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歷,評價,
履歷
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７年在上海大同大學學習。
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５０年在清華大學數學系學習。
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２年任清華大學數學系助教。
任。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９年任北京大學校長、教授。歷任中國數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市數學會理事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數學評審組副組長，中國海外交流協會常務理事，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常務理事，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指導委員會數學專業主委，中國外交學會理事，江澤涵獎學金委員會主任，周培源基金委員會副主任，民盟第五屆中央常委、第六屆中央副主席。
丁石孫
丁石孫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當選為民盟第七屆中央副主席。
１９９４年７月任民盟第七屆中央常務副主席。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當選為民盟第七屆中央主席。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當選為民盟第八屆中央主席。
１９９８年３月任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當選民主同盟第九屆中央委員會主席。
２００３年３月，在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是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
評價
在人生歷程中，丁石孫不僅在數學領域取得了傑出的成就，成為卓越的數學家，而且還擔任了重 要的領導職務，能夠為國家、為社會貢獻更多的才智。在許多年輕人眼裡，丁石孫可謂“功成名就”，是成功人生的典範。人們很想知道，他少年時代的理想是什麼?現在又怎么看? 丁石孫卻說自己少年時代並沒有什麼理想。他念數學是非常偶然的。他考大學是在抗戰時期，生活條件很差，大家都是哪個專業畢業後能賺更多的錢就報考哪個專業。當時電機系的錄取分數最高，因為上海的電力公司是外國人辦的。他考取了電機系。但是，念工科要畫圖，教師不僅要求圖畫得準確，而且要求乾淨整潔，這樣才給高分。他雖然每次都畫得準確，原理也很清楚，但是就是做不到清楚整潔，所以每次只能得60分。一年下來，他想自己完了，還有三年可怎么過?於是要求轉到數學系。雖然學了數學，但根本沒有想過以後會成為一名數學家。 
丁石孫
丁石孫大學三年級時，因為參加學生運動，丁石孫犧牲了許多讀書的時間，老師苦口婆心相勸也不起作用。他說並不是當時有很遠大的革命理想，只是覺得在那樣一個不安定、不公平的社會，自己不會有前途，必須參與推動社會的改革。後來他被特務抓起來，放出來時已經被學校開除了。於是他又重新開始報考大學，但當時所有南方的學校都有一個“黑名單”，還是經一位老師提醒，他才報考了北方的清華和燕京大學。當時北方是傅作義的天下，兩所學校都錄取了他。1948年他來到了清華。
應該說，這是丁石孫人生的一次機遇。到了清華，他才真正懂得了什麼是數學，才開始對數學產生了深厚的興趣。因此一個人的成長與他所處的時代和環境是不可分的，同時機遇也很重要。
他在北大教了40多年的書，50歲以前沒有當過幹部，也沒有想過要當幹部。“文革”結束後，丁石孫擔任了系副主任、系主任。後來學校派人去國外進修，他想自己一輩子除了上大學，沒有任何的學習機會，所以就申請去了哈佛大學，並辭去行政職務，準備一心一意從事自己的研究。但就在丁石孫回國前的一個月，校黨委書記來美國訪問時通知他，要他當北大校長。一方面，他在北大生活了30多年，對北大很有感情；另一方面，北大在“文革”中遭到很大破壞，丁石孫覺得應該為北大的重新崛起貢獻一點力量，於是他答應了。後來，他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丁石孫希望儘自己的力量為國家多做一點事。
在丁石孫看來，數學對培養人是很關鍵的。數學注重抽象思維，它可以培養你的思想方法，調整你考慮問題、分析問題的角度。一個概念倘若被抽象出來，必須扔掉其具體屬性，比如“人”，只有把每個人的特殊性揚棄掉，才能考慮“人”這個概念。因此，數學有助於你抓住最主要的矛盾，揚棄次要的瑣碎的問題。另一方面，數學注重邏輯，通常考慮兩個事物之間的邏輯關係。人們在處理很多事情時都會碰到這個問題。也許，這種能力有的人可以從實際生活中鍛鍊出來，但接受過數學訓練的人，思路會更清楚。他說：“一個人，一個國家甚至一個民族，對待數學，重要的不是公式，不是定理，而是它的方法。”
