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內二手奢侈品行業悄然興旺，我們訪談了若干二奢從業者，希望了解市場上被釋放的大批奢侈品從何而來，以及，透過這些美麗又昂貴的東西從被渴望到被忘卻的故事，來觀察那些正在出售它們的職業女性。上世紀90年代，日本曾由第一奢侈品大國轉為第一二手奢侈品大國，在不少業內人士眼中，中國也出現了類似的苗頭。
處理舊包，就像割捨一段記憶和關係，黃金也有重量，負重太久，總有拿不動的時候。
想賣包的人太多了
冬日，北京長楹天街的架空走廊，臨時圍起了一座玻璃房，像水果集市一樣展示著總價超過五千萬的數百個名牌二手包。從早上10點商場開業起，玻璃房外就排起了長隊，每人在進入前需要先領取一次性手套。不過，令路人紛紛側目的是對面的一條更長的隊伍，女人們拎著行李箱或大的蛇皮袋，裡面都是她們想來賣掉的包。
一個穿貂的濃妝小個子女生放倒箱子，把用到褪色的數個香奈兒擺了一桌。“你這是有錢的比較早啊”，老孟摸著包像往常一樣拉起家常。他是一名二奢公司老闆，也是中檢認證的奢侈品鑑定師，見過超過一萬隻香奈兒，只要看一眼包，判斷它是哪一年產的，就能知道眼前的人財富的爬升點。“一隻三四萬，加起來幾十萬，那時候在北京能買個房了。”但這些舊包最後一共只賣了四萬二。
買包那一刻是溫情的，行業的回收估價是冰冷的。一個70後帶來了一整箱LV，說起手裡一隻LV，是她在北京奧運會前後買的。“我人生第一個LV啊”，當年sales力薦，說這是最新款，她當場花6000買下，現在只能賣2000。年輕時候她迷戀LV，現在終於厭棄，說以後想買Celine。老孟笑了，那這比LV還不保值。
想保值買什麼？買香奈兒。他笑眯眯地給了每個來客一點保值建議。
我之所以聯繫老孟，是在抖音上刷到了他發的回收紀錄視頻。在老孟的鏡頭裡，富人家庭像堆放雜物一樣胡亂堆砌著價值不菲的名包，隨後，老孟用手一拈，就像回收舊紙皮一樣，飛速報出數字、痛快打款。因為價格公開透明，每天，都有超過四十箱的包離開原來的主人，抵達他位於天津的辦公室。
近年來，在大眾因疫情無法出國購物，以及直播帶貨助推等諸多原因下，二奢產業悄然風靡。一些藝人開始在直播間賣二手名牌包，銷量斐然，胡兵曾創下開播僅10分鐘就登上抖音帶貨榜第一名的記錄，一場銷售額破千萬。我想了解，這個存在已久的行業突然爆火的原因。
在長楹天街現場，我目睹了形形色色的包被放棄的理由。不少嶄新的包只是衝動購物的結果。有顧客在國外購物時，跟另一個中國顧客看上同一款包，為了較勁而買下來，買下的那刻很爽，回來就沒再用過。
有的包只是為了“買”，而不是“用”。一個戴著扎眼的香奈兒logo的毛帽子、穿著香奈兒全黑套裝、背一個香奈兒黑包的中年女人在桌前坐下，掏出數個黑色的盒子。周圍的目光聚集過來，像現場拆禮物一樣，老孟依次解開盒子上的山茶花絲帶、拆開墊紙，取出這些還散發著新品特有光澤的黑包，包上裝飾著碩大的白珍珠。其中一個包，老孟在原價基礎上減了兩千就收了。
老孟說，她每次來，都賣全新的香奈兒。“她太愛買了，很多北京的顧客工作壓力都很大，都是女強人、女總裁，她們就覺得，到香奈兒我就一通買，就開心，她知道賠錢，賠錢也買。她們通過消費去解壓，你有這種感覺嗎？”
“我嘗試理解下這個感覺。”我回答。
據一些業內觀察，從去年開始，大量有錢人開始出清自己的閒置，使得二手市場的供給突然增多。在老孟看來，大部分富人賣包，並不是缺錢用，只是因為家裡快放不下了，畢竟存放包的房子的空間價格比包更貴。
