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則鳴:與周海嬰父子談魯迅》的書稿針對魯迅研究領域的問題與現象提出作者自己獨到的見解。書稿以魯迅研究領域中流行的“魯迅精神”的靈魂是“立人”為靶子提出不同意見。作者反駁了“魯迅被嚴重意識形態化”的觀點，旗幟鮮明地擁護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提出在當代社會，“戰士的魯迅”並不過時。
基本介紹
- 書名：不平則鳴:與周海嬰父子談魯迅
- 出版社：民眾出版社
- 頁數：300頁
- 開本：32
- 品牌：民眾出版社
- 作者：馮壯波
- 出版日期：2013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1450817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不平則鳴:與周海嬰父子談魯迅》以魯迅研究領域中流行的“魯迅精神”的靈魂是“立人”為靶子提出不同意見。作者馮壯波反駁了“魯迅被嚴重意識形態化”的觀點，旗幟鮮明地擁護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
作者簡介
馮壯波，1947年生於河北省辛集市戰棗多（原束鹿縣）。1965年1月高中肄業自石家莊市應徵入伍。1966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6年2月由部隊轉業，1977年12月調入北京市公安局，從事刑事偵察工作，直至退休。曾著有《麒麟皮下的馬腳——話說及其他》一書，2009年1月由民眾出版社出版。
圖書目錄
一、周氏父子與“魯迅精神”
1.從《魯迅是誰？》說起
2.弘揚“魯迅精神”不是魯迅家的私事
3.魯迅的子孫需要什麼“特殊位置”？
4.周氏父子的“魯迅精神”
二.毛澤東的“魯迅精神”
1.魯迅與毛澤東
2.毛澤東與魯迅
3.毛澤東的“魯迅精神”
三.“魯迅精神”與意識形態
1.“宣傳魯迅精神”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事
2.兩種“魯迅精神”凸現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鬥爭
精盼鞏 3.“意識形態化”是什麼化？
4.“立人”沒有脫離意識形態
5.“政治意識形態”多主屑束為什麼“特別重視”魯迅？
6.魯迅的孫子沒有“意識形態”嗎？
四.魯迅形象與魯迅精神
1.人的形象與人的心靈
2.教育體制與魯迅形象
3.魯迅的兩句詩與魯迅形象
4.“戰士形象”與片面性
5.魯迅的形象該是什麼樣？
五.“還原歷史中的魯迅”什麼 ？
1.和平時期的魯迅為什麼坐牢？
2.為什麼“還原歷史中的魯迅”？
3.還原哪個階段的魯迅？
4.去魯迅的“革命化”不是“還原歷史中的魯迅”
六.魯迅精神與“普世價值”
1.價值與普世價值？
2.“普世價值”的屬性
3.“普世價值”是從哪裡來的？
4.從金子的“普世價值”說開去
5.是誰創造了“普世價值”
6.“普世價值”如何“普世”
7.什麼價值能夠成為“普世價值”？
8.魯迅的價值與“實用價值”
9.魯迅是“現代人的價值理念”的代表嗎？
10.魯迅的價值理念不是“普世價值”
11.“普世價值”不鐘情於魯迅
七.關於“捍衛魯迅”
後記
1.從《魯迅是誰？》說起
2.弘揚“魯迅精神”不是魯迅家的私事
3.魯迅的子孫需要什麼“特殊位置”？
4.周氏父子的“魯迅精神”
二.毛澤東的“魯迅精神”
1.魯迅與毛澤東
2.毛澤東與魯迅
3.毛澤東的“魯迅精神”
三.“魯迅精神”與意識形態
1.“宣傳魯迅精神”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事
2.兩種“魯迅精神”凸現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鬥爭
精盼鞏 3.“意識形態化”是什麼化？
4.“立人”沒有脫離意識形態
5.“政治意識形態”多主屑束為什麼“特別重視”魯迅？
6.魯迅的孫子沒有“意識形態”嗎？
四.魯迅形象與魯迅精神
1.人的形象與人的心靈
2.教育體制與魯迅形象
3.魯迅的兩句詩與魯迅形象
4.“戰士形象”與片面性
5.魯迅的形象該是什麼樣？
五.“還原歷史中的魯迅”什麼 ？
1.和平時期的魯迅為什麼坐牢？
2.為什麼“還原歷史中的魯迅”？
3.還原哪個階段的魯迅？
4.去魯迅的“革命化”不是“還原歷史中的魯迅”
六.魯迅精神與“普世價值”
1.價值與普世價值？
2.“普世價值”的屬性
3.“普世價值”是從哪裡來的？
4.從金子的“普世價值”說開去
5.是誰創造了“普世價值”
6.“普世價值”如何“普世”
7.什麼價值能夠成為“普世價值”？
8.魯迅的價值與“實用價值”
9.魯迅是“現代人的價值理念”的代表嗎？
10.魯迅的價值理念不是“普世價值”
11.“普世價值”不鐘情於魯迅
七.關於“捍衛魯迅”
後記
後記
2000年，由於身體等原因，我脫離了工作在家閒居。我本以為自己從此跳出了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成了“世外桃源”中人，“階級鬥爭”那根弦早就鬆弛了。我本來只食人間煙火，卻不想參與世間的是是非非。我倒不是怕惹一身騷，只是因為個人對於這個世界已無所求。我由於無所事事，上網、思考、學習、寫作幾乎成了生活的全部。
2001年，是魯迅先生誕生120周年。我看到一些人的評論文章，想把魯迅拉下所謂的“神壇”，還原為“人”，其實是意在沖淡、消解乃至批判毛澤東對於魯迅的評價，把毛澤東與魯迅對立起來。這讓我感到新鮮和不解。可以說，是他們把我帶到了一個新的、陌生的領域。
魯迅的兒子和習多幾孫子在2006年作的關於《魯迅是誰？》的報告，矛頭直指毛澤東和“政治意識形態”。類似的言論我在“主流”媒體上也看到過。這種文章、書籍已然汗牛充棟，本不值得格外關注。只因周海嬰是魯迅的兒子，樹大招風，才把我這個無所事事的閒人招了過來。
唐人韓愈雲“不平則鳴”，胡適先生很崇尚宋人范仲淹“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名句。看了這個報告之後，雖然沒有下定“寧鳴而死”的決心，也不相信這點坦白而粗俗的文字能夠成為纏繞在自己脖子上的索命繩索，我卻有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覺。受這種感覺的驅使，我這個老匹夫就上了犟勁，雖不知天有多高，卻“欲與天公試比高”，於是開始了本書稿的寫作。我拖拖拉拉，直到2010年3月才完成寫作。為了尋求法律保護姜府，我隨即到北京市著作權局申請作品自願登記。在當年10月19日，即魯迅先生忌日那天通過了審查，北京市著作權局頒發了作品登記證。現在本書能夠出婆幾組版，我特別感謝民眾出版社及公安部有關部門的領導的理解、鼓勵、幫助和支持。
一些人的言論的傳播，不能不說是一種宣傳，也不能不說是一種有傾向的“意願導向”促精說拜。其影響如何，我不好估計。像老朽這樣的人估計不估計也沒有多少意義。再說，我也沒有估計得恰如其分那樣的能力。估計這種事，是很難做到“中庸”的。只要做不到“中庸”，不是被指責為“左”，就是被指責為“右”，說不定會落個破壞“和諧”的罪名。這還真的不好承擔。
在一個文化“多元化”的社會，在一個信仰自由的社會，不同信仰的人群怎么可能有統一的價值理念？理念不同，就有矛盾。有矛盾，怎么可能不發生鬥爭？這種鬥爭的發生與發展，不會以誰的意志為轉移。這種鬥爭，不是共產黨或者誰刻意製造出來的，鬥爭在共產黨產生和存在之前就存在著，共產黨現在也不是那種鬥爭的終結者，它能夠改變的也只是鬥爭的性質。這種鬥爭，只要共產黨存在一天，它就會伴隨著共產黨存在一天。有的人可以漠視這種鬥爭的存在，甚至壓制這種鬥爭的一方，但是，誰也沒有能力撲滅這種鬥爭。在面對鬥爭的時候，是為了“和諧”而採取“不同他們作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的“自由主義”的態度，還是參與其中“作不疲倦的鬥爭”？我曾經有過猶豫和彷徨。以我的閱歷和年紀，雖非“明哲”，何嘗不知道“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是保身之良策？
看到了一些人關於魯迅的言論，聯想到毛澤東關於“讀點魯迅”的講話，忽然有所感悟。當年，我沒有讀過馬列，識別不了“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政治騙子”，不知道什麼是“為了打鬼，藉助鐘馗”，這是一個教訓。如果不了解魯迅，也只能任憑那些所謂的“專家”、“學者”自說自話，愚弄像我這樣的平時不怎么讀魯迅的人。
做人不能不講良心，共產黨員不能不講黨性。是魯迅讓我看清楚了一些打魯迅牌的人的真面目，是魯迅給了我這個神經已經麻木而無所追求的老頭子提筆的勇氣和力量。
我的文字，不是應景之作，雖然粗糙，卻是用心寫的，證明我這個普通公民也知“位卑未敢忘憂國”，證明我這個普通黨員在自己的普通位置上，也有自己的信仰、價值判斷和操守，黨性猶存。我能夠有今天，完全得益於共產黨的培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對於我，這是“立人”之“本”，不敢忘卻，也不曾忘卻。維護和捍衛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坦坦蕩蕩，用不著曲折隱晦、掖著藏著。畢竟，這是一個不同於魯迅活著的年代。我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除了寫寫這等文字，聊表寸草心以自慰之外，做不了別的。
像這樣的作品，或許應該出現在學界。面對“權威”、“名流”、“市場”等，當我寫這等文字的時候，思想也在苦苦掙扎，很糾結。某些人能被我“揪住不放”，不是他們沒有思想，不是他們沒有學問，不是他們的資歷不夠或閱歷不豐富，不是他們沒有機會，更不是他們沒有寫作能力，只因價值理念不同。
對於魯迅，我沒有刻意地、深入地研究，時至今日充其量仍是一知半解。十餘年來，努力地想弄清楚“立人”或者說“魯迅思想”這個問題。這個努力至今還沒有完成，還在繼續。我其實與周氏父子和某些研究魯迅的人一樣，不過是借“立人”和與魯迅相關的話題闡發自己的一些與他們不同的想法而已。
“魯迅思想”是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的“批判的武器”。不同的是，我們對於“魯迅思想”的理解不同，批判的對象不同，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不同。
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伏爾泰有一句很為“普世價值”論者稱道的話：我不同意你說的話，但是我願意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周氏父子等說話的權利已經得到了“捍衛”。“捍衛”他們說話的權利的是些什麼人，我不知道。一些人肯定不同意我的意見，他們是不是能夠像“捍衛”周氏父子說話的權利那樣“捍衛”我說話的權利？這樣的問題我或許想都不應該想。期望值越高，失望也就越大，到頭來我或許會懷疑他們是不是真的拿那個值得尊敬的洋老頭兒的話當“普世價值”。
十餘年來，我寫作的過程，是不斷學習、不斷拓展知識領域的過程，是思想不斷充實的過程，是認識不斷變化和深化的過程。我的生活也因此而多了一點樂趣。學生時代的讀書為我的寫作打下了一點文化基礎，從軍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礎，從警培養了我的思維方式，電腦的套用為寫作提供了便利條件，而自信和執著則源自信仰。沒有這種經歷和積澱，僅僅憑興趣，寫作是難以進行和繼續的。
2012年3月1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的習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黨校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講話指出：“保持黨在思想上的純潔性，是保證黨的正確政治方向和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思想是導向，是靈魂。”習近平要求“把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奮鬥作為理想信念，堅持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決抵制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侵蝕，堅決同各種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想作鬥爭”。我的寫作是不是在“維護黨在思想上的純潔性”，可以任人評說。由於能力和水平有限，我隨時準備修正錯誤。
馮壯波
2012年3月26日
2001年，是魯迅先生誕生120周年。我看到一些人的評論文章，想把魯迅拉下所謂的“神壇”，還原為“人”，其實是意在沖淡、消解乃至批判毛澤東對於魯迅的評價，把毛澤東與魯迅對立起來。這讓我感到新鮮和不解。可以說，是他們把我帶到了一個新的、陌生的領域。
魯迅的兒子和習多幾孫子在2006年作的關於《魯迅是誰？》的報告，矛頭直指毛澤東和“政治意識形態”。類似的言論我在“主流”媒體上也看到過。這種文章、書籍已然汗牛充棟，本不值得格外關注。只因周海嬰是魯迅的兒子，樹大招風，才把我這個無所事事的閒人招了過來。
唐人韓愈雲“不平則鳴”，胡適先生很崇尚宋人范仲淹“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名句。看了這個報告之後，雖然沒有下定“寧鳴而死”的決心，也不相信這點坦白而粗俗的文字能夠成為纏繞在自己脖子上的索命繩索，我卻有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覺。受這種感覺的驅使，我這個老匹夫就上了犟勁，雖不知天有多高，卻“欲與天公試比高”，於是開始了本書稿的寫作。我拖拖拉拉，直到2010年3月才完成寫作。為了尋求法律保護姜府，我隨即到北京市著作權局申請作品自願登記。在當年10月19日，即魯迅先生忌日那天通過了審查，北京市著作權局頒發了作品登記證。現在本書能夠出婆幾組版，我特別感謝民眾出版社及公安部有關部門的領導的理解、鼓勵、幫助和支持。
