注重遊牧世界的作用以及古代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和影響。《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嘗試用地圖敘述人類歷史。它將人類歷史劃分為早期人類的世界、最初的文明、歐亞古典文明、劃分為地區的世界等階段，強調古代不同地區文明的特徵和相互影響，以及不同文明區對世界歷史發展的貢獻，在古代史領域有助於打破歐洲中心論。
一些專題和專門的地區性通史著作也陸續被翻譯出版。在古代東方史方面，包括馬宗達等合著的《高級印度史》、塔帕爾的《印度古代文明》、埃班的《猶太史》和郝鎮華編譯的《外國學者論亞細亞生產方式》等。在希臘羅馬史方面，包括羅斯托夫采夫的《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的簡寫本、蒙森的《羅馬史》、烏特琴科的《愷撒》、特維茲穆爾的《奧古斯都》、韋爾南的《希臘思想的起源》和《神話與政治之間》等。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編譯的《古代世界城邦問題譯文集》對當時正討論熱烈的城邦問題有相當幫助；《世界古代史譯文集》中包括蘇聯學者的部分論文以及普魯塔克《名人傳》的部分傳記。這些譯作向學者們打開了一扇外部世界的窗戶，方便了學者們對外來學術的借鑑。
教材編寫取得長足進展。崔連仲主編的《世界史·古代史》詳而不繁，敘事清楚；劉家和主編的《世界上古史》簡明扼要，頁下附有簡短的注釋，書末有參考資料目錄；陳隆波、羅靜蘭主編的《從分散到整體的世界史》（古代部分上冊）借鑑了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史理論，希望揭示古代世界歷史的整體性，特別是遊牧世界在古代歷史上的作用。吳於廑、齊世榮總主編，劉家和、王敦書主編的《世界史》（古代史上冊）汲取了前述各種教材的優點，在構架和體例上也多有創新嘗試，至今仍是中國大學歷史專業的標準教科書。
林志純在該時期世界古代史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籌建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創辦了中國第一份西文版《世界古典文明史雜誌》；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的組建，與他的推動有直接關係，他本人當選為第一屆理事長；他的一系列論文向許多傳統看法提出了挑戰，在中國的世界古代史與中國古代史研究中，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他主持編纂的《世界上古史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根據大量原始資料，廣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和最新考古材料，對世界上古史領域內一系列重要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學術見解。不可否認，該書的模式——從城邦到帝國——是否可以用來說明古代文明的一般規律，仍有討論餘地，但由此引起的有關城邦問題的討論，至今尚未平息。在討論過程中，許多具體問題得到了更深入、全面的探討。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一時期的古史研究，大體處在《世界上古史綱》的影響下。
林志純還是該時期中西古史比較的先行者之一。他的兩篇長文從中國歷史的角度探討古代中西政治制度發展的規律，在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1989年，他主編的《古代城邦史研究》出版。在該書綜論部分，他綜合古代希臘、近東和中國的史實，勾勒出早期城邦政治史發展的基本輪廓，指出早期城邦大多是君主執政，君主握有行政與宗教權力。但在第二階段，行政權和軍權漸漸落入公卿之手，形成公卿執政或貴族政治；同時，城邦中的人民大會等仍在發揮積極作用。因此凡是城邦，大抵實行民主或共和制。林志純對古代中西歷史發展的這種獨特看法，在世界古代史和先秦史領域都引起了很大反響。他對古代中國政治制度中民主成分的強調推動了對古代不同地區政治制度的研究，中西古史比較研究蓬勃興起，形成古代史研究中一個重要的領域。就具體觀點和方法論，大體可分為求同派和求異派。
求同派大體贊成林志純的觀點，承認古代中西政體發展中的一致性。張秉楠的《商周政體研究》把商周時期當作城邦時代，強調商周政體中的民主因素。求異派正好相反，強調中國的特性。
求異派大體以顧準為代表。顧準本是經濟學家，從1974年開始涉足歷史，從歷史研究中探尋中國的出路，並留下了大約10萬字的讀書筆記。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經陳敏之整理的筆記，取名《希臘城邦制度》。該書討論了城邦的定義、特徵、起源和發展。在他看來，自治、自給、主權在民是希臘城邦的基本特徵，它們首先出現在海外殖民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特殊條件下。接著，殖民地的制度又反饋到希臘本土，促進了巴爾幹希臘的城邦化。趙伯雄的《周代國家形態研究》強調周天下並非城邦聯盟，而是周天子的一統天下。雖然統一或實際控制的程度有限，但諸侯國都自認是周天子的黎民，周天子享有對諸侯國的宗主權，這和希臘的殖民地與母邦的關係完全不是一個類型。
劉家和、廖學盛主編的《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導論》是一部為研究生編寫的教材，也是一部有相當學術水準的集體性著作。該書並不敘述古代不同文明地區的歷史，而是分地區介紹了各個古代文明的主要史料、學術史和研究現狀，每章後面列有主要研究性期刊以及參考書目。施治生與他人合作，先後主編了三部集體性著作：《古代王權和專制主義》、《古代民主與共和制度》和《古代國家的等級制度》。它們各有側重，但其共同之處，首先在於將古代和中世紀合併起來考慮，開闊了考慮問題的思路。其次，對古代世界做通盤考慮，不僅限於希臘羅馬或者印度，而是考慮到非洲、拜占庭、英國、日本、義大利城市共和國、越南等多個地區不同時代的情況，更便於讀者把握古代世界的總體趨勢，彰顯了不同地區前資本主義階級社會的某些共性。複次，儘可能系統討論所涉及的主題，充分汲取國內外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因為作者隊伍龐大，各自都是自己領域的專家，代表了相關領域最新的進展和最權威的看法。最後，是靠事實說話，重視對史料的解讀和對基本理論的運用。這些著作出版後，均受到國內學者高度注意，已經成為各自領域的標準參考書。