社會上有一種說法，教書是輸出，做研究是輸入，從個人角度看，做研究可以獲得較好的社會回報。但丁石孫覺得這種說法只有一面的道理。在丁石孫看來，教書有兩點樂趣。一點就是可以使自己與年輕人始終保持接觸，年輕人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包括他學習上的問題和其他方面的問題。在回答這些問題的過程中，自己就必須想得更深一點，更清楚一點。這除了對自己本身的研究有很大幫助之外，還可以使自己保持一種年輕的朝氣。另外，教書可以慢慢看到學生的成長。一個人最終目的是想對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研究與教學這二者之間就很難說哪個貢獻更大一點。你可以說，自己寫出了多少篇論文，這當然是一種貢獻。但如果你教出了幾十個學生，學生寫的論文總數要比你多得多，而且有些學生做得相當好。這也是一種貢獻。當然，這種貢獻，不會有人給你發獎金。
丁石孫經常出差，全國各地，幾乎到處都可以碰得到自己的學生。有的他早已忘記了他們的名字，但他們說，我什麼時候聽過你講的課，什麼時候你講過的一句話對我有很大的好處，影響了我的一生。這是一種非常好的回報。況且，丁石孫覺得自己當時選擇了在學校工作，就是決定既教書，又做研究，二者可以相互補充。寫一本書，做出一個數學結果，自己很高興，教出了很多學生，看到他們的進步和成長，自己也很滿足，很高興。丁石孫的學生中很多人已經成為兩院的院士。
有人說，“性格即命運”。從丁石孫的人生經歷可以看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樂觀、積極與平和，始終與他相伴。對此，他說：“雖然我沒有那么高的哲學思維，但我相信，性格對一個人的行為的確有很大影響。我曾經說過，我是一個歷史樂觀主義者。從人類看，我們的後代總比我們強。從長期看，我們的日子也會更好，需要的是做好自己眼前的事。”
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丁石孫被派去勞動，他認為勞動本身是有益的，所以在勞動中非常認真，監督勞動的工人和他變成了朋友。後來他當了北大校長，他們仍是很好的朋友。丁石孫還在“五七幹校”做過飯。那時他天天挑著擔子去買菜，要是哪一天能買到豆腐或是好吃一點的東西，他會非常高興。因為做飯本身與自己遭受的不公平是兩回事。所以，只要讓他做一點事，丁石孫就要認真地把它做好，並且能夠從事物本身當中尋找到樂趣。
丁石孫任教四十多年，並且擔任過北大校長，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什麼?他說：“一個人的成長可以有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喜歡鑽研一些問題，不喜歡廣泛地吸納；有的人卻喜歡東看一點，西看一點，博採眾長；學習過程中有的人領悟得快一點，有的人領悟得慢一點。但很難說，哪一種人將來會取得更大的成就。教育的關鍵在於引導，而不能規定。如同工廠生產產品一樣，學校也是大規模生產，但學校輸出的是人，因此不要管得特別死，要有較大的活動餘地。這是培養人才和繁榮學術非常重要的條件。”
關於理想，丁石孫坦率地說：“一個人只有年紀大了，才會發現，一生能做的事情其實非常有限。年輕人往往會很狂妄。我年輕時也非常狂妄，總想做點驚天動地的大事。但狂妄、簡單並不是什麼壞事。有了這種衝勁，人才會進取。一個人應該有理想，但在實現的過程中會很困難，需要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地修改，這樣才可以在生活、工作當中成長起來。但是，不要在成長的過程中變成一個沒有目的的人。”
丁石孫認為自己的教育思想部分地體現了北大的精神與風格，那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成長和自由發展。追求民主，追求科學，一百年來，這種精神已經融入中華民族的文化之中，為民族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相信，這種精神必將在今後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丁石孫擔任北大校長時期，因為食堂一伙食不好，經常有人打電話來把他罵一頓。有的人還寄來飯票，告訴他，你該到某某食堂去吃一頓飯。他意識到，如果吃飯問題不解決好，老師、同學的工作和學習就不可能安定。他說，“你想他們一天要去食堂三次，如果每頓飯都生氣，那么遲早有一天要發泄到某一個地方去。”於是，他專門調了兩個能幹的人，主抓學校食堂工作。丁石孫幾乎每天都要花一兩個小時與他們商量辦法，和食堂管理員一起開會，他對他們說，我是有經驗的，我是燒過飯的。半年以後，學校食堂體制變了，飯菜質量也有了顯著提高，老師同學都很滿意，直到現在仍然如此。
有時有的同學把個人問題、國家問題想得太簡單，丁石孫就把這半年的體會說給他們聽。在北大這么小的一個範圍，要推動一點改革，都要花費那么多的力氣，說服很多人，何況這么大的一個中國?同學們很喜歡和他談話，他儘量把自己的個人體會，把自己的成長道路展現在學生面前，供學生參考。他說：“一個人的一生會有很多機遇，但每個人在機遇面前可能會做出不同的選擇。也許，我們認為這些選擇都來自於自己的主觀願望，但是當你對生活的了解越來越深刻，你就會發現，外界的客觀因素其實對你影響很大，有時甚至超過了個人的主觀因素。所以我常常對我的學生講，不要以為你現在學的是數學，就會幹一輩子。很多時候，時間環境發生了變化，你就不得不隨之變化。任何時候，都會存在個人努力與時代需要之間的矛盾與統一。只有在整個時代獲得發展的大前提下，個人的充分發展才更具備條件與可能。”
面對新的時代我們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才?
