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治大國若烹小鮮
- 出處：老子《道德經》第六十章
- 發生朝代：春秋
- 涉及人物：老子
- 涉及學科：國學經典
詞義解釋,原文內容,詞語出處,名家解釋,當代辨析,管理智慧,
詞義解釋
【詞目】 治大國若烹小鮮
【解釋】[鮮] 鮮美的食物；味美的食物。本句的字面意思是“治理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地方行政單位）就像烹調美味的小菜一樣”。
治大國若烹小鮮
治大國若烹小鮮說法一：治理大國就好像烹調小魚，油鹽醬醋料要恰到好處，不能過頭，也不能缺位。
說法二：治理大國應該像燒菜一樣難，應該像燒菜一樣精心，兩者都要掌握火候，都要注意佐料。
說法三："小鮮”像是小魚，或一塊小肉之類的。意為治理大國要像煮小魚一樣。煮小魚，不能多加攪動，多攪則易爛，比喻治大國應當無為。後常用來比喻輕而易舉。
說法四：從古至今，不少政治家喜歡引用這句話來提醒執政者。對於這句話的意思，古今流行的理解是簽熱危：治理大國就好像烹煎小魚兒，油、鹽、醬、醋等調料放得要恰到好處，不能多不能少。這樣的理解對不對？其實，在古代學術界已存在很大的爭議。
就治大國若烹小鮮這句話本身來說，就有治大國若厚小腥、治大國若烹小鱗等不同的說法，小腥與小鱗其實都是小鮮即小魚兒的不同說法。即使現代普遍認可的治大國若烹小鮮這一傳統說法，古代在文字上也有差異。
有古代學者認為，此句名言在流傳過程中，丟了一個者字。比老子晚生291年的韓非子，在引用時便有者字，《韓非子·解老》中稱，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清末學者王先慎便持這種觀點，他認為治要有者字，如《三國志·蜀志》（卷四十四）陳壽評：“老子有云：治大國者若烹小鮮。”《後漢書·循吏傳》也有註：“理大國者若烹小鮮也。”
但不論如上哪種說法正確，這句話所要表達的意思都是一樣的，就是治理國家與烹煎小魚兒的手法是一樣的。那么，為什麼老子談到治理國家時要用烹小鮮來比喻？如果弄清了老子那個時代的人是怎么烹小鮮的，也就弄懂了老子所要表達的本意。
筆者查了多種史料筆記，發現對於治大國若烹小鮮這句話研究最為活躍、爭論最為激烈的是在清代，尤其是清末。當時包括羅振玉、馬其昶等一批知名學者都曾就這句話進行了辨析，這或與晚清治國不力、不得法的時代背景有關，也反映出學術界對國家前途的焦慮。
那么，老子所謂烹小鮮的治國之道，到底是何種手段？馬其昶引漢初《毛詩故訓傳》里的話，力證老子本意為：“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這句話交代了老子那個時代人們烹煎小魚兒的狼狼凝方法：原來古人下鍋烹煎小魚兒不能老翻動，否則小魚兒就全弄碎了。
清朝人大概對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誤解最普遍，以至於影響到了現代人的理解。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舉人、後任乾隆朝史籍編修的著名學者杭世駿，曾著《訂訛類編》，書中便收錄時人對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誤解，稱“近來詩筆多誤會，不可不正。”古人煎小魚兒僅洗一下，不去屎腸，也不提辣章去鱗，擔心把小魚兒弄斷了。所以杭世駿就此進一步引申：烹小鮮不可擾，治大國不可煩。煩則人勞，擾則魚潰。
如果結合老子的無為而治思想，治大國若烹小鮮一語中，老子所要表達的治國之道就很明確了，就是治理一個大國不宜翻來覆去，不要動輒擾民，更不要亂折騰。體乘腿笑
原文內容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選自《老子·道德經·第六十章》
詞語出處
名家解釋
《詩經·檜·匪風》毛傳云：“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P246）
注家范應元對於“烹小鮮”說本作“亨小鱗”，並註：“小鱗，小魚也。治大國譬如亨小鱗。夫亨小鱗者不可擾，擾之則魚爛。治大辨陵邀只國者當無為，為之則民傷。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p224-225）
列代帝王也是如此註解。
唐玄宗註：“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傷人，撓則魚爛矣……此喻說也。小鮮，小魚也，言烹小鮮不可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者，不可煩遷熱，煩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