吳於廑的《世界歷史上的遊牧世界與農耕世界》對認識古代歷史的一般特徵具有重要意義。作者認為，農耕、遊牧世界的並立構成了古代世界史的基本特點，兩者之間的矛盾運動是古代文明交往的重要表現。他概要論述了農耕、遊牧世界各自的基本特徵以及它們交往、衝突的必然性，揭示了遊牧、農耕兩大世界關係的本質，證明遊牧世界雖然成功對農耕世界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衝擊，但每次衝擊的結果，都是遊牧世界的進一步萎縮和農耕世界的進一步擴大。該文廣闊的視野、高屋建瓴的架構，在學者中引起了廣泛而持久的反響。
80—90年代學者們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是亞細亞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關的古代社會性質。一方面，這場討論是對50—60年代傳統的延續，另一方面，則體現了當時在思想領域的解放。學者們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結合古代東方的歷史，提出了眾多不同看法。與50—60年代不同的是，學者們都放棄了上一代學者經常揮舞的意識形態大棒，平心靜氣地爭論學術，體現了新時期學術討論的巨大進步。雖然有關問題的討論至今也不曾達成一致意見，但在很多具體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70—80年代討論的另一熱門問題是五種生產方式理論，關鍵是奴隸社會是否為人類必經的歷史發展階段。其中最有分量的成果當屬胡慶鈞主編的《早期奴隸制社會比較研究》。這部85萬字的巨著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的綜合研究致力於從理論和史實上證明原始社會瓦解後奴隸制社會產生的必然性，同時論及奴隸制社會中的等級和階級結構。第二部分為專題研究，分別討論了中國商朝、希臘荷馬時代、羅馬王政時代、愷撒和塔西陀時代的日耳曼人早期奴隸制社會的政治、經濟、法律制度、道德倫理和宗教信仰等多個方面，可謂中國學者研究早期奴隸制社會的集大成之作。但正如馬克垚指出的，儘管作者們費盡心血，仍未能擺脫奴隸社會中的奴隸不多，封建社會中的奴隸不少的困境。此外，作為早期奴隸制社會的比較研究，該書有意無意地忽略早期西亞和埃及等原生文明中奴隸制的發展，對印度也無一字論及，而否定奴隸制是人類社會必經階段者大多正是從這幾個文明奴隸制不夠發展入手的。
與奴隸制相關的，是古代東方社會的性質以及古典時代斯巴達黑勞士型勞動者的性質。學者們發現，即使在古典古代奴隸制全盛時期，奴隸也未能在人口中占多數，在生產中占主導地位。一些人轉而試圖論證奴隸制在當時社會的大生產中起主要作用，代表人物是馬克垚。在他看來，奴隸制可以在沒有外部奴隸來源的情況下得到充分發展；西歐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主要源自羅馬帝國內部生產關係的變革，蠻族衝擊只具有次要意義。馬克垚的著作論證嚴密，其觀點在學術界影響甚巨，《羅馬與漢代奴隸制比較研究》被《歷史研究》評為優秀論文；《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則是討論西方奴隸制衰落和封建制形成的標準參考書。
胡鐘達是否認古代社會為奴隸社會的代表。他最初嘗試論證奴隸社會具有普遍性，並企圖通過授產奴隸在農業中廣泛使用的實例，來證明奴隸制在農業中一樣有利可圖。但隨著思考的深入，他發現那樣的論證越來越不能令他信服，於是轉而鑽研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提出奴隸社會不具有普遍意義的看法。他認為，馬克思、恩格斯都未明確地提出五種生產方式理論；事實上，在古典古代的某些時期和某些地區，如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以及共和國後期和帝國初期的義大利，奴隸制確曾得到較為廣泛的發展；但大多數情況下，所謂奴隸社會中的奴隸並不多，封建社會中的奴隸也不少，奴隸制和農奴制曾長期並存；從生產力發展看，如果把所謂奴隸社會後期與封建社會初期比較，至少就西歐而論，並無明顯突破。胡鐘達的觀點引起廣泛注意，促進了古代史研究的深入開展。
劉家和長期從事中西古史比較，他力證春秋時代的楚國是城邦，制度中包含民主成分。他套用軸心期理論對公元前8—前3世紀世界主要文明區在心智和文化的發展上所經歷的精神覺醒進行比較，並試圖界定古代印度、希臘和中國精神覺醒上的特點：在天、人關係方面，印度形成宗教傳統，希臘形成哲學科學傳統，中國形成人文倫理傳統；在人與人的關係方面，印度提出虛幻的眾生平等，希臘揭示出人類平等的內在矛盾，中國儒家則用具有“禮”的形式的“仁”使現實的有差別的人統一起來；在人的本質的覺醒方面，印度認為人是宗教的動物，希臘認為人是政治的動物，中國認為人是倫理的動物。該文高屋建瓴，顯示了作者廣博的學識。
在古代史各個專門領域的研究中，20世紀最後20年裡，學者們取得了不俗的成績。舉凡古代史上的重要問題，都或多或少地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