“他們極少是因為資金問題來賣包的，我一個月要收幾千家，連5家這樣情況的都沒有。”在實現財富自由的人的資產配置裡面，包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只是，他們眼下也需要維持資產的保值，“收一家貨十幾二十萬，能解決什麼事？賣點什麼都比賣包錢多。”破產富豪他也見過，那是連房子、車、表也賣了。他也接觸過生重病的人，她的愛馬仕包是剛從專櫃拿出來就賣給他了，她說，以後也用不上了。
現場，不少包被鑑定出是假的，其中不少是來自閨蜜、男友的禮物。得知是假包的那一刻，有人當場就哭出來。老孟曾經見到過有人帶來二三十個包，全是假的。至於箇中故事，他往往也不會過問，“有時我也會給顧客台階下，我會故意說是不是代購弄的？為了便宜而不小心買到假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人心裡知道這可能是假的。賣假包的人早把你心理分析得透透的，這個東西專櫃一萬三，賣你一萬，事實上全球哪LV都不打折，但架不住你就信。”
幾乎每個人都想把自己的奢侈品錢包賣了，但它也是一種嚴重折價的商品，原價幾千買來的出手只能賣幾百。老孟通常把這樣的貨賣到國外，“中國人現在不怎么用現金了。”
這次在展會上，他三五百塊錢收走不少堪稱破舊的名牌包，“那都是70後的東西，如果在八年前賣，也是能賣兩三千的，但就是不捨得，到明年，連三百都沒有了。”如果不是絕版的中古包，普通的名牌包會隨著時間而變脆、褪色，不斷跌價。老孟會如實告知她們，明年再賣，更不值錢。
買包錄
對有些職場新人來說，對奢侈品包的渴望可能是一座需要被翻越的山。有個朋友給我講過一個故事，她剛進時尚雜誌時，首先注意到的是每個人桌子上都放著的名牌包，這一幕給了她不小的衝擊。雜誌樓下就是北京的SKP商場，寫不出稿子的中午她時常去閒逛，半年後，她攢好錢去樓下拎回來一個Celine。這一瞬間的舉動纏繞了她多年，為什麼要這樣花掉這2萬塊？
我也曾分期12個月來買一個奢侈品包，後來，我在義大利作家毛拉·甘奇塔諾的《服美役》里看到這段話，感到刺痛，“女性的工資低於男性，花銷卻更大，這樣一來，她們幾乎將賺來的錢都扔回了市場……幾乎所有的廣告都是針對女性的……女性一方面仍被認為是弱者，是低等的，受到輕視；另一方面又是僱傭勞動、無償家務勞動、再生產和消費領域的巨大資源。”這本書寫到廣告與新自由主義體系的虛偽，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我知道，買包的人內心有更複雜的渴求。
在採訪中，我看到了女性各式各樣的買包原因：辛苦工作後、簽單後、出差轉機期間，但不論尋常或富有，不少人都提到一個詞，情緒價值。“這個年頭，能給你確定的情緒價值的東西並不多，談一場戀愛，可能會讓你心慌，買個包我會持續高興很久，尤其是對一個工作非常多、壓力很大的女性來說。”二手奢侈品平台紅布林的創始人兼CEO徐薇笑著對我說，她是許多奢侈品牌的VIC。VIC的全稱是Very Important Client，是一種用來區分VIP的頭銜，有比VIP更高的消費門檻，可以理解為“超級貴賓”。
那么，男性如何看待奢侈品呢？我曾採訪過一位專門研究汽車文化的學者，她在調研中發現，中國的男性有著超乎其他國家的對奢侈品腕錶和豪華車的追求欲，但他們很少會為買了一台寶馬和賓士有罪惡感，他們甚至會說，我買這個車是為了我的家人（普通的車不能接送家人？），或者為了方便談下客戶。他們從來不承認這也是情緒價值。
