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代登台了。全球化、市場化、網路生存、獨生子女……多重坐標勾勒出他們的諸多特質。高度競爭的功利社會也許更多地遮蔽了他們的本真。 即便如此，當與大事件相逢時，他們也會爆發出接近崇高、追求人全面發展的渴望和衝動。在上海世博會志願服務活動中，我們看到了這種“爆發”。 爆發終將歸於平靜，但肯定也會在他們的血液里留下“基因”，在不久的將來會看到效果。經歷過上海世博會洗禮的一代，已經與眾不同，他們被稱為“世博一代”。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世博一代
- 時間：2010年10月16日
- 內容：上海世博會志願服務
- 定義：經歷過上海世博會洗禮的一代
第一感受,回應時代訴求,別給下定義,
第一感受
2010年10月16日早晨9點整，當密密麻麻的遊客衝進世博園，在世博軸6號安檢口邊上服務的志願者徐藝“震驚”
？不可能！你當我們傻啊？”
“你真的是自願的嗎？還是學校要求的？是不是做志願者能加學分？”“在外國做志願者都是自帶乾糧的，你們還發餐券、優酪乳、朱古力，這哪叫志願者？”
志願者中一些平日的“嬌嬌女”被罵哭了：“你們把中國館預約券都留給了外國人，傻瓜、狐狸精……”試運營5天，趙強每天給志願者開會，開會前總是給他們“12分鐘的發泄時間”，讓他們盡情地說出委屈，甚至大哭。
對志願者，人們的稱呼也五花八門：“服務員”、“師傅”、“小姐”、“小雷鋒”、“綠衣服”、“小白兔”，還有“哎”、“喂喂”。還有人會冷不丁戳一下或者揪一下志願者，算是打招呼。
正式開園後，“小白菜”這個稱謂流傳開來。關於這個稱謂的誕生，流傳這樣一個版本。
園區試運營第一天，開園前1小時，中國館的177名志願者身穿白綠相間的制服，抓緊時間拍了一張集體照。負責拍照的復旦大學帶隊老師在鏡頭一看，驚呼道：“怎么一鍋白菜湯？”
“小白菜”稱呼從此不脛而走。起初，它還單指外形，試運營後，大家都理解了“小白菜”的另一層含義，在“楊乃武與小白菜”的民間故事裡，“小白菜”是個受盡委屈的角色。
試運營期間，復旦大學錢琲發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日誌，其中提到：我們，就是那批天天被罵腦殘的“90後”；我們，就是那批被說嬌生慣養垮掉的一代；我們，就是認認真真服務，還被那些工作人員、安保，甚至遊客指著說“老實、傻”的“小白菜”……
“好在這樣的情況並沒持續多久，正式開園後對志願者的正面評價就接踵而至。”夏科家介紹說，到開園1個月時，“小白菜”已譽滿天下。有人說“志願者是世博園裡活著的展品”，“比《清明上河圖》印象更深的是志願者的笑臉”，“智利的國家形象在地下700米礦井裡，中國的國家形象在上海世博會的志願者身上”。
世博局定期對10類工作人員開展公眾測評，志願者的得分每次都遙遙領先，“地位不可動搖”。親歷多次世博會的國際展覽局秘書長洛塞泰斯感慨，遊客與志願者的接觸，已經成為“遊客體驗上海世博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現在，錢琲再看當初的委屈，恍若隔世。
回應時代訴求
“80後”王雯婧是歐洲片區的長期志願者，一個深受“小白菜”歡迎的“菜頭”。她曾是雲南一家電台的音樂節目主持人，是見了劉德華就尖叫的“追星族”。但見的名人越多、收入越高、名氣越大，她覺得“心裡越空”。汶川特大地震後，她淚流滿面地看著電視上那些活躍著的志願者，自己也想做點什麼。
“當時經濟條件和心情都很適合，於是空出了半年時間來當世博志願者。”王雯婧說。
上海人劉志東理解這種心情。他是當地一個草根社團——“黑蝙蝠”車隊的隊長。“黑蝙蝠”迷戀一款古董級的三輪機車，喜歡戴著墨鏡，穿著黑衣黑褲，身上叮噹哐啷地掛著金屬配飾，在馬路上飛馳而過，很酷，很“拉風”。