當代辨析
做事都有共同之處，但是僅僅說治國就像做菜又不去具體說明它們的共同之處在哪裡，那么讓任何人都無法理解，老子作為東周的文化大師，竟然寫出這種不能準確表達其意思的文字，還能算是文化大師嗎？
我們知道中國的很多語句背後都有著名的典故，如果不知道其背後的典故就無法理解那個語句說的是什麼意思，因此可以猜想到在當時一定有一個廣泛流傳的“治國如同做菜”的故事，而這個故事的情節又和老子的治國觀點十分吻合，老子才會借用這個故事來談論治國，如果是這樣那么本句話就能準確地表達出老子說的是什麼意思。“治國如同做菜”的故事既然能在當時廣泛流傳，那么當今是否還在流傳呢？為此我以治國和做菜為關鍵字在網際網路上搜尋，果然搜尋到這樣的故事：
治大國若烹小鮮
治大國若烹小鮮伊尹建議商湯停止向夏桀進貢，看夏桀如何動作，以探測夏桀的實力。夏桀果然非常憤怒，徵調九夷的兵力，要來伐商。伊尹當即勸商湯說：夏桀還能調動兵力，我們伐他的時機還未成熟。於是，商湯又向夏桀進貢。當伊尹看到時機成熟時，又一次停止向夏桀進貢，但因為夏桀的暴行，這次，他未能調動軍隊了，於是伊尹就向商湯建議起兵。商湯很快就打敗了夏桀的軍隊，把夏桀流放到南巢，夏王朝從此滅亡，諸侯一舉擁戴賢德的商湯為「天子」建立「商朝」。商湯的力量開始壯大，又聽到各個諸侯王都在咒罵夏桀（這從其它的史料可以證實），就認為夏桀與大家離心離德，是進攻他的時候了。這對一般人來說毫無疑問都會這么認為，但是諸侯王咒罵歸咒罵，只要在心目中還承認夏桀是天下的天子。就會聽他的調遣。因此攻擊夏桀的時機是否成熟不在於諸侯王是否咒罵夏桀的表面現象，而在於夏桀能否調動諸侯王的軍隊，如果夏桀連諸侯王的軍隊都調動不了，這時夏桀才被眾諸侯從內心深處徹底地拋棄了，人們一旦從內心深處拋棄了他，他才是孤家寡人沒有力量了,這時候攻擊夏桀的時機才真正到來。
由此可見伊尹沒有一點自己的欲望，因此才能既不著急也不懈怠，而是通過試探證實夏桀已經沒有力量了才動手攻擊他。
注意要做到這一點，首先是商湯沒有一心想打敗夏桀自己來取而代之的欲望。否則如果一心想打敗夏桀自己來取而代之的話，不可能有那份耐心去等待，如果夏桀始終都能調動諸侯王的軍隊怎么辦？那不是一輩子也不能去攻打他了嗎？！當夏桀已經被眾諸侯王從內心深處拋棄了，那么客觀就需要有一個能與人民為善的人替代他，因此那時攻擊夏桀來取而代之就是客觀的需要，是天意！因此做事不能有自己的要求才能根據客觀的需要去做，而做菜時之所以操之過急是因為當時有想更快地把菜做好的要求,做菜時鬆弛懈怠是因為心裡還有其它的要求，心思跑到別的地方去了，心不在焉所致，所以無論是治國還是做菜不能帶有自己的要求才能像伊尹那樣完全根據客觀的需要去做。老子作為東周的史官在他所接觸的圈子裡，想必大家都知道“治國如同做菜”這個傳說，因此他借用這個典故，用“治大國若烹小鮮”這句話來談治國。因此本句的意思是“治理大國就像伊尹做菜那樣，不能帶有自己的要求才能完全根據客觀的需要去做。”本句話指出了治國的關鍵。
管理智慧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管理向來是作為一種智慧，而非一門知識被談及的。它的最高目標不是科學化，而是藝術化。治大國如烹小鮮，象徵的就是一種高超的治國藝術。烹煮一條小魚，只需油鹽醬醋恰到好處，但不能隨便翻攪它，否則它就爛了。同樣，治理一個國家，也不能過多地、隨意地人為干預，而是要有所為，有所不為，讓國家機器在既定的規則下自發地良性運轉。只有如此，才能達到“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的至高境界。今天，雖然社會的管理組織模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遷，但古人的智慧仍能穿透寰宇，令人掩卷沉思。
治大國若烹小鮮，出自《道德經》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出自《道德經》第六十章以正治國
“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第一要義是以正治國。老子在《道德經》中有言：“以正治國，以奇治兵，以無事取天下。”治國以“正”，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能搞歪門邪道；而治兵要“奇”，則要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用領兵打仗的“詭道”來治國是不行的，而用治國的“正道”來領兵打仗也不一定行得通。儒家宗師荀子最反對的也是治國不正，權術橫行。他說：“人君者，隆禮遵賢而王，重法愛民則霸，好色多詐則危，權謀傾覆幽暗則亡。”在他看來，以德治國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國是霸道之途，而權術立國則是最糟糕的一種治國方案。因為，權術一旦橫行，就會把國家帶入毫無秩序的混亂之中。這樣的國家，內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會驟然上升，到了無法應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走向滅亡了。