一些人的言論的傳播，不能不說是一種宣傳，也不能不說是一種有傾向的“意願導向”促精說拜。其影響如何，我不好估計。像老朽這樣的人估計不估計也沒有多少意義。再說，我也沒有估計得恰如其分那樣的能力。估計這種事，是很難做到“中庸”的。只要做不到“中庸”，不是被指責為“左”，就是被指責為“右”，說不定會落個破壞“和諧”的罪名。這還真的不好承擔。
在一個文化“多元化”的社會，在一個信仰自由的社會，不同信仰的人群怎么可能有統一的價值理念？理念不同，就有矛盾。有矛盾，怎么可能不發生鬥爭？這種鬥爭的發生與發展，不會以誰的意志為轉移。這種鬥爭，不是共產黨或者誰刻意製造出來的，鬥爭在共產黨產生和存在之前就存在著，共產黨現在也不是那種鬥爭的終結者，它能夠改變的也只是鬥爭的性質。這種鬥爭，只要共產黨存在一天，它就會伴隨著共產黨存在一天。有的人可以漠視這種鬥爭的存在，甚至壓制這種鬥爭的一方，但是，誰也沒有能力撲滅這種鬥爭。在面對鬥爭的時候，是為了“和諧”而採取“不同他們作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的“自由主義”的態度，還是參與其中“作不疲倦的鬥爭”？我曾經有過猶豫和彷徨。以我的閱歷和年紀，雖非“明哲”，何嘗不知道“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是保身之良策？
看到了一些人關於魯迅的言論，聯想到毛澤東關於“讀點魯迅”的講話，忽然有所感悟。當年，我沒有讀過馬列，識別不了“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政治騙子”，不知道什麼是“為了打鬼，藉助鐘馗”，這是一個教訓。如果不了解魯迅，也只能任憑那些所謂的“專家”、“學者”自說自話，愚弄像我這樣的平時不怎么讀魯迅的人。
做人不能不講良心，共產黨員不能不講黨性。是魯迅讓我看清楚了一些打魯迅牌的人的真面目，是魯迅給了我這個神經已經麻木而無所追求的老頭子提筆的勇氣和力量。
我的文字，不是應景之作，雖然粗糙，卻是用心寫的，證明我這個普通公民也知“位卑未敢忘憂國”，證明我這個普通黨員在自己的普通位置上，也有自己的信仰、價值判斷和操守，黨性猶存。我能夠有今天，完全得益於共產黨的培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對於我，這是“立人”之“本”，不敢忘卻，也不曾忘卻。維護和捍衛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坦坦蕩蕩，用不著曲折隱晦、掖著藏著。畢竟，這是一個不同於魯迅活著的年代。我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除了寫寫這等文字，聊表寸草心以自慰之外，做不了別的。
像這樣的作品，或許應該出現在學界。面對“權威”、“名流”、“市場”等，當我寫這等文字的時候，思想也在苦苦掙扎，很糾結。某些人能被我“揪住不放”，不是他們沒有思想，不是他們沒有學問，不是他們的資歷不夠或閱歷不豐富，不是他們沒有機會，更不是他們沒有寫作能力，只因價值理念不同。
對於魯迅，我沒有刻意地、深入地研究，時至今日充其量仍是一知半解。十餘年來，努力地想弄清楚“立人”或者說“魯迅思想”這個問題。這個努力至今還沒有完成，還在繼續。我其實與周氏父子和某些研究魯迅的人一樣，不過是借“立人”和與魯迅相關的話題闡發自己的一些與他們不同的想法而已。
“魯迅思想”是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的“批判的武器”。不同的是，我們對於“魯迅思想”的理解不同，批判的對象不同，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不同。
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伏爾泰有一句很為“普世價值”論者稱道的話：我不同意你說的話，但是我願意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周氏父子等說話的權利已經得到了“捍衛”。“捍衛”他們說話的權利的是些什麼人，我不知道。一些人肯定不同意我的意見，他們是不是能夠像“捍衛”周氏父子說話的權利那樣“捍衛”我說話的權利？這樣的問題我或許想都不應該想。期望值越高，失望也就越大，到頭來我或許會懷疑他們是不是真的拿那個值得尊敬的洋老頭兒的話當“普世價值”。
十餘年來，我寫作的過程，是不斷學習、不斷拓展知識領域的過程，是思想不斷充實的過程，是認識不斷變化和深化的過程。我的生活也因此而多了一點樂趣。學生時代的讀書為我的寫作打下了一點文化基礎，從軍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礎，從警培養了我的思維方式，電腦的套用為寫作提供了便利條件，而自信和執著則源自信仰。沒有這種經歷和積澱，僅僅憑興趣，寫作是難以進行和繼續的。
2012年3月1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的習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黨校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講話指出：“保持黨在思想上的純潔性，是保證黨的正確政治方向和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思想是導向，是靈魂。”習近平要求“把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奮鬥作為理想信念，堅持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決抵制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侵蝕，堅決同各種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想作鬥爭”。我的寫作是不是在“維護黨在思想上的純潔性”，可以任人評說。由於能力和水平有限，我隨時準備修正錯誤。
馮壯波
2012年3月26日
序言
2006年5月22日，《廣州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魯迅是誰？》，署名周海嬰、周令飛——魯迅的兒子和孫子。這是一篇報告稿。對於這篇報告，我是在2008年於網上看到的。此後，我又在南方網和2007年5月29日的《廣州日報》中看到，《魯迅是誰？》獲得2006年度廣東理論文章一等獎。
有道是“眼不見心不煩”。我自從看了周氏父子關於魯迅的言論報導後，心裡就沒有平靜過。原因倒不是因為周氏父子對魯迅有什麼獨特的見地，而是因為他們的言論代表著魯迅研究中的一種傾向，甚至是主流，而社會媒體、輿論，鐘情於這種傾向。
《魯迅是誰？》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一種新的“魯迅精神”。這種新的魯迅精神，是對毛澤東1937年提出的魯迅精神的否定或者說“修正”。
《魯迅是誰？》是周氏父子的宣言書，他們以報告的形式向世人宣稱他們心目中的魯迅形象，一個與“政治意識形態”無關的魯迅。他們在“還原歷史中的魯迅”的名義下，“還原”的是留學日本時期的周樹人，是辛亥革命時期的周樹人。他們把“立人為本”看成是“魯迅精神的靈魂”，用那個時期的周樹人沖淡和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魯迅。
大約在2002年，我在瀏覽網頁時無意中看到魯迅研究界的一些專家已把“魯迅思想”的“核心”定位在“立人”上。由於以前沒有聽到過這種說法，也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為了弄清問題，我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對“立人”這個問題的思考上。
什麼是魯迅思想，這涉及魯迅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及其思想的本質問題，對魯迅有興趣的人應該將此問題弄清楚。單就“立人”作出學理解釋，尚屬“學術自由”，但如果借題發揮、有意歪曲，情況就比較複雜了。
通過讀魯迅的著作，我知道了“立人”出自魯迅於1907年留日期間寫的《文化偏至論》。在我所看過的魯迅的全部文章中，也只在這一篇中找到了“立人”二字，即“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當魯迅用“立人”表達自己的思想的時候，飽讀詩書的他肯定知道“立人”出自儒家經典，知道在儒家思想中“立人”主要指的是“仁與義”。他是把“立人”作為一個“舊瓶子”，裝上了他當時從外國“拿來”的“尊個性而張精神”這種“新酒”、“洋酒”。他的“張精神”，張的是“個人主義”精神。關於這一點，是不會產生歧義的。
周氏父子談“立人”，好像只願意突出他“尊個性”那一點。或許他們需要的只是那一點，不需要的當然不會加以理會。他們對於青年魯迅關於西方的所謂“民主制度”是“借眾以陵寡，託言眾治，壓制乃尤烈於暴君”的批判，對於被稱為“普世價值”的“平等自由之念”是“以多數臨天下而暴獨特”的批判都視而不見。他們對於魯迅所“張”的“精神”，是不是個人主義也不探究。至於魯迅提到的“人國”到底是一個什麼國，更是不見點滴闡述。“人國”，其實是青年魯迅根據“立人”而推理出來的理想國，是在當時根本不存在，在以後也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真正的“烏托邦”。那樣的“人國”早已被魯迅放棄，但現在卻仍然存在於某些人那堅硬的嘴巴上和愛幻想的大腦中。
《魯迅是誰？》是戰書。周氏父子以“魯迅精神的靈魂”為“立人”，把魯迅的思想凝固在1907年，否定了魯迅的思想是變化的、發展的。僅憑這一點就見其陷入了形上學，就否定了魯迅晚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發生飛躍性的變化，成為了共產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挑戰的不僅是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對於另外的一些沒有發表過關於魯迅的言論，沒有“話語權”而心目中的魯迅又與他們父子不同的人們，如我輩，那也是一種挑戰。
看來，雖然他們認為是“和平時期”了，說“階級鬥爭已經淡化”了，文壇、論壇卻不因此而平靜，仍然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雖然周氏父子認為“再強調戰士的魯迅，已經不合時了”，但是，他們，不只是他們，敢於挑戰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最主要的締造者毛澤東關於魯迅的評述，敢於挑戰“政治意識形態”，比起當年被一些人指斥不罵軍閥的魯迅，勇氣好像多了幾分，戰鬥精神好像強了幾分，比魯迅好像更像個戰士。他們父子對於“跟什麼戰？為何而戰？”還是比較清楚的。只是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精神在後面支撐著他(們)去戰”。“戰士的魯迅，已經不合時了”，戰士的周氏父子似正逢其時，正一展戰士的風采啊！
魯迅認為：“一切文藝，是宣傳，只要你給人看。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開口。”(《三閒集·文藝與革命》)周氏父子的報告，及由報告形成的文章，無疑也是宣傳。宣傳的不僅是自己關於“魯迅是誰”的認識，不僅是去魯迅的“革命化”、去魯迅的“意識形態化”。而是藉助魯迅宣傳自己的思想，與“政治意識形態”相對立的思想。
在現代社會，信息的傳播速度和廣度是前所未有的。人們可以自由地在網上，在報紙雜誌上，在課堂上，甚至在會議上，抓住毛澤東的“一點東西”批判一通，調侃一番，爭相杯葛毛澤東逐漸成為一種“時尚”。三日不見，不得不對他們“刮目相看”。他們是不是經過“獨立思考”，不好判斷。不過，時至今日，倒是的確沒有聽說誰因此而受到“損害”。相反，有的人卻因此受到追捧，成了出人頭地的人。這樣的現象恐怕還要一直持續下去。在這種情況下，周氏父子把矛頭指向毛澤東本來沒有什麼稀奇。他們射向毛澤東的雖然是一支響箭，畢竟晚了半拍，雖非強弩之末，但比起當年《魯迅與我七十年》披露“毛羅對話”時的轟動效應，已不足道。他們不但沒有受到“損害”，反而受到了獎勵。
“戰鬥一定有傾向。”魯迅這樣說也這樣做，他從來不隱諱自己的鬥爭傾向，該罵的他不會去夸。大概是由於這個原因，不同的“戰鬥”陣營把他看得都很清楚。其實每個人只要去戰鬥，都是有傾向的，只是諸如“正人君子”、“第三種人”之類，雖然常常挑起事端，挑釁魯迅，卻以為握有“公理”，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傾向性特別是“階級性”。周氏父子雖然崇尚“普世價值”，卻沒有因此而放棄傾向性。至於他們是不是承認自己的傾向具有“階級性”，看來他們還沒有那個勇氣。或許不是沒有“勇氣”的問題，而是他們壓根就不認為自己的思想具有“階級性”。《魯迅是誰？》的批判沒有指名道姓，這或許是顯示紳士一樣的“寬容”和君子的“仁人之心”，絕不是因為“卑怯”。儘管如此，魯迅作為研究的客體，夾在周氏父子與毛澤東之間，在“魯迅是誰”、“魯迅精神的靈魂”等問題上，涇渭分明，戰鬥傾向還是很明顯的。因為明顯，所以連我這樣沒有讀過多少書，平素里忙於瑣事，不敢妄談意識形態的人也看出了他們的不同。在“階級鬥爭已經淡化了”的今天，周氏父子讓人們看到了一種不同於主導“政治意識形態”的另類意識形態，不同於魯迅的戰士形象的另類戰士形象。