劉志東說，最初大家是“同類相吸”，一塊喝酒、打架、遊山玩水，時間一長，一些人不滿足於此。5年前的一次旅途中，“黑蝙蝠”資助了一所深山裡的國小，“從不流淚”的車友被孩子們感激的眼神所打動，突然發現“幫助別人的感覺這樣好”。
他們參與了許多公益項目，在上海世博會期間，“黑蝙蝠”用機車接送上海世博會的“小白菜”和物資，因此被人們稱為澆灌“小白菜”的“小水滴”、“志願者的平方”。
此舉的代價是車隊的分化，一些年輕的成員退出。也有一些人，走了又回來。劉志東對記者說：“你不開墾荒地種糧食，它就會長草。人的思想也是這樣。”
相比“黑蝙蝠”，上海白領王詩敏的志願生活更為平常。和很多20多歲的女孩子一樣，王詩敏愛時尚、愛逛街。她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愛好——愛做手語志願者。說起自己學手語的經歷，她有點兒不好意思：這可真是追時尚的結果。
2006年，正值東方衛視的草根選秀節目“加油！好男兒”熱播，聾啞少年宋曉波以一首《感恩的心》打動了無數人。追時尚的王詩敏開始學習這門“語言”。
時間長了，她發現手語可以幫助很多人。一打聽，有這樣想法的還不少，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輕人便組建了“天使之翼”手語團。這是一個民間公益組織，大家業餘把《陽光總在風雨後》、《祈禱》等勵志歌曲編成手語，教給義工和一些團體，讓更多的人學習手語。
加入手語團後，王詩敏找到了組織：團隊有更廣泛的信息渠道，可以找到更多需要幫助的人。上海世博會期間，王詩敏的業餘活動就是陪聾啞孩子參觀世博園。
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發展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徐中振擔任一個公益創投項目的評審，他常常被那些“求著別人做公益”的年輕人感動：“有的在自閉症孩子中建樂團，有的無償‘快樂三點半’——為困難家庭接孩子。”
他注意到，近年來，社會的公益活動顯著增多，“這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一方面，個人‘倉廩實而知禮節’，一方面，社會自身也在修復。前些年對團隊精神價值觀的過度消解已引起普遍不滿，時代呼喚對個體工具主義的超越以及產生新的團結合作機制。”
“上海世博會回應了這個時代呼喚，也在回應這個時代呼喚中相逢了志願者服務的訴求。”徐中振說。
我付出緣於我願意
2010年10月16日是誕生紀錄的一天。103.27萬名遊客湧入上海世博園，形成世博史上單日最高客流。上海交通大學的當期志願者第二天將離崗。
很多人願意把這一天稱作“一生最美好的一天”。不僅僅是因為這一天“約有141個國家的人口總數少於園區人數”，“這一天見到的美女比一輩子見到的都多”，還因為“這一天被需要的感覺最強烈”——
每走半米，世博軸的志願者就要發出10份地圖。每3秒鐘，交通點的志願者就要重複一句“請不要擁擠”——嗓子啞了，每人用完了3隻“小蜜蜂”對講機的電池，還被數不清的人頭包圍。
在中國館為遊客蓋章的維吾爾族女大學生米日姑·亞森說，自己每秒鐘要蓋3個章，像一個機器人。
每批“小白菜”即將離崗的時刻，休息室比平日顯得空曠。他們希望時間能更長些，“哪怕多服務一分鐘、多服務一名遊客”。
有位拍紀錄片的導演不解地問“小白菜”：“你為什麼要做志願者？”
一名“小白菜”這樣回答：“因為我這幾天看到的笑臉、聽到的謝謝，比我18歲之前看到的、聽到的都多。”
上海外國語大學學生徐菁的一句話後來被廣泛引用：“我不計較在這件事上付出的時間、精力和愛心，我付出的一切緣於‘我願意’。”