具體來說，以正治國，就是要有一套保障國家機器自發運轉的良性規則，而且這一規則能夠一以貫之，不因人而廢，因事而止。一旦做到了政令暢通，國家這一組織系統就會健康運作，自動調節，而不需要管理者過多地干預。
春秋戰國時期，各路諸侯為求自保紛紛變法圖強，但真正變革成功的卻寥寥無幾。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法在推行過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權術的羈絆，以至於虎頭蛇尾、有始無終。韓昭侯時期，申不害曾在韓國主政。他打破血緣宗親的束縛，重用賢才，銳意改革，把弱小的韓國帶進了“戰國七雄”的行列。但是，申不害有個哥哥，想藉助兄弟的關係在韓國謀個一官半職。於是，申不害便去向韓昭侯求情。可是，韓昭侯卻拒絕了申不害的請求：“不拘一格選拔人才本來就是你主張的。而現在，你又來為自己的哥哥跑關係，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可見，當國家的變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倡導變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堅持原則，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變革成功的唯有後來商鞅在秦國推行的新法。當時，七國爭雄，秦國之所以能夠吞併八荒一統天下，正是因為商鞅為秦國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制度。商鞅的新法，雖然歷史上褒貶不一，但卻是“正”的：有功則賞，有過則罰，都按照法律的規定透明地執行，絕不玩弄權術、暗箱操作。最為重要的是，賞與罰，都能及時兌現，決不失信於民。據記載，商鞅剛開始變法的時候，法令已詳細制訂但尚未公布，他怕百姓難以相信，就在國都的集市南門立下一根長三丈的木桿，下令說如果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門就賞給十金。百姓們感到此事蹊蹺，沒人動手去搬。商鞅又說：“能拿過去的賞五十金。”於是有一個人半信半疑地拿著木桿到了北門。商鞅立即命人賞賜給他五十金。這時，商鞅才下令頒布變法，果然得到了民眾的信任。
治國以正，賞罰有信，是秦國在硝煙四起的戰國時代脫穎而出的關鍵。就連一直恪守德化、對法治頗有微詞的司馬光，也在《資治通鑑》中對商鞅大加讚揚。他說：商君雖用法苛刻，但身處亂世，詐力橫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於民。就憑這一點，足以治四海，平天下。
選賢與能
“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第二要義是選賢與能。這是一種看似平常卻高超的領導藝術。具體來說，就是要將合適的人安置在合適的位置，充分發揮其角色作用，而不是對具體的事務進行干預。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在老子思想的影響下，就曾提出過“君道無為，臣道有為”的觀點。在他看來，君主作為最高管理者，不必事事親為，而是要學會將主動權交給手下的大臣，發揮他們的積極性。毛澤東主席深諳此道，他曾說：“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幹部兩件事。”鄧小平也聯繫自己的經驗說：“我的抓法就是抓頭頭，抓方針。”出主意，就是抓方針；用幹部，就是抓頭頭。抓住了這兩條，也就抓住了做領導的根本。
據載，春秋時期，魏文侯曾與儒生田子方在一起賞樂飲酒。魏文侯對田子方說：“我感覺編鐘的樂聲不是很協調，左邊有些高。”田子方聽完後笑了。魏文侯問：“你笑什麼？”田子方說：“臣下我聽說，國君懂得任用樂官，不必懂得樂音。現在國君您精通音樂，我擔心您會疏忽了任用官員的職責。”魏文侯有所開悟。