林耀華主編的《原始社會史》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利用了當時能夠利用的幾乎所有資料，特別是豐富的中國古人類的考古材料，對人類從起源到文明產生之間的歷史，從理論到史實都做了系統和充分的敘述。汪連興認為該書將原始社會史從200萬年前上推到1400萬至800萬年前，對父系家族公社的特徵做出了描述和概括，從理論上解決了個人和私有財產的界限，資料的使用典型而準確，是我國原始社會史研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林志純系統回顧了農業在西亞、東亞和新大陸的產生與發展，用具體和確鑿的證據說明農業革命對原始社會末期的影響。林志純呼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最後的總結章是‘野蠻與文明’，是一結論性質，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原理。我們的原始史後半章，最好是通過具體史實，來說明某某公社如何解體，某某文明如何產生，理論聯繫實際”。他身體力行，對蘇美爾國家和文明的起源做了具體探討，還根據最新的考古進展，討論了美洲和舊大陸新石器時代的來臨，農業革命和城市革命的發生，私有制與國家和文明產生之間的聯繫，進而把古代世界劃分為美洲、東亞南亞和西亞南歐等三大文明區而非傳統的四大文明古國，在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中產生了重大影響。汪連興論及馬克思寫作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的背景；探討過馬克思晚年寫作的人類學筆記；在就荷馬時代的社會性質發言時，也希望從根本上對所謂軍事民主制的概念進行辨析。他更傾向於使用早期國家來定義荷馬社會和殷周時代。
古代西亞史研究中，拱玉書根據《蘇美爾王表》、吐馬爾銘文以及其他文獻，結合雅各布遜等的研究成果，探討了尼普爾聯盟的產生、性質和發展，認為在公元前3千年代的蘇美爾—阿卡德地區，“不僅長期存在著城邦，存在著城邦爭霸的戰爭局面，而且，還長期存在著城邦間的聯盟——尼普爾聯盟”。尼普爾城邦聯盟的存在，證明阿卡德王國和烏爾第三王朝都是城邦聯盟的盟主國家或者王朝。吳宇虹的《古巴比倫早期埃什嫩納、馬里和亞述政治史》以楔形文字文獻為基礎，系統敘述了一直在學界受到忽視的三國早期的歷史，提供了大量具體的文獻和史料，獲得國際學術界廣泛認可。楊熾從漢謨拉比法典的用詞入手，考察法典所反映的社會性質，認為將古巴比倫社會理解為阿維魯、穆什根努和奴隸的三分實際存在問題；法典確實保護私有權，但不限於奴隸主的私有權。因此，說漢謨拉比法典保護奴隸主階級的私有權，不一定合理。周怡天和楊聯華涉及《漢謨拉比法典》有關穀物、金銀保管的條文。彭小瑜討論了新巴比倫神廟經濟中喜爾庫的地位，認為喜爾庫的多數是神廟奴隸，他們的地位主要通過宗教和神廟確定下來。但也有少數喜爾庫地位上升成為奴隸主。因此，喜爾庫是一個等級而非階級身份。朱維之的《希伯來文化》分門別類地敘述了古代希伯來人的文學、藝術、宗教、法律、生活習俗等，多方面呈現了古代希伯來人的成就。
在古代埃及史領域，劉文鵬發揮了突出作用。他執筆完成了《世界上古史綱》的埃及部分，並發表了有關埃及史的系列論文。他比較注意早期埃及諸州的分立以及部分國家通過爭霸戰爭走向統一的進程，認為埃及從諾姆分立到統一國家形成，有一個長期的過程；他力證古代埃及是有城市的文明，並根據希拉康坡里考古遺址的資料提出了論證；他批判了魏特夫的治水專制主義理論，指出水利灌溉長期是地方政府的事務，在中王國以前，沒有證據表明埃及存在灌溉網的集權化管理。周啟迪的《古代埃及史》為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系統且綜合性的古代埃及通史，起於史前時期的埃及，終於後期埃及，以古代埃及文化終篇。漢尼希和朱威烈等編寫的《人類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實》比較充分地汲取了國際埃及學研究取得的成果，敘述了古代埃及的文字、文學、宗教、建築、藝術和科技成就。
古代印度史得到塗厚善、劉家和與崔連仲的注意。塗厚善曾在華中師範大學組建印度史研究室，招收印度史研究生，自費出版內部刊物。他認為，古代印度幅員的廣大和多樣化的自然條件，確實給印度歷史造成了一定影響，特別是印度古代歷史統一時間的短暫與其幅員之間存在一定聯繫。他介紹了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發現、特徵及其影響，認為那是一個青銅時代的奴隸制文明，體現了印度歷史多種文化交匯繼承的特徵。劉家和質疑古典作家有關印度只有自由農民而無奴隸的說法，因為佛經證實奴隸在當時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奴隸主利用經濟和超經濟的力量強迫農民分化陷入奴隸境地，體現了奴隸制在當時的主導地位。崔連仲的兩部重要著作《從佛陀到阿育王》和《釋迦牟尼——生平與思想》討論了古代印度從列國時代到孔雀帝國時代的歷史。他區分了列國時代的君主國和共和國，追溯了摩揭陀霸權的成長曆程，社會關係的變化及其對佛教的影響，孔雀帝國的政治、社會與經濟，並論及印度土地制度和歷史分期等眾多關鍵問題。郭良鋆的《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的重點實際在早期佛教思想，系統敘述了早期佛教的各種主張，其有關巴利語三藏的提要，給史學界利用佛經資料提供了良好的指引。黃思駿涉及古代印度聚訟紛紜的農村公社和土地國有問題。他指出，所謂土地國有，實際是土地王有。但國王對土地的所有權是法理上的，在實踐中，更多地表現為國王徵收賦稅和處置土地的權利。農村公社的土地源自部落共同體的公有制，後來則成為國王徵收賦稅的單位。但土地私有在印度並非根本不存在。