徐中振1998年曾做過一項調查，超過70%%的青年自稱是利己主義的。“也許，高度競爭的功利性社會把這一代人的精神追求遮蔽得格外厲害，但即便這樣，人的本真追求最終是阻擋不住的。”徐中振說，“這一代人是有終極關懷的，他們等待的，只是與大事件的交匯。”
2005年4月，上海發生民間反對日本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事件，讓人驚訝的是，事件的主力竟是年輕白領。徐中振開了幾個座談會，發現骨幹成員不乏年薪數十萬元、衣食無憂的外企高管。“好幾個是奧迪車友會的成員。”近些年，從抗議南海撞機到護衛奧運火炬，幾乎都是平時看上去庸庸碌碌、斤斤計較、不問天下事的“80後”。
世博志願行動是最新的一次爆發。“這是我們自己內心驅動的選擇。”華東師範大學研究生朱嘯天說，“這次志願者給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們的微笑。在這樣苦和累的狀態之下還保持微笑，我相信他們都是發自真心的，因為這樣他們能得到一種幸福。”
朱嘯天談到了他當志願者的初衷：“首先，這是國家非常大的活動，能夠參與其中，就是幸運；第二，我本身讀新聞專業，以後也將走上媒體的職位。我覺得這是一次非常好的實習機會，千載難逢；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我覺得奉獻、付出，自己得到的是快樂、認同感和歸屬感。”
“這與‘學雷鋒’的利他主義有所區別，在公益的同時也有自益。”徐中振說，這就不難解釋“小白菜”的許多“怪異”的舉動。
在世博園，崗位差異很大，有的是“黑暗崗”，因為光線暗，常常被人忽視；有的是“沉默崗”，“小白菜”一天說不上一句話；而中國館的VIP通道崗，每天可以見到很多名人，連戰、王力宏、于丹等，距離“小白菜”僅半米。
中國館志願者實行輪崗制。錢琲輪了一圈崗，最後說：“我不要B2的休息室，不要VIP接待，我只要屬於我的南廣場”，因為南廣場“被需要的感覺最強烈”。
相比南廣場的“閱人無數”，復旦大學的呂爽面對的只是一台咖啡機。最忙時，她一天要在新聞中心煮600杯咖啡。即便如此機械、乏味，她還是深愛自己的崗位，她把剛換上的第三台咖啡機稱作與她並肩作戰的“新型武器戰友”。
“如果說，世博是一部電視劇，我在劇中的角色就是一個小配角，台詞就只有一句：‘直走右轉’，雖然簡單，但對需要的人可是非常重要的。”一名志願者說。
最後一天服務世博園，沈雨瀟把所有的徽章別在志願者胸帶子上，像個將軍一樣出征。
他以自己的方式結束在“白菜地”的日子。在園區，他裝扮成釘子遊客，用各種問題“刁難”下一批接班的“小白菜”。
錢琲也患上了“白菜綜合徵”。她已經習慣對人鞠躬微笑，有一次換掉“白菜服”回到學校後，看見宿舍門口站著一位家長，她條件反射地走過去對他鞠躬微笑說，“您好！先生，請走這邊，有座位。”對方愣住的表情，讓錢琲意識到她“穿越角色”了。“我們已經愛上這種‘白菜’生活，突然要離開了，心裡很捨不得。我們‘小白菜’不是怕苦怕累，只是怕被遺忘。”
在園區，“小白菜”變得格外易感動，遊客一個小小感謝的舉動都能弄哭她們。南廣場上，一位外國遊客走到烈日下的一名“小白菜”面前，拿出防曬霜擠在她的手心裡，說“SPF60，防曬效果很好”。這名“小白菜”當時就“石化”了，感動得一塌糊塗。
一位女遊客很滿意志願者的服務，送給“小白菜”一枚徽章，那是她的祖國巴貝多的國徽。國徽上刻著：自豪與勤勉。這位遊客指著“小白菜”胸前的志願者牌子說：這幾個字說的就是你們呀。
一名“小白菜”寫道：在太陽的照耀下放出大片大片的氧氣，我是一棵快樂的白菜。
別給下定義
沈佳敏對課本里雷鋒的記憶遠不如周立波相聲里解構的雷鋒形象深刻。周立波嘲笑人們學雷鋒，一撥人幫老奶奶從街這頭送到那頭，下一撥又從那頭送到這頭，周而復始，老奶奶在“雷鋒”的幫助下“永遠回不了家”。
在他眼裡，運動式的學雷鋒是功利的，而真雷鋒是純粹的，“小白菜”就是新時代的“真雷鋒”。