不過，無論對男性還是女性職場人而言，奢侈品都是他們對自己辛勤工作的一種獎勵。不少人會在攢到第一筆小錢後，去買人生第一個奢侈品包，然後，在升職加薪以後，買下第二個。
其中的悖論也是顯而易見的。一個朋友曾在4A廣告公司做項目小組長，熬夜頻繁，作為項目管理者，她常常要在一天內交付好幾個項目，一度失去私人生活。而網購，成了她僅有能感受到的放風。每次付完錢，她馬上感覺自己需要更努力地賺錢，包成為驢腦袋前的胡蘿蔔。當你年輕，能夠賺很多，並相信日後會賺更多的時候，你可能就會想去買個包，這是個自然反應。
我聯繫上麥小姐，是因為看到她正在閒魚上出售幾十個二手包。她今年41歲，是一個單親媽媽，在昆明開一家承接政府與企業活動的公司。我們打電話時是夜裡11點，她還在活動現場做搭建。
麥小姐是在28歲遇到她的第一個奢侈品包的，那是街邊櫥窗里的一個Gucci錢夾，“那時年輕，看到上面有一個小愛心，又是玫紅的，覺得真是寫著我的名字”。當時，她剛成為一個4S店的市場經理，月薪不到一萬，錢包的價格是她工資的五分之一。
她從雲南山區的一個縣城考到昆明的大學，融入這個大城市之後，也有了努力的目標。“更好的意義是什麼？就是我除了精神層面以外，應該用越來越好的東西。我不覺得這是虛榮，有欲望才會有動力，那句歌詞怎么說的，‘欲望是堅強背後的一道光’。”
29歲，她辭職離開穩定的單位，開始創業，賺到了錢，也開始了自己的買包之旅。她看到一句話，如果女人一生中只能擁有一個名牌包，那么一定是Chanel 2.55。她把這句話寫到了微博願望清單里。
昆明當時沒有香奈兒的專櫃，三四年里，她每次去外地出差，都會去專櫃看看，但都沒貨。直到2017年去北京，逛到王府井，一個銷售突然從倉庫裡面拿了一個羊皮的2.55。銷售說，這隻包本來被人定了，那個人在國外回不來。她看了一下，上面還貼著別人的名字和電話，她立馬就說我要。那時她已經創業2年，年收入漲到近30萬。
“我也不完全是為了要證明自己，因為當時我賺錢能力很好，市場也很好。”那時，她經常在簽了契約以後，或者年終拿到一筆錢，就去下單。旅遊每到一個國家，她也會買一隻包，不一定是奢侈品，也買手工包。她尤其喜歡買色彩艷麗的包——雖然這些顏色後來在二手市場都比黑色保值性差很多。
她最常背LV去見客戶，它一定程度起到了社交貨幣的作用，“我們小地方暴發戶會比較多”。她有一個做生意的老鄉，談客戶時開了一輛斯柯達，客戶出來看到斯柯達，頭也不回就走掉了，後來他就換了寶馬。老鄉用這個例子勸她換台好車，但她沒理會，她的武器是包，不是汽車。
不同的包為麥小姐裝扮了不同的社會角色，見比較高端的客戶，她會背香奈兒，“讓人家覺得你是一個有審美的人，才敢把活動交給你。”這一度能拉近和客戶的距離。有個甲方的高管很愛買包，有一次，這個高管突然對她說，以後不要讓你們公司的A姑娘來做方案了，你來跟我談。麥小姐問為什麼，她說，看A姑娘背的包，都覺得她做不好。A姑娘對包沒有任何追求，但其實最後做執行、寫方案和報價單的都是A。
對於陌生的客戶，她就會背蔻馳，或者更便宜的牌子，這樣“他們就不容易朝死里跟你砍價。”
麥小姐並不喜歡昆明，她喜歡快節奏的生活，但這裡的客戶太悠哉了。她一直是個不安分的人，畢業時，電力系統分配了她四次，她都沒去。她一度嚮往去北京，想進時尚雜誌，大學第一志願報的是北京廣播學院的廣播電視新聞，差了8分。