作為一個凡人，我自知做不到揪著自己的頭髮離開這多事的地球，遠離喧囂的塵世，到外星球躲清閒。雖然不能像魯迅那樣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卻很想淹沒在市井之中，像魯迅那樣“管他冬夏與春秋”。閒暇時的讀書、上網，不過是為了驅趕孤獨和寂寞，等待天堂的召喚。無奈，我六根不淨，常常被一些挑戰性極強的文章攪得心緒不寧，不得不思考這些問題。一些專家、學者幾乎把我這個無所事事的老頭子逼得為魯迅“發燒”，為魯迅狂，幾近痴迷，拿得起，放不下，不能自拔。凡是關於魯迅的文字總想多看一眼，對於魯迅子孫的文章，我自然不能錯過，畢竟他們是與魯迅有著“天然”關係的人。誰知不看那些文章對他們還沒有看法，看後卻不由得產生一些想法。從《魯迅是誰？》其文，認識周氏父子其人。
原以為作為魯迅的兒子和孫子，周氏父子心目中的魯迅一定與一般人不一樣。他們畢竟是與魯迅有著“天然的最直接而密切的關係”。看後才知道，他們並不是以他們獨特的視角講述一個只有他們才知道的魯迅，而是作為一個魯迅研究者在闡述他們對於“魯迅精神”這個沉重話題的研究成果。對於他們的研究成果，我感到似曾相識，並沒有新鮮感。唯一一點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們居然也那樣評論魯迅。
2006年3月，我偶然看到了1999年出版的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錢理群在北京大學的講演錄《話說周氏兄弟》，他借“立人”批判領導中國革命的領導者毛澤東的“殘酷與荒誕”。雖然魯迅在活著的時候不但不曾用“立人”思想批判毛澤東，反而引以為同志。但是，錢理群教授還批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教人死”，批判“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即共產主義精神沒有“人性”，令人匪夷所思。想不到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度，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國度，在中國文化教育的最高學府，有些人以傳播“魯迅思想”為名義，打著魯迅的旗號反魯迅，肆無忌憚地歪曲魯迅，篡改魯迅，其內容之荒謬，邏輯之混亂，態度之張狂，令人讀後很受刺激。我曾經疑心自己是不是回到了魯迅活著的時代。
刺激讓我興奮起來。我來了精神，自不量力地寫了《麒麟皮下的馬腳——話說(話說周氏兄弟)及其他》一書。目的在於“爭鳴”。不想，已經是21世紀的今天，走“爭鳴”之路仍然很艱難，到處是絆腳石。我雖然有“勇氣”說自己之想說，一些出版社卻沒有出版的“勇氣”。不知道他們是“怕”什麼，還是在壓制不同意見。幾經周折，該書才由民眾出版社出版。
想不到，周氏父子關於《魯迅是誰？》的報告，借“普世價值”否定魯迅精神中對於共產黨人最具價值的部分，與《話說周氏兄弟》可謂一唱一和。矛頭所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毛澤東的“魯迅精神”。應該說，這是他們在“和平時期”、“階級鬥爭已經淡化”了的今天，從魯迅的詞句中揀出幾個來，集合成一種不同於毛澤東在“階級鬥爭”年代提出的“舊”的“魯迅精神”。在周氏父子看來，毛澤東提出的“魯迅精神”顯然隨著“和平時期”的到來和“階級鬥爭已經淡化”而過時了，因此，在進入21世紀之後，為了讓“魯迅活在21世紀青年人的心中”，他們才利用與魯迅擁有的“天然”關係，提出他們“新”的“魯迅精神”，代替毛澤東的“舊”的“魯迅精神”。他們這個目的是十分明確的。
給“立人”貼上魯迅的標籤以張揚個人主義本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奇怪的是有自稱共產黨人的人，或在體制內，或在體制外，違反憲法、黨章中關於國家、黨的指導思想的規定反而振振有詞。是他們沒有區分個人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恐怕連他們自己也不會那么低估自己的理論水平。如果對於個人主義聽而不聞，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也就罷了，但有的人在為他們助威揚名，有的人分明是在自覺地、有意地替他們做著繳自己“同志”的械的工作。他們的立場如何我無法確定，我也曾懷疑他們就是魯迅所謂的“自己營壘里的蛀蟲”。他們究竟是什麼人，一時不好確定。他們想乾什麼，有待進一步的觀察。但能夠確定的是，我們是不同信仰的人。
面對毛澤東的“魯迅精神”和周氏父子的“魯迅精神”，我當然可以保持沉默。沉默與“獨立思考”一樣，也是個人的一種權利。做一個看客可以不給任何人添麻煩，也不會引火燒身。不過，想到魯迅為了拯救“看客”的靈魂都棄醫從文了，我也很想讓魯迅醫治和喚醒我那已經麻木和沉睡了的靈魂，於是我放棄了做“看客”的念頭，也算是沒有枉讀魯迅的書。在不得不作出抉擇的時候，我思量再三，決計不改變先前的立場，從青年到中年、到老年，從感性到理性，越老越堅，不管他人怎么看。我相信魯迅的眼光，站在魯迅活著的時候所站的那一邊。這很可能會讓周氏父子不快樂。需要說明的是，我不是為了誰的快樂和不快樂而寫作。現在，“普世價值”正在大行其道，此時發發議論，也好看一看堅持“普世價值”的他們如何對待一個“異端”。
在中國，不管人們怎樣議論毛澤東，毛澤東思想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作為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執政的指導思想之一，至今仍然寫在黨章和憲法裡。工農大眾及知識分子把毛澤東思想作為精神武器，毛澤東思想把他們作為實踐者。二者完美的結合，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勞苦大眾和普通知識分子挺直了腰板的新中國。這個新中國的政治基礎是“工農聯盟”。其他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一個共同的特徵是不承認階級性，輕視工農大眾。把魯迅，乃至毛澤東的“為工農大眾服務”的思想批判為“狹隘的階級論”，並想以此為自己的思想爭取正統地位。只有這樣做，他們才可能由一股暗流涌動的社會思潮轉化為一種公開的力量。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中，對於魯迅，毛澤東是評論最多，評價最高，影響最大，宣傳最著力的一個人物。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他的評論必然帶有鮮明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他不僅把魯迅“革命化”了，而且是把魯迅“馬克思主義化”、“共產主義化”了。這樣說其實並不確切，因為魯迅與共產黨走到一起沒有受到脅迫。如果他靠近國民黨，他的生活可能更自由、更幸福。如果承認這個事實，就應該承認，是魯迅自己把自己“革命化”、“馬克思主義化”、“共產主義化”的。毛澤東的評價不過是反映了一個事實。那樣的魯迅，是被一些人厭惡的魯迅。毛澤東思想的敵人和魯迅的敵人不可能喜歡那樣的一個魯迅。魯迅活著的時候因此而備受攻擊。當魯迅成為民族的魯迅之後，在企圖毀滅他已經成為不可能的情況下，一些人則想方設法把魯迅變成自己的魯迅，這個魯迅不同於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心目中的魯迅。當他們那么做的時候，必然千方百計消除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批判、詆毀毛澤東的魯迅觀是他們的必然選擇。不破不立，不破除毛澤東在研究、評論魯迅方面形成和確立的權威，怎么可能產生新的權威？怎么可能樹立起一個“新”的魯迅形象？一些所謂的“優秀的青年研究者”對於魯迅的研究和評論，就是在消解和沖淡毛澤東的影響。周氏父子，不過是他們中的兩個。與那些人相比，他們只能算是後來人。從《魯迅是誰？》中，讀者唯讀出了周氏父子對於毛澤東，對於“政治意識形態”的“新意”，沒有讀出他們對於魯迅的新意。
現在，我又看到了與《魯迅是誰？》類似的文章，我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更不是個滋味。周氏父子的報告，沒有扭轉我對於魯迅的印象，卻讓我在心中產生了“魯迅怎么有這等子孫”的想法。我也知道，這是怪不得魯迅的。是不是要把心中的想法、看法寫出來，周氏父子是不是願意聽真話、聽實話、聽逆耳的話，這都是我曾經有過的猶豫。他們畢竟是我所敬愛的魯迅的子孫。但是，在不得不進行抉擇的時候，魯迅無疑是我的最愛。魯迅是魯迅，魯迅的子孫是魯迅的子孫。在《魯迅是誰？》的問題上，我也只好忽視他們與魯迅的“天然”關係，把它看成是兩個普通的魯迅研究者的“學術研究”成果。“學術面前人人平等”，這話聽說了多年。相信“普世價值”存在的周氏父子恐怕不會承認在學術研究方面誰有什麼特權。好在周氏父子認為“獨立思考”是魯迅的“骨髓”。想到這兒，我的心堅定了許多，也踏實了許多。我的思考起碼是“獨立”於周氏父子的思考。這大概有點阿Q式的心理。
不得不承認，經過多年的努力，如錢理群教授那樣的學者們與周氏父子聯手，或著書立說，或作報告、講演，配合默契，在弘揚他們的思想和他們的“魯迅精神”，並否定毛澤東的“魯迅精神”方面卓有成效。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確立或者正在確立自己的權威。從我的書架上的魯迅研究著作來判斷，他們主導著魯迅研究的方向。一些青年已經拜倒在了他們的腳下，成為了他們的崇拜者，用一句時髦的話說，叫做“冬粉”。
既然我把《魯迅是誰？》看成是戰書，我要應戰，同樣也必須有個戰鬥的姿態，讓自己儘量表現得像個戰士，儘量地像“戰士的魯迅”那樣去戰鬥。由於錢理群教授們的存在，“戰士的魯迅”對於我，且不只是我，並沒有過時，我以“戰士的魯迅”為榜樣。這樣的榜樣，起碼現在還沒有誰可以代替。
我雖然在軍隊當過戰士，但是，軍營里的戰士畢竟不是思想文化界裡的戰士。周氏父子認為“戰士的魯迅”是“階級鬥爭化”的魯迅，也不願意承認魯迅為“戰士”，省得讓人戴上一頂“階級鬥爭化”的帽子。客觀而言，有的人，恐怕與周氏父子一樣，不喜歡“戰士”。“戰士”的存在，或許讓他們寢食不安，害怕“戰士”的學閥、文霸，必欲扼殺“戰士”於襁褓之中。
我學無專長，術無專攻，不但沒有經過寫作的專業訓練，更沒有參加過思想理論方面的培訓。雖然讀過高中，那時候並不喜歡文學，雖然沒有“怕周樹人”的感覺，但的確是“怕文言文”、“怕作文”，而且怕作文在怕文言文之上。高中時候的第一篇作文被判為不及格，至今仍記憶猶新。老師說我的作文就像“擠牙膏”。看來，“怕作文”不只是現在的一些中學生的心態。半個世紀過去了，時代進步了，文化生活豐富了，上學花的錢多了，學習的成本高了，據說學校和教學也在不斷改革，怎么現在的中學生居然還與我四十多年前上中學的時候有同樣的感覺？唉！他們是怎么了？還是教育有問題？由於不喜歡寫作，參加工作之後，以我當時的“高學歷”，雖然有從事文字工作的機會，我卻躲躲閃閃，避之猶恐不及。想不到造化弄人，人到老年，為了敬愛的魯迅，也為了自己，卻不得不與文字結緣。對於魯迅，筆者素無研究。關於魯迅的文字，不過是觸文生情之後的塗鴉之作。在一些學者、教授的眼裡可能是語無倫次的“胡說八道”，不值一曬。
關於“魯迅精神”，我本也沒有“獨立”的見解，根本就沒有想過有朝一日要把陋見寫成文字。是周氏父子的《魯迅是誰？》激發了我的寫作欲望，促使我把以往的零零碎碎的認識整理出來。寫作雖是由《魯迅是誰？》而引發，要說是專門針對周氏父子也不全對。因為關於“魯迅精神”的認識早在看到周氏父子的報告之前就有了，周氏父子不是孤立的。他們不過是藉助“魯迅精神”這個話題表述自己的見解，表明自己的立場。以我這樣淺薄的文化基礎和理論修養，用文字表達所思所想，自知力不從心。當過兵的我知道，兩軍對壘，敵人是不管你裝備如何，準備如何的，該進攻時絕不會手軟。從錢理群教授及周氏父子那咄咄逗人的字裡行間，我聞到了火藥味，聽到了槍聲。不知道為什麼，忽然想到當兵時候的“副統帥”林彪曾經說過一句話：上了戰場，槍聲一響，老子就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軍人講“槍聲就是命令”。面對強勢的攻勢，我自知人微言輕，我不但沒有“普世價值”那樣“現代化”的思想武器，也沒有“匕首”、“投槍”，只好撿幾塊磚頭、土塊，倉促上陣，胡亂扔出去。即使是投不中目標，擊不中要害，也不能連比畫都不比畫一下就逃之天天。我想像個戰士一樣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戰鬥。戰鬥已經開始，我並沒有勝算。但是，決不會因為自己的沒有準備而要求“費厄潑賴”(fair play，指平等、寬容的競技比賽)應該實行，也不會因為裝備的原始而乞求多一點寬容。我知道，強勢的他們，鬥志正旺，不會罷手。倘使真的乞求，反而自取其辱，給他們平添笑柄。寫出這些粗俗的文字，自知沒有運用“普世價值”，因此不是拿出來“普世”的。在一個一家之言一統天下的學術“王國”里，顯示與他們不一樣的存在，只是荒原上的吶喊。除此以外，恐怕也就沒有別的意義和價值了。相比之下，文章寫得好壞，語句通順不通順，表達得準確不準確等“藝術性”、“技術性”的問題已經不重要了。
魯迅說過：“文藝家至少是須有直抒己見的誠心和勇氣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談不到什麼意識。”(《三閒集·(小小十年)小引》)我不是文藝家，與魯迅本來沒有什麼關係。但是讀了魯迅的書，還是想聽魯迅的話。平心而論，我自問還是做到了“直抒己見”，“吐露本心”。這種“己見”與“本心”，僅僅是一己之見，縱然有人讚賞有人譏諷，但那是他們的事。
這年頭有人提倡說“真話”，但是，積幾十年之經驗，我深深地體會到，“真話”並非人人愛聽。不管愛聽不愛聽，不管“普世價值”論者怎么看，我把想法與看法寫出來了，心中還是頓感輕鬆了許多。這大概符合“普世價值”中的“思想自由”。對錯是非是自己的事。其中的一些認識，是在周氏父子的激發下形成的，有的則是在看到周氏父子的《魯迅是誰？》之前就有了。總之，如果沒有看到周氏父子關於《魯迅是誰？》的報告，我是寫不出這本書的。