“菜農”袁秀雅負責世博園C片區的志願者管理工作，她認可沈佳敏的看法。世博會184天，她近距離認識了“雷寶一代”的矛盾和複雜。
這些平日裡把個人利益算得很清楚的“AA族”，會隨身帶著藥品、電池、零食等供遊人應急。有遊客病了，平時粗心的小伙子也會細心地讓遊客先吃點食物，再服藥。
袁秀雅還見過很多染著五顏六色頭髮、扎著小辮子、看起來自由散漫的藝術系男生。但當他們穿上“白菜皮”，一下子就進入了“為人民服務”的角色。
這些討厭形式主義的大學生，不辭辛勞地做內心喜歡的事情。在校時，他們可能有時會逃課，來到世博園卻沒有一個逃兵，甚至有的怕影響志願服務，把手術時間推後。讓人驚訝的是，儘管這幫孩子平時非常散漫，可世博期間沒有一輛巴士因為志願者的遲到而延誤。
“小白菜”可以容忍遊客的不理解，始終保持微笑，卻不能容忍工作人員對他們一點點的“不尊重”。他們常問“菜農”：我們到底與工作人員有什麼區別，比他們低嗎？
這些獨生子女可以自費進園服務，卻對下一個“小白菜”接班時遲到耿耿於懷。一名男生這樣向上級投訴：“我看好表了，3點30分交接班，他們3點31分了還沒來。”
“我自己的事要做到最好，不屬於我的事情，我一分鐘不能等。”有人對袁秀雅說。
他們擁有自己的表達方式。世博園的徽章，很多是學生自己做的。天熱曬黑了，姑娘們別上“求美白”的徽章；男生被孩子們叫叔叔，他們怕顯老，就在胸前別上“叫哥哥”的徽章；有的“寂寞崗”，遊客少，工作清閒，就別上“求搭訕”、“求調戲”；還有人更“赤裸裸”，不被別人表揚，就自我表揚：戴上“人見人愛”徽章。
徽章甚至成了“硬通貨”。復旦大學團委設計的“團團”徽章能換5張預約券，9枚加拿大楓葉徽章，15枚紅十字會徽章，99枚泰國徽章……有經濟頭腦的“小白菜”成了“徽章達人”。一位歐洲人很滿意“小白菜”的服務，願意拿相機甚至300歐元，換一枚志願者基礎章。在網上，有人為它開出的價格是1萬元人民幣。
在“菜農”看來，他們連解壓的方式都那么“90後”。“團團”是復旦大學設計的卡通形象，身子圓，沒有手，像是上海人吃的青團。“小白菜”在回校的路上給“團團熱線”打電話。“團團，你是美女嗎？你的男朋友是圓圓嗎？”“團團，你眼睛這么大，戴美瞳了吧？”
休息時，他們會上網“偷菜”，彈吉他，說“打雞血”、“淡定”、“霸氣”、“好雷人”這些他們自己的語言。在黑板上，他們把每天聽到的遊客提的雷人問題畫成“礮”字，一個問題畫一筆，最後“礮”最多者勝出。
他們在休息室的牆壁上塗鴉，從屋內到走廊、到樓梯，除了電梯按鈕、消防栓，到處都塗滿了志願者的畫和文字，那裡“人人都是梵谷，人人都自由作文”。牆上有做體操減肥的胖海寶——那是上海體育學院的學生畫的，也有戴著老賬房先生的圓眼鏡、手裡撥拉著金算盤的海寶——不消說，這是上海財經大學學生留下的財迷海寶。
夕陽下，“雷寶爸爸”沈佳敏突然眼睛發亮，指著徽章上“雷寶”藍藍的手腕說：“對啊，為什麼我不給雷鋒海寶帶上手錶呢，那不更貼近時代，更潮嗎？”
“上海的發展比上海人的發展要快。”一位老外的這句話曾讓馬春雷很受傷。他說，世博志願者讓上海在“人的現代化，精神現代化”路上，邁出了一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不是樓高了，花草多了，最生動的是“人讓生活更美好”。
“是人。人！”在一間空曠的會議室，他用力地咬著這幾個字眼。
10多公里之外，最後一批“小白菜”上崗的交接儀式，在世博園非洲聯合館褐色的大石頭陣前舉行。有人說：“等我們老了，社會有很多志願者，我們被別人服務時，就是對我們今天做‘小白菜’最好的回報。”
沈佳敏摸著他的“雷寶”徽章，眼望黃浦江，悠悠地說：請別給我們這一代人定義！
徐中振沒有在厚厚的書稿里定義這代人，他在等待。他說，志願者精神這次大爆發後，不會消失，而是留在這代青年的血液里，也許我們等候10年，就會看到當時基因發揮的作用，這就是“世博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