“從小我就相信，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大於一切，我努力了，回報我是看得到的，總好過我把希望寄托在別人的身上。”這種信念一部分是家庭帶來的——上國中，她的爸媽就離婚了，她的媽媽，一位善良堅忍的雲南縣城教師，沒要撫養費，獨自將女兒養大。大學有攝影課，老師總說，攝影這個活不是女生乾的，她不信，也去扛攝像機。
她談過富二代男朋友，對方的媽媽通過旁人來遊說，希望她以後在家相夫教子，她不同意，這段感情慢慢就黃了。懷孕是意外，也是她自己的決定，當時的男友執意想做丁克，而她喜歡孩子，沒有花太多時間猶豫，兩人和平分手。
把懷孕的訊息告訴母親之前，她躊躇了很久，因為母親有心臟病。她勸母親先把心臟病、高血壓的藥吃好，母親不吃，讓她直說。出乎意料的是母親平靜的反應，母親只說，你自己做決定，並叮囑了一句，以後不要喝薏仁水了。
生了孩子後，她很少再有時間買包，隨後，疫情到來，三年里，公司的活兒大量取消，款收不回來，卻還是要持續墊款做活動，公司的資金鍊多次陷入焦灼，她開始考慮賣包換點錢。
環境變化後，她的心境也變了，“以前我也覺得女人就是要乾一番事業，但是現實看得多了，我也動搖了。包包以前真的對我來說是激勵，一種象徵性的東西，覺得我的努力是會得到回報的，現在我看開了。”
新的自由，是放棄帶來的——“人家說斷舍離，其實斷舍離的不一定是物質，也可能是一段關係，舊的關係你丟掉，整個人能輕鬆點。”她的五六十個包里，有三分之一都拿出來賣了。
去年，58歲的吳美君決定把她的奢侈品全賣掉。當時，她剛從一家外企的總經理崗位上被裁掉，在家整理很久不穿的衣服，一下清點出價值50萬的衣服、包包、鑽戒，她想，賣掉還可以換點錢。
到35歲之前，她都沒有好好逛過奢侈品店。1987年，她大學畢業，到29歲時就升任中國台灣某企業總經理，之後一直在不同的外企做高管，拿很多的薪水。她愛美，但她不愛消費，“（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台灣社會的主旋律是愛拼才會贏，賺了薪水是一定要存起來等著買房子，街上走過滿身都是香奈兒的人，人們會有偏見，覺得那一定是貴婦。那時候我們覺得，拿工作所得去買奢侈品包包，不是年輕女孩該做的事。”
一直到2006年，她進入Timberland做中國台灣區總經理，有一天，在下屬陪同著巡店的過程中，她忽然一個閃念，走進了香奈兒店，買下了一個香奈兒黑色漆皮包。
當時，她正要進入職業生涯的一段高光時期，公司給了她極大的發展舞台，開拓4個市場，她開始在出差期間買包。在中國香港機場轉機看到香奈兒鑽戒，試戴的時候她就想，自己這么辛苦，實在值得一個這么棒的禮物。在新加坡出差，她就進最大的香奈兒店，有喜歡的，當場買下。那時，她背香奈兒包包，穿香奈兒外套，配輕盈的牛仔褲和帆布鞋，在美國、歐洲開會，在老闆的私人飛機上拍照，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在乎的。
那些年，同樣也是全球經濟繁榮、開放的時期，“那時公司業績很好，年終獎金、升職加薪的幅度都很高，比較有安全感，覺得我肯定不可能明天就失業。”買了包，她喜歡借給團隊的人背，這種快樂激勵著每一個人，“每個人都在摸來摸去，他們就覺得，我在那個職位上做得這么遊刃有餘，還可以背名牌包包，那他們通過努力也可以。”
2014年，吳美君調來大陸工作，之後，她一個包也沒買了，一是發現在上海很容易買到高仿，另一方面，她對奢侈品的新鮮感也過了。來大陸八年後，工作不太順利，她決定賣掉奢侈品換點現金，“反正我大概永遠也不會再用它們了。”