魏文侯作為一國之君，要把國家治理好，只需要把好的樂官選拔出來就可以了，而不是去時刻關心“鐘聲不比”這樣的瑣事。對瑣事關心得太多，對大事勢必糊塗。難怪田子方批評他“審於音而盲於官”。
歷史總是無情地嘲弄那些“忙碌”的管理者。楚漢戰爭時期，項羽因戰起家，雖然驍勇，卻不善戰。劉邦上馬不能征戰，下馬不能撫民，卻最終取得天下，皆因其有獨門法寶。箇中原因，劉邦最為清楚：“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的確，項羽本事很大，大到不需要別人幫忙。所以，他手下的謀臣都跑到劉邦那裡去了，因為在項羽那裡沒有用武之地，無法實現自己的價值。諸葛亮本事也很大，大到幾乎可以一個人把所有的事情都擺平。但是，這種表面風光的另一面卻是：手下的人沒有了施展才能的機會和平台，永遠也走不出諸葛亮的鋒芒和陰影。三國角逐，蜀國在諸葛亮死後旋即衰弱直至滅亡，原因固然很多，但諸葛亮的光芒太盛，以至於群臣無用武之地，恐怕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無為而為
“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第三要義是無為而為。無為，是老子哲學的核心觀點。過去，這一思想多被視為消極，而實際上，老子的“無為”並非什麼都不乾，而是倡導一種“無為而為”的辯證法，即在順乎事物自身規律的前提下有所作為。
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他看來，大道運行，自有其章法和規律，一旦人為干預，強制作為，就會陷入異化而不可自拔。具體到治國理政方面，就是要把主動權交給人民，多體察民心民意，而不是拍腦袋決策，憑感覺折騰，以致政令頻出，朝令夕改。領導者不應有自己的私心和偏見，而應該以百姓的意見為意見。
在中國歷史上，秦始皇雖消滅了六國，統一了天下，但後來的他卻不懂得與民休息，總是通過各種政策干擾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動不動就抓壯丁去修墳墓、挖運河、壘長城、征北方、打南蠻……結果卻適得其反。後來的劉邦和他的功臣們都參加過秦末農民戰爭，所以很注意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無為而為”的思想在漢朝也得以發揚光大。漢高祖及他的繼任者都推行休養生息政策，減輕田租，鼓勵農耕，提倡節儉，減輕刑罰，使漢朝的生產與經濟得到了極大的恢復和提高。到了漢武帝時期，當匈奴屢次侵犯北方邊境時，大漢王朝憑藉其多年養精蓄銳後的強大經濟和軍事實力，徹底打敗了凶蠻強悍的匈奴騎兵，甚至把匈奴趕到了今天的歐洲。有所為，有所不為，無為時，靜若處子，有為時，動若脫兔。這正是“無為而為”這一辯證法的奧妙之處。
以前，我國實行計畫經濟體制，生產分配都靠計畫指令，應該算是有所作為了。但是，這種經濟體制卻忽視了經濟自身運行的規律，嚴重製約了生產力的解放。在走過彎路以後，我們才認識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從而進行了從計畫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轉型。讓市場來決定生產要素的流動，不強加妄為，不行政干預，看似什麼也沒做，其實已經做了一切。還是老子說得好：“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小政府，而後才會有大管理。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指出：繼續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簡政與放權，二者是辯證統一的。前者是“有所為”，通過精簡機構、厲行節儉，切實減輕人民負擔，完成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後者是“有所不為”，即減少對各行各業的干預、束縛，使其自由發展，不受阻礙，並以法制予以保障。這一觀點和政策，體現了我們黨對新的歷史條件下社會管理規律的深刻洞察，也必將催生出一個職能科學、結構最佳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對此，我們滿懷期待。
詞語出處
名家解釋
《詩經·檜·匪風》毛傳云：“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P246）
注家范應元對於“烹小鮮”說本作“亨小鱗”，並註：“小鱗，小魚也。治大國譬如亨小鱗。夫亨小鱗者不可擾，擾之則魚爛。治大國者當無為，為之則民傷。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p224-225）
