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背景,提出,影響,平反,
背景
1962年3月間，王稼祥在研究了大量國際和國內情況資料之後，又經過反覆思考，許多同志交換了意見，決定就我國的對外政策問題，向黨提出一些建議。他考慮到自己提出的這個意見，已超出中聯部的工作範圍，採取了個人寫信的方式，向周恩來、鄧小平、陳毅三位主持外事工作的領導同志，詳述自己的看法和意見。王稼祥同志的意見，概括起來就是：第一，對外採取緩和的方針，以爭取時間渡過國內經濟上的困難，加緊完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第二，建議發表一個正式的對外關係聲明，全面地、準確地闡明我國的對外政策。第三，注意國際鬥爭的策略。第四，對外援助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這些意見一經提出，就得到中聯部黨組和其他領導同志的贊成和支持。伍修權第一個在這封信上籤了名，對王稼祥的觀點和行動，願意共同承擔責任，劉寧一也在信上籤了名。周恩來、鄧小平、劉少奇看了這封信沒有表示不同意見，又交給中央書記處各同志傳閱，最後給毛主席看，都沒有認為其中有什麼問題。
提出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康生把這些建議及王稼祥領導中聯部期間的工作歪曲地概括為“三和一少”。1963年5月22日毛澤東在同紐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談話時說，“我們黨內有些人主張三和一少，這是修正主義的路線。”從1963年至1965年間毛澤東又多次同外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反覆談論中國黨內的所謂“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並指出王稼祥主張“三和一少”，“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三和一少是赫魯雪夫的口號，三斗一多是我們的口號”。“文革”開始後，為給劉少奇妄加罪名，康生巫陷劉少奇在國內鼓吹“三自一包”，，在國際上鼓吹“三和一少”。《紅旗》雜誌1967年第5期刊載經毛澤東審閱批准的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不點名地公開責問劉少奇：“為什麼你要在三年困難時期，與國內外牛鬼蛇神遙相呼應，惡毒攻擊三面紅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此文發表後，“三和一少”即被作為劉少奇“推行修正主義外交路線”的“罪名”。
影響
對外交戰線“三降一滅”的污衊和極“左”思潮的泛濫，對中國外交事業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許多駐外使領館人員、援外專家和留學人員不看對象、不顧駐在國的規定，強行傳送《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像章等宣傳品，並利用使館新聞公報、新聞圖片櫥窗轉載或展出國內宣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和圖片等，引起了駐在國的疑慮和不滿，從而引發一系列外交糾紛。隨著極“左”思潮迅速泛濫和造反派組織展開奪權活動，外交部門和外交工作很快陷人混亂。
在“文化大革命”發動後1年多的時間裡，中國對外關係出現嚴重倒退，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斷。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元首和政府首腦級的互訪急劇減少，實際退出了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也不出席國際會議；外貿進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學人員全部被召回國，也停止接受外國留學生。更嚴重的是，在這段時間裡，中國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駐若干國家的大使館受到衝擊，同一些國家的外交關係甚至惡化到降級或斷交的嚴重地步。與此同時，中國把大多數國家的共產黨視為修正主義，不再來往，只同一些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和組織保持聯繫。1967年夏季，極“左”思潮對外交工作的衝擊達到頂點，北京發生了“三砸一燒”外國駐華機構的惡性事件，中央一度失去對外交大權的掌握。這在新中國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周恩來得知“三降一滅”的說法後，非常氣憤，曾當面責問康生：“外交部總的政策不論是我兼外交部長的時候還是陳毅當外交部長，都經過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對外政策基本上是主席講的，我們辦具體事項。”康生做賊心虛，推說他是指中聯部的王稼祥。
在外交工作中，制止極“左”行動、排除極“左”思潮的干擾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採取一系列嚴厲措施，制止極“左行動。8月23日凌晨，在英國代辦處大火被撲滅後兩個多小時，周恩來緊急召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的代表，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他們宣布：外交部“奪權”是非法的，黨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國防、財政等大權在中央，不能奪。毛澤東批評王力在外交部煽動“奪權”的講話是“大毒草”。幾天后，對王力、關鋒實行隔離審查。中央文革小組江青等人插手外交部的企圖受到重挫。1968年1月，周恩來明確提出要從政策角度鑑別和批評極“左”思潮，要求外交人員加強紀律。此後，毛澤東多次發出指示，要求在對外宣傳中“不要強加於人”，“不要向外國人自吹自擂”，批評“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提法表現出““以我為核心的錯誤思想”他還說“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指出在國際鬥爭中應區分主次，不能一概鬥爭。經過1年多的努力，外交上極不正常的狀態逐漸被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