全職做博主後，她在小紅書上講過一句話，勸所有的女生都不要去買奢侈品，“說實話我覺得，女生把錢存下來，最好的方式還是買房子，不動產。我台北跟上海各一棟房子，這給我很大的底氣。要買在對的地段，它不會貶值。”
不過，底下有幾千則留言都對此提出了反駁，認為她能這樣輕鬆，是因為她已經擁有過了。
包包里的金字塔
過去十年里，中國人展現的驚人購買力一度占據話題的中心，自2018年起，中國人的奢侈品消費就占到了全球奢侈品消費總額的三分之一。疫情期間，全球奢侈品消費暴跌，只有中國市場相對穩健。到2023年，在全球政治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下，中國奢侈品行業仍有輕微的正向增長。
只不過，這些增長中，有不少值得玩味的變化。過去一年，我頻繁在消費市場裡聽到“香奈兒現象”，有人戲稱，這個品牌是要“甩開中產一度狂奔”。網上有人說，上海白領喜歡背Celine，彰顯格調，到東北街上看到的都是香奈兒爆款。但到現在，一個二手商業內的共識是，“有錢沒錢都喜歡香奈兒。”
另一個吸引了矚目的品牌則是LV，據不完全統計，過去3年，香奈兒漲價了8次，LV漲價了10次。當我們聊到這裡，紅布林CEO徐薇笑了，她說，近年來，漲價的並不只是這兩個品牌，其他的品牌也在漲，只是大眾不知道而已，在她看來，在全球奢侈品行業不景氣下，漲價是奢侈品集團的一個自救策略。
“奢侈品品牌能做到今天，在一百年前肯定是憑藉產品力的，慢慢在產品力取勝以後，第二步，是形成自上而下的影響力，跟身份、社會地位形成綁定關係；再下一步，就是它的價格體系，我要保持自己的價位段，香奈兒往上漲了，愛馬仕看到香奈兒漲，我也得漲，我不漲就跟你在一個檔位了。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漲價就會是一個大家之間彼此競爭的遊戲。”
那為什麼漲完之後用戶還是買單呢？“因為沒有更多選擇，當他們可以買得起LV及以上產品的時候，不會再往下去做比較。”
近一年來，在紅布林平台，香奈兒和LV的經典款是最受歡迎的，它們受歡迎的原因各有不同，徐薇認為，前者跟近年來專櫃頻繁漲價有一定關係，後者則更多地與其品牌認知度廣，以及相對比較保值有關。“雖然經濟增速放緩，但大家還是在買，只是更多人會選最保值、長期具有流行度的單品了。”
愛馬仕也是人們追漲購買的一個典型，作為愛馬仕入門款的Evelyne大象灰斜挎包，在紅布林平台，2024年相比2022年均價增長33%。“這類型的包會在現在的經濟情況下成為一個保值品選擇。”徐薇說。
不過，個體二手商老孟感覺，如今被關注和瘋搶的包也只剩爆款，其他的貨變得更難賣了，尤其難賣掉的，是那些色彩昂揚、誇張的顏色。他有一整面牆的紅色包，即使價格打了折，一個月也賣不出一個。
二手奢侈品平台只二CEO祝泰倪奇曾表示，他正在減少一些小品牌的回收。大數據顯示，一些便宜品牌因為不保值而流通性持續下滑，現在，人們都傾向於選擇標準色（通常是黑色）、好流通的強勢品牌。而花哨款式都屬於擴張消費時期會選擇的產品。
在長楹天街開辦的為期三天的快閃店，老孟帶了約五千萬的貨來，打了不小的折扣，最後只賣了一千萬，大部分的人排隊進去後，只是頻繁地比價、查價，就走了。麥小姐在閒魚賣自己的包，發現大部分時候遇到的都是二手販子，不是真買家，“能賣掉的還是那些流通款。蔻馳、MK那些包都出不了，連Gucci都難出了。”