王治來根據古典作家的記載以及古代中國的文獻，系統敘述了中亞的地理與古代歷史，特別是塞種人、波斯統治下中亞的歷史，以及後來匈奴在中亞的活動與大月氏國家的歷史，填補了當時中國學界在這一領域的空白。余太山以研究古代中亞史，特別是中西交通史見長。他先後發表多篇有關西域各國地理、歷史的論文，涉及嚈噠人、塞人和貴霜的遷移和興亡，尤其是西域各國的地望及其相互關係。他在此基礎上完成的《嚈噠史研究》和《塞種史研究》系統探討了相關族群的族源和族屬，遷移和擴張，以及社會經濟、東西交通、政治統治和宗教等，並對一些非常具體的問題如貴霜諸王在位年代、中國與羅馬帝國的關係等進行考釋。它們廣泛利用了一手資料和大量日文、西文著述，於該時期遊牧部落的遷移、中西交通的變化、特別是中亞和印度的歷史，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古代希臘史研究成果較多，從雅典國家產生到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都有專題論文問世。限於篇幅，這裡只能摘要介紹幾種有代表性的觀點。王敦書首次比較全面地向國人介紹了美國學者帕里關於荷馬史詩創作的理論，指出荷馬時代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英雄時代，荷馬時代希臘的某些地區如雅典有國家存在，那時的希臘社會是階級社會。關於斯巴達的土地制度，他指出公元前10世紀斯巴達人進入拉哥尼亞後，曾進行土地分配。通過兩次戰爭征服美塞尼亞後，斯巴達人將後者的土地分成份地。這些份地本質上仍由國家所有，公民只是占有者。劉家和的《論黑勞士制度》遍搜古典作家有關記載，對黑勞士制度的起源、發展、衰落，黑勞士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屬性作了深入探討。他認為黑勞士是城邦的奴隸。他們雖然交租納稅，但那並非封建的依附關係，而是斯巴達人對土地和黑勞士人身占有權的實現。因此，黑勞士是奴隸，是奴隸中的國有奴隸。郭小凌回顧了西方對奴隸制的認識和研究，認為奴隸社會概念是後人對馬克思的詮釋。他還從軍制變革、城邦之間的戰爭與戰俘的命運等方面來揭示希臘城邦的興衰，指出僱傭兵的興起、戰爭殘酷程度的增加，預示著希臘城邦逐漸走向瓦解。
雅典民主研究中，論者較多地關注雅典民主的形成和發展。針對部分學者用氏族制殘餘來解釋雅典民主成因的觀點，陳唯聲指出，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與原始社會的民主制之間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它是當時一種充分發展了的先進的政治制度，是由雅典自身的經濟、政治、文化傳統等諸多因素決定的，階級矛盾的尖銳與深刻程度、階級力量的對比具有決定性意義。廖學盛討論了希波戰爭對雅典民主的影響，認為雅典公民集體的團結是她能夠打敗波斯的主要原因。希波戰爭第一階段，雅典堅定地走上了發展海上實力的道路，提高了第四等級公民在國家生活中的作用。在希波戰爭第二階段，雅典成了當時希臘最強大的海上勢力，第四等級公民在國家生活各方面的作用進一步加強。他認為工商業的發展固然與民主的形成有一定關係，但不是決定性的。它更多地源自氏族社會末期的某些民主制的殘餘。
羅馬史領域首推朱龍華的《羅馬文化與古典傳統》，該書系統研究了羅馬文化的起源、發展和衰落。作者把羅馬文化的發展與社會變遷、政治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將文化置於羅馬歷史的大背景中考察，揭示了羅馬文化興衰的原因和特點。全書文筆流暢，敘事生動。楊共樂的《羅馬史綱要》認為，公元前2世紀中葉以前羅馬社會的主要生產者是小農，奴隸制很不發展，可稱為“古代社會”階段。公元前2世紀中葉以後，羅馬才進入奴隸社會。公元1世紀中葉到2世紀中葉為奴隸制社會的發展和完善期。羅馬政治制度的發展得到楊俊明和陳可風的注意。楊著簡要敘述了羅馬政體從王政時代到帝國時代的變遷，共和國政制是中心。陳可風有關羅馬共和國憲政的研究較多地利用了古典文獻和近代著述，為比較系統的羅馬共和國政治制度史。它在介紹共和國高級官職之外，尚顧及一些低級官吏。
李雅書討論了羅馬城的起源問題。她認為羅馬城的建立者可能是維蘭諾瓦文化創造者的後裔，公元前753年只是開始定居的年代，真正建立城市應在伊達拉里亞人來到之後。施治生就早期羅馬史發表了一系列論文。他認為，王政時代後期，王權處於明顯的優勢地位，塞爾維烏斯改革標誌著羅馬國家的誕生。羅馬財產等級制隨著國家的產生而出現，國家既確認了財產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時又體現了城市國家兵民合一的原則，是新生的羅馬城市國家一項重要的組織制度，並在後來一直發揮著巨大的影響。王閣森認為愷撒所有活動的目的都在於維護羅馬奴隸主集團的利益，他的寬容政策是其失敗身亡的直接原因之一，但不能因此否定愷撒的政治、軍事才能。彭小瑜指出，中國羅馬史學界對羅馬某些官職的處理，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並對共和國時期的官職、職能以及譯名做了辨析。楊共樂的一系列文章向共和國晚期義大利糧食生產衰落論發出了挑戰。他認為無論從外省糧食剩餘額及使用範圍看，還是從義大利的產糧狀況看，所謂外省糧食造成義大利糧食生產全面衰落的觀點都難以成立。路新生、朱承思、王建吉等論及羅馬軍隊的變化及其對共和國政局的影響。
羅馬奴隸制問題受到關注。李懷國討論了羅馬手工業和城市中被釋奴的地位和作用問題。他不同意把羅馬農業奴隸與手工業授產奴等量齊觀的看法，認為在法律上，手工業授產奴雖與其他城鄉奴隸無異，但實際上從他們與生產資料的關係、個人財產的占有以及自由人對他們的態度看，他們的社會與經濟地位明顯高於一般奴隸。閻瑞生探討了羅馬公民自願為奴的問題，指出在帝國時代，羅馬奴隸主以較溫和的態度對待奴隸，使他們的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一些奴隸還獲得私產，致富後重新贖取自由，反映了帝國時代奴隸處境的改善。劉佐討論了羅馬奴隸中的一個特殊階層——皇帝的奴隸的作用，認為他們對帝國初期王權的確立和官僚機構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皇帝利用他們加強皇權，打擊元老院，但當政體過渡完成時，他們的歷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馬克垚關注的是西歐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並涉及古代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他關於小農經濟、生產資料所有制、地主經濟和超經濟強制等的論文，涉及前資本主義階級社會政治經濟學的諸多理論問題；《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是當時研究古典晚期和中世紀初期社會轉型最全面的論述。他的論著資料充實，觀點平穩但富有衝擊力，對古典晚期到中世紀早期西歐歷史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