在寫《麒麟皮下的馬腳》的時候，我看到魯迅說：“如果已經開始筆戰了，為什麼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國文人最大的毛病。”他還說：“做幾句不疼不癢的文章，還是不做好。”(《致蕭軍、蕭紅/1935年1月4日》)這次關於“魯迅精神”的議論，我仍然不想違背魯迅的教導，也顧不得周氏父子是不是魯迅的兒子和孫子，說的是輕是重、是深是淺，或許只有他們才體會得出來。
“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歷史的事實是由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的。”馬克思如是說。(《馬克思致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第567頁)對於馬克思的話有的人可能不認同。但是，不會有誰認為真理害怕爭論，害怕批評。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我相信，讀者能夠在激烈的爭論中進行鑑別，得出自己的結論。
我是閒人閒聊，幾分調侃，卻也有幾分認真。滿紙荒唐言，近乎痴人說夢。記得魯迅說過：“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周氏父子或者他們的同道能否給我一個最高的“禮遇”？我不敢期待更多，等待的或許只有倆字兒：挨罵。
有道是“眼不見心不煩”。我自從看了周氏父子關於魯迅的言論報導後，心裡就沒有平靜過。原因倒不是因為周氏父子對魯迅有什麼獨特的見地，而是因為他們的言論代表著魯迅研究中的一種傾向，甚至是主流，而社會媒體、輿論，鐘情於這種傾向。
《魯迅是誰？》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一種新的“魯迅精神”。這種新的魯迅精神，是對毛澤東1937年提出的魯迅精神的否定或者說“修正”。
《魯迅是誰？》是周氏父子的宣言書，他們以報告的形式向世人宣稱他們心目中的魯迅形象，一個與“政治意識形態”無關的魯迅。他們在“還原歷史中的魯迅”的名義下，“還原”的是留學日本時期的周樹人，是辛亥革命時期的周樹人。他們把“立人為本”看成是“魯迅精神的靈魂”，用那個時期的周樹人沖淡和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魯迅。
大約在2002年，我在瀏覽網頁時無意中看到魯迅研究界的一些專家已把“魯迅思想”的“核心”定位在“立人”上。由於以前沒有聽到過這種說法，也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為了弄清問題，我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對“立人”這個問題的思考上。
什麼是魯迅思想，這涉及魯迅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及其思想的本質問題，對魯迅有興趣的人應該將此問題弄清楚。單就“立人”作出學理解釋，尚屬“學術自由”，但如果借題發揮、有意歪曲，情況就比較複雜了。
通過讀魯迅的著作，我知道了“立人”出自魯迅於1907年留日期間寫的《文化偏至論》。在我所看過的魯迅的全部文章中，也只在這一篇中找到了“立人”二字，即“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當魯迅用“立人”表達自己的思想的時候，飽讀詩書的他肯定知道“立人”出自儒家經典，知道在儒家思想中“立人”主要指的是“仁與義”。他是把“立人”作為一個“舊瓶子”，裝上了他當時從外國“拿來”的“尊個性而張精神”這種“新酒”、“洋酒”。他的“張精神”，張的是“個人主義”精神。關於這一點，是不會產生歧義的。
周氏父子談“立人”，好像只願意突出他“尊個性”那一點。或許他們需要的只是那一點，不需要的當然不會加以理會。他們對於青年魯迅關於西方的所謂“民主制度”是“借眾以陵寡，託言眾治，壓制乃尤烈於暴君”的批判，對於被稱為“普世價值”的“平等自由之念”是“以多數臨天下而暴獨特”的批判都視而不見。他們對於魯迅所“張”的“精神”，是不是個人主義也不探究。至於魯迅提到的“人國”到底是一個什麼國，更是不見點滴闡述。“人國”，其實是青年魯迅根據“立人”而推理出來的理想國，是在當時根本不存在，在以後也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真正的“烏托邦”。那樣的“人國”早已被魯迅放棄，但現在卻仍然存在於某些人那堅硬的嘴巴上和愛幻想的大腦中。
《魯迅是誰？》是戰書。周氏父子以“魯迅精神的靈魂”為“立人”，把魯迅的思想凝固在1907年，否定了魯迅的思想是變化的、發展的。僅憑這一點就見其陷入了形上學，就否定了魯迅晚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發生飛躍性的變化，成為了共產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挑戰的不僅是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對於另外的一些沒有發表過關於魯迅的言論，沒有“話語權”而心目中的魯迅又與他們父子不同的人們，如我輩，那也是一種挑戰。
看來，雖然他們認為是“和平時期”了，說“階級鬥爭已經淡化”了，文壇、論壇卻不因此而平靜，仍然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雖然周氏父子認為“再強調戰士的魯迅，已經不合時了”，但是，他們，不只是他們，敢於挑戰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最主要的締造者毛澤東關於魯迅的評述，敢於挑戰“政治意識形態”，比起當年被一些人指斥不罵軍閥的魯迅，勇氣好像多了幾分，戰鬥精神好像強了幾分，比魯迅好像更像個戰士。他們父子對於“跟什麼戰？為何而戰？”還是比較清楚的。只是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精神在後面支撐著他(們)去戰”。“戰士的魯迅，已經不合時了”，戰士的周氏父子似正逢其時，正一展戰士的風采啊！
魯迅認為：“一切文藝，是宣傳，只要你給人看。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開口。”(《三閒集·文藝與革命》)周氏父子的報告，及由報告形成的文章，無疑也是宣傳。宣傳的不僅是自己關於“魯迅是誰”的認識，不僅是去魯迅的“革命化”、去魯迅的“意識形態化”。而是藉助魯迅宣傳自己的思想，與“政治意識形態”相對立的思想。
在現代社會，信息的傳播速度和廣度是前所未有的。人們可以自由地在網上，在報紙雜誌上，在課堂上，甚至在會議上，抓住毛澤東的“一點東西”批判一通，調侃一番，爭相杯葛毛澤東逐漸成為一種“時尚”。三日不見，不得不對他們“刮目相看”。他們是不是經過“獨立思考”，不好判斷。不過，時至今日，倒是的確沒有聽說誰因此而受到“損害”。相反，有的人卻因此受到追捧，成了出人頭地的人。這樣的現象恐怕還要一直持續下去。在這種情況下，周氏父子把矛頭指向毛澤東本來沒有什麼稀奇。他們射向毛澤東的雖然是一支響箭，畢竟晚了半拍，雖非強弩之末，但比起當年《魯迅與我七十年》披露“毛羅對話”時的轟動效應，已不足道。他們不但沒有受到“損害”，反而受到了獎勵。
“戰鬥一定有傾向。”魯迅這樣說也這樣做，他從來不隱諱自己的鬥爭傾向，該罵的他不會去夸。大概是由於這個原因，不同的“戰鬥”陣營把他看得都很清楚。其實每個人只要去戰鬥，都是有傾向的，只是諸如“正人君子”、“第三種人”之類，雖然常常挑起事端，挑釁魯迅，卻以為握有“公理”，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傾向性特別是“階級性”。周氏父子雖然崇尚“普世價值”，卻沒有因此而放棄傾向性。至於他們是不是承認自己的傾向具有“階級性”，看來他們還沒有那個勇氣。或許不是沒有“勇氣”的問題，而是他們壓根就不認為自己的思想具有“階級性”。《魯迅是誰？》的批判沒有指名道姓，這或許是顯示紳士一樣的“寬容”和君子的“仁人之心”，絕不是因為“卑怯”。儘管如此，魯迅作為研究的客體，夾在周氏父子與毛澤東之間，在“魯迅是誰”、“魯迅精神的靈魂”等問題上，涇渭分明，戰鬥傾向還是很明顯的。因為明顯，所以連我這樣沒有讀過多少書，平素里忙於瑣事，不敢妄談意識形態的人也看出了他們的不同。在“階級鬥爭已經淡化了”的今天，周氏父子讓人們看到了一種不同於主導“政治意識形態”的另類意識形態，不同於魯迅的戰士形象的另類戰士形象。
作為一個凡人，我自知做不到揪著自己的頭髮離開這多事的地球，遠離喧囂的塵世，到外星球躲清閒。雖然不能像魯迅那樣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卻很想淹沒在市井之中，像魯迅那樣“管他冬夏與春秋”。閒暇時的讀書、上網，不過是為了驅趕孤獨和寂寞，等待天堂的召喚。無奈，我六根不淨，常常被一些挑戰性極強的文章攪得心緒不寧，不得不思考這些問題。一些專家、學者幾乎把我這個無所事事的老頭子逼得為魯迅“發燒”，為魯迅狂，幾近痴迷，拿得起，放不下，不能自拔。凡是關於魯迅的文字總想多看一眼，對於魯迅子孫的文章，我自然不能錯過，畢竟他們是與魯迅有著“天然”關係的人。誰知不看那些文章對他們還沒有看法，看後卻不由得產生一些想法。從《魯迅是誰？》其文，認識周氏父子其人。
原以為作為魯迅的兒子和孫子，周氏父子心目中的魯迅一定與一般人不一樣。他們畢竟是與魯迅有著“天然的最直接而密切的關係”。看後才知道，他們並不是以他們獨特的視角講述一個只有他們才知道的魯迅，而是作為一個魯迅研究者在闡述他們對於“魯迅精神”這個沉重話題的研究成果。對於他們的研究成果，我感到似曾相識，並沒有新鮮感。唯一一點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們居然也那樣評論魯迅。
2006年3月，我偶然看到了1999年出版的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錢理群在北京大學的講演錄《話說周氏兄弟》，他借“立人”批判領導中國革命的領導者毛澤東的“殘酷與荒誕”。雖然魯迅在活著的時候不但不曾用“立人”思想批判毛澤東，反而引以為同志。但是，錢理群教授還批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教人死”，批判“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即共產主義精神沒有“人性”，令人匪夷所思。想不到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度，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國度，在中國文化教育的最高學府，有些人以傳播“魯迅思想”為名義，打著魯迅的旗號反魯迅，肆無忌憚地歪曲魯迅，篡改魯迅，其內容之荒謬，邏輯之混亂，態度之張狂，令人讀後很受刺激。我曾經疑心自己是不是回到了魯迅活著的時代。
刺激讓我興奮起來。我來了精神，自不量力地寫了《麒麟皮下的馬腳——話說(話說周氏兄弟)及其他》一書。目的在於“爭鳴”。不想，已經是21世紀的今天，走“爭鳴”之路仍然很艱難，到處是絆腳石。我雖然有“勇氣”說自己之想說，一些出版社卻沒有出版的“勇氣”。不知道他們是“怕”什麼，還是在壓制不同意見。幾經周折，該書才由民眾出版社出版。
想不到，周氏父子關於《魯迅是誰？》的報告，借“普世價值”否定魯迅精神中對於共產黨人最具價值的部分，與《話說周氏兄弟》可謂一唱一和。矛頭所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毛澤東的“魯迅精神”。應該說，這是他們在“和平時期”、“階級鬥爭已經淡化”了的今天，從魯迅的詞句中揀出幾個來，集合成一種不同於毛澤東在“階級鬥爭”年代提出的“舊”的“魯迅精神”。在周氏父子看來，毛澤東提出的“魯迅精神”顯然隨著“和平時期”的到來和“階級鬥爭已經淡化”而過時了，因此，在進入21世紀之後，為了讓“魯迅活在21世紀青年人的心中”，他們才利用與魯迅擁有的“天然”關係，提出他們“新”的“魯迅精神”，代替毛澤東的“舊”的“魯迅精神”。他們這個目的是十分明確的。
給“立人”貼上魯迅的標籤以張揚個人主義本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奇怪的是有自稱共產黨人的人，或在體制內，或在體制外，違反憲法、黨章中關於國家、黨的指導思想的規定反而振振有詞。是他們沒有區分個人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恐怕連他們自己也不會那么低估自己的理論水平。如果對於個人主義聽而不聞，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也就罷了，但有的人在為他們助威揚名，有的人分明是在自覺地、有意地替他們做著繳自己“同志”的械的工作。他們的立場如何我無法確定，我也曾懷疑他們就是魯迅所謂的“自己營壘里的蛀蟲”。他們究竟是什麼人，一時不好確定。他們想乾什麼，有待進一步的觀察。但能夠確定的是，我們是不同信仰的人。
面對毛澤東的“魯迅精神”和周氏父子的“魯迅精神”，我當然可以保持沉默。沉默與“獨立思考”一樣，也是個人的一種權利。做一個看客可以不給任何人添麻煩，也不會引火燒身。不過，想到魯迅為了拯救“看客”的靈魂都棄醫從文了，我也很想讓魯迅醫治和喚醒我那已經麻木和沉睡了的靈魂，於是我放棄了做“看客”的念頭，也算是沒有枉讀魯迅的書。在不得不作出抉擇的時候，我思量再三，決計不改變先前的立場，從青年到中年、到老年，從感性到理性，越老越堅，不管他人怎么看。我相信魯迅的眼光，站在魯迅活著的時候所站的那一邊。這很可能會讓周氏父子不快樂。需要說明的是，我不是為了誰的快樂和不快樂而寫作。現在，“普世價值”正在大行其道，此時發發議論，也好看一看堅持“普世價值”的他們如何對待一個“異端”。