事實上，相比專櫃，二手市場的價格往往更能反應真實的市場行情——老孟抱怨，雖然香奈兒專櫃一路漲價，但它的二手價格並沒有一路跟漲，相反，價格一直停留在疫情之前，畢竟，會買二手包的人還是普通中產，他們拿不出更多的錢來承擔溢價。“這是供需決定的。”
無人問津的包就像賣不出去的房子一樣，會隨著賣不出去的持續而不斷降價，但越降價的奢侈品，越沒人敢買。這一年裡，最賠錢的包之一，是愛馬仕鱷魚包——洪晃曾在一篇《只知Birkin 不知Jane》的文章里寫道，“我認識不止一個女人，可以為一個Birkin包去殺人。如果是個鱷魚Birkin，那是可以開始大屠殺的。”這個故事如今已經調轉過來。
2023年初，愛馬仕出了一個稀缺尺寸的鱷魚皮birkin，當時，有非常多二手商爭搶囤貨，甚至溢價收購，原價四五十萬的包，炒作的價格一度過百萬。然而，一季度之後，市場情況急轉直下，這些包全部都壓在二手商手裡。到7、8月份，她再去詢價，這個包在同行交易中已回落到了60萬左右。“這跟最近一年北京、上海的大宗資產的價格變化非常類似。富人會重新對他們的一些核心資產進行梳理，包括賣掉一些房產、貴重的包包，而不是再花錢去買入。那么，等這種資產的價格掉到一定程度，水分其實也去掉了一些，也不會再往下降了，但是有價無市。富人不買了，但中產還夠不到它。”徐薇說。
包的世界裡，有一個穩定的財富的金字塔，最頂尖的富人幾乎不賣包，再往下，是賣包的普通富人，再往下，才是買二手的人，隨之財富遞減、年紀遞減。《2020年中國二手奢侈品市場發展研究報告》顯示，76%的二手奢侈品用戶為35歲以下。據只二公布的數據，老賣家提供了70%的上架商品，59%的人年收入超過40萬人民幣。老孟說，有錢人在包上花的只算小錢，他們還會購買奢侈品牌的衣服、領帶、絲巾、帽子、馬鞍、餐具，甚至垃圾桶和狗窩。
老孟去過很多富人的家收包，海南黃花梨的床、桌子，擺滿茅台的酒櫃，車庫裡庫里南的車停一排，理察米勒的表擺了二十多塊，各種克拉數的大鑽戒。他們不會把包當奢侈品，有的已經用得成色很爛。漂亮的展示櫃裡，被整齊擺放的基本上只有愛馬仕鱷魚皮，香奈兒都是混亂堆疊著。很多愛馬仕年份都挺老，2013年、2014年買的最多。不少富人告訴他，對於奢侈品，他們只是剛有錢的時候才感覺需要。
買包不光是因為喜歡，有的客戶上千萬一年地在專櫃消費，只是為了保持在愛馬仕或香奈兒的VIC身份，像北京這樣的地區，買家競爭尤其激烈，每半年就要重新更新VIC的名單。品牌的VIC體系，是一種高度篩選的身份象徵，是奢侈品在階級性上表現到極致的體系，也是奢侈品牌一種抓住客人的手段，成為VIC，會得到專屬的貴賓室接待、節日和生日會收到定製的高端禮品，其中被邀請至國外看秀、參加品牌的時尚晚宴，與品牌的形象大使共進晚宴。這些場合也為他們提供了擴展人脈、維持身份的機會，不少VIC也成為了網紅。為了保住自己的身份，有的人每兩個月上新就去買些自己不喜歡的東西，老孟幾乎每個月都會接待一到兩個VIC，他收到這些包和鞋時，上面往往還包著膜和包裝紙。有客戶打趣說，自己不是VIC，是VIP中“P”。
所有的二奢老闆都珍視這樣的賣家客戶，收包時，老孟經常在算好的價格上加幾百，他把這當一種情緒價值服務，“你說我收人家十幾萬的貨，給人加三五百，為什麼她能那么開心？她不是差這一點，她就是需要情緒價值。比如蔻馳的二手，很多商家都不收的，收這個包我可能賠錢，但我是覺得，這個人能買五個蔻馳，也要花一萬塊錢，十幾年前能實現蔻馳自由的人，也不是一般人，你賠一點錢，交個朋友，以後別人有好包才能賣給你。”
