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廬山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於1959年8月7日發出的《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和全會通過的決議指出：“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9月，中央發出通知，把《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傳達到全體黨員，進而又傳達到黨外。由此，廬山會議後，在繼續揭發批判彭德懷等人的同時，全黨範圍內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傾”鬥爭，實際上形成了一次大的政治運動。從10月下旬起，全國各級機關逐步進入“反右傾”整風運動。黨政軍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是這次運動的重點，各地區、各部門普遍召開黨的中高級幹部會議，學習討論八屆八中全會檔案和毛澤東的有關指示，檢查對“彭德懷右傾反黨集團”問題的認識和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態度，對“右傾思想”展開批判。隨著運動範圍的逐步擴大，城鄉基層單位也陸續展開了整黨整社運動。黨政軍領導機關“反右傾”鬥爭，以對經濟建設中的錯誤持有不同意見的黨員為鬥爭對象。農村的整風整社，以有所謂“右傾”思想的基層幹部和富裕中農為主要對象。在工廠，除重點批判對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不滿的“右傾言論”外，還對被認為是“忘了本的落後變質工人和階級異己分子”進行批判。在高等學校和科研單位，鬥爭的主要對象是“浸透了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黨員專家”。“反右傾”鬥爭開始時，中央並沒有制定劃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統一標準，因而各地區、各部門各行其是，普遍發生了任意擴大打擊對象的傾向。1959年11月和1960年1月，中央分別下發和轉發《關於劃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和處理辦法》《關於在反右整風運動和農村整黨運動中對於犯錯誤的黨員幹部的處分面的通知》等檔案，試圖加以控制和約束，但仍有一大批黨員幹部受到錯誤的批判和處分。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的統計，在整個“反右傾”鬥爭中，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和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黨員總計300多萬人。歷時半年的“反右傾”鬥爭，在政治、經濟和組織等方面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在政治方面，它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在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升級，並直接延伸到黨內。在經濟方面，它打斷了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糾“左”的進程，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許多已經暴露出來、有待糾正的“左”傾錯誤重新發展起來。在組織方面，“反右傾”鬥爭嚴重破壞了黨內民主生活，使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的不良傾向在黨內進一步發展。為了控制打擊面，中央陸續發了三個檔案，雖在一定程度上解脫了一些人，但這場政治鬥爭在政治、經濟和組織方面造成的嚴重後果，使黨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發生了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