列代帝王也是如此註解。
唐玄宗註：“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傷人，撓則魚爛矣……此喻說也。小鮮，小魚也，言烹小鮮不可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
當代辨析
做事都有共同之處，但是僅僅說治國就像做菜又不去具體說明它們的共同之處在哪裡，那么讓任何人都無法理解，老子作為東周的文化大師，竟然寫出這種不能準確表達其意思的文字，還能算是文化大師嗎？
我們知道中國的很多語句背後都有著名的典故，如果不知道其背後的典故就無法理解那個語句說的是什麼意思，因此可以猜想到在當時一定有一個廣泛流傳的“治國如同做菜”的故事，而這個故事的情節又和老子的治國觀點十分吻合，老子才會借用這個故事來談論治國，如果是這樣那么本句話就能準確地表達出老子說的是什麼意思。“治國如同做菜”的故事既然能在當時廣泛流傳，那么當今是否還在流傳呢？為此我以治國和做菜為關鍵字在網際網路上搜尋，果然搜尋到這樣的故事：治大國若烹小鮮
治大國若烹小鮮伊尹建議商湯停止向夏桀進貢，看夏桀如何動作，以探測夏桀的實力。夏桀果然非常憤怒，徵調九夷的兵力，要來伐商。伊尹當即勸商湯說：夏桀還能調動兵力，我們伐他的時機還未成熟。於是，商湯又向夏桀進貢。當伊尹看到時機成熟時，又一次停止向夏桀進貢，但因為夏桀的暴行，這次，他未能調動軍隊了，於是伊尹就向商湯建議起兵。商湯很快就打敗了夏桀的軍隊，把夏桀流放到南巢，夏王朝從此滅亡，諸侯一舉擁戴賢德的商湯為「天子」建立「商朝」。商湯的力量開始壯大，又聽到各個諸侯王都在咒罵夏桀（這從其它的史料可以證實），就認為夏桀與大家離心離德，是進攻他的時候了。這對一般人來說毫無疑問都會這么認為，但是諸侯王咒罵歸咒罵，只要在心目中還承認夏桀是天下的天子。就會聽他的調遣。因此攻擊夏桀的時機是否成熟不在於諸侯王是否咒罵夏桀的表面現象，而在於夏桀能否調動諸侯王的軍隊，如果夏桀連諸侯王的軍隊都調動不了，這時夏桀才被眾諸侯從內心深處徹底地拋棄了，人們一旦從內心深處拋棄了他，他才是孤家寡人沒有力量了,這時候攻擊夏桀的時機才真正到來。
由此可見伊尹沒有一點自己的欲望，因此才能既不著急也不懈怠，而是通過試探證實夏桀已經沒有力量了才動手攻擊他。
注意要做到這一點，首先是商湯沒有一心想打敗夏桀自己來取而代之的欲望。否則如果一心想打敗夏桀自己來取而代之的話，不可能有那份耐心去等待，如果夏桀始終都能調動諸侯王的軍隊怎么辦？那不是一輩子也不能去攻打他了嗎？！當夏桀已經被眾諸侯王從內心深處拋棄了，那么客觀就需要有一個能與人民為善的人替代他，因此那時攻擊夏桀來取而代之就是客觀的需要，是天意！因此做事不能有自己的要求才能根據客觀的需要去做，而做菜時之所以操之過急是因為當時有想更快地把菜做好的要求,做菜時鬆弛懈怠是因為心裡還有其它的要求，心思跑到別的地方去了，心不在焉所致，所以無論是治國還是做菜不能帶有自己的要求才能像伊尹那樣完全根據客觀的需要去做。老子作為東周的史官在他所接觸的圈子裡，想必大家都知道“治國如同做菜”這個傳說，因此他借用這個典故，用“治大國若烹小鮮”這句話來談治國。因此本句的意思是“治理大國就像伊尹做菜那樣，不能帶有自己的要求才能完全根據客觀的需要去做。”本句話指出了治國的關鍵。
管理智慧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管理向來是作為一種智慧，而非一門知識被談及的。它的最高目標不是科學化，而是藝術化。治大國如烹小鮮，象徵的就是一種高超的治國藝術。烹煮一條小魚，只需油鹽醬醋恰到好處，但不能隨便翻攪它，否則它就爛了。同樣，治理一個國家，也不能過多地、隨意地人為干預，而是要有所為，有所不為，讓國家機器在既定的規則下自發地良性運轉。只有如此，才能達到“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的至高境界。今天，雖然社會的管理組織模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遷，但古人的智慧仍能穿透寰宇，令人掩卷沉思。治大國若烹小鮮，出自《道德經》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出自《道德經》第六十章以正治國