不過，把包賣掉，很多人並不是不買了，換包有喜新厭舊，但隱形的規律永遠是“升級”，而升級的終點往往只有香奈兒和愛馬仕。有人把愛馬仕銀扣喜馬拉雅鱷魚皮出給二手商人，這是一款在某些地區要累計消費上千萬才有資格排到的包，二手價在上百萬。她解釋，把它賣掉，是因為自己已經買到鑽扣了（二手價200多萬）。
什麼樣的人在買二手包？
這么大量的、不少看起來很過時的二手包，真的能被市場消化掉嗎？懷著疑問，我來到徐薇的公司紅布林，這是位於北京東北五環順義的一座科技大樓，同一棟樓里，另一家科技公司正在造車。這是國內最大的二手奢侈品回收公司之一，提供寄賣和回收兩種服務，已有數百萬件商品從這裡循環出去。
每一個寄來的二手包首先抵達紅布林的處理中心，這是一個半個足球場大小的開闊空間，從收貨，到過鑑定，再到上架編輯，有一套標準化流程。再一轉，我們就到了庫房與直播區，這裡就像一個博物館，密密麻麻陳列著各色的舊包，貨架之間則點綴著數十個直播台。每天中午開始，若干皮膚光滑白皙的年輕女主播在貨架之間坐下，客戶只要在手機app前點單，平台就會像打車派單一樣把包派給一個女主播。說著，公關給我指了一個位置，這裡業績最好的女主播，曾經是央視記者。賣奢侈品不能僅展示商品，她們還需要講解它古老的藝術文化。
不過，讓中國買家對二手包感興趣的最主要原因，是便宜。只二CEO祝泰倪奇曾表示，中國買家對傳統二手時尚行業背後承載的環保、減碳、循環利用、社區互助等主題興趣不大，更關注的是“性價比”。
根據紅布林的統計，經常買二手包的用戶主要是30歲左右的女性用戶，一二線城市居多，職業分布比較廣泛，主持人、律師、教師占比較高。同樣，對商家來說，選擇收哪些二手包，需要考慮一二線城市的35歲以下人群的喜好。在老孟收包的現場，一個年輕男學生帶來兩兜男包，說都是家裡收到的禮品，然而最後，他不得不帶回家一兜子，因為沒有那么多男性在求購二手男包品牌，“用他那些登喜路包的都得60後了，60後不會消費二手奢侈品的。”
《中國二手奢侈品市場發展研究報告2020》提到，我國二手奢侈品市場規模僅占奢侈品行業市場規模的5%。而在已開發國家，這一比例達到20%以上。8年前，天津人老孟進入二奢行業，發現當時大眾普遍對二手不太接受，也很怕被人知道自己在賣包。“當時來買的客戶總是問，這些賣包的人是不是因為沒錢了才把包賣了？這種包多便宜我也不買。我的顧客90%都是做生意的人，本來就講風水。”
徐薇曾試圖遊說某60後業內著名投資人來投資，該投資人投過中國許多知名企業，她只投“大的東西”。電話中，她全程表示質疑，不相信二手會變成大的消費趨勢。徐薇給她解釋，因為年輕人需要出入一些社交場合，有背好點的包、戴貴點的手錶的需求。投資人的第一反應就是，再攢點錢買新的唄。最後這個投資就散架了。
在我們採訪前一天，日本三井集團的投資人正好來紅布林拜訪，這個投資人投了日本最大的二手交易的平台。投資人對徐薇感慨，日本在七八十年代也曾經是全球奢侈品的第一大消費市場，在泡沫經濟破滅後的幾年，就逐漸成了最大的二手奢侈品供給中心——當經濟成長放緩，而年輕人已經習慣了好的品牌，很難接受直接意義上的消費降級，這時候，一些替代性的消費選擇會出現，二手是其中一個。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強國，到處充斥著“買下紐約”的豪言，社會的消費信心高漲，人們擠滿紐約、巴黎的奢侈品店，有的地區曾一度人均持有14個LV包。“因為東亞文化里的權威制是非常顯著的，我們特別需要代表身份象徵的東西。”眼下，徐薇相信，二手觀念會慢慢滲透市場，“中國過去經濟快速增長，出現了本土一代的超級富豪們，奢侈品牌給中國市場做了很多的定製款，所以我們市場上會有很多的硬貨。跟日本投資人交流中提到，前些年，二手奢侈品市場的供給端，很大程度轉移到了中國市場。接下來，國內市場可能就會成為一個最大的二手供給中心。”