在中國，不管人們怎樣議論毛澤東，毛澤東思想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作為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執政的指導思想之一，至今仍然寫在黨章和憲法裡。工農大眾及知識分子把毛澤東思想作為精神武器，毛澤東思想把他們作為實踐者。二者完美的結合，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勞苦大眾和普通知識分子挺直了腰板的新中國。這個新中國的政治基礎是“工農聯盟”。其他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一個共同的特徵是不承認階級性，輕視工農大眾。把魯迅，乃至毛澤東的“為工農大眾服務”的思想批判為“狹隘的階級論”，並想以此為自己的思想爭取正統地位。只有這樣做，他們才可能由一股暗流涌動的社會思潮轉化為一種公開的力量。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中，對於魯迅，毛澤東是評論最多，評價最高，影響最大，宣傳最著力的一個人物。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他的評論必然帶有鮮明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他不僅把魯迅“革命化”了，而且是把魯迅“馬克思主義化”、“共產主義化”了。這樣說其實並不確切，因為魯迅與共產黨走到一起沒有受到脅迫。如果他靠近國民黨，他的生活可能更自由、更幸福。如果承認這個事實，就應該承認，是魯迅自己把自己“革命化”、“馬克思主義化”、“共產主義化”的。毛澤東的評價不過是反映了一個事實。那樣的魯迅，是被一些人厭惡的魯迅。毛澤東思想的敵人和魯迅的敵人不可能喜歡那樣的一個魯迅。魯迅活著的時候因此而備受攻擊。當魯迅成為民族的魯迅之後，在企圖毀滅他已經成為不可能的情況下，一些人則想方設法把魯迅變成自己的魯迅，這個魯迅不同於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心目中的魯迅。當他們那么做的時候，必然千方百計消除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批判、詆毀毛澤東的魯迅觀是他們的必然選擇。不破不立，不破除毛澤東在研究、評論魯迅方面形成和確立的權威，怎么可能產生新的權威？怎么可能樹立起一個“新”的魯迅形象？一些所謂的“優秀的青年研究者”對於魯迅的研究和評論，就是在消解和沖淡毛澤東的影響。周氏父子，不過是他們中的兩個。與那些人相比，他們只能算是後來人。從《魯迅是誰？》中，讀者唯讀出了周氏父子對於毛澤東，對於“政治意識形態”的“新意”，沒有讀出他們對於魯迅的新意。
現在，我又看到了與《魯迅是誰？》類似的文章，我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更不是個滋味。周氏父子的報告，沒有扭轉我對於魯迅的印象，卻讓我在心中產生了“魯迅怎么有這等子孫”的想法。我也知道，這是怪不得魯迅的。是不是要把心中的想法、看法寫出來，周氏父子是不是願意聽真話、聽實話、聽逆耳的話，這都是我曾經有過的猶豫。他們畢竟是我所敬愛的魯迅的子孫。但是，在不得不進行抉擇的時候，魯迅無疑是我的最愛。魯迅是魯迅，魯迅的子孫是魯迅的子孫。在《魯迅是誰？》的問題上，我也只好忽視他們與魯迅的“天然”關係，把它看成是兩個普通的魯迅研究者的“學術研究”成果。“學術面前人人平等”，這話聽說了多年。相信“普世價值”存在的周氏父子恐怕不會承認在學術研究方面誰有什麼特權。好在周氏父子認為“獨立思考”是魯迅的“骨髓”。想到這兒，我的心堅定了許多，也踏實了許多。我的思考起碼是“獨立”於周氏父子的思考。這大概有點阿Q式的心理。
不得不承認，經過多年的努力，如錢理群教授那樣的學者們與周氏父子聯手，或著書立說，或作報告、講演，配合默契，在弘揚他們的思想和他們的“魯迅精神”，並否定毛澤東的“魯迅精神”方面卓有成效。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確立或者正在確立自己的權威。從我的書架上的魯迅研究著作來判斷，他們主導著魯迅研究的方向。一些青年已經拜倒在了他們的腳下，成為了他們的崇拜者，用一句時髦的話說，叫做“冬粉”。
既然我把《魯迅是誰？》看成是戰書，我要應戰，同樣也必須有個戰鬥的姿態，讓自己儘量表現得像個戰士，儘量地像“戰士的魯迅”那樣去戰鬥。由於錢理群教授們的存在，“戰士的魯迅”對於我，且不只是我，並沒有過時，我以“戰士的魯迅”為榜樣。這樣的榜樣，起碼現在還沒有誰可以代替。
我雖然在軍隊當過戰士，但是，軍營里的戰士畢竟不是思想文化界裡的戰士。周氏父子認為“戰士的魯迅”是“階級鬥爭化”的魯迅，也不願意承認魯迅為“戰士”，省得讓人戴上一頂“階級鬥爭化”的帽子。客觀而言，有的人，恐怕與周氏父子一樣，不喜歡“戰士”。“戰士”的存在，或許讓他們寢食不安，害怕“戰士”的學閥、文霸，必欲扼殺“戰士”於襁褓之中。
我學無專長，術無專攻，不但沒有經過寫作的專業訓練，更沒有參加過思想理論方面的培訓。雖然讀過高中，那時候並不喜歡文學，雖然沒有“怕周樹人”的感覺，但的確是“怕文言文”、“怕作文”，而且怕作文在怕文言文之上。高中時候的第一篇作文被判為不及格，至今仍記憶猶新。老師說我的作文就像“擠牙膏”。看來，“怕作文”不只是現在的一些中學生的心態。半個世紀過去了，時代進步了，文化生活豐富了，上學花的錢多了，學習的成本高了，據說學校和教學也在不斷改革，怎么現在的中學生居然還與我四十多年前上中學的時候有同樣的感覺？唉！他們是怎么了？還是教育有問題？由於不喜歡寫作，參加工作之後，以我當時的“高學歷”，雖然有從事文字工作的機會，我卻躲躲閃閃，避之猶恐不及。想不到造化弄人，人到老年，為了敬愛的魯迅，也為了自己，卻不得不與文字結緣。對於魯迅，筆者素無研究。關於魯迅的文字，不過是觸文生情之後的塗鴉之作。在一些學者、教授的眼裡可能是語無倫次的“胡說八道”，不值一曬。
關於“魯迅精神”，我本也沒有“獨立”的見解，根本就沒有想過有朝一日要把陋見寫成文字。是周氏父子的《魯迅是誰？》激發了我的寫作欲望，促使我把以往的零零碎碎的認識整理出來。寫作雖是由《魯迅是誰？》而引發，要說是專門針對周氏父子也不全對。因為關於“魯迅精神”的認識早在看到周氏父子的報告之前就有了，周氏父子不是孤立的。他們不過是藉助“魯迅精神”這個話題表述自己的見解，表明自己的立場。以我這樣淺薄的文化基礎和理論修養，用文字表達所思所想，自知力不從心。當過兵的我知道，兩軍對壘，敵人是不管你裝備如何，準備如何的，該進攻時絕不會手軟。從錢理群教授及周氏父子那咄咄逗人的字裡行間，我聞到了火藥味，聽到了槍聲。不知道為什麼，忽然想到當兵時候的“副統帥”林彪曾經說過一句話：上了戰場，槍聲一響，老子就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軍人講“槍聲就是命令”。面對強勢的攻勢，我自知人微言輕，我不但沒有“普世價值”那樣“現代化”的思想武器，也沒有“匕首”、“投槍”，只好撿幾塊磚頭、土塊，倉促上陣，胡亂扔出去。即使是投不中目標，擊不中要害，也不能連比畫都不比畫一下就逃之天天。我想像個戰士一樣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戰鬥。戰鬥已經開始，我並沒有勝算。但是，決不會因為自己的沒有準備而要求“費厄潑賴”(fair play，指平等、寬容的競技比賽)應該實行，也不會因為裝備的原始而乞求多一點寬容。我知道，強勢的他們，鬥志正旺，不會罷手。倘使真的乞求，反而自取其辱，給他們平添笑柄。寫出這些粗俗的文字，自知沒有運用“普世價值”，因此不是拿出來“普世”的。在一個一家之言一統天下的學術“王國”里，顯示與他們不一樣的存在，只是荒原上的吶喊。除此以外，恐怕也就沒有別的意義和價值了。相比之下，文章寫得好壞，語句通順不通順，表達得準確不準確等“藝術性”、“技術性”的問題已經不重要了。
魯迅說過：“文藝家至少是須有直抒己見的誠心和勇氣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談不到什麼意識。”(《三閒集·(小小十年)小引》)我不是文藝家，與魯迅本來沒有什麼關係。但是讀了魯迅的書，還是想聽魯迅的話。平心而論，我自問還是做到了“直抒己見”，“吐露本心”。這種“己見”與“本心”，僅僅是一己之見，縱然有人讚賞有人譏諷，但那是他們的事。
這年頭有人提倡說“真話”，但是，積幾十年之經驗，我深深地體會到，“真話”並非人人愛聽。不管愛聽不愛聽，不管“普世價值”論者怎么看，我把想法與看法寫出來了，心中還是頓感輕鬆了許多。這大概符合“普世價值”中的“思想自由”。對錯是非是自己的事。其中的一些認識，是在周氏父子的激發下形成的，有的則是在看到周氏父子的《魯迅是誰？》之前就有了。總之，如果沒有看到周氏父子關於《魯迅是誰？》的報告，我是寫不出這本書的。
在寫《麒麟皮下的馬腳》的時候，我看到魯迅說：“如果已經開始筆戰了，為什麼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國文人最大的毛病。”他還說：“做幾句不疼不癢的文章，還是不做好。”(《致蕭軍、蕭紅/1935年1月4日》)這次關於“魯迅精神”的議論，我仍然不想違背魯迅的教導，也顧不得周氏父子是不是魯迅的兒子和孫子，說的是輕是重、是深是淺，或許只有他們才體會得出來。
“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歷史的事實是由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的。”馬克思如是說。(《馬克思致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第567頁)對於馬克思的話有的人可能不認同。但是，不會有誰認為真理害怕爭論，害怕批評。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我相信，讀者能夠在激烈的爭論中進行鑑別，得出自己的結論。
我是閒人閒聊，幾分調侃，卻也有幾分認真。滿紙荒唐言，近乎痴人說夢。記得魯迅說過：“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周氏父子或者他們的同道能否給我一個最高的“禮遇”？我不敢期待更多，等待的或許只有倆字兒：挨罵。
序言
2006年5月22日，《廣州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魯迅是誰？》，署名周海嬰、周令飛——魯迅的兒子和孫子。這是一篇報告稿。對於這篇報告，我是在2008年於網上看到的。此後，我又在南方網和2007年5月29日的《廣州日報》中看到，《魯迅是誰？》獲得2006年度廣東理論文章一等獎。
有道是“眼不見心不煩”。我自從看了周氏父子關於魯迅的言論報導後，心裡就沒有平靜過。原因倒不是因為周氏父子對魯迅有什麼獨特的見地，而是因為他們的言論代表著魯迅研究中的一種傾向，甚至是主流，而社會媒體、輿論，鐘情於這種傾向。
《魯迅是誰？》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一種新的“魯迅精神”。這種新的魯迅精神，是對毛澤東1937年提出的魯迅精神的否定或者說“修正”。
《魯迅是誰？》是周氏父子的宣言書，他們以報告的形式向世人宣稱他們心目中的魯迅形象，一個與“政治意識形態”無關的魯迅。他們在“還原歷史中的魯迅”的名義下，“還原”的是留學日本時期的周樹人，是辛亥革命時期的周樹人。他們把“立人為本”看成是“魯迅精神的靈魂”，用那個時期的周樹人沖淡和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魯迅。
大約在2002年，我在瀏覽網頁時無意中看到魯迅研究界的一些專家已把“魯迅思想”的“核心”定位在“立人”上。由於以前沒有聽到過這種說法，也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為了弄清問題，我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對“立人”這個問題的思考上。
什麼是魯迅思想，這涉及魯迅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及其思想的本質問題，對魯迅有興趣的人應該將此問題弄清楚。單就“立人”作出學理解釋，尚屬“學術自由”，但如果借題發揮、有意歪曲，情況就比較複雜了。
通過讀魯迅的著作，我知道了“立人”出自魯迅於1907年留日期間寫的《文化偏至論》。在我所看過的魯迅的全部文章中，也只在這一篇中找到了“立人”二字，即“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當魯迅用“立人”表達自己的思想的時候，飽讀詩書的他肯定知道“立人”出自儒家經典，知道在儒家思想中“立人”主要指的是“仁與義”。他是把“立人”作為一個“舊瓶子”，裝上了他當時從外國“拿來”的“尊個性而張精神”這種“新酒”、“洋酒”。他的“張精神”，張的是“個人主義”精神。關於這一點，是不會產生歧義的。
周氏父子談“立人”，好像只願意突出他“尊個性”那一點。或許他們需要的只是那一點，不需要的當然不會加以理會。他們對於青年魯迅關於西方的所謂“民主制度”是“借眾以陵寡，託言眾治，壓制乃尤烈於暴君”的批判，對於被稱為“普世價值”的“平等自由之念”是“以多數臨天下而暴獨特”的批判都視而不見。他們對於魯迅所“張”的“精神”，是不是個人主義也不探究。至於魯迅提到的“人國”到底是一個什麼國，更是不見點滴闡述。“人國”，其實是青年魯迅根據“立人”而推理出來的理想國，是在當時根本不存在，在以後也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真正的“烏托邦”。那樣的“人國”早已被魯迅放棄，但現在卻仍然存在於某些人那堅硬的嘴巴上和愛幻想的大腦中。