80年代後期以來，伴隨著文化熱的興起，古典文化也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相關論著涉及古典世界的哲學、史學、文學、藝術等各個方面。對史學史的研究尤其活躍，張廣智的兩部史學史、郭小凌的《西方史學史》等，都有相當篇幅述及古典世界史學的發展。同時，關於史學史的論文也不斷發表。
綜上所述，從1977年到2000年的20多年中，中國的世界古代史研究，無論在資料積累還是在具體研究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績。新問題的提出、新方法的使用，都為古史研究的發展創造了條件。1993年和1997年分別在南開大學和東北師範大學召開的中國世界古代史第一屆和第二屆國際學術會議上，中外古史學者同台競技，相互交流切磋觀點，表明中國學者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日益得到國際同行的承認。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這一時期的古史研究還帶有粗放的特點，不少領域還無人問津；對資料的使用和解釋，特別是對考古和碑銘等資料的使用，尚處在比較初級階段；方法論上，也有諸多需要完善和提高之處。
三、最近20年的趨勢
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資料的積累，古史研究日趨繁榮，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這裡摘要概述。
在資料積累方面，不少高校加大投入，購置了包括“羅伊布古典叢書”、“牛津古典文獻”和“托伊布納爾叢書”等傳統文獻。部分院校採購了《希臘銘文集成》和《拉丁銘文集成》等大部頭的銘文集，《保利古典學百科全書》和《新保利》等工具書也整套購入。學者們外出學術訪問、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更加頻繁。當今中國從事古代史的中青年學者中，多數人有海外進修經歷，部分人在海外大學完成博士學業，搜羅和購置了不少古代文獻和近代專著。外文資料的大批購進，有效緩解了此前一直制約中國學者的資料短缺問題。新技術的採用，給中國世界古代史的研究者也提供了不少方便。各種專業資料庫使學者們不用完全仰賴於紙質文本資料從事研究。當今時代，任何一個有心的學者，都可以通過多種手段，得到開展研究工作必需的基本資料。如李劍鳴指出的，世界史研究要取得進展，還必須有足夠厚實的本土基礎。與前一時期比較，新世紀在翻譯和整理史料方面成績更加突出。古典文獻的翻譯日益系統，在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包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等的全部或大部分著述，希臘羅馬史家的大部分著作；其他文獻的出版日漸系統，如張竹明、王煥生等翻譯的《古希臘悲劇喜劇全集》包括了有完整作品傳世的所有希臘戲劇作品；《古羅馬戲劇全集》已經出版普勞圖斯和泰倫提烏斯；《古希臘演說辭全集》也已經出版伊索克拉底、安提豐等。斯特拉波的《地理學》、波利比烏斯的《通史》、格利烏斯的《阿提卡之夜》、集體著作《諸帝本紀》（中譯為《羅馬君王傳》）等，也陸續出版。翻譯和注釋工作更加規範，有些譯本系從古代原文直接譯出，更加可靠。如張強主編的《日知古典叢書》對照本（希臘文/中文、拉丁文/中文）已出版17種，凡26冊；“羅馬法翻譯系列”和“羅馬法民法大全翻譯系列”也採用了原文與中譯文對照的方式，已出版諸多卷冊。劉曉楓等主持的“西方傳統：經典與解釋”叢書中，也包括部分此前並未譯成中文的古典文獻。專題資料的整理和編譯工作獲得進展，古代東方史領域成績明顯，先後有《埃及歷史銘文舉要》、《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譯註》、《古埃及<亡靈書>》和《古代兩河流域楔形文字經典舉要》等。希臘羅馬史方面，北京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希臘羅馬史料集”。這套史料集的優點在於它一般選取僅有殘篇傳世的古代作家、銘文以及莎草紙文獻等。張強等譯註的《希臘拉丁歷史銘文舉要》和《古希臘銘文輯要》，匯集了最重要的歷史銘文，並對銘文涉及的官職與內容做了說明和注釋，有些銘文附有原碑照片或拓片，體現了嚴謹的治學態度。聶敏里翻譯了基爾克等的《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原文精選的批評史》，該書包含了前蘇格拉底所有哲學家傳世殘篇的原文和譯文，並附有詳盡注釋。古典著作和基本史料之外，新世紀以來國內史學界對當代外國學術著作的譯介更為積極，僅古希臘通史就先後出版了伯里、哈蒙德、波麥羅伊、莫瑞斯和庫濟辛等5種；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增添了不少新成員，如芬利的《古代世界的政治》、林托特的《羅馬共和國政制》、塞姆的《羅馬革命》等；“探尋古文明叢書”出版了古代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和羅馬各冊；北京大學出版社的“西方古典學叢書”中，包括《奧德修斯的世界》、《希臘人的宗教生活》、《抄工與學者》、《古典學術史》、《羅馬法史》等古典學名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的羅馬法叢書中包括格羅索的《羅馬法史》等義大利學者的著述，為中國了解西方古典學術又打開了一扇窗戶。上海三聯書店的“人文經典書庫”包括諸如《王權與神祇》、《希臘帝國主義》、《君士坦丁大帝時代》等。上海人民出版社除出版豐坦納古代史叢書中的《早期希臘》、《民主政治與古典希臘》以及《希臘化世界》外，還陸續出版了《羅馬的遺產》和《希臘的遺產》等。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外國考古文化名著譯叢”語言生動，史實準確，不乏學術性。