在徐薇看來，中國職業女性與包的故事並沒有我們想像得那么長——事實上，在最早一批女性職場人賺到錢時，大部分人還不敢消費奢侈品。21世紀初，徐薇考上北京大學，大二時，她去香港大學交換念書，發現香港簡直就是個“花花世界”，那時候北京還沒開發三里屯，沒有SKP，半年後結束交換，她運了一大箱時髦不貴的香港本土品牌的衣服回來，但回來之後再沒穿過，太“先鋒”，露肚子、露肩膀，走在校園格格不入。
再後來，她去東京、紐約、倫敦出差，著迷於街上的人們各式各樣的穿搭，“我覺得是一種自我表達”。研究生，她考上英國牛津，用獎學金買了她的第一個大牌包。十年後，她再回到北京，那已經是2010年，她還是疑惑，“中國的女孩子一直都在學習、辛苦地工作，我們掙錢的能力也不亞於全球的一線城市，但我們的穿搭和審美為什麼還是這么趨同和保守？”
不過，就在她發出感慨不久，消費大爆炸的時代來了。但她也發現，另一種審美的日漸趨同也開始了，在社交媒體與算法的影響下，人們喜歡的包的品牌、款式正在變得雷同、整齊劃一，這是另一種保守。也是因此，她有了做二手的願望。
寫這篇稿子的日子裡，我聽了太多的職業女性買包的故事，它有充滿華彩與鼓舞性的一面，但我也逐漸被一種匱乏感包圍，我感覺到意義感的稀薄。消費似乎成了我們重要的公共生活，對於努力的人而言，名牌包包恰逢其時成了承載意義的自我獎賞。買包的女人都知道，買包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穿出去讓別人看，而是我們想要向自己證明，我配得到它。但是，為什麼我們總是如此迫切地想要證明這一點？
不過，老孟的一席話也讓我對買包這件事有了另一種理解，“人是要一直挑戰自己的，你要一點欲望都沒有了，就沒意思了。你覺得背個帆布袋挺好，那你不需要賺那么多錢。人要往上走，奢侈品行業就是一個為了讓更多的人往上爬而生的產業，讓他們知道，只要努力，他就能夠到一些他想買的東西，人每天是要進步的，不然怎么辦呢？”
聊了3個小時，麥小姐已經離開搭建的現場， 一手推著電瓶車，一手拿著電話，走在回辦公室的路上。孩子已經由姥姥帶著在家睡了。她的辦公室就安在家樓下，這是為了照顧小孩和媽媽，媽媽前年做了兩次心臟支架手術。
在閒魚上架一年後，她已經成功賣掉了四個Gucci、兩個愛馬仕（的入門款）、若干愛馬仕的包裝盒子（這也有人買）。我們對話的前一天，她剛把一個Gucci絲絨包打包寄去西藏。她的第一件奢侈品，一千多的錢夾，已經500塊賣掉了。我發現那隻香奈兒2.55也出現在了她的閒魚列表里，但她說絕對不會賣，只是想看看市場上還能值多少。她買下這款包時，花了三萬三，後來它不斷提價，新款已經漲到八萬多了。她告訴我，她在做的是“騰倉”，品牌升級，她只準備保留香奈兒和愛馬仕。“雖然我的夢想清單里還有一個愛馬仕，但可能有一天我存夠錢也不會買了。”
而在那一頭，西藏的買家已經收到了她的Gucci絲絨包，那是一個年輕的保險公司職員，另一場職場進階之路開始了。
採訪、撰文：劉楚楚
編輯：王婧禕
插畫：陳禹
視覺：aube
運營編輯：Yuki