《魯迅是誰？》是戰書。周氏父子以“魯迅精神的靈魂”為“立人”，把魯迅的思想凝固在1907年，否定了魯迅的思想是變化的、發展的。僅憑這一點就見其陷入了形上學，就否定了魯迅晚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發生飛躍性的變化，成為了共產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挑戰的不僅是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對於另外的一些沒有發表過關於魯迅的言論，沒有“話語權”而心目中的魯迅又與他們父子不同的人們，如我輩，那也是一種挑戰。
看來，雖然他們認為是“和平時期”了，說“階級鬥爭已經淡化”了，文壇、論壇卻不因此而平靜，仍然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雖然周氏父子認為“再強調戰士的魯迅，已經不合時了”，但是，他們，不只是他們，敢於挑戰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最主要的締造者毛澤東關於魯迅的評述，敢於挑戰“政治意識形態”，比起當年被一些人指斥不罵軍閥的魯迅，勇氣好像多了幾分，戰鬥精神好像強了幾分，比魯迅好像更像個戰士。他們父子對於“跟什麼戰？為何而戰？”還是比較清楚的。只是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精神在後面支撐著他(們)去戰”。“戰士的魯迅，已經不合時了”，戰士的周氏父子似正逢其時，正一展戰士的風采啊！
魯迅認為：“一切文藝，是宣傳，只要你給人看。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開口。”(《三閒集·文藝與革命》)周氏父子的報告，及由報告形成的文章，無疑也是宣傳。宣傳的不僅是自己關於“魯迅是誰”的認識，不僅是去魯迅的“革命化”、去魯迅的“意識形態化”。而是藉助魯迅宣傳自己的思想，與“政治意識形態”相對立的思想。
在現代社會，信息的傳播速度和廣度是前所未有的。人們可以自由地在網上，在報紙雜誌上，在課堂上，甚至在會議上，抓住毛澤東的“一點東西”批判一通，調侃一番，爭相杯葛毛澤東逐漸成為一種“時尚”。三日不見，不得不對他們“刮目相看”。他們是不是經過“獨立思考”，不好判斷。不過，時至今日，倒是的確沒有聽說誰因此而受到“損害”。相反，有的人卻因此受到追捧，成了出人頭地的人。這樣的現象恐怕還要一直持續下去。在這種情況下，周氏父子把矛頭指向毛澤東本來沒有什麼稀奇。他們射向毛澤東的雖然是一支響箭，畢竟晚了半拍，雖非強弩之末，但比起當年《魯迅與我七十年》披露“毛羅對話”時的轟動效應，已不足道。他們不但沒有受到“損害”，反而受到了獎勵。
“戰鬥一定有傾向。”魯迅這樣說也這樣做，他從來不隱諱自己的鬥爭傾向，該罵的他不會去夸。大概是由於這個原因，不同的“戰鬥”陣營把他看得都很清楚。其實每個人只要去戰鬥，都是有傾向的，只是諸如“正人君子”、“第三種人”之類，雖然常常挑起事端，挑釁魯迅，卻以為握有“公理”，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傾向性特別是“階級性”。周氏父子雖然崇尚“普世價值”，卻沒有因此而放棄傾向性。至於他們是不是承認自己的傾向具有“階級性”，看來他們還沒有那個勇氣。或許不是沒有“勇氣”的問題，而是他們壓根就不認為自己的思想具有“階級性”。《魯迅是誰？》的批判沒有指名道姓，這或許是顯示紳士一樣的“寬容”和君子的“仁人之心”，絕不是因為“卑怯”。儘管如此，魯迅作為研究的客體，夾在周氏父子與毛澤東之間，在“魯迅是誰”、“魯迅精神的靈魂”等問題上，涇渭分明，戰鬥傾向還是很明顯的。因為明顯，所以連我這樣沒有讀過多少書，平素里忙於瑣事，不敢妄談意識形態的人也看出了他們的不同。在“階級鬥爭已經淡化了”的今天，周氏父子讓人們看到了一種不同於主導“政治意識形態”的另類意識形態，不同於魯迅的戰士形象的另類戰士形象。
作為一個凡人，我自知做不到揪著自己的頭髮離開這多事的地球，遠離喧囂的塵世，到外星球躲清閒。雖然不能像魯迅那樣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卻很想淹沒在市井之中，像魯迅那樣“管他冬夏與春秋”。閒暇時的讀書、上網，不過是為了驅趕孤獨和寂寞，等待天堂的召喚。無奈，我六根不淨，常常被一些挑戰性極強的文章攪得心緒不寧，不得不思考這些問題。一些專家、學者幾乎把我這個無所事事的老頭子逼得為魯迅“發燒”，為魯迅狂，幾近痴迷，拿得起，放不下，不能自拔。凡是關於魯迅的文字總想多看一眼，對於魯迅子孫的文章，我自然不能錯過，畢竟他們是與魯迅有著“天然”關係的人。誰知不看那些文章對他們還沒有看法，看後卻不由得產生一些想法。從《魯迅是誰？》其文，認識周氏父子其人。
原以為作為魯迅的兒子和孫子，周氏父子心目中的魯迅一定與一般人不一樣。他們畢竟是與魯迅有著“天然的最直接而密切的關係”。看後才知道，他們並不是以他們獨特的視角講述一個只有他們才知道的魯迅，而是作為一個魯迅研究者在闡述他們對於“魯迅精神”這個沉重話題的研究成果。對於他們的研究成果，我感到似曾相識，並沒有新鮮感。唯一一點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們居然也那樣評論魯迅。
2006年3月，我偶然看到了1999年出版的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錢理群在北京大學的講演錄《話說周氏兄弟》，他借“立人”批判領導中國革命的領導者毛澤東的“殘酷與荒誕”。雖然魯迅在活著的時候不但不曾用“立人”思想批判毛澤東，反而引以為同志。但是，錢理群教授還批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教人死”，批判“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即共產主義精神沒有“人性”，令人匪夷所思。想不到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度，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國度，在中國文化教育的最高學府，有些人以傳播“魯迅思想”為名義，打著魯迅的旗號反魯迅，肆無忌憚地歪曲魯迅，篡改魯迅，其內容之荒謬，邏輯之混亂，態度之張狂，令人讀後很受刺激。我曾經疑心自己是不是回到了魯迅活著的時代。
刺激讓我興奮起來。我來了精神，自不量力地寫了《麒麟皮下的馬腳——話說(話說周氏兄弟)及其他》一書。目的在於“爭鳴”。不想，已經是21世紀的今天，走“爭鳴”之路仍然很艱難，到處是絆腳石。我雖然有“勇氣”說自己之想說，一些出版社卻沒有出版的“勇氣”。不知道他們是“怕”什麼，還是在壓制不同意見。幾經周折，該書才由民眾出版社出版。
想不到，周氏父子關於《魯迅是誰？》的報告，借“普世價值”否定魯迅精神中對於共產黨人最具價值的部分，與《話說周氏兄弟》可謂一唱一和。矛頭所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毛澤東的“魯迅精神”。應該說，這是他們在“和平時期”、“階級鬥爭已經淡化”了的今天，從魯迅的詞句中揀出幾個來，集合成一種不同於毛澤東在“階級鬥爭”年代提出的“舊”的“魯迅精神”。在周氏父子看來，毛澤東提出的“魯迅精神”顯然隨著“和平時期”的到來和“階級鬥爭已經淡化”而過時了，因此，在進入21世紀之後，為了讓“魯迅活在21世紀青年人的心中”，他們才利用與魯迅擁有的“天然”關係，提出他們“新”的“魯迅精神”，代替毛澤東的“舊”的“魯迅精神”。他們這個目的是十分明確的。
給“立人”貼上魯迅的標籤以張揚個人主義本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奇怪的是有自稱共產黨人的人，或在體制內，或在體制外，違反憲法、黨章中關於國家、黨的指導思想的規定反而振振有詞。是他們沒有區分個人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恐怕連他們自己也不會那么低估自己的理論水平。如果對於個人主義聽而不聞，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也就罷了，但有的人在為他們助威揚名，有的人分明是在自覺地、有意地替他們做著繳自己“同志”的械的工作。他們的立場如何我無法確定，我也曾懷疑他們就是魯迅所謂的“自己營壘里的蛀蟲”。他們究竟是什麼人，一時不好確定。他們想乾什麼，有待進一步的觀察。但能夠確定的是，我們是不同信仰的人。
面對毛澤東的“魯迅精神”和周氏父子的“魯迅精神”，我當然可以保持沉默。沉默與“獨立思考”一樣，也是個人的一種權利。做一個看客可以不給任何人添麻煩，也不會引火燒身。不過，想到魯迅為了拯救“看客”的靈魂都棄醫從文了，我也很想讓魯迅醫治和喚醒我那已經麻木和沉睡了的靈魂，於是我放棄了做“看客”的念頭，也算是沒有枉讀魯迅的書。在不得不作出抉擇的時候，我思量再三，決計不改變先前的立場，從青年到中年、到老年，從感性到理性，越老越堅，不管他人怎么看。我相信魯迅的眼光，站在魯迅活著的時候所站的那一邊。這很可能會讓周氏父子不快樂。需要說明的是，我不是為了誰的快樂和不快樂而寫作。現在，“普世價值”正在大行其道，此時發發議論，也好看一看堅持“普世價值”的他們如何對待一個“異端”。
在中國，不管人們怎樣議論毛澤東，毛澤東思想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作為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執政的指導思想之一，至今仍然寫在黨章和憲法裡。工農大眾及知識分子把毛澤東思想作為精神武器，毛澤東思想把他們作為實踐者。二者完美的結合，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勞苦大眾和普通知識分子挺直了腰板的新中國。這個新中國的政治基礎是“工農聯盟”。其他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一個共同的特徵是不承認階級性，輕視工農大眾。把魯迅，乃至毛澤東的“為工農大眾服務”的思想批判為“狹隘的階級論”，並想以此為自己的思想爭取正統地位。只有這樣做，他們才可能由一股暗流涌動的社會思潮轉化為一種公開的力量。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中，對於魯迅，毛澤東是評論最多，評價最高，影響最大，宣傳最著力的一個人物。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他的評論必然帶有鮮明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他不僅把魯迅“革命化”了，而且是把魯迅“馬克思主義化”、“共產主義化”了。這樣說其實並不確切，因為魯迅與共產黨走到一起沒有受到脅迫。如果他靠近國民黨，他的生活可能更自由、更幸福。如果承認這個事實，就應該承認，是魯迅自己把自己“革命化”、“馬克思主義化”、“共產主義化”的。毛澤東的評價不過是反映了一個事實。那樣的魯迅，是被一些人厭惡的魯迅。毛澤東思想的敵人和魯迅的敵人不可能喜歡那樣的一個魯迅。魯迅活著的時候因此而備受攻擊。當魯迅成為民族的魯迅之後，在企圖毀滅他已經成為不可能的情況下，一些人則想方設法把魯迅變成自己的魯迅，這個魯迅不同於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心目中的魯迅。當他們那么做的時候，必然千方百計消除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批判、詆毀毛澤東的魯迅觀是他們的必然選擇。不破不立，不破除毛澤東在研究、評論魯迅方面形成和確立的權威，怎么可能產生新的權威？怎么可能樹立起一個“新”的魯迅形象？一些所謂的“優秀的青年研究者”對於魯迅的研究和評論，就是在消解和沖淡毛澤東的影響。周氏父子，不過是他們中的兩個。與那些人相比，他們只能算是後來人。從《魯迅是誰？》中，讀者唯讀出了周氏父子對於毛澤東，對於“政治意識形態”的“新意”，沒有讀出他們對於魯迅的新意。
現在，我又看到了與《魯迅是誰？》類似的文章，我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更不是個滋味。周氏父子的報告，沒有扭轉我對於魯迅的印象，卻讓我在心中產生了“魯迅怎么有這等子孫”的想法。我也知道，這是怪不得魯迅的。是不是要把心中的想法、看法寫出來，周氏父子是不是願意聽真話、聽實話、聽逆耳的話，這都是我曾經有過的猶豫。他們畢竟是我所敬愛的魯迅的子孫。但是，在不得不進行抉擇的時候，魯迅無疑是我的最愛。魯迅是魯迅，魯迅的子孫是魯迅的子孫。在《魯迅是誰？》的問題上，我也只好忽視他們與魯迅的“天然”關係，把它看成是兩個普通的魯迅研究者的“學術研究”成果。“學術面前人人平等”，這話聽說了多年。相信“普世價值”存在的周氏父子恐怕不會承認在學術研究方面誰有什麼特權。好在周氏父子認為“獨立思考”是魯迅的“骨髓”。想到這兒，我的心堅定了許多，也踏實了許多。我的思考起碼是“獨立”於周氏父子的思考。這大概有點阿Q式的心理。
不得不承認，經過多年的努力，如錢理群教授那樣的學者們與周氏父子聯手，或著書立說，或作報告、講演，配合默契，在弘揚他們的思想和他們的“魯迅精神”，並否定毛澤東的“魯迅精神”方面卓有成效。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確立或者正在確立自己的權威。從我的書架上的魯迅研究著作來判斷，他們主導著魯迅研究的方向。一些青年已經拜倒在了他們的腳下，成為了他們的崇拜者，用一句時髦的話說，叫做“冬粉”。
既然我把《魯迅是誰？》看成是戰書，我要應戰，同樣也必須有個戰鬥的姿態，讓自己儘量表現得像個戰士，儘量地像“戰士的魯迅”那樣去戰鬥。由於錢理群教授們的存在，“戰士的魯迅”對於我，且不只是我，並沒有過時，我以“戰士的魯迅”為榜樣。這樣的榜樣，起碼現在還沒有誰可以代替。
我雖然在軍隊當過戰士，但是，軍營里的戰士畢竟不是思想文化界裡的戰士。周氏父子認為“戰士的魯迅”是“階級鬥爭化”的魯迅，也不願意承認魯迅為“戰士”，省得讓人戴上一頂“階級鬥爭化”的帽子。客觀而言，有的人，恐怕與周氏父子一樣，不喜歡“戰士”。“戰士”的存在，或許讓他們寢食不安，害怕“戰士”的學閥、文霸，必欲扼殺“戰士”於襁褓之中。