丁石孫認為存在兩個問題不容忽視：
第一，高校教育工作者雖然是做教育工作的，但千萬不要把自己擺在教育者教訓人的位置上。這樣做是很危險的，這就好像高校教育工作者要替他們解決一系列他們將來要解決的問題。這是明顯不可能的。而且他們將來解決問題的能力要強得多。
他批評高校教育工作者過去有一個很大的毛病，總認為自己年紀大一點，所以就更正確一點，懂得的東西更多一點，老想給年輕人規劃出一條思想路線，規劃出碰到什麼問題如何解決的辦法，這會使得教育失敗。為此，他指出：“現在，科技發展速度如此之快，科學技術膨脹，知識的量越來越大。量大好辦，我就教給學生，讓學生多掌握這些知識。而發展速度快將意味著今天教的知識也可能半年後就沒用了。我們應該預見到這一情況。當前人們談得最多的是計算機。從1946年至今，新的軟硬體不斷更新換代，讓人目不暇接，速度之快令人吃驚，那么我們培養出什麼樣的人才才能適應這個發展速度呢?”
第二，世界變得如此之小，高校教育工作者相互了解就顯得越來越重要。江澤民同志在北大開座談會時，季羨林老先生就特彆強調人文學科的重要性，這是有遠見的。
他解釋說：“世界是小了，所有的民族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差別非常之大，我們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快地去了解別人，學習別人，而不是簡單地照搬?首先應該是互相了解，互相比較。這樣一來，人文學科在這方面就大有作為了。費孝通老先生作為社會學的大家，曾多次強調說了解人，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的知識面遠遠超出我們的專業範圍。當然，這裡面還有一個處理問題的能力和知識的關係的問題。這其實是很久以來就提出來的一個問題。”
文革是對教育，特別是對高等教育的一次巨大衝擊，當時有一句口號是：我們要培養能力而不是培養知識。其實這句話本身也有道理，只不過是走了極端，因為能力是離不開知識的，你沒有一定的知識就談不上能力，但二者之間仍有區別。過去我們培養的是所謂專門人才，比較重視知識，花大量時間把人培養成了一進工廠就能開機器的人。現在不行了，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我們必須打好基礎，選擇一些最基本的知識教給學生。年輕人掌握了這個法寶，將來既能創新又能有較大的適應性和靈活性。這是更加重要的。知識面太窄不行，需要寬一點，“通才”教育是必要的。
關於現在教育的最大問題是什麼?丁石孫覺得是它的“大規模”。“大規模”的教育有點像大生產，可是人不是產品，培養人是不應該用一個模式的，應該因人而異，因材施教。但處在大規模生產式的教育體制下，你怎么才能做到既有統一的規則，又照顧到每個學生的特點，做到因材施教呢!尤其是對小孩，搞得不好有些人才可能就被“淘汰”了。他以自己為例說：“我是搞數學的。可是一直到高中，我的數學題大都沒做過，平面幾何題也都是抄的。那時我從來沒想過我在數學方面有什麼才能，老師也不認為我會成為數學家，以我高中的成績，我根本就進不了數學系。可是後來，我也說不上是什麼時候，就開竅了。這並不是說我有什麼特殊才能，而是想用我的例子說明，一個人很難僅從年少時的表現就確定今後的道路。我現在70多歲了，回過頭來看，人生很多事情，你想事先都設計好是不可能的。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設計得越多，想得越周到，創造性就越少。”
他進一步指出：“我們現在經常談論，說有些國家培養的學生在一些方面創造力比我們的學生強。我覺得，對這個問題，不能太絕對，我們的學生不一定就不如人家。但是，我們的學生想得太多，設計得太多，總想把什麼都安排好，卻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說國外的學生有什麼比我們優越的話，我想，還在於他們有比較多的自己做出選擇的機會，而我們的學生幾乎不能選擇什麼，甚至你什麼時候該念什麼都被設計好了。總之，培養青少年的創造力是沒有一個現成的公式的。作為教育工作者，一定要對創造性怎樣培養的問題好好分析、探討，尊重人才成長的規律，千萬不可又因為過分的設計而走向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