“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第一要義是以正治國。老子在《道德經》中有言：“以正治國，以奇治兵，以無事取天下。”治國以“正”，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能搞歪門邪道；而治兵要“奇”，則要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用領兵打仗的“詭道”來治國是不行的，而用治國的“正道”來領兵打仗也不一定行得通。儒家宗師荀子最反對的也是治國不正，權術橫行。他說：“人君者，隆禮遵賢而王，重法愛民則霸，好色多詐則危，權謀傾覆幽暗則亡。”在他看來，以德治國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國是霸道之途，而權術立國則是最糟糕的一種治國方案。因為，權術一旦橫行，就會把國家帶入毫無秩序的混亂之中。這樣的國家，內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會驟然上升，到了無法應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走向滅亡了。
具體來說，以正治國，就是要有一套保障國家機器自發運轉的良性規則，而且這一規則能夠一以貫之，不因人而廢，因事而止。一旦做到了政令暢通，國家這一組織系統就會健康運作，自動調節，而不需要管理者過多地干預。
春秋戰國時期，各路諸侯為求自保紛紛變法圖強，但真正變革成功的卻寥寥無幾。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法在推行過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權術的羈絆，以至於虎頭蛇尾、有始無終。韓昭侯時期，申不害曾在韓國主政。他打破血緣宗親的束縛，重用賢才，銳意改革，把弱小的韓國帶進了“戰國七雄”的行列。但是，申不害有個哥哥，想藉助兄弟的關係在韓國謀個一官半職。於是，申不害便去向韓昭侯求情。可是，韓昭侯卻拒絕了申不害的請求：“不拘一格選拔人才本來就是你主張的。而現在，你又來為自己的哥哥跑關係，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可見，當國家的變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倡導變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堅持原則，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變革成功的唯有後來商鞅在秦國推行的新法。當時，七國爭雄，秦國之所以能夠吞併八荒一統天下，正是因為商鞅為秦國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制度。商鞅的新法，雖然歷史上褒貶不一，但卻是“正”的：有功則賞，有過則罰，都按照法律的規定透明地執行，絕不玩弄權術、暗箱操作。最為重要的是，賞與罰，都能及時兌現，決不失信於民。據記載，商鞅剛開始變法的時候，法令已詳細制訂但尚未公布，他怕百姓難以相信，就在國都的集市南門立下一根長三丈的木桿，下令說如果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門就賞給十金。百姓們感到此事蹊蹺，沒人動手去搬。商鞅又說：“能拿過去的賞五十金。”於是有一個人半信半疑地拿著木桿到了北門。商鞅立即命人賞賜給他五十金。這時，商鞅才下令頒布變法，果然得到了民眾的信任。
治國以正，賞罰有信，是秦國在硝煙四起的戰國時代脫穎而出的關鍵。就連一直恪守德化、對法治頗有微詞的司馬光，也在《資治通鑑》中對商鞅大加讚揚。他說：商君雖用法苛刻，但身處亂世，詐力橫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於民。就憑這一點，足以治四海，平天下。
選賢與能
“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第二要義是選賢與能。這是一種看似平常卻高超的領導藝術。具體來說，就是要將合適的人安置在合適的位置，充分發揮其角色作用，而不是對具體的事務進行干預。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在老子思想的影響下，就曾提出過“君道無為，臣道有為”的觀點。在他看來，君主作為最高管理者，不必事事親為，而是要學會將主動權交給手下的大臣，發揮他們的積極性。毛澤東主席深諳此道，他曾說：“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幹部兩件事。”鄧小平也聯繫自己的經驗說：“我的抓法就是抓頭頭，抓方針。”出主意，就是抓方針；用幹部，就是抓頭頭。抓住了這兩條，也就抓住了做領導的根本。