我學無專長，術無專攻，不但沒有經過寫作的專業訓練，更沒有參加過思想理論方面的培訓。雖然讀過高中，那時候並不喜歡文學，雖然沒有“怕周樹人”的感覺，但的確是“怕文言文”、“怕作文”，而且怕作文在怕文言文之上。高中時候的第一篇作文被判為不及格，至今仍記憶猶新。老師說我的作文就像“擠牙膏”。看來，“怕作文”不只是現在的一些中學生的心態。半個世紀過去了，時代進步了，文化生活豐富了，上學花的錢多了，學習的成本高了，據說學校和教學也在不斷改革，怎么現在的中學生居然還與我四十多年前上中學的時候有同樣的感覺？唉！他們是怎么了？還是教育有問題？由於不喜歡寫作，參加工作之後，以我當時的“高學歷”，雖然有從事文字工作的機會，我卻躲躲閃閃，避之猶恐不及。想不到造化弄人，人到老年，為了敬愛的魯迅，也為了自己，卻不得不與文字結緣。對於魯迅，筆者素無研究。關於魯迅的文字，不過是觸文生情之後的塗鴉之作。在一些學者、教授的眼裡可能是語無倫次的“胡說八道”，不值一曬。
關於“魯迅精神”，我本也沒有“獨立”的見解，根本就沒有想過有朝一日要把陋見寫成文字。是周氏父子的《魯迅是誰？》激發了我的寫作欲望，促使我把以往的零零碎碎的認識整理出來。寫作雖是由《魯迅是誰？》而引發，要說是專門針對周氏父子也不全對。因為關於“魯迅精神”的認識早在看到周氏父子的報告之前就有了，周氏父子不是孤立的。他們不過是藉助“魯迅精神”這個話題表述自己的見解，表明自己的立場。以我這樣淺薄的文化基礎和理論修養，用文字表達所思所想，自知力不從心。當過兵的我知道，兩軍對壘，敵人是不管你裝備如何，準備如何的，該進攻時絕不會手軟。從錢理群教授及周氏父子那咄咄逗人的字裡行間，我聞到了火藥味，聽到了槍聲。不知道為什麼，忽然想到當兵時候的“副統帥”林彪曾經說過一句話：上了戰場，槍聲一響，老子就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軍人講“槍聲就是命令”。面對強勢的攻勢，我自知人微言輕，我不但沒有“普世價值”那樣“現代化”的思想武器，也沒有“匕首”、“投槍”，只好撿幾塊磚頭、土塊，倉促上陣，胡亂扔出去。即使是投不中目標，擊不中要害，也不能連比畫都不比畫一下就逃之天天。我想像個戰士一樣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戰鬥。戰鬥已經開始，我並沒有勝算。但是，決不會因為自己的沒有準備而要求“費厄潑賴”(fair play，指平等、寬容的競技比賽)應該實行，也不會因為裝備的原始而乞求多一點寬容。我知道，強勢的他們，鬥志正旺，不會罷手。倘使真的乞求，反而自取其辱，給他們平添笑柄。寫出這些粗俗的文字，自知沒有運用“普世價值”，因此不是拿出來“普世”的。在一個一家之言一統天下的學術“王國”里，顯示與他們不一樣的存在，只是荒原上的吶喊。除此以外，恐怕也就沒有別的意義和價值了。相比之下，文章寫得好壞，語句通順不通順，表達得準確不準確等“藝術性”、“技術性”的問題已經不重要了。
魯迅說過：“文藝家至少是須有直抒己見的誠心和勇氣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談不到什麼意識。”(《三閒集·(小小十年)小引》)我不是文藝家，與魯迅本來沒有什麼關係。但是讀了魯迅的書，還是想聽魯迅的話。平心而論，我自問還是做到了“直抒己見”，“吐露本心”。這種“己見”與“本心”，僅僅是一己之見，縱然有人讚賞有人譏諷，但那是他們的事。
這年頭有人提倡說“真話”，但是，積幾十年之經驗，我深深地體會到，“真話”並非人人愛聽。不管愛聽不愛聽，不管“普世價值”論者怎么看，我把想法與看法寫出來了，心中還是頓感輕鬆了許多。這大概符合“普世價值”中的“思想自由”。對錯是非是自己的事。其中的一些認識，是在周氏父子的激發下形成的，有的則是在看到周氏父子的《魯迅是誰？》之前就有了。總之，如果沒有看到周氏父子關於《魯迅是誰？》的報告，我是寫不出這本書的。
在寫《麒麟皮下的馬腳》的時候，我看到魯迅說：“如果已經開始筆戰了，為什麼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國文人最大的毛病。”他還說：“做幾句不疼不癢的文章，還是不做好。”(《致蕭軍、蕭紅/1935年1月4日》)這次關於“魯迅精神”的議論，我仍然不想違背魯迅的教導，也顧不得周氏父子是不是魯迅的兒子和孫子，說的是輕是重、是深是淺，或許只有他們才體會得出來。
“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歷史的事實是由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的。”馬克思如是說。(《馬克思致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第567頁)對於馬克思的話有的人可能不認同。但是，不會有誰認為真理害怕爭論，害怕批評。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我相信，讀者能夠在激烈的爭論中進行鑑別，得出自己的結論。
我是閒人閒聊，幾分調侃，卻也有幾分認真。滿紙荒唐言，近乎痴人說夢。記得魯迅說過：“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周氏父子或者他們的同道能否給我一個最高的“禮遇”？我不敢期待更多，等待的或許只有倆字兒：挨罵。
有道是“眼不見心不煩”。我自從看了周氏父子關於魯迅的言論報導後，心裡就沒有平靜過。原因倒不是因為周氏父子對魯迅有什麼獨特的見地，而是因為他們的言論代表著魯迅研究中的一種傾向，甚至是主流，而社會媒體、輿論，鐘情於這種傾向。
《魯迅是誰？》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一種新的“魯迅精神”。這種新的魯迅精神，是對毛澤東1937年提出的魯迅精神的否定或者說“修正”。
《魯迅是誰？》是周氏父子的宣言書，他們以報告的形式向世人宣稱他們心目中的魯迅形象，一個與“政治意識形態”無關的魯迅。他們在“還原歷史中的魯迅”的名義下，“還原”的是留學日本時期的周樹人，是辛亥革命時期的周樹人。他們把“立人為本”看成是“魯迅精神的靈魂”，用那個時期的周樹人沖淡和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魯迅。
大約在2002年，我在瀏覽網頁時無意中看到魯迅研究界的一些專家已把“魯迅思想”的“核心”定位在“立人”上。由於以前沒有聽到過這種說法，也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為了弄清問題，我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對“立人”這個問題的思考上。
什麼是魯迅思想，這涉及魯迅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及其思想的本質問題，對魯迅有興趣的人應該將此問題弄清楚。單就“立人”作出學理解釋，尚屬“學術自由”，但如果借題發揮、有意歪曲，情況就比較複雜了。
通過讀魯迅的著作，我知道了“立人”出自魯迅於1907年留日期間寫的《文化偏至論》。在我所看過的魯迅的全部文章中，也只在這一篇中找到了“立人”二字，即“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當魯迅用“立人”表達自己的思想的時候，飽讀詩書的他肯定知道“立人”出自儒家經典，知道在儒家思想中“立人”主要指的是“仁與義”。他是把“立人”作為一個“舊瓶子”，裝上了他當時從外國“拿來”的“尊個性而張精神”這種“新酒”、“洋酒”。他的“張精神”，張的是“個人主義”精神。關於這一點，是不會產生歧義的。
周氏父子談“立人”，好像只願意突出他“尊個性”那一點。或許他們需要的只是那一點，不需要的當然不會加以理會。他們對於青年魯迅關於西方的所謂“民主制度”是“借眾以陵寡，託言眾治，壓制乃尤烈於暴君”的批判，對於被稱為“普世價值”的“平等自由之念”是“以多數臨天下而暴獨特”的批判都視而不見。他們對於魯迅所“張”的“精神”，是不是個人主義也不探究。至於魯迅提到的“人國”到底是一個什麼國，更是不見點滴闡述。“人國”，其實是青年魯迅根據“立人”而推理出來的理想國，是在當時根本不存在，在以後也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真正的“烏托邦”。那樣的“人國”早已被魯迅放棄，但現在卻仍然存在於某些人那堅硬的嘴巴上和愛幻想的大腦中。
《魯迅是誰？》是戰書。周氏父子以“魯迅精神的靈魂”為“立人”，把魯迅的思想凝固在1907年，否定了魯迅的思想是變化的、發展的。僅憑這一點就見其陷入了形上學，就否定了魯迅晚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發生飛躍性的變化，成為了共產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挑戰的不僅是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對於另外的一些沒有發表過關於魯迅的言論，沒有“話語權”而心目中的魯迅又與他們父子不同的人們，如我輩，那也是一種挑戰。
看來，雖然他們認為是“和平時期”了，說“階級鬥爭已經淡化”了，文壇、論壇卻不因此而平靜，仍然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雖然周氏父子認為“再強調戰士的魯迅，已經不合時了”，但是，他們，不只是他們，敢於挑戰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最主要的締造者毛澤東關於魯迅的評述，敢於挑戰“政治意識形態”，比起當年被一些人指斥不罵軍閥的魯迅，勇氣好像多了幾分，戰鬥精神好像強了幾分，比魯迅好像更像個戰士。他們父子對於“跟什麼戰？為何而戰？”還是比較清楚的。只是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精神在後面支撐著他(們)去戰”。“戰士的魯迅，已經不合時了”，戰士的周氏父子似正逢其時，正一展戰士的風采啊！
魯迅認為：“一切文藝，是宣傳，只要你給人看。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開口。”(《三閒集·文藝與革命》)周氏父子的報告，及由報告形成的文章，無疑也是宣傳。宣傳的不僅是自己關於“魯迅是誰”的認識，不僅是去魯迅的“革命化”、去魯迅的“意識形態化”。而是藉助魯迅宣傳自己的思想，與“政治意識形態”相對立的思想。
在現代社會，信息的傳播速度和廣度是前所未有的。人們可以自由地在網上，在報紙雜誌上，在課堂上，甚至在會議上，抓住毛澤東的“一點東西”批判一通，調侃一番，爭相杯葛毛澤東逐漸成為一種“時尚”。三日不見，不得不對他們“刮目相看”。他們是不是經過“獨立思考”，不好判斷。不過，時至今日，倒是的確沒有聽說誰因此而受到“損害”。相反，有的人卻因此受到追捧，成了出人頭地的人。這樣的現象恐怕還要一直持續下去。在這種情況下，周氏父子把矛頭指向毛澤東本來沒有什麼稀奇。他們射向毛澤東的雖然是一支響箭，畢竟晚了半拍，雖非強弩之末，但比起當年《魯迅與我七十年》披露“毛羅對話”時的轟動效應，已不足道。他們不但沒有受到“損害”，反而受到了獎勵。
“戰鬥一定有傾向。”魯迅這樣說也這樣做，他從來不隱諱自己的鬥爭傾向，該罵的他不會去夸。大概是由於這個原因，不同的“戰鬥”陣營把他看得都很清楚。其實每個人只要去戰鬥，都是有傾向的，只是諸如“正人君子”、“第三種人”之類，雖然常常挑起事端，挑釁魯迅，卻以為握有“公理”，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傾向性特別是“階級性”。周氏父子雖然崇尚“普世價值”，卻沒有因此而放棄傾向性。至於他們是不是承認自己的傾向具有“階級性”，看來他們還沒有那個勇氣。或許不是沒有“勇氣”的問題，而是他們壓根就不認為自己的思想具有“階級性”。《魯迅是誰？》的批判沒有指名道姓，這或許是顯示紳士一樣的“寬容”和君子的“仁人之心”，絕不是因為“卑怯”。儘管如此，魯迅作為研究的客體，夾在周氏父子與毛澤東之間，在“魯迅是誰”、“魯迅精神的靈魂”等問題上，涇渭分明，戰鬥傾向還是很明顯的。因為明顯，所以連我這樣沒有讀過多少書，平素里忙於瑣事，不敢妄談意識形態的人也看出了他們的不同。在“階級鬥爭已經淡化了”的今天，周氏父子讓人們看到了一種不同於主導“政治意識形態”的另類意識形態，不同於魯迅的戰士形象的另類戰士形象。
作為一個凡人，我自知做不到揪著自己的頭髮離開這多事的地球，遠離喧囂的塵世，到外星球躲清閒。雖然不能像魯迅那樣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卻很想淹沒在市井之中，像魯迅那樣“管他冬夏與春秋”。閒暇時的讀書、上網，不過是為了驅趕孤獨和寂寞，等待天堂的召喚。無奈，我六根不淨，常常被一些挑戰性極強的文章攪得心緒不寧，不得不思考這些問題。一些專家、學者幾乎把我這個無所事事的老頭子逼得為魯迅“發燒”，為魯迅狂，幾近痴迷，拿得起，放不下，不能自拔。凡是關於魯迅的文字總想多看一眼，對於魯迅子孫的文章，我自然不能錯過，畢竟他們是與魯迅有著“天然”關係的人。誰知不看那些文章對他們還沒有看法，看後卻不由得產生一些想法。從《魯迅是誰？》其文，認識周氏父子其人。
原以為作為魯迅的兒子和孫子，周氏父子心目中的魯迅一定與一般人不一樣。他們畢竟是與魯迅有著“天然的最直接而密切的關係”。看後才知道，他們並不是以他們獨特的視角講述一個只有他們才知道的魯迅，而是作為一個魯迅研究者在闡述他們對於“魯迅精神”這個沉重話題的研究成果。對於他們的研究成果，我感到似曾相識，並沒有新鮮感。唯一一點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們居然也那樣評論魯迅。