“經典與解釋”叢書中，也按照專題編譯了諸如《索福克勒斯與雅典啟蒙》、《塔西佗的政治史學》和《愷撒的劍與筆》等。諸如此類的文獻拓展了古代史研究的基礎。最近20年中，老一輩學者煥發青春，繼續發表新成果，一批從國外學成歸來和在國內經過從本科到博士系統學術訓練的中青年學者成長起來，並逐漸成為古代史研究的主力，中國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形成老中青結合、梯次分明的學科隊伍。他們發表的論著，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較此前的20年大有提升。大多數著述都能夠做到以一手資料為基礎，綜合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努力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此過程中，中國的世界古代史研究逐漸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承認，南開大學和復旦大學先後舉行了第三和第四屆世界古代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此外，學者們還舉行了一些專題性的國際性學術會議。2007年，原由日本學者發起的日本和韓國西洋古代史論壇，首次正式邀請中國學者參加。此後的三屆論壇上，都有中國學者出席並發表學術演講，2013年的論壇還是在中國舉行的。這些事實表明，中國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正日益邁向世界，與國際學術界接軌。2012年，東北師範大學斥資設立“日知世界史獎”，主要獎勵在世界古代中世紀史領域的著述，世界史從此有了自己專門的獎項。在該時期古代史綜合研究方面，首先仍必須提到林志純先生。經張強、劉軍整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日知文集》匯集了林志純先生髮表的幾乎所有重要學術文章，以及部分專題著述，內容涉及人類起源、農業革命、城邦制度、東方專制主義等世界古代史幾乎所有重要領域，具有開創和奠基意義。他對比較研究的嘗試和建構中國世界古代史學科體系的努力，獲得學術界廣泛認可，在中國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領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完成的多卷本《世界歷史》中，包括《古代國家的起源和早期發展》、《古代世界的民族與宗教》和《古代東方思想文化》等基本出自中青年學者之手的論著，論及幾乎所有與世界古代史有關的重大理論和學術問題，觀點平實可靠。
老一輩學者先後出版了個人的文集。如果按時間先後，分別是王敦書的《貽書堂史集》、廖學盛的《廖學盛文集》、劉家和的《史學、經學與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對於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思考》和《史苑學步》、李長林的《采蜜集》、馬克垚的《困學苦思集》和專著《古代專制制度考察》等。這些文集所討論的許多問題，如世界史體系構建、中外歷史比較、世界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生產資料所有制、階級社會中的城市、歷史理性、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學界對古代文明的了解等，都是我們今天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和研究的起點。西亞古代史取得進展。與前一時期比較，西亞古代史研究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重要擴展。從西亞文明的產生到近代西方人的考古發掘，從兩河流域的蘇美爾，到西臺、亞述、希伯萊、埃蘭、波斯帝國和中亞，都有相關論著出版，且絕大多數論著都以楔形文字文獻為基礎，在廣泛汲取中外學者成果的基礎上寫成，有堅實的史料和史學基礎。劉家和如此評價拱玉書的《西亞考古史》：“不僅在國內是墾荒之作，在國外也未見有任何現成的外文的藍本……此書之內容結構與分期，均為作者自己研究之心得。”李政的西臺文明研究、於殿利對古代西亞文明的綜合研究、歐陽曉莉關於吉爾伽美什史詩以及早期兩河流域國家形態與社會經濟的探索、國洪更對亞述賦役制度的考察、李海峰關於古巴比倫時期不動產活動的著作、宋立宏的古代猶太史研究等，都在閱讀原文史料的基礎上，廣泛汲取了近現代學術成果，體現了相當高的學術水準。有些著述以德文或英文在歐美出版和發表，說明中國學者的研究正越來越多地得到國際亞述學界的認可。許多具體問題如古代西亞文明中人的地位、西亞法律的特點、蘇美爾的政治制度、烏爾第三王朝的國家形態、波斯帝國的統治方式等，都有諸多新成果問世。古代埃及史研究前期基本被劉文鵬統治。他的《古代埃及史》和《埃及考古學》代表著中國埃及學綜合研究的重大進展。《古代埃及史》“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依據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和古文獻學等多方面提供的資料，採用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從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等方面詳細論述了古埃及社會的發展演變。該書運用英、俄、日、德等語言的資料，充分吸收了西方學者和蘇聯學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在體例和分期問題上，都有重大創新。《埃及考古學》是“我國迄今為止出版的第一部專門而系統的埃及考古學著作”，“凸顯了劉先生對埃及考古學完善的體系建構”，且不囿成說，提出了眾多值得注意的看法。它“與《古代埃及史》互為補充，相得益彰，構成了我國埃及學研究的姊妹篇”。除此之外，埃及學領域也有若干新銳成果。金壽福就埃及文明的起源及其與非洲內陸文明的關係，古代埃及宗教與記憶模式、法官與法律、價值觀的關係等眾多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丹彤的興趣在古代埃及的對外關係，特別是埃及與古代地中海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流。顏海英曾論及托勒密和羅馬時期埃及的奴隸制。王海利寫有一部比較系統的埃及學史，並涉及埃及婦女地位。