據載，春秋時期，魏文侯曾與儒生田子方在一起賞樂飲酒。魏文侯對田子方說：“我感覺編鐘的樂聲不是很協調，左邊有些高。”田子方聽完後笑了。魏文侯問：“你笑什麼？”田子方說：“臣下我聽說，國君懂得任用樂官，不必懂得樂音。現在國君您精通音樂，我擔心您會疏忽了任用官員的職責。”魏文侯有所開悟。
魏文侯作為一國之君，要把國家治理好，只需要把好的樂官選拔出來就可以了，而不是去時刻關心“鐘聲不比”這樣的瑣事。對瑣事關心得太多，對大事勢必糊塗。難怪田子方批評他“審於音而盲於官”。
歷史總是無情地嘲弄那些“忙碌”的管理者。楚漢戰爭時期，項羽因戰起家，雖然驍勇，卻不善戰。劉邦上馬不能征戰，下馬不能撫民，卻最終取得天下，皆因其有獨門法寶。箇中原因，劉邦最為清楚：“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的確，項羽本事很大，大到不需要別人幫忙。所以，他手下的謀臣都跑到劉邦那裡去了，因為在項羽那裡沒有用武之地，無法實現自己的價值。諸葛亮本事也很大，大到幾乎可以一個人把所有的事情都擺平。但是，這種表面風光的另一面卻是：手下的人沒有了施展才能的機會和平台，永遠也走不出諸葛亮的鋒芒和陰影。三國角逐，蜀國在諸葛亮死後旋即衰弱直至滅亡，原因固然很多，但諸葛亮的光芒太盛，以至於群臣無用武之地，恐怕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無為而為
“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第三要義是無為而為。無為，是老子哲學的核心觀點。過去，這一思想多被視為消極，而實際上，老子的“無為”並非什麼都不乾，而是倡導一種“無為而為”的辯證法，即在順乎事物自身規律的前提下有所作為。
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他看來，大道運行，自有其章法和規律，一旦人為干預，強制作為，就會陷入異化而不可自拔。具體到治國理政方面，就是要把主動權交給人民，多體察民心民意，而不是拍腦袋決策，憑感覺折騰，以致政令頻出，朝令夕改。領導者不應有自己的私心和偏見，而應該以百姓的意見為意見。
在中國歷史上，秦始皇雖消滅了六國，統一了天下，但後來的他卻不懂得與民休息，總是通過各種政策干擾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動不動就抓壯丁去修墳墓、挖運河、壘長城、征北方、打南蠻……結果卻適得其反。後來的劉邦和他的功臣們都參加過秦末農民戰爭，所以很注意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無為而為”的思想在漢朝也得以發揚光大。漢高祖及他的繼任者都推行休養生息政策，減輕田租，鼓勵農耕，提倡節儉，減輕刑罰，使漢朝的生產與經濟得到了極大的恢復和提高。到了漢武帝時期，當匈奴屢次侵犯北方邊境時，大漢王朝憑藉其多年養精蓄銳後的強大經濟和軍事實力，徹底打敗了凶蠻強悍的匈奴騎兵，甚至把匈奴趕到了今天的歐洲。有所為，有所不為，無為時，靜若處子，有為時，動若脫兔。這正是“無為而為”這一辯證法的奧妙之處。
以前，我國實行計畫經濟體制，生產分配都靠計畫指令，應該算是有所作為了。但是，這種經濟體制卻忽視了經濟自身運行的規律，嚴重製約了生產力的解放。在走過彎路以後，我們才認識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從而進行了從計畫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轉型。讓市場來決定生產要素的流動，不強加妄為，不行政干預，看似什麼也沒做，其實已經做了一切。還是老子說得好：“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小政府，而後才會有大管理。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指出：繼續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簡政與放權，二者是辯證統一的。前者是“有所為”，通過精簡機構、厲行節儉，切實減輕人民負擔，完成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後者是“有所不為”，即減少對各行各業的干預、束縛，使其自由發展，不受阻礙，並以法制予以保障。這一觀點和政策，體現了我們黨對新的歷史條件下社會管理規律的深刻洞察，也必將催生出一個職能科學、結構最佳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對此，我們滿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