2006年3月，我偶然看到了1999年出版的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錢理群在北京大學的講演錄《話說周氏兄弟》，他借“立人”批判領導中國革命的領導者毛澤東的“殘酷與荒誕”。雖然魯迅在活著的時候不但不曾用“立人”思想批判毛澤東，反而引以為同志。但是，錢理群教授還批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教人死”，批判“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即共產主義精神沒有“人性”，令人匪夷所思。想不到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度，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國度，在中國文化教育的最高學府，有些人以傳播“魯迅思想”為名義，打著魯迅的旗號反魯迅，肆無忌憚地歪曲魯迅，篡改魯迅，其內容之荒謬，邏輯之混亂，態度之張狂，令人讀後很受刺激。我曾經疑心自己是不是回到了魯迅活著的時代。
刺激讓我興奮起來。我來了精神，自不量力地寫了《麒麟皮下的馬腳——話說(話說周氏兄弟)及其他》一書。目的在於“爭鳴”。不想，已經是21世紀的今天，走“爭鳴”之路仍然很艱難，到處是絆腳石。我雖然有“勇氣”說自己之想說，一些出版社卻沒有出版的“勇氣”。不知道他們是“怕”什麼，還是在壓制不同意見。幾經周折，該書才由民眾出版社出版。
想不到，周氏父子關於《魯迅是誰？》的報告，借“普世價值”否定魯迅精神中對於共產黨人最具價值的部分，與《話說周氏兄弟》可謂一唱一和。矛頭所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毛澤東的“魯迅精神”。應該說，這是他們在“和平時期”、“階級鬥爭已經淡化”了的今天，從魯迅的詞句中揀出幾個來，集合成一種不同於毛澤東在“階級鬥爭”年代提出的“舊”的“魯迅精神”。在周氏父子看來，毛澤東提出的“魯迅精神”顯然隨著“和平時期”的到來和“階級鬥爭已經淡化”而過時了，因此，在進入21世紀之後，為了讓“魯迅活在21世紀青年人的心中”，他們才利用與魯迅擁有的“天然”關係，提出他們“新”的“魯迅精神”，代替毛澤東的“舊”的“魯迅精神”。他們這個目的是十分明確的。
給“立人”貼上魯迅的標籤以張揚個人主義本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奇怪的是有自稱共產黨人的人，或在體制內，或在體制外，違反憲法、黨章中關於國家、黨的指導思想的規定反而振振有詞。是他們沒有區分個人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恐怕連他們自己也不會那么低估自己的理論水平。如果對於個人主義聽而不聞，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也就罷了，但有的人在為他們助威揚名，有的人分明是在自覺地、有意地替他們做著繳自己“同志”的械的工作。他們的立場如何我無法確定，我也曾懷疑他們就是魯迅所謂的“自己營壘里的蛀蟲”。他們究竟是什麼人，一時不好確定。他們想乾什麼，有待進一步的觀察。但能夠確定的是，我們是不同信仰的人。
面對毛澤東的“魯迅精神”和周氏父子的“魯迅精神”，我當然可以保持沉默。沉默與“獨立思考”一樣，也是個人的一種權利。做一個看客可以不給任何人添麻煩，也不會引火燒身。不過，想到魯迅為了拯救“看客”的靈魂都棄醫從文了，我也很想讓魯迅醫治和喚醒我那已經麻木和沉睡了的靈魂，於是我放棄了做“看客”的念頭，也算是沒有枉讀魯迅的書。在不得不作出抉擇的時候，我思量再三，決計不改變先前的立場，從青年到中年、到老年，從感性到理性，越老越堅，不管他人怎么看。我相信魯迅的眼光，站在魯迅活著的時候所站的那一邊。這很可能會讓周氏父子不快樂。需要說明的是，我不是為了誰的快樂和不快樂而寫作。現在，“普世價值”正在大行其道，此時發發議論，也好看一看堅持“普世價值”的他們如何對待一個“異端”。
在中國，不管人們怎樣議論毛澤東，毛澤東思想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作為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執政的指導思想之一，至今仍然寫在黨章和憲法裡。工農大眾及知識分子把毛澤東思想作為精神武器，毛澤東思想把他們作為實踐者。二者完美的結合，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勞苦大眾和普通知識分子挺直了腰板的新中國。這個新中國的政治基礎是“工農聯盟”。其他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一個共同的特徵是不承認階級性，輕視工農大眾。把魯迅，乃至毛澤東的“為工農大眾服務”的思想批判為“狹隘的階級論”，並想以此為自己的思想爭取正統地位。只有這樣做，他們才可能由一股暗流涌動的社會思潮轉化為一種公開的力量。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中，對於魯迅，毛澤東是評論最多，評價最高，影響最大，宣傳最著力的一個人物。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他的評論必然帶有鮮明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他不僅把魯迅“革命化”了，而且是把魯迅“馬克思主義化”、“共產主義化”了。這樣說其實並不確切，因為魯迅與共產黨走到一起沒有受到脅迫。如果他靠近國民黨，他的生活可能更自由、更幸福。如果承認這個事實，就應該承認，是魯迅自己把自己“革命化”、“馬克思主義化”、“共產主義化”的。毛澤東的評價不過是反映了一個事實。那樣的魯迅，是被一些人厭惡的魯迅。毛澤東思想的敵人和魯迅的敵人不可能喜歡那樣的一個魯迅。魯迅活著的時候因此而備受攻擊。當魯迅成為民族的魯迅之後，在企圖毀滅他已經成為不可能的情況下，一些人則想方設法把魯迅變成自己的魯迅，這個魯迅不同於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心目中的魯迅。當他們那么做的時候，必然千方百計消除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批判、詆毀毛澤東的魯迅觀是他們的必然選擇。不破不立，不破除毛澤東在研究、評論魯迅方面形成和確立的權威，怎么可能產生新的權威？怎么可能樹立起一個“新”的魯迅形象？一些所謂的“優秀的青年研究者”對於魯迅的研究和評論，就是在消解和沖淡毛澤東的影響。周氏父子，不過是他們中的兩個。與那些人相比，他們只能算是後來人。從《魯迅是誰？》中，讀者唯讀出了周氏父子對於毛澤東，對於“政治意識形態”的“新意”，沒有讀出他們對於魯迅的新意。
現在，我又看到了與《魯迅是誰？》類似的文章，我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更不是個滋味。周氏父子的報告，沒有扭轉我對於魯迅的印象，卻讓我在心中產生了“魯迅怎么有這等子孫”的想法。我也知道，這是怪不得魯迅的。是不是要把心中的想法、看法寫出來，周氏父子是不是願意聽真話、聽實話、聽逆耳的話，這都是我曾經有過的猶豫。他們畢竟是我所敬愛的魯迅的子孫。但是，在不得不進行抉擇的時候，魯迅無疑是我的最愛。魯迅是魯迅，魯迅的子孫是魯迅的子孫。在《魯迅是誰？》的問題上，我也只好忽視他們與魯迅的“天然”關係，把它看成是兩個普通的魯迅研究者的“學術研究”成果。“學術面前人人平等”，這話聽說了多年。相信“普世價值”存在的周氏父子恐怕不會承認在學術研究方面誰有什麼特權。好在周氏父子認為“獨立思考”是魯迅的“骨髓”。想到這兒，我的心堅定了許多，也踏實了許多。我的思考起碼是“獨立”於周氏父子的思考。這大概有點阿Q式的心理。
不得不承認，經過多年的努力，如錢理群教授那樣的學者們與周氏父子聯手，或著書立說，或作報告、講演，配合默契，在弘揚他們的思想和他們的“魯迅精神”，並否定毛澤東的“魯迅精神”方面卓有成效。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確立或者正在確立自己的權威。從我的書架上的魯迅研究著作來判斷，他們主導著魯迅研究的方向。一些青年已經拜倒在了他們的腳下，成為了他們的崇拜者，用一句時髦的話說，叫做“冬粉”。
既然我把《魯迅是誰？》看成是戰書，我要應戰，同樣也必須有個戰鬥的姿態，讓自己儘量表現得像個戰士，儘量地像“戰士的魯迅”那樣去戰鬥。由於錢理群教授們的存在，“戰士的魯迅”對於我，且不只是我，並沒有過時，我以“戰士的魯迅”為榜樣。這樣的榜樣，起碼現在還沒有誰可以代替。
我雖然在軍隊當過戰士，但是，軍營里的戰士畢竟不是思想文化界裡的戰士。周氏父子認為“戰士的魯迅”是“階級鬥爭化”的魯迅，也不願意承認魯迅為“戰士”，省得讓人戴上一頂“階級鬥爭化”的帽子。客觀而言，有的人，恐怕與周氏父子一樣，不喜歡“戰士”。“戰士”的存在，或許讓他們寢食不安，害怕“戰士”的學閥、文霸，必欲扼殺“戰士”於襁褓之中。
我學無專長，術無專攻，不但沒有經過寫作的專業訓練，更沒有參加過思想理論方面的培訓。雖然讀過高中，那時候並不喜歡文學，雖然沒有“怕周樹人”的感覺，但的確是“怕文言文”、“怕作文”，而且怕作文在怕文言文之上。高中時候的第一篇作文被判為不及格，至今仍記憶猶新。老師說我的作文就像“擠牙膏”。看來，“怕作文”不只是現在的一些中學生的心態。半個世紀過去了，時代進步了，文化生活豐富了，上學花的錢多了，學習的成本高了，據說學校和教學也在不斷改革，怎么現在的中學生居然還與我四十多年前上中學的時候有同樣的感覺？唉！他們是怎么了？還是教育有問題？由於不喜歡寫作，參加工作之後，以我當時的“高學歷”，雖然有從事文字工作的機會，我卻躲躲閃閃，避之猶恐不及。想不到造化弄人，人到老年，為了敬愛的魯迅，也為了自己，卻不得不與文字結緣。對於魯迅，筆者素無研究。關於魯迅的文字，不過是觸文生情之後的塗鴉之作。在一些學者、教授的眼裡可能是語無倫次的“胡說八道”，不值一曬。
關於“魯迅精神”，我本也沒有“獨立”的見解，根本就沒有想過有朝一日要把陋見寫成文字。是周氏父子的《魯迅是誰？》激發了我的寫作欲望，促使我把以往的零零碎碎的認識整理出來。寫作雖是由《魯迅是誰？》而引發，要說是專門針對周氏父子也不全對。因為關於“魯迅精神”的認識早在看到周氏父子的報告之前就有了，周氏父子不是孤立的。他們不過是藉助“魯迅精神”這個話題表述自己的見解，表明自己的立場。以我這樣淺薄的文化基礎和理論修養，用文字表達所思所想，自知力不從心。當過兵的我知道，兩軍對壘，敵人是不管你裝備如何，準備如何的，該進攻時絕不會手軟。從錢理群教授及周氏父子那咄咄逗人的字裡行間，我聞到了火藥味，聽到了槍聲。不知道為什麼，忽然想到當兵時候的“副統帥”林彪曾經說過一句話：上了戰場，槍聲一響，老子就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軍人講“槍聲就是命令”。面對強勢的攻勢，我自知人微言輕，我不但沒有“普世價值”那樣“現代化”的思想武器，也沒有“匕首”、“投槍”，只好撿幾塊磚頭、土塊，倉促上陣，胡亂扔出去。即使是投不中目標，擊不中要害，也不能連比畫都不比畫一下就逃之天天。我想像個戰士一樣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戰鬥。戰鬥已經開始，我並沒有勝算。但是，決不會因為自己的沒有準備而要求“費厄潑賴”(fair play，指平等、寬容的競技比賽)應該實行，也不會因為裝備的原始而乞求多一點寬容。我知道，強勢的他們，鬥志正旺，不會罷手。倘使真的乞求，反而自取其辱，給他們平添笑柄。寫出這些粗俗的文字，自知沒有運用“普世價值”，因此不是拿出來“普世”的。在一個一家之言一統天下的學術“王國”里，顯示與他們不一樣的存在，只是荒原上的吶喊。除此以外，恐怕也就沒有別的意義和價值了。相比之下，文章寫得好壞，語句通順不通順，表達得準確不準確等“藝術性”、“技術性”的問題已經不重要了。
魯迅說過：“文藝家至少是須有直抒己見的誠心和勇氣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談不到什麼意識。”(《三閒集·(小小十年)小引》)我不是文藝家，與魯迅本來沒有什麼關係。但是讀了魯迅的書，還是想聽魯迅的話。平心而論，我自問還是做到了“直抒己見”，“吐露本心”。這種“己見”與“本心”，僅僅是一己之見，縱然有人讚賞有人譏諷，但那是他們的事。
這年頭有人提倡說“真話”，但是，積幾十年之經驗，我深深地體會到，“真話”並非人人愛聽。不管愛聽不愛聽，不管“普世價值”論者怎么看，我把想法與看法寫出來了，心中還是頓感輕鬆了許多。這大概符合“普世價值”中的“思想自由”。對錯是非是自己的事。其中的一些認識，是在周氏父子的激發下形成的，有的則是在看到周氏父子的《魯迅是誰？》之前就有了。總之，如果沒有看到周氏父子關於《魯迅是誰？》的報告，我是寫不出這本書的。
在寫《麒麟皮下的馬腳》的時候，我看到魯迅說：“如果已經開始筆戰了，為什麼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國文人最大的毛病。”他還說：“做幾句不疼不癢的文章，還是不做好。”(《致蕭軍、蕭紅/1935年1月4日》)這次關於“魯迅精神”的議論，我仍然不想違背魯迅的教導，也顧不得周氏父子是不是魯迅的兒子和孫子，說的是輕是重、是深是淺，或許只有他們才體會得出來。
“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歷史的事實是由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的。”馬克思如是說。(《馬克思致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第567頁)對於馬克思的話有的人可能不認同。但是，不會有誰認為真理害怕爭論，害怕批評。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我相信，讀者能夠在激烈的爭論中進行鑑別，得出自己的結論。
我是閒人閒聊，幾分調侃，卻也有幾分認真。滿紙荒唐言，近乎痴人說夢。記得魯迅說過：“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周氏父子或者他們的同道能否給我一個最高的“禮遇”？我不敢期待更多，等待的或許只有倆字兒：挨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