古代印度史研究儘管出現了人員隊伍不足的問題，仍取得了一定成就。劉欣如發表多篇重要論文，涉及古代中國和印度的文化交流、印度種姓制度、印度奴隸制的發展、古代印度共和國等。她反對種姓制度的種族起源理論，探討過種姓制度下的社會流動問題，打破了國人關於種姓制度源自雅利安人征服、不同種姓之間老死不相往來、印度社會階層基本固定的刻板印象。她證明不僅列國時代的印度存在數量不少的共和國，甚至在孔雀帝國之後的公元4世紀，那裡仍存在實行共和政體的國家。只是在笈多王朝以後，共和國才被完全淹沒在君主制的汪洋大海中。她的《印度古代社會史》始自遠古，止於莫臥兒王朝，大體採用時間順序，簡明扼要地敘述了古代印度的歷史和社會發展，在許多具體問題有精到的論述。林承節的《印度古代史綱》綜合運用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概要敘述了古代印度的歷史發展，是一部不錯的印度古代史入門書。古希臘史研究向來是中國學者的興趣所在，近20年來尤其成績顯著。從最早的克里特文明到希臘化時代，從雅典民主政治到斯巴達政制和馬其頓王權，從古代奧林匹亞賽會到雅典和斯巴達的婦女，從希臘人的族群認同到腓力二世的泛希臘主義宣傳，從古代的犬儒主義傳統到阿波羅崇拜，從早期希臘的東方化革命到希臘化時代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都有篇幅不等的專著問世。如果勉強歸納一下基本趨勢，則以下四點值得注意。第一，不斷開拓新領域。一些過去很少碰觸的問題，如古代的喪葬儀式、荷馬社會與城邦的起源、馬其頓帝國主義與希臘人的族群認同、希臘化世界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婦女地位、斯巴達政制、雅典城鄉關係以及希臘化時代的史學、希臘錢幣的演變等，都陸續有專著或論文問世，雅典民主傳統、古希臘史的學術史等，也獲得不同程度的關注。第二，是新理論和新方法被廣泛採用。在這方面，郭小凌和黃洋以及復旦大學的同行們發揮了突出作用。後現代概念對理解古代史的意義首次得到郭小凌教授的注意。希臘城邦的公共空間與政治運作、古典世界的東方主義、希臘主義和雅典民主政治研究背後的意識形態色彩，則基本是黃洋第一次引入到希臘史研究中，並且產生了重要影響。張巍運用敘事學理論研究希臘思想史、史學史以及演說辭，成為中國希臘史研究中一個重要的支派。徐曉旭關於希臘族群及其認同的研究，讓這個本來被納粹種族主義破壞的領域，重新獲得了重要的學術價值。第三，直接閱讀原文史料，包括碑銘和莎草紙文獻，成為希臘史學界的共識，在年輕一代的古史學者中，這一點表現得尤為突出。徐曉旭《腓利二世：霸權與泛希臘主義》廣泛利用了諸如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提尼、查士丁、狄奧多魯斯等古典文獻；張巍的《希臘古風詩教考論》深耕古典文獻，廣泛吸收國際學術成果，在敘事學理論觀照下，對古代希臘詩教的地位及其與哲學、智術的分野，做了非常精到的說明；李尚君《“演說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德謨斯提尼的演說表演與民眾的政治認知》以對德摩斯提尼和埃斯奇奈斯等演說辭的解讀為基礎，討論了演說對雅典民主和國家形象的塑造；白春曉《苦難與偉大：修昔底德視野中的人類處境》則深入到文本之中，解讀修昔底德的修辭技藝及其對雅典形象的塑造；呂厚量對色諾芬的婦女觀以及希臘人記錄的波斯史料的價值等問題，做過深入的辨析。第四，研究的問題日益微觀具體。梭倫改革之類的大題目日漸退隱，梭倫的優諾米亞、泰奧格尼斯的印章、色諾芬的婦女觀、托勒密埃及某個村莊中埃及婦女與希臘士兵的糾紛所透露的族群關係，中亞某個錢幣上的符號表達的文化交流信息，則日益走上前台。小問題大歷史正成為學者們普遍採用的方法論。與希臘史比較，羅馬史略顯沉寂。胡玉娟有關共和時代羅馬平民的專著回顧了貴族和平民的起源，分析了平民運動興起的原因、條件和特點，並涉及共和國中後期顯貴的產生和新平民的特徵。宮秀華的《羅馬：從共和走向帝制》的優點在於較多注意到近代學者的成果，並考慮到社會風尚的變化與羅馬政體變革之間的聯繫。晏紹祥比較系統討論了羅馬共和國政治運作的特點，觸及公民大會以及羅馬共和國不同機關之間實際的政治運作。厲以寧兩卷的《羅馬—拜占庭帝國經濟史》系統敘述了羅馬經濟從帝國時代到拜占庭時代的轉變。羅馬帝國史研究較之共和國似乎更加落寞，但羅馬帝國的繼承制度、共和制殘餘在帝國時代的作用、帝國時代的城市化等領域，也都有相當重要的論文發表。新近興起的古典晚期研究，也在中國學界引起了較多注意。關於基督教的起源及其演變，夏洞奇《塵世的權威：奧古斯丁的社會政治思想》討論了奧古斯丁在國家與教會、家庭與婚姻的關係，個人、社會對塵世權威和天國之望的態度等，是有關早期基督教思想史一部相當有分量的著作。羅馬史學的發展得到吳曉群和梁潔的注意。在張廣智主編的《西方史學通史》中，吳曉群用1卷的篇幅，系統敘述了史學從古代西亞萌芽，經希臘到羅馬的發展歷程。全書文采斐然，頗有可讀性。梁潔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完成了《撒路斯特史學思想研究》，在小心分析文本的基礎上，對撒路斯特史學的主題、方法和史學觀做了比較系統的論述，並論及撒路斯特史學對後世的影響。帝國後期史學書寫的轉型與羅馬形象的再創造，受到李隆國和呂厚量的注意。中亞史和中西交通史得到林梅村、余太山、張緒山等人的注意。項英傑系統敘述了中亞遊牧民族包括塞種人、匈奴人和哥特人的歷史，並介紹了各個民族的社會經濟、政治體制、社會風尚和意識形態。林梅村系統考察過絲綢之路的大部分遺址，在文書整理、史實考訂等方面多有貢獻。雖然他研究的對象多屬中古時期，但對上古時期西域、中亞歷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價值；余太山關於貴霜以及地中海與中國關係的專著系在大量前期具體研究工作的基礎上完成，文獻豐富，有非常高的學術水準。楊共樂更關心早期中西交通，認為蒙奇、兜勒並非如傳統所說為兩國，而應當是指馬其頓。張緒山涉及羅馬帝國與東方的海陸交通，對希臘神話傳入中國、羅馬帝國與東方的交往等，多有論述，代表著中國學者在這個領域的最新認識。
結 論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走過了一條艱辛、曲折的道路。作為一門基本來自西方的學問，世界古代史研究的難度可想而知。古代文字生澀難學，令人望而生畏；堅持學一到兩年，也只能勉強掌握，要達到熟練使用，需付出更大努力。建國初的30年裡，學者們奮力拚搏，努力建設，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無論是原始資料的來源，還是近代二手著作的積累，都與西方先進水平差距甚遠。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新中國第一代的學者們初步建立了世界古代史的教學和研究體系，大學歷史系普遍開設了世界古代史課程，資料和教材建設都取得了一定進展，所謂墾荒播種，探古發微，此時之謂也。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學者們以更大熱情投入學科和資料建設，建立了從本科到碩士和博士的人才培養體系，系統教授古代語言和歷史，培養了大批人才；積極採購外文文獻和資料為教學和科研創造條件。在他們的努力下，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條件逐步獲得改善。80年代以後成長起來的一代學者中，不少人已經具備了閱讀和研究古代文獻的能力。在資料建設方面，學者們從一窮二白起家，利用各種手段充實著圖書館。電子時代資料庫的廣泛使用，讓我們大量接觸到歐美最先進的學術成果和基本文獻，開闊了思路。與此相適應，世界古代史的研究成果，也從50年代的語錄官司和唯蘇聯史學馬首是瞻，逐漸變成了史料比較紮實、文獻比較充分、觀點更加多元的學術論著。研究的領域，也從50年代的“五朵金花”向更廣大的領域擴展。特別是最近20年來，學者們學習和引進先進的理論和方法，社會史、婦女史、民族認同、思想史、基督教史等，都有不少新的論著問世，中國學者的著述也日漸為國際學術界認可。不過，本文的回顧也表明，世界古代史研究在中國的發展仍存在不如人意之處。首先，與西方豐富的藏書和文獻比較，我們的資料仍嚴重不足。其次，我們的研究成果在許多方面確實在進步，但我們的研究隊伍既小，整體質量也不免參差；在方法論和話語體系上，我們很大程度上仍是學步者。作為一門人文學科，缺少了中國學者特有的視角，一味追求西方的所謂新理論和新方法，有可能造成食洋不化的弊病。複次，古代史研究發展不平衡。從地域分布來說，原始社會史基本被遺忘，有關人類起源和階級、國家的產生等問題，除少量著述外，基本被留給了考古學家；古代西亞和埃及史仍有許多空白需要填補，胡里特人、米底、新巴比倫、腓尼基等的歷史，除教科書非常傳統的介紹，還很少進入學者們的視野；古代印度史最近幾年來少有論文問世。從各個文明內部的分布來說，發展同樣不夠平衡。即使是研究成果最為集中的古代希臘史，也仍留有不少空白，色雷斯、馬其頓、西西里、義大利和黑海地區希臘人的歷史，還很少有人碰觸。羅馬史有限的著述基本集中在共和國時代，有關帝國和行省的研究屈指可數。後人對各個古代文明認識的歷史，即古代傳統如何作用於近現代，以及近現代人對古代的接受，雖然在西方早已成為顯學，國內卻少有人從事。最重要的是，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學者們越來越多地陷入到具體問題和史料的探討中，對古代史的諸多重大理論問題，諸如如何構建中國特色的世界古代史體系，如何認識古代國家和文明起源、發展的一般規律；奴隸制、城邦、城市、國家和帝國在古代各自扮演的角色，甚至如何評價和認識我們經常提及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新一代的學者似乎不是特別關心。我們對具體問題的研究取得了實在的進展，但我們能夠取用的理論資源，某種程度上仍仰賴於前輩學者的創建。毫無疑問，具體問題的研究需要深入，而且越具體越好；總體框架的構建，缺少了具體研究支撐，會猶如沙上建堡。但與此同時，我們是否也應分出部分精力，思考如何根據最新的研究成果，建構足以代表國際先進水平、但又帶有鮮明中國特點的世界古代史體系？林志純先生的城邦—帝國理論固然有可以討論之處，專制主義也許不一定如馬克垚先生說的那么無害，但這些帶有普遍性的問題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和思考，並根據最新的成果，使用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進行新的探索。正因如此，老一輩學者已經做出的理論建樹，值得我們特別珍惜，也需要我們更好地繼承和發展。必須承認，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中的這些不足，表明我們的古史研究要真正達到西方已開發國家的水平，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不過，這些畢竟都是發展中存在的問題。70年來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進步，使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整體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研究條件的改善，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強，中國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會更加繁榮，並在國際學術界發出越來越強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